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五岁那年

在农村最忙的时候，就是初夏的麦收时节。连续几天的大太阳，加上几场干燥的西南风，田地里大片大片的麦子就从绿色和黄色相间转眼间变成一片片的金黄，麦秸干得只要有一丁点儿火星就会燃烧起来，成熟的麦穗张着麦芒像用微笑等待主人的收割。那几天，村民们必须不分黑白昼夜地抢收地里成熟的麦子。否则，一场大雨或是一场大风就可能将一家人一年的口粮，损失殆尽，颗粒无收。

这个时候，村里的每家每户不分男女老少都会齐上阵，抢收地里成熟的麦子。大人干大人的活，割麦拉麦打麦扬场晾晒，孩子干孩子能干的活，在家帮忙烧火做饭往地里送水送饭帮着往地排车上抱麦捆卸麦捆。一些年老确实不能干重活的老人就在家里帮助照看几个儿子家或那些孙子家的娃娃们。麦收时节的那几天，整个村庄黑黑白白的都在忙碌中，村民们就连见面也没有平日里的闲聊与寒暄，都是匆匆忙忙脚不着地，颇有些“全民皆兵”的味道。

几十年过去了，我总会想起年少时光里那段特殊的印记。十五岁，本该是埋首课本学习知识和追逐嬉闹的年纪，可我却攥着粗糙的农具，在田间地埂上扎下了脚跟，成了一名懵懂又执拗的小农民。从那以后，我生命中的某些部分，似乎永远地滞留在了那片土地之上，滞留在那个十五岁少年的身体里。

那年，我十五岁，在乡镇中学读初三下学期。春节刚过去不长时间，春季的风还没吹完，空气里到处飘浮着各种花香的味道。我没有像班上的前十多名的同学那样走进提前几个月进行的中专预选的考场，而是默默地卷起那个破旧的铺盖卷，离开了初三下学期的教室，离开了那所乡镇中学，回到了我出生的那个沭河岸边的小村庄。

从乡镇中学到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有八里路的沙土公路，那天我回家的这条路，我走了整整一个下午。肩上那卷单薄的行李，越来越沉，仿佛不是压在肩上，而是压在我的心里。那条乡镇之间的沙土公路我走了两年半多，此刻既熟悉而又陌生。公路两旁高高的白杨树上的嫩绿叶子，被春风吹得发出哗啦哗啦的干巴巴的声响，像一种无情而挖苦的讪笑。我知道，这条路的尽头不再是有着围墙的校园和朗朗读书声，而是无边无际的田野，等待着我的也将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涯。

我也没有参加学校组织的毕业典礼，我感觉那是对我的嘲讽。我的“毕业典礼”是一场无声的交接。那天傍晚，我回到家里，母亲接过我的铺盖卷什么也没说，只是在那盏昏黄的煤油灯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第二天的上午，母亲将一把使用了多年的破旧的挖地的铁锨，郑重地交到了我的手里，她让我去南湖的地里去挖地。那把铁锨的木柄被岁月和汗水浸润得油光发亮，从母亲那布满老茧关节粗大的手中，传到我这双还带着少年稚嫩的手上，好像一个时代，便这样完成了它沉默的交替。

年少的我曾认为，在天地之间劳作是一种自由，可这份懵懂的憧憬，很快便被沉甸甸的农活磨成了实打实的敬畏。我的第一个师傅，是我家里的那头老黄牛。它，高高的肩峰，腰长腿壮，耕地时它一个牛就能拉动一个大步犁。它有个朴拙的名字，叫“大黄”。它的身躯像一座土黄色的肌肉虬结的小山，有着一双巨大的弯月似的犄角，它沉默的眼睛里，有着几百年农耕文明沉淀下来的一种逆来顺受的温顺与悲哀。

我的父亲当时还没调到乡镇中学去，他还在管理区的联中教学，一个人代着几个班级的课程，天天很忙，没有时间去耕地种地，即使有时间他也不会牵牛扶犁耕地。我们家的责任田大都请本家的伯父叔叔等人抽空给耕耕。回到家里后，我自告奋勇地给母亲说，以后家里的地我自己去耕。母亲不以为然。

