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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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阳过生日那天，天目山的龙鑫村热闹得像过年。酒过三巡，喧哗暂歇，他把我拉进里屋，关上门，窗外的锣鼓声顿时隔了一层。他从老式五斗橱最底下的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木盒。打开，三块旧手表并排躺在褪色的绒布上，像三段被时光风干的蝉蜕。
“老弟，”他嗓子有点哑，指了指自己腕上那块能测心跳的电子表，“从今往后，我就戴这个了。这年纪，图个健康、开心。”然后，他的手指拂过木盒里的三块表：“至于它们……每个都停在一个坎上。你听听？”
我看见抽屉里躺着三块手表，像三只玩具。旁边是母亲的照片，女儿麦子的毕业证书，还有秀兰织了一半的毛衣——那件毛衣的针脚，比表盘上的刻度更密。我常想，如果时间有灵，会不会也分良贱，否则为何偏在我腕上，它们都选择死去。
他喝了口茶，目光望向窗外沉沉的天目山影，仿佛那些岁月就在眼前。
“第一块啊，死得最快，也最体面……”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把我带回了1982年的冬天。
那是1982年的冬天，我二十四岁，正处在说亲的年纪。村里姑娘们谈婚论嫁，“三转一响”的风气虽已过了顶峰，但在我们这偏远的山村里，仍是体面的象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再加个晶体管收音机。我家穷，父亲早逝，母亲在田里操劳，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提亲的人来过两回，都是看到我家那三间旧瓦房就打了退堂鼓。
我记得清楚，腊月二十三，邻村的媒人带了个姑娘来相亲。姑娘穿着红格子外套，手腕上戴着一块亮闪闪的手表，表盘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泛着银光。她抬手倒茶时，总要故意慢半拍，让那手表在众人眼前多停留一会儿。
“上海牌，”她轻声细语地对我说，“我哥在城里打工，带回来的。”
我低头看看自己空荡荡的腕子，粗糙的手腕上只有常年劳作留下的茧子和疤痕。那顿饭吃得味同嚼蜡，姑娘没再抬眼看过我。媒人后来捎来话：“人家说，连块表都没有，怎么上得台面？”
那晚我蹲在院子里，看着天目山黑黢黢的轮廓，心里像是被什么钝器砸过。山风穿过竹林，发出呜咽般的声响。我对自己发誓，一定要买块手表。
机会来得突然。1987年开春，村里组织青壮年去后山开采建筑石料，承包给外地来的工程队，按方计酬。我报了名，每天天不亮就上山，抡着八磅锤敲石头，虎口震裂了用布条一缠继续干。四个月后，我领到了人生第一笔“巨款”——三百二十元。
我攥着那沓汗津津的钞票，走了三十里山路到县城的百货商店。柜台里摆着各式手表：上海牌120元，宝石花牌90元，海鸥牌110元……还有几块放在玻璃柜最深处，标签上写着“进口表”。
“小伙子，想买表？”售货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打量着我的粗布衣裳。
我点点头，指着最便宜的宝石花：“这个……”
她压低声音：“我这儿有块处理品，外国机芯，表壳有点瑕疵，只要八十。”
她从柜台底下摸出个小盒子。打开，一块银色手表躺在红绒布上，表盘是深邃的蓝色，秒针纤细如发。我小心地拿起它，贴在耳边——滴答，滴答，清脆得像山泉滴在青石板上。
“我要了。”我把钱掏出来，数出八十元。
回村的路上，我把手表戴在腕上，走几步就抬起来看看。夕阳西下，表盘反射着金色的光，那蓝色比天目山雨后天空还纯净。我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被人瞧不起的穷小子了，时间终于肯停在我手腕上，证明我的存在。
