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财富

一

我们老家那地方跟外祖父叫姥爷。

我的姥爷从很小的时候就读了私塾，后来的他在十里八乡里算是个文化人。姥爷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新中国建国后，姥爷在一个地级市的粮食系统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姥爷受到冲击被错打成了右派，回到了他老家的那个小村庄务农。姥爷还是在外地工作的时候，我的姥娘就去世了，姥爷回到农村后，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那时的农村乡镇还叫人民公社，村庄叫大队，大队下面有几个生产队，村民们都称社员。姥爷回到大队后，在生产队当过保管员、社员，看管过生产队的库房。姥爷的家族祖辈就是农村的耕读家庭，诗书田园，在村里有着较好的口碑。回乡后的姥爷，平时在生产队里出工，农闲的时候，庄里有些什么写写画画的都找他。

我很小的时候就记事了，记得那时我有五六岁吧，我整天在姥爷家玩，和姥爷一起生活,和他做伴。姥爷一有空就叫我练习写毛笔字，只是我不愿受练字的苦，就没有听姥爷的话，所以直到现在我写的字让人不忍直视。姥爷还爱唱四书五经，那种吟唱是读私塾的学生特有的唱法，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吟唱起来，很动听。傍晚时分，姥爷坐在院子里的板凳上，双眼微闭，自得其乐地吟唱《早发白帝城》古诗。待吟到“轻舟已过万重山”时，他头微微晃动，脸上露出舒坦之情。让旁边的听者，有一种被引领到唐宋时期、穿越时空的错觉。有时姥爷在锅屋里做饭时，或者在闭目养神间，都会不自觉吟唱起了唐诗宋词。大约有三十多个年头，没有听到这种吟唱了,现在想起来，姥爷的吟唱是那样的震慑人心。

那时候，我的母亲怕姥爷一个人在家挨饿，每隔十天半个月的，都要烙一些地瓜煎饼给姥爷送去,母亲将送煎饼的任务大多数都交给我。在四十多年前,在鲁南沭河流域的那条乡村小路上，一个衣衫褴褛的顽皮孩童，身上背着一包地瓜煎饼，有时在满是泥泞的小路上奔跑，有时走在绿油油的田野里抄近路，那就是童年时期的我在给我的姥爷去送煎饼。

我已记不清那条路究竟走过多少回了。从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到姥爷家的村庄，五里地的乡间土路，像一根被岁月搓揉得发软的草绳，松松地系在两个村庄之间。路两旁是望不到边的田野，春天绿油油的麦苗在风里翻着细浪，秋天高粱红了穗子，沉甸甸地垂着头。松软的路面上布满了车辙，雨天就蓄起一洼一洼的泥水，亮晃晃的，映着碧蓝或灰白的天。每次，我都走在这条小路上，背着一包地瓜煎饼，去给我的姥爷送去。

煎饼是母亲头天晚上烙的。头天下午，母亲将早已泡好的地瓜干，用刀剁碎，有时还会掺上一点玉米粒，母亲一个人推磨将地瓜干磨成糊糊。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坐在鏊子前，一边烧火一边烙煎饼，她双手捧起一大块地瓜糊糊，双手推着地瓜糊糊在柴草炙烤下的鏊子上转，地瓜糊糊便在滚烫的鏊子上摊开成极薄的一层，嗤啦一声，腾起一团带着粮食焦香的白气。那香气是贫穷岁月里最踏实的安慰。母亲将煎饼一张张地叠起来，用笼布包好，再用一根布带子十字交叉地捆牢，搭在我瘦小的肩上。包袱贴着我的脊背，还残留着鏊子的余温，一路走，那温热就透过单薄的衣衫，温暖着我瘦骨嶙峋的肩背。

