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田螺

霞浦的海，是咸的。

不是那种浮在舌尖、一抿即化的咸，而是沉在骨缝里、渗进年轮中、经年累月腌透了的咸——像晒了七七四十九天的紫菜，像埋在滩涂泥下三年的虾膏，像老渔民用粗盐搓洗三遍又晾在北风里吹裂的渔网绳。这咸味，不单浸着海水，也浸着人。

在霞浦话里，“咸田螺”不是指滩涂上爬行的软体动物，而是专指一类人：嘴紧、手紧、心更紧；省得理直气壮，抠得滴水不漏；一碗蛏汤里数得出几粒蛏肉，一包烟拆开前先掂三回分量，连咳嗽都要掐着秒数，生怕多耗半口肺里的气。他们不是穷，是“咸”——咸得发硬，咸得结壳，咸得连笑都像被盐粒硌着牙龈，只敢咧开半寸，不敢露齿。

我的姨丈，陈守业，就是霞浦城里最地道的一颗“咸田螺”。

他五十有三，个子不高，背微驼，常年穿一件洗得泛白的藏青工装外套，肘部磨出两片毛茸茸的灰茧，纽扣永远系到最上面一颗，领口勒着脖颈一道浅浅的红印，像条不肯松绑的咸绳。他不开车，不骑摩托，每天清晨五点整，推一辆二十八寸“永久”牌自行车出门，后座横绑一根竹竿，竹竿两端各挂一只铝制饭盒——左边盛着自家蒸的隔夜地瓜饭，右边是半碗咸菜配三粒虾皮。车轮碾过东关街青石板路，发出“咯噔、咯噔”的钝响，节奏精准得如同钟表匠校准过的游丝。

姨丈在县水产公司干了三十年仓库保管员。那仓库临海而建，砖墙沁着盐霜，铁门锈迹斑斑，门楣上漆皮剥落处，还隐约可见“1972年建”几个字。他管库，不单管货，更管“气”——货没少，但若发现空气湿度比昨日高0.3%，他必在值班日志里记：“潮气入仓，恐蚀铁钉，已启南窗通风一刻钟。”若有人借梯子登高取货，他必亲手扶稳，且要求对方脱鞋，只许穿他备在门口的旧胶靴——靴筒内侧，用蓝墨水写着三个小字：“限重68kg”。

我初识姨丈，是十二岁那年暑假，随母亲去霞浦小住。头一日傍晚，姨妈端上一盘炒海瓜子，壳青亮，肉肥厚，撒着细葱花，油光润泽。我夹起一颗，刚吮出鲜甜汁水，正欲吐壳，姨丈却忽然放下筷子，喉结上下一滚，声音低而平：“慢着。”

我僵住。

他伸出左手——食指与中指并拢，拇指抵住掌心，其余两指蜷着，形如一枚微缩的田螺壳。他用这手势，在我眼前虚虚一划：“海瓜子，壳薄三分，肉占六分，汁水一分。你吮三秒，吐壳时带出半滴汁，算你赢。”

我懵然。

他不再看我，只将自己面前那盘海瓜子端近，左手依旧维持那枚“螺壳”手势，右手执筷，筷尖轻点壳缘，只听“嗒”一声脆响，壳自中线匀裂，他舌尖一抵，整粒饱满的肉便滑入口中，壳却纹丝未破，仍立在盘中，如一座空城。他咽下，才道：“壳不破，汁不流，肉不碎——这才叫吃。”

那一晚，我嚼了十七颗海瓜子，吐出十七堆碎壳，汁水洇湿了半张餐巾纸。姨丈只吃了九颗，盘中九枚青壳，完好如初，静卧于葱花之间，像九座微型的、拒绝融化的盐山。

后来我才懂，姨丈的“咸”，是从根上长出来的。

他少年时，父亲是船老大，在“八·二三”台风夜出海收网，船翻在礵礵岛外礁盘，尸首三日后才被潮水推回北礵码头。棺材是赊来的，棺木薄得能透光，钉子是姨丈蹲在铁匠铺门口，捡了三天炉渣里冷却的废铁钉，一枚枚磨平毛刺，再用砂纸蘸海水细细打磨。出殡那日，他走在灵柩前，赤脚踩过滚烫的沙砾，脚底烫起水泡，血混着盐粒往下淌，他没吭声，只把腰弯得更低，仿佛唯有如此，才能压住胸腔里那团烧得发白的咸火。

从此，他信两件事：一是世间所有东西都会被海风刮走，唯有盐粒能存下来；二是人若想活过潮汛，就得把自己腌成一块硬坯。

他娶姨妈，是经人介绍。媒人夸他“稳当、节俭、靠得住”。姨妈家境稍宽，陪嫁有一台“红灯”牌收音机、一对搪瓷脸盆、还有三百斤早稻米。迎亲那日，姨丈没坐轿，也没雇车，只推着那辆“永久”自行车来，后座绑着一只藤编提篮，篮里是三样东西：一包粗盐（产自盐田公社）、一捆晒干的海带（自家滩涂采的）、还有一本硬壳笔记本，封皮用牛皮纸仔细包过，边角熨得平平整整。

