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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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冬，我主办了参加工作后的第一起案件。深夜里截住的一辆机动三轮车，上面载着八只来历不明的大白鹅。两个嫌疑人支支吾吾，漏洞百出，最终承认是偷来的。但他们只说出个大概方位，具体失主是谁，还得靠我们去找。
我骑着二八大杠，顺着嫌疑人供述的路走。车链子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哗啦啦响，给北风打着拍子。傍晚的风，干冷，针刺一般。对照着嫌疑人说的离大路的距离、小学后面的小山坡、人家西边有个水塘，我找到了地方。
水塘结着冰，泛着青白色的光，像一块磨毛的玻璃。三间草房，石头墙基，土坯上身。东边厨房旁，有个空着的鹅笼。正看着，屋里走出个端簸箕的老人。我愣住了，那眉眼身架，是我高中同学的父亲。
“是……办案的同志？”他迟疑地先开口。
我赶紧报上姓名，提起他儿子的名字。老人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下去，带着些局促。“你现在多好啊，吃公家饭。他没考上，前些日子抽去水利冬修，挖河去了。”他像是在解释。我忽然想起那个夏日教室，我们为渺茫的前途苦读，窗外蝉声聒噪。而今，我穿着制服，他却扛着铁锹，在河工上一锹一锹挖生活。风呜呜吹过光秃的树枝。我说：“老人家，都一样，岗位不同。”怕他伤感，转而问起失窃的事。他一听，来了精神：“我家八只鹅，就是从这里被偷的！”我说明来意，他连声道：“抓住了好！为民除害！感谢你们！”拉着我就往家里请。
屋里比外面暖和许多。泥土地，墙壁被灶火熏得黑黄，收拾得齐整。我要走，他一把将我按在板凳上。“天冷，别嫌弃，烧口稀的，暖暖身子再走。”我推辞，他执意不肯，已在灶前坐下。那身影有种不容拒绝的执拗。
灶膛火“呼”地燃起，秸秆啪啪响，跳动的火苗映着他皱纹深刻的脸。他往大锅舀水，又从柜子里小心地摸出手工挂面。“得感谢你们啊。儿子上河工第二天，鹅就丢了。有人说是里应外合，我瞎猜了好几天，还是你们负责任，解开了疙瘩。赔不赔钱另说，抓住贼就行！”我身体渐渐回暖。清冷的屋，因着老人的热情和灶火的气韵，竟有了恍然回家的感觉。
面端上来了，粗瓷海碗，汤宽，热气直冒。白生生的面条卧在汤里，上面赫然两个荷包蛋，油星点点，像散碎的金箔。在这年头，鸡蛋是稀罕物。我正要道谢，目光瞥见汤里飘着两个黑褐色的小东西，是“灶马子”，总爱在暖和灶台边出没的灶蟀。
胃里泛起一丝不适。可就在这刹那，我看见老人的眼。他站在一旁，搓着手，期待又不安地望着我。那眼睛浑浊，像是蒙了一层薄翳，看东西定然是模糊的。他肯定没看清那两位“不速之客”。这碗面，已是他能拿出的、最诚恳的招待。
我没有声张，拿起筷子，悄悄将“灶马子”拨到碗边，然后挑起面条，轻轻一吸溜进嘴里。面条有种柔软的抵抗，咬下去，是充满空气感的弹性和醇厚的麦香。我放慢速度，就着咸菜萝卜，一口一口，把面吃完，真诚地夸赞味道真好。
先前那点因“灶马子”而起的不适，早被一股更汹涌的热流压了下去，堵在胸口，鼻子发酸。临走时，我将一张十元面额的钞票悄悄放在咸菜盆下。
推车离开时，老人还站在门口招手。风依旧冷，但我的背上、胃里，都暖洋洋的。许多年过去，我经办过更多案子，吃过更多宴席，但那碗卧着鸡蛋、也曾卧过“灶马子”的挂面，它的滋味和温度，一直留在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