五六岁的我，是这条小路上的常客。有时跑，泥点子溅到裤腿上，斑斑点点地像开了一路的褐色小花；有时抄近路，直接从那齐腰的麦垄里横穿过去，小麦叶子划过手臂，痒酥酥的。我的心里并没有送饭的庄重，只当是一次小小的远行。包袱里的煎饼，是我通行的凭证，也是我全部的任务。我只知道，这条小路的尽头，姥爷正在他的家里等着我，等着这包粗糙的却能果腹的煎饼。

姥爷的家，在他们村的东头，几间低矮的土坯房，院墙是用黄土合着沙子打成的土墙，土墙的裂缝里长着一束束倔强的狗尾草。大门是一扇破旧的木门，木门的下方早已被岁月腐蚀的残缺不全，门上的油漆早已剥落殆尽，露出木头原本的、被风雨浸成灰黑的纹理。门环是一个生锈的铁圈，敲上去闷闷地响。姥爷家的大门朝东，门口有一块高高的石头，一条窄窄的巷子向南连着院子前的东西大路。

我常常在走到那里时，姥爷家的大门上挂着一把老旧的铁锁。大多数的时候，我便把煎饼包袱紧紧搂在怀里，靠着门口那块高高的石头坐在地上。我坐在那儿，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巷口的那条大路，看那些走路的挑担的推车的牵牛的各种人影，在夕阳拉长的光影里晃动，辨不出哪个是姥爷。

等着等着，眼皮就沉了。头歪在冰硬的石头上，怀里还抱着那包煎饼，竟也能迷糊过去。梦里依稀是姥爷吟唱的声音，那是一种我从未在别处听过的调子，不高亢，不婉转，甚至有些平板，像一条安静而深沉的河水，平平地流着流着，却把字句都浸润得圆润了，有一种古老的韵味。等到我被一只温暖粗糙的手摇醒时，我慢慢地睁开眼，天色已是傍晚，暮色四合，村庄笼罩在一片炊烟之中，姥爷就站在我的跟前，他圆圆的脸上带着歉意的笑：“又睡着了？赶快回家，别着凉了。”

那扇破旧的大门“吱呀”一声打开，走过一个长着高大圆枣子树的院子，进入堂屋，屋子里混合着旧书籍、墨汁和尘土的气味，这就是姥爷一个人的世界。姥爷点上那盏有着玻璃罩子的煤油灯，豆大的火苗跳动着，将我们爷俩的影子放大了，颤巍巍地投在屋里那斑驳的土墙上。

不一会儿，姥爷就开始做晚饭，我蹲到锅屋的土灶前拉风箱。在风箱单调的“吧嗒吧嗒”的节奏里，火苗在灶膛里一明一灭，舔着乌黑的锅底。姥爷则忙着舀水，淘洗几把蔬菜。这时，他的吟唱便又开始了，他边洗菜边吟唱，不是唱给谁听，更像是他呼吸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起初是低低的，近乎自语，慢慢地，那调子便清晰起来，在狭小的灶间回荡：“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或是：“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当时，年幼的我听不懂那些文绉绉的词句，只觉得那声音有一种奇特的魔力。它不是音乐，比音乐朴素；它不是说话，比说话庄重。它让这清贫的烟火缭绕的夜晚，忽然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宁静与辽远。火光映着姥爷的侧脸，他的眼睛望着虚空中的某一点，神情专注而平和，仿佛那些千年前的圣贤，就隔着缭绕的蒸气，与他相对而坐。屋外是沉沉的夜，屋内是暖暖的火，和着这潺潺如古井水般的吟唱。忧愁是什么？在那个时刻，我从姥爷舒缓的眉目间，找不到一丝的忧愁痕迹。

姥爷在他附近的几个村庄里，是出了名的老实人文化人，四里八乡的谁家有了喜事丧事的，都要请姥爷给帮忙。谁家有了喜事了，姥爷就给人家写对联，写亲朋好友"封礼"送来的"喜帐子"。谁家里有老人去世了，就请姥爷去当"座柜"的,给人家写挽联什么的。姥爷是个热心肠的人,有时遇到家里穷的庄邻有个喜事什么的,他就自己买来纸和墨,写好后就给人家送去。

