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目山深处的龙新村,在元旦这天迎来一场大雪。村庄被大雪掩盖的厚实。
刚过八十六岁寿辰的赵春水木匠,穿着黄色军大衣,正在给曾孙子赵学敏拔一颗摇晃的乳牙。屋檐下的麻雀在雪光里叽喳。村里稀稀拉拉的住着几户人家,年轻人都进了城,为了谋生,剩下些老头老太,有的去了养老院,有的在老房子里围着火塘烤火,煨着红薯稀饭,看着电视,等天黑。
赵春水是这一带有名能工巧匠。以前,做房子都是砖木结构,农村的老人,在六十岁过后,购置杉木,放在阴凉处,自然干燥,给自己做好一副棺材。现在,村子基本上建起公墓,施行了火葬。建楼房有了新型材料代替。赵木匠有了失落感,不像以前,吃香喝辣的。
他已经搓揉了一根麻线,但是,断了,现在,第二根棉线又断了。断口处,雪的反光刺了一下赵木匠的眼。年岁虽然大了他不服老,他想道:不是线,是这世道的人情味变了。到镇里的医院,不太方便。他开始用最原始的方法试一试。
他将麻线的一头拴住曾孙子嘴边的晃动的门牙,一头系在门闩上。曾孙疼得直流泪。他说忍一忍,马上就好。他点燃一根香烟,是儿子赵旺盛买的。他猛吸一口,吐着眼圈,喷在曾孙子的脸上,他不知是计,脑袋往后一仰,牙齿咔嚓一下子,掉了。赵木匠将瓷杯的茶递给曾孙子,让他漱漱嘴,吐掉。他哈哈笑了,原来,拔牙,就这么简单。
赵木匠想起自己童年换牙时,祖母也是这样把线拴在他牙上。她手里拿着一把火钳,钳口里夹一粒炭火,佯装要往他脸上烫。他头一歪,那颗牙便掉了。他捡起来看,祖母说:“往上长的乳牙,扔屋顶;往下长的,埋土里。刚刚拔了牙齿,不能乱吃东西,不然新牙会飘出嘴唇,变成丑八怪。”
他看了看自己手里这粒是上牙,按规矩该埋。可是学敏疑惑着问:“太爷爷,为要把牙齿埋在土里?”
赵木匠答不上来,却想起九岁那年。他给地主吕财旺放牛,在地主家拔过黄豆的地里,零零碎碎第捡起大约一斤黄豆,祖母用布袋裹着,不够打一板豆腐。这是寒冬腊月,火塘里面燃烧着爷爷从山沟里面挖的树桩,祖母从橱柜摸出她的胭脂盒——那是祖父从县城捎回给祖母搽脸的香脂,里面的香脂已经用完,但是,盒子还是好香,盒上牡丹已磨没了颜色。祖母洗净盒子,用火锹铲了炭火放进火球,把一把黄豆倒进胭脂盒,盖上盖。不一会儿,焦香弥漫了土屋。他吃了两把烤的黄豆,像是过年,第二天早上,一颗乳牙松了。祖母的烟锅敲在他脑壳上:“黄豆是财主的,命是你自己的。吃多了,容易拉肚子。”
这时,祖母就着火塘的光,在木桌子上,戴上一副老花镜,点着煤油灯,给他补棉裤,针尖穿过布料,发出细碎的响声。风从门缝钻进来,吹得火苗往上蹿,墙上的人影便跟着晃。他记得祖母纳完最后一针,没有咬断线,而是就着那根线,把一枚铜钱从他裤腰的破洞塞进去,贴在肚脐眼上。“守着这点热气,别让魂魄从破洞飘走了。”祖母的声音和火光,烤得他肚子暖烘烘的。那时他觉得,一根线就能拴住魂,一枚铜钱就能买来整个童年时代的安稳。
可现在,棉线会断,铜钱早已不知去向。连曾孙子的牙该往哪扔,都成了一个需要费力解释、却无人真正在意的规矩。风还在往屋里钻,却再也吹不歪任何一道影子——墙上,只剩他一个人了。
那年大雪,黄豆是金子。这年大雪,黄豆是家训。
现在他懂了,可说给曾孙子听,曾孙听不懂。有些规矩,得自己活到一定岁数,才能慢慢地咂摸出味道。
他把乳牙裹在卫生纸里,埋进院子那棵他年轻时候栽植的石榴树下。石榴年年挂果,迎来一群群放假的孩子在树下采摘,他没有驱赶,而是笑眯眯看着孩子们采摘石榴,吃石榴的模样,心里舒坦。他扒开雪,用土盖上去的时候,仿佛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女儿王翠珍回来了,拎着一条活草鱼,眼睛红红的。
“爹,”女儿说,“这么晚还没做饭?”