姨妈掀开盖头，见他掏出笔记本，翻开第一页，用铅笔写：“1978年9月12日，陈守业娶林秀云。收彩礼：无。收嫁妆：米三百斤（验讫，水分≤13.5%），收音机一台（试音正常，电池续航42小时），脸盆两只（无磕痕，搪瓷厚度≥0.12mm）。备注：盐与海带为聘礼，非赠予，属长期借用，待归还时按市价折算。”

姨妈愣住。媒人咳嗽两声，打圆场：“守业这是……实在。”

姨丈点头，认真道：“实在，就是不欠。”

婚后第三年，姨妈怀了表哥。产前检查，医生说胎位略偏，建议住院观察。姨丈骑车带姨妈去县医院，挂号费两毛，他摸出三枚一分硬币，排在窗口玻璃上，一枚一枚推过去，等护士数清找零。住院押金要三十元，他回家取钱，却只拎来一个旧饼干盒——盒底垫着油纸，纸上整整齐齐码着一百二十张一角纸币，每十张用棉线扎成一捆，线头打的是死结。护士数到第七捆时，手抖了：“陈师傅，这钱……潮。”

姨丈立刻从怀里掏出一方蓝布手帕，展开，里面是一小包粗盐。他拈起一撮，均匀撒在纸币上，又用布帕轻轻吸拭：“盐吸潮，纸不霉，钱不烂。”

护士怔住。姨妈在走廊长椅上捂着肚子，忽然笑出声，眼泪顺着太阳穴往耳后淌——那是她婚后第一次，毫无顾忌地大笑。

表哥出生那天，霞浦下了三天雨。产房外，姨丈坐在塑料凳上，膝盖上摊着那本牛皮纸包的笔记本。他没记产程时间，没记婴儿啼哭几声，只在崭新一页上，用铅笔画了一幅极简的图：一个圆圈，圈内三点，圈外两条平行线延伸向右。下方标注：“1981年5月7日，子，重3.2kg。脐带长52cm。哭声分贝：78。备注：产房灯泡瓦数40W，耗电0.04度/小时，本次分娩共用灯3小时12分，合计耗电0.125度。按县供电局阶梯电价，应缴电费0.037元。”

他合上本子，抬头望向产房门。门开了，护士抱着襁褓出来，红皱的小脸，攥着拳头。姨丈伸出手，不是抱孩子，而是接过襁褓下垫着的那块蓝布尿布——他抖开，对着走廊顶灯细看，确认无血渍、无破损、经纬线未松散，才郑重叠好，塞进自己工装裤后袋。

表哥满月，亲戚凑份子办酒。姨丈负责采买。他去了三趟菜市场：头趟只看不买，记下每家摊主的秤砣误差；二趟称重比对，发现东头王阿婆的杆秤短了1.7厘米，西巷李屠户的猪油多称出二钱三；三趟才下单，专挑王阿婆缺斤少两最狠的那家，因“误差恒定，易控成本”。酒席摆八桌，每桌八菜一汤。他亲自盯灶，汤勺不离手——鸡汤里浮油必须舀净三次，第三次舀起的油，他倒进小碗，凝成脂膏后刮下，存在玻璃罐里，标签写着：“鸡油×27g，备用，煎蛋或拌面。”

酒至半酣，表叔喝高了，拍着姨丈肩膀笑：“守业啊，你这‘咸田螺’的名号，怕是要刻进霞浦县志里喽！”

姨丈没笑。他放下酒杯，用指甲轻轻刮去杯沿一圈水渍，才道：“田螺咸，才活得久。淡水螺，泡三天就烂。”

众人哄笑。只有姨妈低头，用筷子尖拨弄碗里一粒饭，良久，轻声道：“是啊……活得久。”

这话没人接。

后来，表哥读中学，学校组织去福州春游。每人交八十元，含车费、门票、午餐。姨丈送表哥到校门口，没说话，只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表哥打开，里面是八十张一元纸币，每张都用米汤浆过，硬挺如板，边缘裁得齐整，叠成方块，用黑线密密缠了三匝，线头打结处，贴着一小片干海带——防潮。

表哥嫌丢人，当众撕开信封，纸币哗啦散落。姨丈没弯腰捡，只静静看着，目光扫过每一张纸币的编号，最后落在儿子脸上：“编号尾数为‘8’的，共七张。你若花掉一张，回来我查账，少一张，罚抄《霞浦县志·物产卷》三遍。”

表哥涨红了脸，蹲下去一张张拾。风掠过校门口的木棉树，吹起几张纸币，其中一张飘向路边水洼。姨丈突然跨前一步，右脚精准踩住纸币一角，鞋底压着，纹丝不动。他俯身，左手仍维持着那枚“螺壳”手势，右手抽出一张纸币，垫在鞋底与地面之间，再缓缓抬脚——纸币完好，未沾半点泥水。