二

姥爷早年离家参加革命，在抗战期间就为国效力，后来在一个地级市的粮食系统工作，本是有公职的文化人。一场文革风暴，将他从那个有序的世界连根拔起，抛回到这片生养他的贫瘠土地里。

从“先生”到“右派”，从干部到社员，其间的云泥之别，他从不与我言说。他只是一头扎进了这乡邻的具体而微的悲喜里，在替人书写红白喜事的过程中，或许，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确认了自己与这片土地这些乡亲之间，那割舍不断的丝缕联系。笔墨是他的桥梁，一头连着孔孟的诗书礼义，一头连着乡间的婚丧嫁娶和人情冷暖。

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里的土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村民们自主耕种着自己的责任田。姥爷分的那块责任田就在他们村西渠道的西边，是一片平展的沙土夜潮地。姥爷那时自己耕种着他的一亩多土地，说是他耕种不如说是他照看侍弄着那块地上的秧苗，耕地耙地播种等技术活都是姥爷家族里的人帮忙给弄的。姥爷搞一些文化学识方面的事情轻车熟路且情有独钟，但干起农村的笨重庄户活确实是不太精通。秧苗长出来后，需要除草施肥，年少的我就成了姥爷的好帮手。

烈日酷暑下，我和姥爷一起在地里除草，姥爷边除草边吟唱自己的四书五经。当时的我曾经天真地认为，姥爷家的庄稼一定会比别人家的庄稼长得更饱满，收获的粮食也会比别人家的更香甜，因为这些秧苗是在那么动听的吟唱声中长大并丰收的，它们除了吸收土地的养分以外，还时常沐浴在文化的熏陶之中。到了收获的季节，我和姥爷一起刨地瓜、起花生，那块地是沙土夜潮地，刨地瓜起花生时也特别地省事，用手拔拔成熟的秧苗再捡拾一下地里的果实就可以了，我们爷孙俩干得很轻松，不像我们村里的黑土地那样费力又费劲。

后来，我渐渐地长大了，上了小学和中学。给姥爷送煎饼的间隔，从十天半月，拉长到一个月或两个月。但寒暑假，我必定是长住在姥爷那两间土坯房里的。夜晚，我们躺在一张床上，窗外是唧唧的虫鸣，和一整个高远的星空。姥爷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吟唱，有时他会给我讲一些故事，讲曲阜孔庙的柏树有多么苍劲，泰山极顶上的日出是何等壮观。他的声音在黑暗里不断流淌，那些遥远的我未曾经历的时代和地方，便像一幅幅泛黄的画卷，在我眼前缓缓展开。

姥爷很少讲十年文革，那场将他席卷的厄运，只是偶尔在长久的沉默后，会轻轻地叹一口气，那叹息轻得像窗外飘过的一缕夜风，但落在年少的我的心里，却有千钧之重。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姥爷的心里，装着另一个浩大而曲折的世界，那个世界有光，也有深不见底的幽暗。他只是用一层平静的甚至有些乐天的外壳，将那一切小心翼翼地包裹了起来，只将最温和最明亮的部分，漏给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外孙子。

中学毕业的那一年，我没参加升学预选考试就提前离开了学校。之后，我又瞒着家人离家出走，自己一个人跑到了南京、上海去闯世界。在上海，我睡在上海第二钢铁厂制钢车间旁的简易草棚里，白天在大上海的街头四处流浪，后来在上海的大街上摆摊时被城管人员追赶的四处逃窜。为了能有一口饭吃，看尽了各色人等的冷眼与呵斥。黄浦江沿岸的霓虹灯是别人的，高楼大厦是别人的，连街边飘来的食物香气，都是别人的。我只是这座庞然巨兽脚下一粒微不足道的挣扎求存的尘埃。