草鱼在塑料袋里扑腾,声音闷得像隔着层棉花。女儿系上围裙,灶屋里的柴禾便噼啪燃烧起来。他已好久没闻到锅巴的香了。自从老伴去年走后,儿子女儿接他轮流去县城住,他很不习惯。白天他们上班,他一个人坐在七楼鸽子笼似的客厅里看电视。下了楼,就不想再上去。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匆匆告别儿媳和女儿,用老年证免费坐上农班车,回了村。前些年,他和村里几位老伙计,揣着这个证,把县市大大小小的村庄跑了个遍。现在,他们陆陆续续都走了。只有他,精气神还那么好,村子里的人都说,赵爷爷越活越年轻,他听了,乐开花,嘴上说,“哪里哪里”
窗外,雪还在下。村委会挂在村口的红灯笼,在风雪里孤零零地转,映得雪地上一圈一圈的红,却怎么也闻不见旧时年关的烟火气。好像睁着咕嘟嘟的眼睛看着他。
他想起合作社鼎盛那年,腊月廿三过小年,队里杀年猪的腥热气,飘过几里地。那吃过煮熟的野菜的肥猪,肉味就是比现在的香。亲家李篾匠和他搭手按着猪腿,猪的嘶吼、社员的欢笑、大铁锅里的水沸,闹嚷嚷地拧成一股绳,仿佛能把天捅个窟窿。他将分到手的五花肉,拎回家,塞给老伴江秋英,老伴剥开他在山里挖的冬笋,和着干辣椒、蒜苗爆炒,油星子溅在土灶壁上,滋滋作响。自家做的豆腐在火锅里滚着,那才是过年的味道。城里有啥?过年连鞭炮都限制,人也像隔着层玻璃,他来你家,客客气气;你在街上遇见他,他装着没看见。
赵木匠的手在土里停住了。
2008年,李篾匠死在老屋的竹榻上,手里攥着一副骨头麻将。他去送终,看见神龛上,有一粒黄豆,用红布包着,像枚褪色的勋章。他疑惑不解。问了女婿,女婿说是那年打麻将丢失的,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李篾匠没有把黄豆扔了。
那是一九八三年清明后的事。亲家李篾匠来吃清明粿,两人酒酣耳热,便想找点乐子。那年月,一副麻将牌两块三毛五,是顶金贵的物什。家里没有,赵木匠就数出四十粒黄豆,一人十粒当筹码。 牌局是那时流行的玩法,条、饼、万皆可成顺,捉五魁,压档胡。牌打得小,心思却绷得紧。一来二去,豆子在各人面前滚来滚去。待到夜深牌散,凑在一起清算,那黄豆却怎么数都少了一粒——只有三十九粒。 炕上、地上、灶间,四只眼睛恨不得把土坯都刮下一层来,硬是寻不见。李篾匠的脸在油灯下暗了下去:“亲家,这就不讲信誉了?”赵木匠的火“噌”地窜上脑门:“我赵春水这辈子,只欠儿女的,不欠别人的!” 一个摔门而去,一个坐在木凳上生闷气。那粒滚丢了的黄豆,就像一颗生锈的钉子,狠狠楔进了两姓刚刚结成的亲缘里。
妻子水英劝不住。李篾匠摔门而去:“这亲家,没得做了!”
女儿那年刚嫁过去。赵木匠坐在那里,想的却不是信誉。他想:明年收山核桃,谁帮他扛麻袋?女儿在婆家,会不会因这粒黄豆受气?俗话说,女儿好,还需女婿好;儿子好,还得媳妇好。
后来,老伴要去说和。赵木匠看见芦花鸡在墙角啄食,竟然啄出那粒裹着鸡屎的黄豆。这是不是误会?
他捏着黄豆,在衣襟上擦了又擦。襟口的油污是去年杀猪留下的,鸡屎是今年开春新沾的,两样东西混在一起,像两个亲家的脸,怎么擦都看不清。他最终还是把这颗腌臜的黄豆,塞进老伴的手心,又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崭新的五十元新版的人民币。“给你亲家送去,就说我赵某这辈子,最讲究信用的。”
老伴回来时,眼睛红红的。“亲家捏着那粒黄豆,眼泪滚下来了。他说,不玩了,再玩,脸都不要了。”
两人再没玩过牌。那粒黄豆,李篾匠用红布包了,挂在神龛上。赵木匠知道,那是他的勋章,也是他的疤。
转眼间,女儿王翠珍和女婿李山虎惨淡经营,竟成了镇上卖摩托车的老板。
赵木匠想起翠珍不是一开始就那样的。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她嫁过去时,有长远眼光,和女婿在镇上修摩托、卖摩托,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转变是在2005年,村里不知怎地兴起了“筒子功”。那年腊月,翠珍回娘家,手指被柴油浸得发黑,却兴奋得喊叫:“爹,你猜我今天一把赢了多少钱?二百!顶卖一辆摩托的利润。”
