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荣
网站用户
一面斑驳沧桑的老墙，镌刻着古城百年的兴衰；一段跨越时空的守望，承载着人性深处的温热；一部运河文学的力作，让江淮大地上的文化记忆在文字中生生不息。在当代文坛追逐流量与猎奇的喧嚣中，赵德清的短篇小说集《风雨墙》宛如一汪澄澈的运河水，以其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对人性真善美的执着追寻，以及对历史与现实的细腻勾连，构筑了一道独特而温润的文学风景。作为土生土长的高邮人，亦是高邮市文联主席，赵德清将对家乡“浸入骨髓”的热爱熔铸于笔端，用九篇小说串联起运河名城的百年变迁，使《风雨墙》不仅成为一部文学作品集，更成为一座古城的历史记忆容器、人文精神载体，以及运河文化脉络的鲜活注脚。
01 地域书写的文化坚守：以文字为笔，绘就高邮“活态方志”
高邮，这座坐落于江淮平原腹地的运河古城，自秦王嬴政筑高台、置邮亭得名，至今已走过两千余年岁月。它不仅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枢纽，更孕育了距今七千余年的龙虬庄文明——那些出土的碳化稻粒与刻符陶器，早已将“鱼米之乡”的基因深植于这片土地。赵德清的《风雨墙》便深深植根于这样的文化土壤，他不刻意堆砌地域符号，却让高邮的湖泊河流、市井烟火、方言俚语自然而然地融入字里行间，使每一篇小说都成为贴着“高邮标签”的生动切片。
这部收录了九篇小说的集子，以时间为轴，巧妙铺展了高邮从清末民初到现当代的百年画卷。《风雨墙》《胭脂山》《王爷英雄》三篇作品，将目光投向清末民初的高邮：彼时的运河码头商船云集，盂城驿的驿马仍在尘土中疾驰，陈家大院的青砖黛瓦间还留存着旧式家族的兴衰痕迹。作者在《王爷英雄》中仅用“高邮州府，地处要冲，鱼米之乡，战略高地”十六字，便将对家乡的自豪与偏爱浓缩其中，寥寥数语却满溢着“溺爱式”的深情。而《船娘虹姐》《搓背王》则将叙事背景拉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小城，运河上的木船开始搭载新的商机，澡堂子里的搓背师傅也在时代浪潮中寻找生计的新可能，那些带着烟火气的细节，精准复刻了转型期小城的躁动与生机。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世纪之交，《幸福啥滋味》《妈妈，我爱你》聚焦普通人的生活图景：下岗职工的迷茫、市井百姓的细碎幸福、母子间的牵挂与和解，这些故事没有宏大叙事，却以小见大，勾勒出市场经济浪潮下高邮人的生存状态。而《三轮车夫二憨子》《家装人物轶事》则将视角对准现当代：三轮车穿梭在拓宽的城市街道，家装行业的兴起折射出人们对生活品质的新追求，古城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保留着老味道，又生长出新模样。这种跨越百年的叙事安排，使《风雨墙》超越了普通小说集的范畴，成为一部“可阅读的高邮方志”——它不仅记录了城市的建筑变迁、产业更迭，更留存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与精神轨迹。
赵德清的地域书写，始终追随汪曾祺先生的文学传统。汪曾祺曾说“我写的是我所知的那部分生活，我所熟悉的人和事”，赵德清亦如此。他不追求猎奇的故事，而是深耕于家乡的日常，从运河的晨雾到澡堂的蒸汽，从老街的叫卖声到庭院的桂花香，每一个细节都带着“高邮专属”的温度。文学评论家王干曾精准评价：“赵德清在选材上以汪曾祺先生为楷模，‘远当下，亲历史，写百姓，道日常’，努力传达汪曾祺文学的余韵。”这种“余韵”，正是对家乡无条件的接纳与热爱——不回避小城的闭塞，不掩饰生活的琐碎，却能在平凡中发现诗意，在质朴中提炼真情，让高邮这座古城在文字中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02 时空交错的叙事艺术：以“物”为媒，搭建历史与现实的桥梁
《风雨墙》的文学魅力，不仅在于其深厚的地域底蕴，更在于作者精妙的叙事技巧。赵德清打破了线性叙事的桎梏，以“时空交错”的手法，让历史与现实在文本中碰撞、交融，形成独特的叙事张力。这种张力的核心，便是“物”的运用——作者通过对宅院、墙壁、信笺、旧物等细节的描写，让“物”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既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又传递着人物的情感，使文本拥有了“可触摸的时空感”。
在同名小说《风雨墙》中，“墙”与“信”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故事以“我”与同事修缮陈家大院为切入点，“堂屋的墙上糊着些老报纸，有的竟然是民国时期的。我们小心翼翼地掸去灰尘，尽量不损坏纸面”——这面糊着旧报纸的墙，如同一个沉默的见证者，将民国时期的陈家往事悄然铺展。作者又通过“陈家大院的历史比明代的盂城驿还久远，至少与镇国寺塔差不多”的对比，进一步强化了空间的历史纵深感：盂城驿的驿道、镇国寺塔的青砖，都是高邮人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将陈家大院与这些地标关联，瞬间让虚构的故事有了真实的历史依托。而在后续的叙事中，“信”成为推动时空交错的关键：王明礼与陈怡琪的九封书信，既是两人爱情的见证，也是历史变迁的缩影——从民国时期的烽火家书，到新时代被偶然发现的旧信笺，文字跨越数十年，将两个时代的情感紧紧相连。