一年多的时间，把我身上那点少年锐气磨得精光，只剩下深入骨髓的疲惫和一种空落落的惶恐。当我像一条迷途知返的伤痕累累的流浪狗，灰头土脸地溜回家乡时，我首先去的地方，不是自己家，而是姥爷的那两间土坯房。

我推开门时，姥爷正戴着老花镜，在窗前的大桌子上写着毛笔字。他抬起头，看到我。我忘不了那一刻他的眼神。那里面没有惊愕，没有责备，甚至没有太多询问。只是一种深深的几乎要将人淹没的疼惜和一种了然的悲悯。他放下手里的毛笔，走到我跟前。我穿着破了线的衣服，头发蓬乱，瘦得脱了形，我站在那儿，羞愧得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姥爷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用他那饱满又温热的手掌，在我沾满尘土的头顶，极其轻柔地按了按，然后，深深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那声叹息，比我一年多来听过的所有冷言冷语，都更让我无地自容，却也像一股暖流瞬间融化了我心里冻结已久的冰壳。我没有哭，只是低下头，喉咙里堵得发痛。姥爷转身，从那个掉了漆的矮柜里，摸出一个冷硬的馒头，走到锅屋里在炉灶上用柴草烤热了，递到我的手里。然后，他坐回窗前，重新拿起毛笔。阳光透过窗纸，照着他有些花白的头发。屋子里静极了。在这寂静里，我啃着烤得焦香的馒头，忽然明白了“家”这个字的全部含义。它不是房子，不是地点，而是这样一个在你疲惫不堪时，无需言语，只需一声叹息一个馒头，就能全盘接纳你的地方。

后来，我重新背起书包，走回了学校，坐在了一张课桌前。书本上的字句，忽然变得亲切而珍贵。我知道，这是我唯一能把握的通往那个更广阔世界的最实在的路径。两年后，当我终于拿到那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飞奔着去告诉姥爷时，他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我把通知书递到他手里，他凑到眼前，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在那张薄薄的纸上摩挲过去。阳光照着他满是皱纹的脸，那些皱纹像被熨开了似的，慢慢地舒展成一个无比灿烂无比欣慰的笑容。

三　

不久，姥爷的命运也迎来了转机。他的右派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国家为他补办了离休手续。舅舅也调到了城里，舅舅将姥爷从乡下的土坯房，接到了城里的房子。生活仿佛终于对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展露出些许温情的补偿。他有了自己的公费医疗，有了自己的离休工资，终于可以安稳地颐养天年了。那几年，他甚至有兴致，重游了济南、泰山和曲阜、北京。舅舅在给我母亲的来信中说，姥爷站在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前，望着那“万世师表”的匾额，伫立了许久许久。

我以为，姥爷的晚年，终于可以浸泡在这样一种安稳的略带酸楚的甜蜜里了。就像一出漫长的悲喜剧，终于走到了温馨的尾声。可就在姥爷本应该享几年清福的时候，突然查出了他患有胃癌。

一开始，检查结果刚出来的时候，姥爷一直不愿意入院治疗。他说：我现在好好地什么感觉也没有，能吃能喝，不管里面有什么病，我高高兴兴地能活几年就活几年，不想受那个治疗的罪。就在大伙都忙着给他咨询多位专家的治疗意见时，他自己买了一张车票离家出走了。接着，我的舅舅、我的母亲等人多方打听，四处寻找，最后在长途汽车站那里打听到了姥爷坐车去了江苏连云港的海边。最后，舅舅和我的母亲等几个人，租了一辆面包车，跑到了东面的江苏连云港海边，找到了正在海边游玩的姥爷，好说歹说，终于将他带回了临沂，住进了地区人民医院的病房开始治疗疾病。