它死在一个星期一。1990年深秋，我去帮邻居家盖新房，挑砖运瓦。下午三点十五分，我弯腰搬起一摞砖时，突然发现秒针不动了。
我摇了摇手腕，拍了拍表壳，把耳朵贴上去——一片死寂。
我去了县城唯一一家修表店。老师傅用放大镜看了半天，又用镊子夹出几枚齿轮，金属表面布满毛刺，齿轮咬合处有明显错位。他叹了口气：“这机芯是仿的，零件全是次品，连螺丝都拧不紧，修不了。”
他指着齿轮上的锈迹，“这玩意儿连防锈处理都没做，戴不了半年就得报废。”“可售货员说是外国机芯……”
“小伙子，你让人骗了。”
我把表揣回兜里，没去找那个售货员——柜台已经换了人，说原来那位去年就调走了。
回家后，我把它放进抽屉第一格。表盘停在下午三点十五分，正是我发现它死亡的那一刻。母亲在灶边烧火，火光映着她花白的鬓角。我蹲在灶台边帮母亲烧火，火星溅到手上，烫出一片红痕。母亲用凉水冲我的手，突然说：“你爹当年要是有一块表，也不至于错过县里的招工考试。”
我抬头，看见她眼角有泪光。
“他借了邻居的表，结果表走得慢，到考场时人家已经交卷了。”母亲的声音像灶里的柴火，噼啪作响，“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表是人的脸面。”她没问表的事，只是说：“阳仔，粥在锅里温着。”她一生从未拥有过手表，她的时间在晨昏的炊烟里，在庄稼拔节的声响中，在她喂养的公鸡的打鸣声里。我把表盒推入抽屉深处，像埋葬一个羞于启齿的梦。
第二块表的来历，得从三九严寒说起。
时间到了1998年，市场经济的风吹遍了天目山区。村里有人办起了竹制品厂，有人承包山林种茶叶，我跟着村里的施工队到处干活，勉强维持生计。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们去邻县修公路。天目山披上了厚厚的雪袄，竹林被压弯了腰。工头老郑把铁锹往地上一插，哈着白气说：“这天气，手都冻麻了。”他看了看我的手腕：“你那块表呢？”
“坏了。”我简短地回答，不想多提。
老郑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给我看：“电子表，女儿从广东寄回来的，防水的。”
表盘上的红色数字在雪光中闪烁。我心里又被刺痛了一下——这些年，我依然没能拥有一块像样的表。
春节前，工程结了账。我攥着钱，想起母亲日渐佝偻的背影，想起家里该修葺的屋顶，但手腕上的空虚感像虫子一样啃咬着我的神经。我已经四十岁了，还没成家，手腕上依然空空如也。
我在县城的集市上转悠，一个摊位前围满了人。摊主是个年轻人，戴着墨镜，穿着花格子寸衫，正举着一块黑色的表大声吆喝：“防水防震电子表！三十块一块！最后十块！”进口的立体声喇叭里面，喊出这样的广告：“我亏本也得卖，不想往回带。姑娘和小伙，戴块表真帅。时间就是钱，戴表有未来。。。”
我挤进去，拿起一块端详。塑料表壳，红色的液晶数字，看起来普普通通。
“大哥，这表好吧？”年轻人凑过来，“电池能用一年，洗澡都不用摘。”
我犹豫了。三十块，是我两天工钱。
“这是深圳产的，出口转内销的货。”年轻人压低声说，“机械表落伍了，这才实用。”
实用。这个词打动了我。我付了钱，把这块轻飘飘的电子表戴在手腕上。它不需要上发条，数字跳动的样子，有种质朴的可靠。
一天下午三点十七分，我正在工地上拌水泥，腰间的BP机突然震动起来——那是工头为了方便联系给我配的。我跑到路边的小卖部回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是刘阳吗？你家里人出事了，急需用钱，快准备三千块，送到县医院！”
我脑子“嗡”的一声，慌忙问具体情况，对方却含糊其辞，只是反复催促打钱。我突然想起，买表时留过联系方式——说是“售后登记”。
