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下的恩师

刚踏入初三，校园里的气氛便陡然紧张起来。我所在的镇子是当时的区公所驻地——那会儿县与乡之间还设有“区”级单位，镇上的中学是一所完全中学。这所学校的高中部鲜为人知，初中部却凭着每年中考能有七八名学生考上理想院校的成绩，渐渐声名鹊起。

因此，每年秋季入学时，周边乡中学（那些学校只有初中部）的复读生、转学生都会带着对升学的迫切渴望涌来。我们校本部的学生要和这些新同学一起参加统一筛选考试，最终学校决定在原有三个班的基础上增设一个班，变成四个班，每个班大约五六十人。后来听人说，三（三）班和我们三（四）班是快班，也就是重点班。而我的班主任，正是余老师。

学校对初中快班格外重视，甚至把高中部的语文老师都抽调过来给我们上课。在饮食上，快班学生也有“特殊待遇”：学校食堂平时晚上只供应粥，但我们快班同学能吃到单独供应的干饭。作息和管理上，我们也与其他班级不同——每天早上6点30分，余老师会准时喊我们起床跑步，跑完步便开始一天的学习；晚上必须统一上晚自习到22点30分，哪怕家住在学校附近，也不能回家，要和大家一起住校。

那时候镇上经常停电，余老师总会提前通过关系，给有需要的同学买来煤油灯和煤油，还会统一发放驱蚊涂抹药。停电的夜晚，我们晚自习的同学会一起把课桌抬到室外，一排排课桌鳞次栉比地铺开，煤油灯的微光下，是一个个低头苦读的身影。这样的场景，在整个校园里或许都是独一份的，成了夜晚最动人的风景线。

余老师不仅是我们的班主任，还教我们化学。他中等身材，已经过早谢顶，但一双眼睛总是炯炯有神，初见时我总觉得他格外严厉。可上他的课，又常常能感受到他的风趣——有时一句诙谐的话会让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这时候他会转头，抖一下袖口的粉笔灰，盯着我看一眼，那目光有穿透力，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生怕他批评我。但他往往只是停顿片刻，便继续讲课，没再多说什么，让我悄悄松了口气。

初三之前，我每天都要走七八华里的路，早出晚归地到学校上课。突然切换到这样高强度的学习节奏，我一开始很不适应：早上跑步总是跟不上队伍，还断断续续闹了一个多月的眼疾；每周回家休息时，我几乎都要睡得昏天黑地，才能缓过劲来。那会儿课程安排得特别紧凑，学校还常常用考试代替检查、用考试督促学习，大概每周就要考一次试。

余老师的工作量其实很大，每次考试的卷子都要他亲自刻钢板、油印，但不管多忙，他总能在考完后的一晚上把卷子批改完，第二天上课准时公布成绩，还会逐题给我们讲评。有一晚上，路过他的窗前，见他的桌子上，有两堆东西特别显眼。一边是高高的作业本，一边是厚厚的试卷。他在煤油灯正在批改。他对班上每个人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每天晚上他都会到教室转一圈，扫一眼就知道谁没在——不过那时候没人会缺席，偶尔有人不在，要么是去寝室拿东西，要么是去了厕所。他会在教室里慢慢走，问我们有没有不懂的问题；有时也会站在教室外面，默不作声地看着我们上自习，除非有同学大声喧哗、动静太大，他才会进来制止；还有些时候，他会默默记下前一晚纪律不好的同学，第二天上课时点他们回答问题，答完后再顺便批评几句，既不耽误上课，又能起到警示作用。

每晚22点30分下晚自习后，余老师还会在23点左右去寝室检查，看我们有没有按时睡觉。有一次，班上一名同学的外地老同学来探望他，两人在寝室里悄悄聊天，睡得比平时晚了些。结果第二天上课，余老师看着那名同学笑着说：“昨晚来了客人啊？你们俩促膝谈心聊了那么久，聊得挺投机嘛！”一句话逗得全班同学都笑了，那名同学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余老师上课很有特点，他总爱结合现实情况和社会现象来讲课，能把复杂的化学原理讲得透彻明白，有时还会加上幽默的比喻，让我们一听就懂。还有一点我印象特别深：他会让我们在化学课本上，把大段的重点内容用杠子划出来，要求我们背诵。那时候我还不太理解，直到多年后才明白，这种方法对我们理解和掌握知识帮助极大——也正因如此，我高中时的化学成绩一直很好。不过这也带来了一点“小麻烦”：后来选文理分科时，我因为化学成绩好，犹豫了很久才最终选择文科，这就是后话了。

那年中考，我最终离中专录取分数线差了10分，后来选择了上高中。但余老师的敬业、负责，还有他对我们的关心与爱护，却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每当想起，心里都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