学习耕地，是农村庄户生活里第一等的学问，也是最残酷的成人礼。我在田间地头看了几次人家是怎样牵牛耕地的，我就决定自己去亲自耕地。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用地排车拉着沉重的木犁和耙地用的土耙，木犁的扶手上挂着用布包包着的两个煎饼和一个水壶，那是我的午餐。我一边拉着车一边牵着大黄，走向村子东北面那片被称为“裤裆地”的田地。我们村的这块田地位于临近的两个村庄土地的中间夹缝里，被人们俗称为“裤裆地”。名字虽为裤裆之地却也是风光旖旎，站在那片土地之上，向远处看是蜿蜒俊秀的苍马群山，起起伏伏，像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近处是阡陌相间和诗画田园，绿意融融，身处其中像是被谁给画进了油画之中。不远处还有一条叫“牛腿沟”的小河，弯弯曲曲，清清的河水，哗哗的水声。

到了地头，我把耕犁从地排车上搬下来，给大黄戴好了拉动耕犁的梭头，我把耕犁插进泥土，学着大人的样子，憋足了气，喊出一声短促而陌生的“驾——！”同时抖动了手里的缰绳。大黄猛地向前一拱，沉重的犁铧吃进土里，一股巨大的来自大地深处的反作用力，瞬间通过犁身传到我扶着犁梢的双臂上。我像一个毫无准备的稻草人，被猛地向前一拽，又一个趔趄差点扑倒在地。犁铧在土里歪歪扭扭，划出一道丑陋而浅显的沟，像大地上一道流脓的伤口。我慌了，使劲往后扳着犁梢，嘴里胡乱地吆喝着“喔！喔！吁！驾！”可大黄听不懂我这杂乱无章的指令，它时而停下，时而猛走，犁铧时而深陷，时而飘出地面。我的汗水不是流，是直接从每一个毛孔里喷射出来，模糊了眼睛糊住了眼镜，咸涩地刺疼着嘴角。我的手臂腰背，每一处肌肉都在疼痛，那是一种被生生撕裂的痛楚。

那时候的太阳格外毒辣，太阳高高地悬在头顶，将阳光洒在我的身上，火辣辣的，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流进眼睛里，涩得生疼，顺着脸颊滑落，滴在泥土里，瞬间被吸干，只留下浅浅的印记。一趟到头，我回头望去，那片被我“耕”过的土地，波浪起伏，深浅不一，简直是一片狼藉的战场。一种巨大的沮丧和屈辱，像冰冷的河水淹没了全身。我瘫坐在地头的田埂上，把脸埋在沾满泥巴和汗水的手臂里，我几乎要大声地哭出来。

就在这时，大黄回过头，用它那温顺而湿润的大眼睛，静静地看了我一眼。它鼻子里喷出两股气体安静地站在那里，仿佛在等待，也仿佛在安慰。我忽然平静了下来，我站起身来到它身边，用手抚摸着它脖颈上温热而潮湿的皮毛。那一刻，我不再把它看作一头牲口，而是一个与我共同面对这片土地的沉默的伙伴。

我重新扶起木犁。这一次，我不再急躁。我细细体会着犁铧吃土的深浅，感受着大黄步伐的节奏。我的吆喝声，不再是紧张尖利的叫喊，而开始试着变得沉稳悠长，带着一种与它商量的语调。我的身体，也开始学着顺应大黄的那股力量，不再是僵硬地对抗，我和大黄之间变成一种有节奏的微微的起伏与联动。

一趟两趟三趟，太阳毒辣地炙烤着大地。我的手掌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沾在犁梢上，钻心地疼。但我顾不上了。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那犁铧划出的越来越直越来越均匀的泥浪上。那翻卷起来的带着潮湿气息的黑色泥土，像一朵朵盛开的花，在我的身后慢慢铺展开来。当太阳偏西的时候，我终于将那一亩多“裤裆地”耕完时，虽然筋疲力尽，但看着那片被翻耕得崭新且驯顺的土地，一种混合着极度疲惫与巨大成就感的情绪在我的胸腔里鼓荡着。

我坐在地头休息了一会，吃着从家里带来的煎饼喝着水壶里的凉开水。大黄在路边啃着野草。休息了一大会儿，我决定开始耙地。在我还在读初二的那年秋假，我就跟本家的二叔学会了蹲耙和耙地。耕过的地，是粗糙的，有一片片的土坷垃，需要用土耙来细细地拦荡平整。那是一种带着铁齿的木耙，人站在上面，由牛拉着前行。这需要很高的技巧，重心要稳，力道要匀，才能将大块的土坷垃耙碎，将土地梳理得如同母亲准备包水饺的案板一样平整光洁。

