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据说本是哲学家深究的命题,争论了千百年。老百姓不懂那些深奥的理论,于他们而言,锅里温热的鸡蛋,才是最真切的实在。
在那个清贫的年代,鸡蛋确实比鸡更频繁地走进我们的日常。除了逢年过节,寻常日子里,谁家也舍不得杀鸡解馋。母亲总把鸡蛋一个个小心翼翼攒在瓦罐中,赶大集时用竹篮轻轻拎着,换回来煤油、火柴、肥皂、食盐这些过日子的必需品。我也曾攥着鸡蛋,跑到“代销店”换过崭新的作业本。鸡蛋就是这样,从鸡窝里衔出,悄悄化作了我们贫寒生活里的“小银行”。
那年夏天,台风来得猝不及防。放学归家时,院子里已是一片狼藉:几只箩筐翻扣在地,晾衣竿歪斜地倚在墙根。母亲坐在门槛上,眼眶通红。我急忙问她缘由,她说,家里的老母鸡不见了。我那时年幼,随口安慰:“不就是一只鸡吗,再养一只便是。”母亲抹了把眼角的湿意,轻声叹道:“你不懂,这老母鸡,就是我们家的大牯牛啊。”我深知,大牯牛是耕田的主力,是一家人的命根子。母亲这句话,便这样沉甸甸刻在了我心里许多年。
鸡的益处,远不止于此。谁家媳妇坐月,桌上总少不了一锅老母鸡炖汤,汤面浮着的那层金黄油花,最是滋补。若是奶水不足,老人们便有偏方——要找一只白乌骨鸡,说喝了它的汤,奶水立马就足。平日里来了客人,来不及去集市买肉,主妇的目光便会不自觉瞟向鸡窝,拣那只不下蛋的母鸡杀了,一锅慢炖,没多久,浓郁的香气便漫满整个屋子。鸡毛也从不浪费,攒起来等着货郎下乡。货郎的担子就像个百宝箱,装着各色玻璃球、“火辣子”,还有甜糯的麦芽糖。我们攥着攒下的鸡毛、鸡肫皮围过去,踮着脚尖换一块糖,那一点点甜,便能在舌尖回味好几天。
鸡在人间烟火里待得久了,故事里自然也少不了它的身影。神话中说,有人得道成仙,连家中的鸡犬都跟着飞升,可见鸡是有福气的,总能沾得人的光。可它也有不那么体面的时刻,过去宫廷与民间都盛行斗鸡,两只公鸡被人挑唆着相互啄咬,羽毛纷飞,鲜血淋漓,只为博看客一时欢喜。鸡不会说话,只能任由人摆布,时而伴人升天,时而被迫斗狠,全凭人的心意。
史书里的鸡,却又是另一番模样。曹操在《蒿里行》中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该是何等荒凉的景象——人迹断绝,连鸡鸣声都销声匿迹。读到这句诗,我忽然懂得,鸡鸣从来不止是单纯的鸣叫,它是人间烟火,是世间生机,是百姓寻常日子最真切的佐证。而祖逖闻鸡起舞的典故,又透着另一番昂扬气象:夜半时分,听闻鸡鸣,他一脚踢醒刘琨,朗声道:“此非恶声也。”随即起身舞剑。于他们而言,鸡鸣便是励志奋进的号角。
大约是鸡极好养活,给一把稻谷便欢天喜地,故而全国各地都有饲养,也渐渐吃出了名堂。符离集烧鸡,骨酥肉烂,香而不腻;德州扒鸡,五香透骨,回味悠长;新疆大盘鸡,浓油赤酱间裹着几分辣意,酣畅过瘾。有一次去东北,尝了当地的“小鸡炖蘑菇”,吃着吃着,竟想起座山雕的百鸡宴——那般土匪头子,什么样的山珍海味没吃过,偏偏要在生日时摆上一百只鸡?想来在那冰天雪地的威虎山上,一锅热腾腾的炖鸡,便是最体面、最暖心的排场了。
就连地理之中,也藏着鸡的痕迹。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图形状便是一只昂首挺立的雄鸡,气势磅礴。地名里也少不了鸡的身影:鸡西、宝鸡,光是听名字,便透着几分踏实安稳。台湾的基隆港,早年本叫“鸡笼”,想来或是因海港形状酷似鸡笼,或是早先便是贩鸡的集散地,名字直白朴素,后来才渐渐雅化成了“基隆”。前些年,合肥餐饮业里,“肥西老母鸡”横空出世,主打鸡肉、鸡汤系列菜品。进店的多是赶路的旅人、奔波的上班族,点一碗热汤,埋头喝得酣畅淋漓,驱散一身疲惫。后来它竟越做越大,开遍了大江南北,更名为“老乡鸡”。这名字改得极好——说到底,那一碗鸡汤的滋味,不就是漂泊在外的人,心底最惦记的老乡情、家乡味么?
鸡在人间繁衍生息,见惯了世间的悲欢离合,默默献身于人类,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它早已不只是一只家禽,更化作了心底的乡情、舌尖的乡味、眉间的乡思,深深镌刻在每个人的骨子里,岁岁年年,不曾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