他直起身，把纸币递给表哥，指尖干燥，纹路如古陶器上烧制出的冰裂痕——那是常年翻检县志、拓印碑帖、摩挲海盐结晶留下的印记。表哥怔住，没接。纸币边缘还沾着一点极淡的、近乎透明的盐霜，在正午阳光下微微反光，像一小片凝固的浪沫。

姨丈没催。他缓缓收拢左手，那枚“螺壳”手势松开，掌心朝上，摊开一粒东西：半枚青灰色海螺，断口参差，内壁却泛着珍珠母贝才有的虹彩晕光。他拇指轻轻一推，螺壳滑入表哥掌心，凉而沉，带着潮气与时间共同腌渍过的微腥。“霞浦东吾洋产‘青口螺’，壳薄肉厚，渔民只取春汛头三潮所捕者。断口若见虹彩，必是活螺离水未逾两刻——你刚才弯腰时，袖口蹭掉校服第三颗纽扣，纽扣滚进排水沟前，我数了七秒。”

表哥喉结上下一动，终于攥紧螺壳，也攥住了那张纸币。风忽又起，木棉树抖落几团赤红绒絮，其中一簇粘在姨丈左肩——他未拂，任其停驻，像一枚小小的、燃烧的印章。

这时，校门内传来清越铃声。高三（2）班班主任抱着教案快步而出，目光扫过人群，忽然顿住：“陈工？您怎么……”她认出了姨丈腕上那块老式上海牌手表，表蒙已磨出细密划痕，但秒针仍走得分毫不差；更认出了他西装内袋露出的半截靛蓝布面——那是《霞浦县志》手抄本专用的靛青染布，三十年前县档案馆特供，如今全闽东仅存三十七册，编号尾数皆为“8”。

姨丈颔首，转向表哥，声音不高，却压过了蝉鸣：“你昨夜改了三次志愿表，把‘福建农林大学水产学院’换成‘某民办艺术学院’。我看了你书桌抽屉底层的素描本——画得不错，海带养殖场的浮筏线条有韧劲，但第七页右下角，你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他们说，画鱼不如卖鱼’。”他顿了顿，目光掠过表哥发烫的耳根，“霞浦三万渔民，六百公里海岸线，八十七种经济藻类，三百一十二种可食用贝类。你画的不是鱼，是潮间带退去后，留在礁石上的生命年轮。”

表哥指甲掐进掌心，螺壳边缘硌得生疼。他忽然想起幼时跟姨丈赶海：退潮后滩涂如巨大砚台，姨丈赤脚踩进淤泥，弯腰拾起一只被遗弃的破陶罐，罐底刻着模糊的“嘉庆廿三年·盐课司验”字样。那时姨丈说：“旧物不说话，但编号会呼吸。”

此刻，校门口电子屏正滚动播放县里新推的“数字渔仓”宣传片，画面里无人机掠过紫菜养殖区，AI算法实时监测叶面光泽度。姨丈却从公文包取出一本硬壳册子——封皮无字，只烫着一枚凸起的螺形暗纹。他翻开第一页，是泛黄的1953年手绘海图，墨线旁批注蝇头小楷：“东冲半岛西侧，退潮露滩宽三百二十步，沙质含云母碎屑，宜殖蛏苗。”字迹与表哥素描本扉页的赠言一模一样：“致小屿：愿你笔下有潮声，心中有经纬。”

表哥终于开口，声音嘶哑：“爸……您怎么知道我改志愿？”

姨丈合上册子，指腹抚过螺形烫印：“你撕信封时，指甲缝里嵌着铅笔灰——和你昨夜涂改志愿表时蹭到的同一种HB硬度。而你书桌右下角第三块地砖，有新鲜刮痕，长四点二厘米，是你踮脚够抽屉顶格时，运动鞋后跟无意划出的。我量过。”

他转身欲走，忽又停步，从衣袋掏出一枚贝壳哨子，吹出短促三音。远处木棉树梢，一只白鹭振翅而起，翅尖掠过校训石碑——“立身如礁，行思若潮”。

表哥低头，发现手中纸币背面，不知何时被姨丈用极细的针尖刺出七个微孔，排列成北斗七星状。而那枚青口螺断口虹彩深处，竟隐约映出微小字迹：霞浦县志·物产卷·贝类篇·第八条。

风静了。木棉绒絮缓缓坠地，像一场微型雪。表哥慢慢蹲下，将纸币与螺壳并排置于洁净水泥地，掏出手机，调出志愿填报系统。光标在“福建农林大学水产学院”上悬停三秒，指尖落下，点击确认。

他站起身，第一次直视父亲的眼睛。眼角的细纹里，似乎游过一尾银鳞小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