我稳住心神，给村里的小卖部打电话，请邻居去我家看看。十分钟后回电：母亲好好的，正在院子里晒菜干。我攥着表盒跑到县城派出所，值班民警老万翻着登记簿说：“上周也有个老头来报案，说买表被骗了，但骗子早跑了。”他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传单，“集市上卖假表的，都是外地流窜的，抓不着。”
我盯着传单上“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红字，突然觉得那三十块钱和表盒里的联系方式，都成了笑话一场骗局。
我站在路边，四周是轰鸣的机器和飞扬的尘土。冷风刮过公路，卷起的沙石打在脸上。我低头看手腕上的表，红色数字依然在跳动：15:18，15:19……像无声的嘲讽。
那块表我再没戴过。它躺在抽屉里面，每隔一小时就会发出“嘀嘀”的报时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我试过抠掉电池，但后盖封死了。一个月后，它终于彻底安静——电池耗尽了。
表盘停在上午九点零七分，那是某个清晨，我最后一次听见它报时的时刻。
第三块死得最慢，也最让我心寒。
2005年，我四十七岁，终于结了婚。妻子是邻村的寡妇，叫秀兰，话不多，手巧。她带来一个八岁的女儿，小名叫麦子。婚礼那天，她把我全身上下唯一值钱的BP机也收走了，说：“以后回家吃饭，我会吆喝你的，不用这个。”秀兰的手腕上，那道勒痕像一条褪色的蛇。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前夫醉酒后，扯断表带留下的。
“他总说表是骗人的玩意儿，”秀兰在织毛衣时突然说，“可他自己却戴着一块金表，说是城里老板送的。”
针脚在她手里飞快穿梭，像在缝补那些破碎的时光。她从不看我的手腕，但会在雨天帮我擦干手臂上的水珠。
但我心里那个关于手表的结，始终没有解开。
2018年，天目山旅游发展起来，我在景区门口摆了个小摊，卖山货和纪念品，生意不错。六十岁生日那天，我决定完成半辈子的夙愿——买一块真正的名牌手表。
麦子陪我去省城。商场里的钟表专柜亮得晃眼，售货员穿着笔挺的制服。我看中了一块银色表链、蓝色表盘的机械表，标签上写着“瑞士品牌，国内组装”，标价两千八——差不多是我两个月的收入。
“这款卖得很好，走时精准，两年保修。”年轻的售货员微笑着说。
两年保修。这个词让我稍稍安心。我付了钱，小心地把表戴在腕上。沉甸甸的质感，秒针平滑的扫动，蓝宝石表镜在灯光下泛着幽光。
这块表陪我走过两年。它见证了我女儿考上大学，见证了小摊升级成小店面，见证了游客，从稀少到拥挤再到因疫情而冷清。在无数个日夜交替中，它走得忠诚而沉默，让我几乎相信，时间终于肯对我慈悲一些。
麦子假期回来，看到我腕上的新表，拿过去对着光看了看，笑道：“爸，你这表镜面真亮。不过现在人都用智能手环了，能测心跳、记步数。”她扬了扬自己手腕上那个黑色的塑料圈。我没说话，只是小心地把表戴回来。麦子把我的手环戴到自己腕上，教我怎么看步数、测心率。她的手指纤细，像在弹一首无形的曲子。
“爸，你心率有点高。”她突然说，“是不是又想起那两块表了？”
我摇头，她却笑了：“你抽屉里那三张保修卡，我早看见了。”秀兰在一边纳鞋底，搭讪道。
2020年秋天，它停了。我拨打保修卡上的电话，那头响起语音提示：“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拿着表和保修卡，坐车去了那家商场。柜台还在，品牌还在，但售货员换了人。新来的女孩看了看我的保修卡，摇摇头：“保修期过了，先生。”售货员头也不抬，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噼啪响，“全国联保？那得去上海总部，路费您自己出。”
我攥着保修卡的手在发抖：“你们广告上明明写着……”
“广告归广告，合同归合同。”她甩给我一张打印单，“签了字，售后一概不管。”我握着那块停走的手表，站在明亮的商场里，周围是熙攘的人群和欢快的音乐。落地窗外，城市在秋阳下熠熠生辉。手腕上的表带还留着体温，但表盘停在午夜零点零一秒——那正是我从睡梦中惊醒，发现它停止的时刻。
