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里的家风

今年是父亲去世三十周年，总想写点文字纪念他。家乡习惯，我喊他“二爷”。

二爷和母亲拉扯大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孩子，一生辛苦操劳。感情上亲近母亲多些。对二爷，小时候崇拜，长大些排斥，现在多是理解、追思、怀念。

二爷没上过一天学，解放后当上村支书，能读写简单字句。他深知没文化的苦，支持我读书。家境紧，他省出钱，陆续给我买了支“新农村”钢笔，还有本“小人书”。生产队里同龄人中，我是第一个有这些“奢侈品”的，很让我得意。这大概就是我崇拜他的开始。

后来两件事，让我对他有了隔膜。

头一件是二哥当兵。那时参军，既是光荣，也是农村孩子的一条出路。二爷是支书，怕推荐自家孩子影响不好，硬把名额让给了别人。我难理解。

第二件是选宅基地。大哥二哥成家要分户建房，许多人劝二爷选村后那片“大地”——平坦开阔，用水便利。二爷说：“我是支书，多少眼睛盯着？我选了，别人都要上去占好地，多好的耕地就糟蹋了。这头不能开。”结果他选了村西北角“小岗头”旁的一块荒地。“小岗头”是乱坟岗，荒坟七八座。这块地狭小，新屋盖起，离最近的坟头不过二三米，门前的晒场都难以伸展。房子挨着坟，我心里发怵，天黑后好久都不敢去他们家。后来二爷退下来了，就有五六户人家在“大地”上建了宽敞的房院，让人眼热。

他总是把“站在别人的立场看问题”、“站在大局看问题”、“注意社会影响”挂在嘴边。零零星星的事多了，我渐渐生出排斥。明里不敢顶，暗里希望他知道自己错了。机会在1986年春节来了。大年初一，天不亮二爷穿戴整齐，催我跟他“开大门”。我的任务是放炮仗。那时过年俭省，我家就一挂长鞭，三个“二踢脚”。我刚拿起家里叉草的“洋叉”想挑开鞭炮，二爷厉声斥道：“瞎搞！一大早就想‘出岔子’（洋叉谐音）！”我噤声跟出去。天刚蒙蒙亮，寒气料峭，远近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满是火药味儿。二爷点香，肃立，神情庄重。我用香火点“二踢脚”的引信，火花滋滋跳到头，那“二踢脚”竟无声无息，哑了。二爷脸色一沉，扭头就进了屋。剩下的我一点就炸。那次哑火的炮仗成了他心头不祥的预感。那年有亲戚来拜年，他忧心忡忡提起这事：“我看我伢子今年（高考）够呛。”亲戚劝他别多想。结果那年我考上了警校。他知道后很高兴，我对他说：“二踢脚哑了，跟我的命有啥关系？”他脸有些红，竟笑了：“图个吉利呗，不都是为你好，为家好。”

虽然他承认了错误，我感觉气顺了点，我毕业分配的事又让我受打击。我有个姑妈在合肥，是厅级干部。我警校毕业时，想让父亲找姑妈帮帮忙，让我留在合肥工作。可父亲却说：“现在都是凭本事吃饭，还拉关系走后门？回家工作也不错，关键是自己要好好干。”我听了这话，说得我既无语，又无奈。心里又气又急，觉得父亲太迂腐了。

我上班的地方离家不太远，但看他不多。工作忙是一面，哥姐住得近能照应。二爷总让我把公事放前头。他查出肺癌已是晚期，终老在乡下老屋。最后的日子，退伍在家的弟弟照料他。去世前两天我回去，竟是最后一面。他裹着薄被，歪在枕上，头发灰白凌乱，眼窝深陷，脸色灰暗中带点异样的红。他神志不清，问工作，问怎么来的。想问孙女，张张口却叫不出名字，眼里忽地闪过温柔，茫然低语：“透熟的人啊？想不起啦…”我猜他是想见孙女，忙说：“丫头在她外奶家，过两天带来。”他似乎觉出是敷衍，泪水淌下来。我赶紧帮他擦：“二爷，没事的，会好。”他大概已无力说话，手指颤巍巍指向我的左袖口。我一看，袖扣连着线头耷拉着。“回去就缝，不碍事。”我说。不料这是最后对话。

如今，不止是未尽孝的遗憾，更多领悟了他的苦心。每当事务繁杂、矛盾纠葛、心绪难平时，总能感到他鼓励的目光。父之美德，儿之遗产。就像那枚松动的袖扣，即使线头拖曳，也记得要缝上。守住规矩，做好本职，也许是对他最像样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