赵木匠当时在刨一块木板,木屑像雪片般落下。他没抬头,只说:“牌桌上的钱,烫手。那钱,不是咱们农民赚得的”。
翠珍当时好像没听进去。钱来得太容易,像山溪水,听着响,掬一把却从指缝漏光。她开始是几十、几百地玩,后来是几千。摩托修理铺的零件钱、刚收的山核桃款、甚至女婿准备进货的定金,都成了她手指间翻飞的牌。赵木匠见过她最魔怔的一次——2007年秋夜,她在老槐树下,就着月光数一叠欠条,手指抖得像风里的枯叶。她说:“爹,就差一点,我摸到那张八饼了,真的,我都摸到它的边了,光溜溜的……”
“可你翻开不是。”赵木匠说。
翠珍的眼泪流下来了。那不是哭,是没有声音的坍塌。十万块的窟窿,把她这些年所有的家当,掏空了。女婿最后说:“咱们离婚吧。铺子给你,树给你,债,也给你。”
翠珍没离。她开始坐在村口,对着空荡荡的马路,一张一张地数着根本不存在的“八饼”。整个人像是疯魔一般。
后来,年轻人路过,问:“翠珍婶,数啥呢?”她抬起头,眼神像是祥林嫂那双塌陷下去的眼神:“数命呢。命里有二饼和八饼,就能赢。命里没有,摸到的都是小点子”
只有赵木匠懂。她数的不是牌,是那颗很多年前滚到鸡屎里、又被找回来的黄豆;是她以为自己能像当年父亲那样,把滚落的东西一颗颗捡回来,摆正。可牌桌不是木匠桌,刨不平人生的坎坎坷坷。
于是,在那个雪天,赵木匠把一粒黄豆塞进她手心:“翠珍,这是你输掉的第十粒。”
翠珍捏着那粒黄豆,眼泪滚下来。她觉得,终于把那颗滚落的黄豆找回来了。看着女儿数着虚无的八饼,赵木匠的手在裤兜里,一遍遍摩挲着一枚陈年的五饼。他想,如果当年那局牌他打出的不是五饼,或者如果那粒黄豆从来没有滚落,翠珍是不是就不会沾上那年月兴起的‘筒子功’?一粒豆滚落,竟能砸出一个家的空洞。而他递还给女儿的那粒‘第十粒黄豆’,不过是一颗迟到的、无用的句号。
可赵木匠知道,有些黄豆一旦滚落,就再也回不来。就像有些牙埋进土里还是被蚂蚁搬走,有些亲家和好后还是不敢再玩牌,有些疯病数着豆子也数不回清醒。
这几年,他陆陆续续地参加一些发小的葬礼,感觉越来越孤独。村里只剩六个老头老太。女儿在城里带孩子上学,一年回来四趟。他还能给曾孙子拔牙,用的还是老办法——线拴门闩,啪的一声。曾孙子这时问:“太爷爷,为什么上牙要埋进土里?”
他说:“往上长,别飘。”
孙子又问:“那下牙为什么要扔房顶?”
他说:“往下长,扎根。”
曾孙子听不懂,笑一笑,低头玩起了手机游戏,竟然睡着了。赵木匠抱着睡着的孩子,像抱着六十年前的自己。他想起神龛上那粒裹过鸡屎的黄豆,想起老槐树下那颗数不回来的八饼,想起祖母的烟锅敲在脑壳上的声音。他忽然懂了:所有规矩、所有输赢、所有埋下去又找回来的东西,都不是为了那颗牙、那粒豆。是为了让心有个地方放,让飘着的能落回胸腔里。
村里年轻人全走了,翠珍的山核桃树被男人卖了,李篾匠的竹榻早劈了当柴烧。只有他还记得这些规矩。他掏出兜里那粒特意留的黄豆——没用红线穿,也没挂神龛上。他把它塞进曾孙子的手心:“往后你打牌,输了就把这颗黄豆给对方,就说‘这是我太爷爷当年欠的,我还了’。”
曾孙子醒来,攥着黄豆,咂了咂嘴。赵木匠知道,等这孩子活到六十岁,再摸到这颗黄豆,就会明白——第十粒黄豆不是用来输的,是用来还的。
村里没人的时候,他一个人走在弯弯的村路上,回忆起自己孩提时代的乳牙。牙根早已经朽了,像被蚂蚁搬走又送回来的记忆。他对着它们说话,像在跟六十年前那个偷偷刨土的自己说话。窗外山核桃林绿得发亮,像那年输掉的信用,也像那年赢来的黄豆。
他忽然想起,今年清明,没人来跟他吃清明粿了。
风从门缝里挤进来,他打了一个寒噤。他一粒粒扶起来,像扶起那些被时间吹倒的规矩、人情、还有他们自己。
如果自己所有的牙都掉了,是该一齐埋进土里,还是撒向房顶?这个问题让他感到一阵恐慌,但紧接着又是一片虚无的清明。他对着空无一人的椅子,平静地说:
“李篾匠,该你了。”
这一次,风没有吹倒任何一粒想象中的黄豆。他知道,那第十粒豆,早就长进了他的骨头里,成了他这具旧身板里,唯一一颗再也不会发芽、也永远不会被时间磨蚀的新牙。
这时,女儿已经做好了晚饭。他吃得津津有味,但心里空落落的,好像胃缺酒。女儿翠珍从地下室端来一碗红粥酒,他贪婪地用鼻子嗅了一下子,格外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