手术和化疗,漫长的治疗过程将体重200多斤的姥爷，折磨的体重还不到100斤。这之后的几年间,姥爷都是在病痛的折磨中度过的。晚年饱受病痛折磨的姥爷，有一次和我在舅舅家里的院子里晒太阳时，当时就只有我和姥爷两个人在那里，他给我说：“当初，就不应该从连云港回来，就算回来也不应该去住院做手术，如果不住院不做手术，也可能就活几年，现在受了那么多的罪治疗了，也就活差不多一样长的时间，你知道我受了多少罪呀。我一直后悔当初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说完这些话，他还脱下他的上衣，给我看他的前胸旁边做手术时留下的刀口，我真切地看到，他的刀口处少了两根肋骨，明晃晃的伤疤和干瘦的皮肤凹陷了进去。当时，姥爷还说了一些抱怨舅舅和我母亲的话。

1994年冬天，那是我中专毕业时的第一个冬天，一些有门路的同学都参加了工作，但象我这样来自农村又毫无背景的穷学生，想在城里找份工作是何其的难啊，好几个月找不到工作，我又不敢其实也不想回家,我不想让父母为我担忧，那段日子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一次，我去看望住院治疗的姥爷，病房里的姥爷躺在惨白的病床上，被子盖在身上，几乎看不出起伏。他看见我，努力想笑一笑，但那笑容牵动着枯瘦的皮肤，显得格外地吃力，格外让人心酸。他不再吟唱，也很少讲过去的事了，大多数时间，只是闭着眼，眉头微微蹙着，像是在默默忍受着体内某个地方永无休止的钝刀割肉般的疼痛。

彼时的我，也正跌入人生的第一个冰窟。中专毕业，像一张单薄的纸片，被抛入社会汹涌的人海。没有门路，没有背景，在城里，我像个孤魂野鬼。希望一次次燃起，又一次次被冰冷的现实浇灭。白天，我在陌生的街道上游荡，看车水马龙，看霓虹闪烁，这一切的热闹都与我无关；晚上，我厚着脸皮，去投奔已找到工作的同学，挤在人家集体宿舍的床铺上，听着别人的鼾声，睁眼到天明。尊严被碾得粉碎，前途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浓雾。

最窘迫的时候，我全身上下只剩下一元钱的硬币。它躺在我裤子的口袋里，被我手心的汗水浸得发烫。我知道，这枚硬币花出去，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于是，我靠着它，苦撑了三天。渴了，去公用的水龙头下灌一肚子凉水；饿了，就拼命喝水，让胃被水撑满，暂时忘却饥饿的绞痛。那几天，我对“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

就在我几乎要被这绝望吞噬的时候，得知刚出院几天的姥爷再次住进了医院。那一瞬间，我什么也没想，几乎是凭着本能，冲向了医院。与其在街头漫无目的地漂泊，不如去陪伴那个同样在生命边缘挣扎的亲人。至少，在那里，我有地方可待，有事可做，有一种被需要的卑微却实在的价值。

于是，在1994年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地区人民医院那间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病房，成了我和姥爷共同的最后的避难所与课堂。我日日夜夜守在那里，给他擦洗，扶他起身去厕所，喂他喝水吃药，小心地留意着输液管里药水滴落的速度。舅舅他们白天工作忙，大多数时候，病房里只有我们爷孙俩。晚上，舅舅会来病房和我一起陪伴姥爷。

躺在病床上的姥爷，脾气时好时坏，心情好的时候，他就同我谈一些他年轻时的事情，谈他年轻时的工作，谈他的四书五经，其中不乏一些人生的感悟和经验。

四　

姥爷去世前的一个星期里，他每天都同我聊天,每天都聊到深夜，他讲他的少年他的青年他的老年时期的许多事情，他告诉我说，他想早一点回到老家去，他说他想村里的老少爷们，他还想给庄邻们写字，给人家帮忙。

他说话的力气很小，声音沙哑，断断续续。他不再讲古迹，也不再吟诗，他开始絮絮地讲一些最平实的话。讲他年轻时在粮食局，怎样一分一厘地核对账目，“那是国家的粮食，马虎不得”；讲村里老张家娶媳妇时，那副对联他琢磨了半宿，“既要喜庆，又不能太俗气”；讲村西头一位老人去世时，他的儿子怎样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地说，“二叔，您写的挽联，说到俺爹心里去了”。