倒叙与书信体的结合，更是作者处理时空关系的精妙之处。小说前半段，作者以“修缮陈家大院”的当下视角为起点，通过王阿姨（陈怡琪的养女）的讲述，倒叙民国时期陈家的故事——这种“由今溯古”的叙事方式，如同为读者打开一扇通往历史的门，既避免了平铺直叙的枯燥，又让历史故事有了“现实落脚点”。而“物”的留存与“人”的讲述，在文本中形成了奇妙的通感：陈家大院的老宅是“物”的留存，王阿姨是“人”的见证，两者相互印证，使历史叙事既有实物支撑，又有人情温度，从而赋予了“时空回溯”合法性与可信度。
如果说“时间错位”是《风雨墙》的第一重叙事技巧，那么“空间错位”则是其第二重亮点。作者不仅将故事局限于高邮，更通过“高邮—上海”的双城叙事，拓展了小说的空间维度。王明礼从高邮奔赴上海参加革命，陈怡琪则留守高邮守候爱情——上海的“大空间”代表着时代浪潮与革命理想，高邮的“小空间”代表着传统生活与个人情感。这种空间的错位，不仅让故事更具张力，更暗合了人物的精神成长：王明礼在上海完成了从“儿女情长”到“家国情怀”的蜕变，陈怡琪则在高邮完成了从“小爱”到“大爱”的升华。而当上海的革命故事与高邮的守候故事在文本中交织，两个城市便不再是孤立的地理空间，而是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图景——既有革命的热血，也有平凡人的坚守。
赵德清的时空叙事，从不刻意炫技，而是始终服务于故事与情感。他不追求复杂的叙事结构，却能通过“物”的串联、“人”的讲述、“空间”的拓展，让历史与现实自然对话，使读者在阅读中既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又能触摸到现实的温度，这种“举重若轻”的叙事功力，正是《风雨墙》在艺术上的重要特色。
03 人性光辉的人物塑造：于平凡处见伟大，于困境中显坚韧
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最终要落脚于人物。《风雨墙》之所以能打动读者，关键在于赵德清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人物形象——他们不是英雄豪杰，而是运河边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却在平凡中透着伟大，在困境中显露出坚韧。尤其是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底层人物，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捕捉他们的情感与选择，让人性中的真善美在文字中熠熠生辉。
陈怡琪（《风雨墙》）无疑是这部集子中最具光芒的人物。她本是陈家大院的大家闺秀，与王明礼青梅竹马，本该拥有“郎才女貌”的美满人生。然而，革命年代的浪潮打破了这份平静：王明礼奔赴上海参加革命，留下陈怡琪独自守候。面对漫长的等待，她没有怨怼，更没有放弃——当王明礼的父亲病重时，她以“未过门的儿媳妇”身份床前尽孝，为老人送终；当王明礼的革命伴侣（怀孕的女同志）来到高邮待产时，她又以“嫡妻”的身份悉心照料，毫无嫉妒与排斥。从“掐得出水来的芳华美少女”，到抚养“情敌”女儿王思思长大成人的“姆妈”，陈怡琪的人生轨迹充满了牺牲与奉献，但她从未将自己的付出视为“委屈”，而是以一种平和的姿态接纳命运的安排。作者没有刻意拔高她的形象，却通过一个个细节——为思思缝补衣裳的专注、收到王明礼“牺牲”消息时的平静、晚年讲述往事时的淡然——让这个人物散发出圣洁的光辉。她的成长，是从“情爱之小”到“博爱之大”的升华：她不再仅仅是王明礼的恋人，更是一个承载着善良与坚韧的精神符号，让读者看到，在动荡的时代里，人性的温暖可以超越个人恩怨，成为抵御风雨的力量。
除了陈怡琪，《风雨墙》中的其他人物也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高邮人的精神群像”。《三轮车夫二憨子》中的二憨子，是一个“智力稍弱”的底层人物，父母双亡的他以蹬三轮车为生，却拥有最朴素的善良与执着。他爱慕着有文化的周文芳，会默默帮她占好车位，会在她遇到麻烦时挺身而出；而当周文芳离开高邮后，他也没有沉沦，而是继续认真生活。作者对这个人物充满了悲悯与善意，他没有将二憨子塑造成“被同情的弱者”，而是让他成为“幸福的获得者”——“走了一个周文芳，来了一个元桂芳，二憨子较之他人有了双倍的幸福，身边有着一个有香气的小芳，心里住着一个有文化的小芳”。这句看似简单的结局，却透着温暖的人生哲学：善良从不被辜负，平凡的人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而居委会大爷大妈、梁二爷等配角的设置，更让这个故事充满了“人情味儿”——他们没有因为二憨子的“不同”而排斥他，反而给予他力所能及的帮助，这种“邻里间的善意”，正是高邮小城最动人的底色。