蹲耙和站耙这活很锻炼人的胆量，耙地时适当增加木耙的重量，既可以平衡木耙又能有效地压碎土坷垃。我站在木耙上面，两只脚分别站在木耙的两个木框上，一手拉着指挥大黄的绳子，一边在木耙上平衡着自己的身体。不能被颠得从耙上跳下来，也不能让耙齿吃土太深，那样拉不动。不一会儿，我就找到了耙地的那种感觉，身体仿佛成了木耙的一部分，随着地面的起伏而自然起伏，脚下的土地，不再是桀骜的对手，而成了可以对话可以塑造的伙伴，我刚刚耕完的那块地就这样被我耙的平平整整。

在农村收割的麦子要及时送到打麦场上去。割麦之前，要提前“按场”。按场就是将打麦场用碌硾把那块场地压平展不起土、光光滑滑的。每次按场都要是在下完雨地要干还没全干的时候，早了地上都是水会和泥，晚了地干了就压不下土。按场不能使用牲口拉碌硾，如牛或驴等，这些牲口的蹄子会在场地上留下深深的脚印，形成一个个的小坑样的窝子，那样在晾晒粮食时，粮食会存在小窝子里，不好堆放和收场。

按场必须是人拉着碌硾一圈圈地碾压，直到把场地压得平平整整不起一点尘土才行。每一次按场我都是和本家的几个大哥一起拉碌硾，在那里不停地转圈，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才能结束，直到把那片大大的场地压得平展发光不起土才行。一般的打麦场在“按场”时都要一天按上一次，连续碾压三五天才行。

如果说耕地耙地是与土地的角力与对话，那么每年初夏的收割麦子，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盛大而残酷的劳动盛典。那是六月，金色的燃烧的六月。成片成片的麦子仿佛在一夜之间就约好了似的，齐刷刷地一下子都黄了。那是一种辉煌到极致也脆弱到极致的黄。一阵大风，一场急雨，都可能让这满地里的粮食，化为乌有。“抢收”，这个“抢”字，用得再贴切不过。那是一场战争，主角是农民，对手是天气是时间。

天还墨黑着，凌晨三点，母亲就把我们兄妹几个喊醒。镰刀在头天晚上就已经磨得锋利，在月光下泛着青幽幽的光。早早地吃上一点东西，我们一家几口人便拉着地排车带着绳子和镰刀钻入了成熟的麦田，瞬间就被那齐腰深的密不透风的麦浪所吞没。

空气里弥漫着麦芒和尘土的味道，呛得人直想咳嗽。我弯下腰，左手拢住一把麦子，右手挥动镰刀，贴地皮轻轻一拉，“唰”的一声，一把沉甸甸的麦子便应声倒在怀里。那声音干脆利落，带着一种收获的残酷的快意。然后，将手里的麦子放在身后的麦堆上，再找几根长长的麦子拧成一股草绳样，在那一堆麦子的中间捆上。这样，一个个的麦捆就留在我们的身后。刚开始，我不得要领，割得慢，麦茬留得高，还时不时被麦芒刺得胳膊上脖子上全是红点，汗水一浸，又痒又痛。

太阳升起来了，火辣辣的阳光毫无怜悯之心。麦田像一个巨大的蒸笼，汗水不是一滴一滴地流，而是一道一道地像无数条小溪，从额头脸颊脊背胸前奔涌而下，浸透了衣裳又很快被晒干，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碱。我的腰，是第一个开始抗议的。从酸到胀到麻木，到最后，仿佛不是自己的了，只是一段僵直的不属于自己的木头。每一次直起腰来，都听得见骨头发出“嘎巴”的脆响，眼前乱冒金星。

父亲和母亲就在不远处的前方。他们的背影被汗水湿透，衣服紧贴在身上，显出一种瘦削的令人心疼的轮廓。父亲和母亲几乎没有停歇，他们的动作，有一种经历了无数个六月磨砺出来的近乎本能的韵律与耐力。那沉默而坚韧的背影是对我最好的鞭策和鼓励。

中午，我们就在地头的树荫下，啃几口母亲带来的地瓜或玉米煎饼，喝几口用烧水壶装着的已经晒得发烫的凉开水。然后，顾不上休息，又钻回那片金色的海洋里。手臂被镰刀柄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虎口被震裂，用布条一缠，继续挥舞。