他说得最多的，是“认真”和“本分”。他说，人不管到了什么地步，手里干着的活计，就是你的本分。认真干了，心里就踏实，睡觉就安稳。他说，你看那些庄稼，春天播种，夏天薅草，秋天才能收割，一步也省不得。做人做事，也是一样的道理。

他也问起我找工作的事。我低着头，不知如何回答。他只是轻轻地说：“难，是难，我知道。”然后沉默很久，又说：“但再难，路也是一步步走出来的。真有了着落，别嫌事小，别怕事烦。领导让干的，尽力干好；同事处着，多看人的长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心里不痛快了，别挂在脸上，更别撒在活儿上，力气用了，还会长出来；信誉丢了，可就难找了。”

他说这些时，眼睛望着天花板，眼神空茫，却又仿佛穿透了屋顶，看到了很远的地方。这些话，太平常太朴素，没有半点高深的道理，就像田间地头的老农，谈论着播种与收割的经验。可在我听来，每一个字，都像一颗沉重的石子，投入我当时那潭绝望而浑浊的心湖，激起沉闷而持久的回响。这不是什么成功学的秘籍，这是一个老人用他一生的起伏颠簸，过滤掉所有浮华与怨怼之后，剩下的最朴素的生存智慧，是关于如何在一个未必公正甚至时常残酷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秩序维持生命尊严的“笨办法”。

那天，我的母亲再次从乡下坐车来医院看望姥爷。中午，母亲正在和躺在病床上的姥爷聊天时，姥爷戴着的眼镜不知为何突然间从两个镜片中间的支架处断裂了，一副眼镜从中间的支架处断开了。见此情景，姥爷流着泪对我的母亲说：完了，可能活不几天了，这个眼镜跟了我很多年，一直很好，今天突然间从中间断了，不是好兆头，预示着到头了。我的母亲泪流满面地安慰着姥爷，让他不要胡思乱想，安心养病。姥爷流着眼泪对我的母亲说，这几年，光在这里治病了，一次又一次的，我受了那么多的罪，病也没治好。这几年，我也不能回老家了，老家里那么多老少兄弟爷们，原来对我都不错，常常关照我，我很想回去再看看庄里的人呀。说完这些，姥爷从自己衣服的内兜里摸索了一会儿，最后从里面掏出了一百多元的纸币，好像有五十元一张的二十元的有几张，姥爷把这些钱给了我的母亲，并说，我这里就这点钱了，我在老家的时候，你天天惦记着我，天天怕我饿着，让你受了不少累。

姥爷去世前的那个傍晚，他的精神出奇地好。夕阳的余晖透过病房的窗户，给他苍白如纸的脸上，涂抹了一层淡淡的虚幻的金色。舅舅也在病房里。姥爷的目光缓缓地移到我的脸上，看了我很久，才慢慢地说：“我想回去了。”“回城里舅舅家吗？”我问。他缓缓地摇了摇头，嘴角牵起一丝极淡极遥远的笑意：“回那个生养自己的村庄，我想村里的土路了，想老槐树底下的荫凉了，还想，谁家再有喜事，叫我给写个对子。”舅舅在一旁，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悄悄地别过脸去。

姥爷又转向我，呼吸有些急促，但他努力调整着，继续说：“你工作的事，别急，总会有的。有了，就好好干，我等着听信儿。”他顿了顿，攒了攒力气，声音更轻，却字字清晰地说，“等着你，拿回个‘先进’”。我紧紧握住他那枯柴一般的手，那手冰凉，轻得没有一丝分量。我用力地点头，眼泪夺眶而出，砸在他的手背上。“姥爷，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干！您等着，我一定当上先进，拿奖状回来给您看！”