“不用了。”我把表装回盒子。
回到家，我把它放进抽屉。三块表终于齐了，躺在各自的格子里，停在不同的时间点上。
表停之后，我闷了好几天。秀兰把一碗鸡汤，放在我面前：“两千八，就当给山神爷上了炷香。山还在那儿，日子就还得过。”她从不直接安慰，她的话像山里的石头，硬，但实在。麦子知道后，在网上查了半天，最后打来电话，声音有点沮丧：“爸，那牌子真的撤柜了……要不，我给你买个新的？”我说不用。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哦。”
去年冬天，我又上了天目山。忘了戴表，却在山崖上发现一块平整的石面，阳光投下的影子，清晰得像刀刻的线。我蹲下，看着那影子的尖儿，缓缓地从石面一道天然裂纹，移向另一道。心里默数着，根据这些年对山的熟悉，知道那是下午三点光景。
风穿过竹林，竹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我忽然想起，第一块表停的那年，母亲还能挑半担水；第二块表停时，麦子因为诈骗电话的事，整整一周没怎么跟我说话，只是每晚默默给我倒杯茶；第三块表停的第二天，秀兰早起，把我那件袖口磨破的旧毛衣拆了，说织补一下，还能再穿一冬。
时间原来在这里。
它不在齿轮里，也不在数字中。它在母亲扁担的微微颤动里，在女儿沉默推来的茶杯温度里，在妻子织补时无限循环的针脚里。它被爱、被记忆、被日复一日活下去的耐心，编织成了另一条河流，与我腕上的空白，与抽屉里的寂静，平行地流淌着。
我掏出手机——这是麦子给我买的，她说能视频，让她妈常看看她。屏幕亮起，锁屏照片是她毕业时我们的合影。我点开相机，对着脚下山的影子、远处的村落、身旁苍黑的岩石，胡乱拍了几张。然后，我打开抽屉那三块表的合照，手指悬在发送键上，最终却没有分享。
有些顿悟，只属于独自面对群山的一刻。
下山时，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我的影子与竹影、石影叠在一起，不分彼此。村口的广播，正在播报明日天气，声音断断续续，混着炊烟的味道。推开家门，秀兰从厨房探出身：“回来得正好，面刚要下锅。”
我“嗯”了一声，去洗手。水流过手腕，皮肤松弛，血脉清晰。那里空空荡荡，却仿佛能听见另一种声音：不是滴答，不是嘀嘀，是面条落入滚水时轻微的“沙”声，是碗筷摆放桌面的轻响，是即将亮起的灯，与窗外缓缓降临的、无边无际的夜色。
抽屉，我没有再打开。
三块表躺在那里，像三个不同版本的自己：一个被虚荣所骗，一个被恐惧所困，一个被诺言所弃。它们共同证明了一件事：不是我不配拥有时间，时间从来公平公正。
窗外，晚霞映红了小山村。山影爬上窗台，一寸一寸覆盖房间。我抬起手腕——空空如也，但这一次，我不再觉得缺失什么。
时间在我花白的头发里，在日渐迟缓的步伐中，在每一次回忆与下一次展望之间。它终于回到了最初的样子：自由，完整，属于天地，而不属于任何表盘上的刻度。
村里的广播响起，是晚饭时间了。我起身准备煮面，脚步声在寂静的房间里回响，一下，一下，像是另一种形式的滴答。
我放下手机，听见厨房里传来秀兰切菜的声音，那声音与竹涛、广播混在一起，成了另一种时间。
这大概就是时间真正的声音……不是齿轮的咬合，不是电子的脉冲，只是一个普通人，走过属于他的，有限而无价的一生。而天目山还在那里，看着一代又一代人来了又走，如同它看着日影每天从东到西，沉默而永恒。
刘阳讲完了三块手表的故事，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远处溪流的声音。他摩挲着腕上新手表的塑料表带，笑了笑：“血压、血糖，这些数字实在。不像以前，总想着去抓住点什么证明自己。现在明白了，时间抓不住，但日子能过好。山还在那儿看着呢。”
我看向窗外，天目山在暮色中凝成一片深青。那一刻我懂了，刘阳换上的不止是一块表，是一种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