一天两天三天，当最后一片麦田被我们收割完，当那一个个金黄的麦捆矗立在打麦场上时，我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躺在堆满麦秸的场地上，身体像散了架，每一个关节都在呻吟。但看着那满场的丰收，嗅着空气里新麦的香气，一种巨大的近乎虚脱的满足感，会从心底最深处缓缓升起。我们用最原始的体力，从土地里抢回了生存的资本，也完成了一场对自我意志最严酷的淬炼。

麦子割完运到打麦场上，只是收割的一部分，紧接着的就是打麦子。一开始那几年，是用原始的方法打麦子。把收割来的麦子分批摊放在打麦场上，几个人拉着那个大大的石头做成的碌硾，在麦子上转着圈的压，压一会儿还得将麦子用木叉翻一翻。毒辣的阳光下，我光着头，肩上拉着碌硾的粗绳，在麦穰里转圈，麦芒和尘土落在身上，奇痒无比。嗓子里像喝了一碗辣椒水，猛咳嗽几下，嘴里吐出的是黑黑的浓痰。

后来，农村有了机械打麦机，不再用人拉碌硾打麦子了。但当时的机械打麦机是半自动化的，必须人工往机子里输送麦秸，多了不行，容易把机器憋死，所以就得有人提前将麦捆中间的那道麦绳解开或扯断，然后递给往打麦机里输送麦秸的人。那几天，家家户户都想着赶快把收割来的麦子打出来，村里也就那么几台机械打麦机，只有一家一家地排着号等着。

有时，排到我们家用打麦机打麦子时，已经是凌晨一点，父亲母亲便把我们兄妹几个从睡梦中叫醒。有时，我是半眯着眼，边往打麦场上去边在模模糊糊地瞌睡着。到了开始打麦子的时候，可就得瞪起眼睛了，因为那个打麦机器没有什么防护，非常危险，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将人的胳膊头发什么的咬进机器里，造成重大伤亡。机器轰隆，我手忙脚乱地搬运着麦捆，解开麦捆递给往打麦机里输送麦秸的父亲，手划破了没有时间去管，麦芒和尘土呛得喘不过气来，脸上眉毛上头上衣服上落满了灰黑色的尘土和麦秸粉碎后的碎末。父亲站在打麦机的进麦口往机器里输送麦秸。

在那个昏黄的灯泡下，父亲的脸上落满了厚厚的一层尘土，在大声喊我们时，我看见父亲漆黑的脸庞下偶尔闪现的白色的牙齿。母亲负责用木锨在向外趟麦子的地方往远处转运麦粒。哥哥站在出麦穰的地方，用木叉往外搬运已经没有麦粒的麦穰。妹妹也忙着搬运麦捆，在出麦穰的地方麦穰堆的多了的时候，她又跑过去帮助挑麦穰。无论年龄大小，只要机器运转开始打麦，大家就是手忙脚乱地忙活着，谁也不会停下来更不会喊累。那个紧张的节奏，容不得你有哪怕一分钟的懈怠。后来，我进了城里工作，但一想起，初夏的农村割麦子和打麦子的场景，我的心里就有一种恐惧的感觉。

直到后来，农村有了联合收割机，收割和打麦都在田地里一次性完成，这极大地方便了村民，也让村民从此不再受之前那样的割麦和打麦之苦。麦子收割脱粒晾晒之时，还得再忙着抢种，无论是种玉米还是种地瓜种花生，都是在快节奏中完成的，这叫“不误农时”。

田间的农活从来没有停歇的时候，播种完还要浇水。我挑着水桶，去田边的小河里挑水，河水清冽，映着蓝天白云，也映着我年少的脸庞。我挑着两大半桶的水，走在田埂上，脚步踉跄，水时不时洒出来，打湿了衣衫，凉丝丝的，却驱散不了身上的燥热。浇完水，还要除草，田间的杂草长得肆意，和玉米地瓜等秧苗争抢着养分。年少的我蹲在地里，一点点分辨着玉米苗和杂草，双手飞快地拔除着杂草，有的杂草的叶子边缘带着小刺，划得手掌发痒发红，可我不敢懈怠，生怕慢了一步，杂草便会疯长。

有时候遇到下雨天，别人都躲在家里避雨，我却要往田里跑，担心雨水冲垮田垄，淹没刚种下的种子，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在雨中加固田埂，雨水打在蓑衣上，噼里啪啦响，浑身湿透，冷得发抖，可看着加固好的田垄，心里却多了几分踏实。长大之后的我也常想，如果我这一辈子一直就在农村种庄稼的话，我一定也会是个努力能干的庄稼汉，就是能让土地开出花的那种。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天气逐渐凉爽，天高云淡，群雁南飞。我跟着母亲一起到自家的责任田里，收玉米、起地瓜、收花生。秋天虽然农活很多，但没有夏季收麦子时的紧张气氛。粮食丰收了，播种冬小麦的时间还早，人们就按部就班地收割地里的庄稼。