他听着，脸上的笑意深了些，眼睛微微弯起来，那里面，竟有一丝孩童般的满足的光亮。然后，他仿佛累了，缓缓地合上眼睛，喃喃了一句：“那就好，那就好”。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姥爷在人世间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当天夜里，大约是凌晨两点，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将我和舅舅惊醒，姥爷脸色蜡黄，双目深陷,气如游丝,嘴张了几张但没说出话，眼睛吃劲地睁开看着我，一只手努力地抬了抬，忽然又放了下来。之后，姥爷便一动不动了。我喊叫着找来了大夫，大夫立即进行了一系列地抢救，但最终没能抢救成功。

我当时就大哭起来，几分钟后，舅舅让我去找住在附近的大哥，我一边哭一边跑。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刺骨的北风如刀割一般，我不知是怎样到的大哥家,大哥一听是我在敲他家的门，便明白了发生了什么，立刻起床和我一起来到医院，我和舅舅、大哥三人将姥爷的服装给整理好，并将姥爷的遗体抬到了医院的太平间。

在那个深夜没有灯光的阴冷太平间里，我竟没有害怕，我们将姥爷的遗体整齐地平放在那个冰冷的水泥台子上，为他理理衣服，戴好帽子。做完这一些，当我转过身去，黑暗中猛然看到相邻的几个水泥台子上同样躺着几个大人和孩子的尸体，我吓得差一点就要大叫起来。

天快亮时，在地区人民医院北门西侧人民饭店门前的那个空场上，我们点燃了姥爷生前用过的几件旧衣物。火苗在寒冷的空气里跳跃着，舔舐着单薄的布料，很快化为一股股青烟，打着旋儿，伴着四周的寒冷，消散在灰蒙蒙的晨空之中。我望着那袅袅升腾的青烟，恍惚之中，我仿佛看到了在老家锅屋里吟唱的姥爷，想起阳光下谈论唐诗宋词的姥爷，想起病床上絮絮叮咛的姥爷，这位年轻时期就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他的一生，难道就这样化作了一缕青烟了吗？

在那个漆黑的冬日凌晨，在那个阴冷的太平间，当我们整理完这一切，天已大亮了，舅舅找来殡仪车将姥爷的遗体送到了殡仪馆，在将姥爷的遗体送进火炉中的那一刻,我喊破了嗓子。那时，社会上还没有私家车，人们用车都要到大街上租一些出租公司的车辆。我们租了一辆半新的金杯面包车，为了不让开车的人知道我们带着姥爷的骨灰盒，舅舅找来一个大大的袋子将姥爷的骨灰盒包裹起来。在将姥爷的骨灰送回老家的汽车上，我紧紧地抱着那个袋子里发烫的小木匣，泪水顺着我的眼角不知流了多少，任凭泪水模糊了我的眼镜，我全然不顾。

姥爷走了，他把他一生最宝贵的东西，早已留给了他的外孙。那不是物质，他一生清贫，了无长物。那是他面对不公与困厄时，那份沉默的坚韧与坦然；是他在粗砺的生活中，依然对文字对文化保有的那份敬畏与温情；是他给予陌生人那不求回报的朴素和热忱；是他在自己的生命尽头，对我这个前途迷茫的外孙，所说的那些关于“认真”与“本分”的最平实的嘱托。这些，无法兑换成金钱，无法标注价格，却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真正财富。

五

三个月后，我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城区区直的一家实体企业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工作。从工作后的第一天起,我就深刻领会着姥爷给我的一些教诲,埋头苦干。

那几年,我吃住在办公室里,全天24小时在岗,工作最忙的时候,我有十多个月没回过老家。一年多后，我当了企业办公室主任、企业报总编，并被评为全区新闻宣传先进个人和十佳青年等。组织并参加了十佳青年万里行活动，作为十佳青年的我，在多方人员的带队下从临沂出发，北上去了济南和北京，在济南，省领导亲切接见，在北京，全国人大和全国总工会领导亲切接见，中央电视台和山东电视台予以报道。之后，十佳青年万里行又沿红军长征路线，去了西柏坡、河南、合肥、南昌，湖南湘潭、井冈山、宁冈、毛家坪、八角楼等地。接着，到了广州、中山、虎门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以及香港，又沿沿海开放城市杭州、上海、南京等地返回临沂。

