张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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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刚读小学的时候，村上时常来一个讨饭的中年人。他，衣服算不上整齐却也不破烂，肩上背着一个挎包，里面放着碗筷，手里拿着一支笛子，每到一户人家门口，什么也不说，就是吹笛子。院里的人听到笛声就知道那个讨饭的人来了，多少都会给他一点吃的。
在我的记忆中，那个讨饭的人吹的笛子十分动听。那时而高亢时而低回的笛声，琴瑟和鸣，风情万种，如一弯淙淙的溪流，轻吟浅唱，婉转清亮。只是，每到我们家门口时，他不吹笛子，轻轻地朝院里看一下，就想往下一家去。母亲总是在这时叫住他，让他坐在院里的小凳子上，给他端来了地瓜粥和煎饼，还有自己腌的咸菜。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要饭的人是母亲娘家庄上的，按本村人辈分母亲喊他二哥。他年轻时去闯关东，日子过的也算敞亮，之后被人欺骗，两手空空回到了村里，后来出现了精神失常。村上给他安排了活，他不干。从此，仗笛走天下。
去过的地方越多，受到的伤害越大。在并不久远的1980年代，命运多舛的他，靠着一支破笛子，游走于周围几十个村庄讨饭吃。他像一只孤独的鸟，总在不同的村庄里迁徙。我想，那时的他，心里一定有个念想：就算再难，也要活成一个硬汉。我就曾亲眼看到，那个要饭的他，脚穿着破了几个大窟窿的鞋子，脚趾处磨出了鲜血，依然奔走在想要填饱肚子的路上，在一家又一家的门前吹着优美的笛声。
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段“纯真的年代”。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小的时候，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姥爷家。以至于长大以后，我对姥爷那个村庄的感情远远高于我出生的那个村庄。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大约每到周末或者寒暑假期间，只要是不上学的时候，我都要去姥爷家。
那段时间，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姥爷，被错打成了“右派”，回乡务农。姥娘很年轻时就去世了，舅舅一家又在外地工作，姥爷一个人在家生活。母亲常让我去姥爷家陪他说说话，而我也乐此不疲。
让我不断想去姥爷家的动力，可能就是我在自己的家里找不到存在感，时常感到不被重视，偶尔还会因为淘气而被拳脚相加。到了姥爷家，不但能听姥爷时不时地吟唱他的唐诗宋词四书五经，看看他写毛笔字时的洒脱与豪放，还能有一些好吃的好喝的，那里也有好多我得喊舅舅和姥爷的邻家小伙伴，有了存在感，有了“当客”的感觉。
那时候的乡村田野极具原始风貌，四处灰头土脸的。我时常不走“寻常路”，去姥爷家常常不走乡间土路，偏走庄稼地里，“斜插花”抄近路。那时小孩子穿的衣服也都是破旧的没有鲜艳色彩的灰土色，我走在宽阔的田野里，远处看分辩不出什么，也很少被人发现、被人呵斥。这样，五里路算起来差不多也就是不到四里路的样子。
现在，我闭上眼睛，在脑海里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画面：空旷无边的庄稼地里，绿色的庄稼在轻风的吹动下，频频向着天空招手，随着庄稼的起伏，一个身穿破旧衣服、头发“炸毛”的小孩，小脑袋在长着各种农作物的田地里，时隐时现，时高时低，好不惬意。
大约是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天是星期六，中午放学后，我又像往常一样，去离我们村五里路的姥爷家的那个村庄。我正在田野地奔跑，突然，前面庄稼地里的一个大坑让我摔了个“狗吃屎”，眼冒金星，四肢剧痛。我正躺在那里龇牙咧嘴、大呼痛疼之时，一双大手将我从地上拉了起来，我定睛一看，是那个四乡吹笛子要饭的人。我害怕地看着这个突然出现在庄稼地里的人，调整好身体的姿势，一溜小跑向前冲去。身后传来，那个吹笛要饭人的爽朗笑声，在空旷的田野里传得好远好远。
姥爷家村庄的后面，有一条小河，河底是黄色的沙子，水流不大却很清澈，那时站在河边能看见水里游动的小鱼。在这条小河的边上，有一个泉眼，不断从泉眼里流出清清的水流。村里的人都到这个地方挑泉水吃。泉眼不大，人们来这里挑水，要带着水瓢，一瓢一瓢地将泉水舀进水桶里。若是来这里挑水的人多了，就自觉排队等着，相互攀谈着。
那年的夏天，天特别热，大大的太阳像喷火一样炙烤着大地。整个暑假我都是在姥爷家度过的。一天中午，姥爷村上的好几个青年，来找姥爷聊天，跟姥爷学写毛笔字，所谓聊天就是听姥爷讲一些外面的故事，学练书法就是看姥爷在大大的书桌上挥毫泼墨。
做有兴趣的事情，时间过得飞快。直到太阳偏西，大家肚子都饿了，姥爷才想起来要做饭。姥爷想留那几个人在家吃饭，可能是觉得打扰时间太长有些过意不去，就都回家了。姥爷开始刷锅做饭，炒出一个菜后，姥爷告诉我，缸里的水不多了，等会做饭可能不太够，让我去村后的泉眼那里挑点水，还特别嘱咐我，挑半桶就行，太多了挑不动。我那时个子不高，大人挑的勾担，我挑不起来，只好将勾担两头的铁勾子绕过水桶把手挂在勾担的木柄上，减少水桶和铁钩的高度，我挑着勾担，两头挂着两个水桶，往村后走去。