《搓背王》中的王青，则是另一种“坚韧”的代表。高考成绩被人冒名顶替，对于一个满怀憧憬的青年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但王青没有被击垮，他没有沉溺于抱怨与仇恨，而是选择直面现实：“他爬出了青春的沼泽地，背着简单的行囊，沿着运河一路向东，去了更大的城市”。最终，他在澡堂行业闯出了一片天，成为远近闻名的“搓背王”，被人称为“一只打不垮的孙猴子”。这个人物的魅力，在于他的“不认输”——面对命运的不公，他没有选择妥协，而是用自己的双手改写人生。作者通过王青的故事，传递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困境不是终点，而是成长的起点；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依然向前奔跑。
赵德清塑造人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贴标签”——他不刻意美化人物，也不刻意丑化现实，而是以“平视”的视角观察他笔下的人物，捕捉他们的喜怒哀乐、优点与缺点。无论是陈怡琪的博爱、二憨子的执着，还是王青的坚韧，都是人性中最本真的品质。这些人物或许平凡，但他们的选择与坚守，却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这种光辉，不来自于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善意与坚持，来自于面对困境时的不放弃、不抱怨。正是这些人物，让《风雨墙》有了温度，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04 小城故事的宏大主题：以“小我”叙事，承载家国情怀与信仰力量
赵德清以“以小见大”的笔法，将家国情怀、信仰皈依、时代变迁等宏大主题，巧妙融入高邮的小城故事中。他不刻意喊口号，不强行拔高立意，却让读者在阅读中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平凡人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个人的信仰也能汇聚成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
《风雨墙》（同名小说）是这种“小中见大”的典范。王明礼的“出走”，看似是一个偶然的个人选择——为了追求革命理想，他离开家乡、离开爱人，奔赴上海。但从本质上看，这个选择背后，是一个时代青年的精神觉醒：在“国未安宁、民未安生”的大背景下，“小家难全、私情难圆”成为必然。王明礼的成长，是从“关注个人情感”到“关注家国命运”的转变——他在上海的革命经历，不仅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更让他理解了“信仰”的意义。作者没有详细描写王明礼的革命事迹，却通过他的书信、他的选择，让读者感受到他的坚定与执着。而陈怡琪的“守候”，则是另一种形式的“贡献”——她留守高邮，照顾家人、抚养孩子，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小家”，而这个“小家”的稳定，正是“大家”安宁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将王明礼的“信仰选择”与“情感坚守”对立起来。他没有将王明礼塑造成“为了信仰抛弃爱情的薄情郎”，也没有将陈怡琪塑造成“被辜负的可怜人”，而是让两者在精神上达成了统一。王明礼虽然牺牲了，但他的信仰与精神却留在了陈怡琪心中；陈怡琪虽然守候一生，但她的坚守也成为了王明礼信仰的“延续”。是相互滋养、相互成就，互为风雨墙。
《风雨墙》的宏大主题，还体现在对“时代变迁”的记录与思考上。九篇小说跨越百年，每一篇都对应着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现当代的现代化转型。作者通过普通人的命运，折射出时代的变化——《船娘虹姐》中，虹姐从“靠男人吃饭”到“自己撑船做生意”，反映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家装人物轶事》中，家装行业的兴起，反映了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幸福啥滋味》中，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反映了市场经济转型期的阵痛与机遇。这些故事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却通过“小人物的命运”，让读者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原来，历史不是遥远的教科书，而是每个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时代的进步，也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普通人生活的改善、精神的成长。