十佳青年万里行活动历时一个月后回到临沂时，时任的临沂市委书记、兰山区委书记等领导亲切接见，临沂的各大媒体的电视新闻头条和报纸头版头条予以报道。接着，又策划了“中共中央党校企业现象研讨会”，中央党校有关高层领导、人民日报等多家国家级媒体记者等到会参加研讨。也正是这几个活动，使我认识了众多国内权威媒体的新闻界总编、记者老师们，为我以后走上新闻宣传道路埋下了伏笔。又一年后，我光荣地入了党，并取得了大专和大学文凭，还成为区委区政府表扬的先进青年和省级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等。

几年后，市直一家新闻单位第一次向社会公开招考新闻记者,我参加了报社招考记者的考试，经过几轮考试，我幸运地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再后来，评了职称，买了房子，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汽车。遗憾的是，这一切我的姥爷却看不到了，姥爷是在我最落魄最艰难的时候离开我的，临走之际，他将许多的人生感悟和一生的精神积累都教给了我，这使我受益终生。在我现在的工作生活中,我身上特有的乐于助人、与人为善和与世无争的习性,或多或少的是受了姥爷的一些影响。

还是在那家区直企业工作期间，我写的很多新闻报道被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大众日报等十多家国家级省级权威媒体发表，我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国家级和省级报刊上，中国企业报、企业家报等权威报刊还在重要版面刊发了介绍我从事业余新闻宣传的稿件《别样的青春》。当地的广播电台和一家文学杂志还用几分钟和几个页码报道我从一个农村少年成长为新闻宣传通讯员的文章《他用激情写乡音》。后来，我进了报社成为一名专职文字记者，我用我手中的笔，去记录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去传递微弱却真实的声音和温暖。那几年，我采访报道的很多社会大特写稿件和社会新闻稿件频频登上人民日报、中华少年、大众日报、农村大众等国家级省级以上报刊，我接连被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表彰为“全市新闻宣传先进个人”、“全市新闻出版先进工作者”等。

每当有人夸我能干，说我踏实，问我何以能如此时，我总是一笑，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无数个加班的深夜，在面对诱惑与歧路的时刻，在感到疲惫与委屈的瞬间，我心底总会响起一个苍老而平和的声音，那吟唱着的古老的诗篇，絮叨着的那些关于庄稼与收成的道理。几十年来，那声音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那声音，是我精神的压舱石，是我人生的坐标系。

如今，我也早已人过中年。故乡的土路早已变成了柏油大道，沭河岸畔的田野里盖起了一片片的厂房，大河岸边的阡陌小路变成了观光大道，绿树和花草相互辉映，远山和秀水相得益彰。姥爷的土坯房，自然早已湮没无存。我看着那片早已变得陌生的土地，仿佛还能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年少孩童，背着一包温热的煎饼，在田野或在小路在泥泞或在尘土中飞快奔跑。路的尽头，有两间低矮的土房，房门口坐着一个清秀的老人。他的目光，穿越几十年的光阴，依然如此温和如此深邃，他静静地望着我，望着我走过的和即将要走的路，在每一个迷茫的夜晚或清晨，悄悄地为我指引着方向。

最好的传承不是复制先辈走过的路，而是带着他们给予的勇气和智慧，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三十多年过去了，那目光，那吟唱，那一声叹息，那最后的叮咛，便是姥爷赠予我的一生的财富。这财富，沉静如古井，温润如旧玉，让我在喧嚣的尘世中，得以不迷失不慌张，一步一步又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踏实而又无悔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