那时的天是真的热，太阳就像挂在头上，烤的身上火辣辣的。我那时也就八九岁的样子，大街上没有人，我挑着水桶慢慢地向村后走去。走着走着，我不由的开始身子转着圈地走，两只水桶在身体的旋转下随着飞舞，转了大约有个几十个圈，两只水桶“框”的一声，掉在了地上。响声惊动了附近人家的一只大狗，大狗狂叫着呼啸而来。还算机智的我，手里拿着没挂水桶的勾担，与那只大狗对峙着。狗欺生人。可能是从没见过我的缘故，还是欺负我个头太小，那只大狗不依不饶地要与我拼杀撕咬。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巷口跑来了一个人，大声呵斥着那只大狗，手里的那支长长的笛子，此刻变成一个可以御敌的武器。在他的大声呵斥和用笛子的驱赶下，大狗向远处跑去。“这是谁家养的狗，也不知道拴起来，咬着人怎么办？”那人我认识，是吹笛子要饭的那个人，“哎，你不是二叔家的小外甥吗。”我看了看他，笑了笑，没说话，拾起水桶，挑着勾担往泉眼那里去。
等我把两小半桶泉水挑回家的时候，我看见姥爷正在堂屋的大书桌前写着毛笔字，嘴里还吟唱着他的唐诗宋词。见我挑水回来，姥爷说，挑点水怎么这么长时间，看来你也不是真饿。
那时农村里没有超市。村里唯一的门市部，只供应一些洋油、醋和盐等生活必需品。每五天一逢的集，就成为各家各户购买生活用品的去处。姥爷最常赶的集，是离他村四里路的镇上的集市。姥爷常常领着我一起去赶集。那时都是步行，走在村庄一路向北的路上，三三两两的村民，背着布袋的，拿着提包的，推着胶车的，形形色色。姥爷赶集最爱挎着的是当地用柳条编成的椽子，椽子的周边，他用毛笔写着俊秀的隶书字体，某某镇某某村，谁谁谁。
一次，姥爷领着我去赶集。正在走着，我看见手拿笛子要饭的那个人向姥爷走来。“二叔，赶集。”他与姥爷边走边交谈起来。“二叔，您是个文化人，又有见识，经多见广，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苏轼与东坡是什么关系。”我知道他一下子打开了姥爷的话匣子。姥爷边走边告诉他，“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就是东坡，东坡就是苏轼，东坡是苏轼的别号。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至黄州。后来他在城外的叫东坡的一片山坡上耕种，种粮食种蔬菜，虽是被贬依然活得精彩。心若没有归宿，到哪都是流浪。苏轼的豁达乐观，对待人生坎坷的云淡风轻，受到当地人的喜爱。从此，人们都叫他苏东坡，他也有了别号。说这些的时候，姥爷的脸上，一脸淡然。
姥爷边走边与他交谈，他们谈论文化和古人时的面部表情，时喜时悲，时怒时稳，俨然就是胸怀天下的学者在探讨人生。我发现，这个四处讨饭的吹笛人，虽然过的艰难，但心中也有他关心喜爱的东西。
我想，那时的他，就是把别人眼里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洒脱人生。当时，我涉世未深，肚子里没有东西表达我幼时的想法。现在想来，我当时应该想的就是，不堪的外表下，藏着一个高尚的灵魂。认识一个人，外表和举止，只是外相，不是本质。一个人五人六、冠冕堂皇的人，内心可能正在谋划着一个肮脏恶毒的计划。一个颠沛流离、受尽折磨的乞丐，内心也可能有着一个圣洁的殿堂。
后来，我去了城里读书，又在当地参加了工作，家乡成了故乡。姥爷也得到平反补办了离休手续，舅舅从偏远的地方调到城里，姥爷搬到了城里舅舅家里生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个四处讨饭的吹笛人。
时间像流水一样，不断流逝。随着身边亲人们的相继离世，我也越发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前不久，我去姥爷的村庄为舅舅上十年坟。空暇时间，我聊起那位讨饭的吹笛人。我才知道，他早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村里人说，那是个好人，四处讨饭，却默默地把庄上的坑洼道路填平。有时，他还会接济比他更穷的人家等等。
那优美的笛声，起伏的旋律，一直储存在我的心里。很多年以来，一直在点亮我心里的那束光。不光是光，还有慈爱和善良，虽然不那么耀眼和光芒，只是平平常常，却如我们的日子一样，敞敞亮亮。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才是完美的开始。面对迷途和苦难，如果没有困惑中的坚守者，没有卑微中的激昂者，我们哪有颜面去面对吹笛人这样的在困苦中依然心存善念的人。好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束光，这束光会照亮我们去追寻明天的太阳。
我们都曾在困苦和孤独中，彳亍前行，都曾在黑夜里舔舐着满身的伤疤。写完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转身向窗外看去，这条穿城而过的大河，几百年来一直默默地流淌着。不远处，浩渺的水面上，波光粼粼。灿烂阳光下，一群群水鸟正在上下飞舞。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潮湿了起来。
愿我们心存希望，活成自己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