那年秋天，我和母亲一起到南湖的地里收花生。我蹲在花生地里的墒沟里，用抓钩刨完花生后，再用双手往外拔花生秧子，拔出后再用手拔一拔土里，捡拾落在土里的花生果。一天下来，两手的指尖都磨得光秃秃的，指甲缝里灌满了泥。天黑了，母亲用地板车往家里运我们起的花生秧，她也得回家照顾一下家里的猪牛，给猪喂上食，给牛添一把草。然后再回来继续往家里运花生秧。我则留在地里看着满地的花生。

一轮弯月挂在东方的天空上，秋天的傍晚，凉意嗖嗖，农村的田野里静极了，一只蛐蛐在叫，远处不知是一只什么昆虫也在叫，声音不高却也美妙。一只老鼠从田地里的花生秧边跑了过去。远处传来村里的狗叫声和大人呼喊孩子的声音。地头路边上的那一丛丛野花，在夜色中悄悄进入了梦乡。我抬头仰望秋夜里的天空，繁星点点，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星星在调皮地眨着眼睛，天空的宏大与我的渺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美好。我看着看着想着想着竟慢慢地打起盹来。不一会儿，在母亲的喊叫声中，我慢慢地醒了过来，可能是我干了一天的活太累了，我竟在秋夜里的田野上睡着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在劳作之余，偷偷地写一些不成样的东西。写在用过的作业本背面，我写耕地的疲惫，我写收割的喜悦，写大黄的眼神，写母亲在田埂上捶打腰背的背影。那些文字，青涩稚嫩却无比真实。那是我与内心那个尚未完全泯灭的向往远方的灵魂唯一的对话方式。

一年多的时光，像沭河里的水，悄无声息地流淌而去。我的皮肤被晒成了古铜色，手臂有了隆起的肌肉，手掌布满了老茧。站在田地里，已经和任何一个青年庄稼汉没有分别，只是我比别人多了一副厚厚的眼镜。我渐渐地熟悉了土地的脾气，掌握了几乎所有庄户活的要领。我成了母亲干农活的好帮手。

后来，我离开了那片土地，走向了另一种人生。我走的时候，那是一个清晨。我特意去看了看大黄，它老了，动作更慢了。我抚摸着它的犄角，它用温顺的鼻子蹭了蹭我的手。我还去看了看我耕种过的那些田地，田地里泛着绿油油的光。

我没有多少留恋，但也没有多少兴奋。我知道，我身体的一部分，已经永远地留在了这里。那一年多的“打庄户”经历，早已不是一段简单的青春记忆。它是我精神的“胎记”，是我认识这个世界最原始也最深刻的底版。它让我知道，生命的养分最终来自泥土；最深的哲理藏在最朴素的劳作里。它给予我一副能承受重压的脊梁和一双沾满泥土却又敢于去触摸星辰的手。

许多年以后，当我坐在城市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为一些琐事烦恼时，我总会闭上眼，回到几十年前那个六月的麦田。那灼人的阳光，那割裂皮肤的麦芒，那痛入骨髓的腰酸，那汗水流入眼睛的刺痛，便会无比清晰地复活。这时，我便会获得一种奇异的平静。

那段当农民的日子，没有精致的吃食，没有清闲的时光，每日伴着晨光起身，跟着落日归家。回到家，浑身酸痛，沾着泥土的衣衫沉重，端起饭碗时，双手还在微微发颤，可看着桌上简单的饭菜，却觉得格外香甜，那是自己用汗水换来的安稳，每一口都透着粮食的本味。

傍晚时分，我总会坐在院子门前的石凳上，看着天边的晚霞染红了远空的那一片片天，田间的禾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散发着勃勃生机。那一刻，劳作的辛苦仿佛都已烟消云散，只剩下满心的宁静与踏实。

在我十五岁那年，我曾是一个小小的农民，在广袤农村的广阔天地间，以稚嫩的肩膀扛起劳作的艰辛，在泥土与汗水里读懂了生命的厚重与成长的意义。那段时光，如同一颗饱满的粮食，历经岁月沉淀，愈发醇厚，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也指引着我一路前行，脚踏实地，向阳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