赵德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宏大主题”融入“日常叙事”，让读者在感受“小城故事”的温暖时，自然而然地思考“家国与个人”的关系。他让我们看到，家国情怀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王明礼的选择中、陈怡琪的坚守中、二憨子的善良中、王青的坚韧中；信仰也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支撑普通人在困境中前行的力量。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既避免了宏大主题的“空洞化”，又让小城故事拥有了“深度与广度”，使《风雨墙》超越了“地域文学”的局限，成为一部能引发普遍共鸣的作品。
05 运河文学的美学价值：以真善为魂，构建“小温大爱”的文学家园
《风雨墙》的出版成为近年来地域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这部作品的美学价值，不仅在于其精湛的叙事技巧与丰满的人物塑造，更在于它以“真善为魂”，在物质日益繁杂、人心日益浮躁的时代，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充满“小温大爱”的文学家园——这里没有假、丑、恶的刻意渲染，只有真、善、美的自然流淌；没有激烈的冲突与狗血的剧情，只有平凡生活中的诗意与温暖。
“真善美”的执着追求，是《风雨墙》最核心的美学特质。赵德清曾说：“我们对文学的热爱，其实不过是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在物质生活日益繁杂浮躁的时代，以文学的方式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让我们在文学创作与阅读中获得片刻宁静，发现人生趣味。”这番话，正是他创作理念的真实写照。在《风雨墙》的九篇故事中，作者始终聚焦于“善”与“美”：陈怡琪的博爱、二憨子的纯粹、王青的坚韧、虹姐的泼辣与善良，甚至是《胭脂山》中无名女子对爱情的坚守，《妈妈，我爱你》中母子间的和解与牵挂，每一个故事都在传递着人性的温暖。作者不回避生活的苦难——高考顶替的不公、革命年代的牺牲、下岗后的迷茫，但他从不用苦难制造焦虑，而是用“善”的力量化解苦难：王青在挫折后找到人生新方向，陈怡琪用守候将遗憾酿成温暖，二憨子用简单的善良收获双倍幸福。这种“于苦难中见希望，于平凡中见美好”的叙事，让《风雨墙》拥有了治愈人心的力量，也契合了读者对“真”的渴望——在充斥着猎奇与冲突的当下文学市场，这种“不迎合、不猎奇，只写真心”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真”。
地域文化的艺术再现，是《风雨墙》美学价值的另一重要维度。赵德清对高邮的书写，不是简单的“地域符号堆砌”，而是将运河文化、水乡风情、市井生活融入故事的肌理，使其成为人物命运与情感的“背景板”与“催化剂”。运河是这部小说集的“隐形主角”——它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精神符号。在《船娘虹姐》中，运河是虹姐谋生的依靠，也是她见证时代变迁的窗口；在《风雨墙》中，运河连接着高邮与上海，也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在《搓背王》中，运河的流水声是王青走出困境、奔向远方的背景音。作者笔下的运河，不是静止的风景，而是流动的生命——它承载着高邮人的悲欢离合，也见证着古城的百年变迁。除了运河，作者还细致描摹了高邮的市井生活：澡堂里的蒸汽、老街上的叫卖声、庭院里的桂花香、盂城驿的青石板路、镇国寺塔的晨钟暮鼓……这些带着“烟火气”的细节，不仅让故事更具“画面感”，更让读者感受到高邮独有的“生活美学”——那是一种“慢”的美学，是“邻里互助、守望相助”的人情美，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美，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这种地域文化的艺术再现，让《风雨墙》不仅是一部小说集，更成为一部“可阅读的高邮文化地图”，使运河文化以更鲜活、更具感染力的方式被读者感知与铭记。
此外，《风雨墙》的美学价值还体现在其对“小温大爱”的文学表达上。“小温”是指小说中那些细碎的、日常的温暖——二憨子帮周文芳占车位的小事、居委会大妈对二憨子的照顾、陈怡琪为思思缝补衣裳的细节；“大爱”则是指隐藏在“小温”背后的家国情怀、人性博爱、信仰力量。作者没有将“大爱”置于“小温”之上，而是让“大爱”通过“小温”得以体现：王明礼的家国情怀，源于他对高邮、对陈怡琪的“小爱”；陈怡琪的博爱，源于她对王明礼的深情与对生命的尊重。这种“以小见大、以温显爱”的表达，让“大爱”不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变得可感、可触、可亲。这种对“普遍人性”的关照，让这部充满地域色彩的作品，拥有了跨越地域、引发广泛共鸣的美学力量。
从文学价值的延伸来看，《风雨墙》还为基层业余文学创作提供了“范本意义”。作为基层文联工作者，赵德清的创作没有“象牙塔”的疏离感，而是扎根于生活、扎根于群众，用“普通人写普通人”的视角，讲述普通人的故事。他的创作证明：基层文学不必“仰望星空”，也不必刻意模仿“精英文学”，只要扎根生活、书写真心，就能创作出有温度、有力量、有价值的作品；个人创作也能走出“个人小天地”，走向更广阔的空间。这种“扎根基层、书写人民”的创作路径，不仅为更多基层作者提供了借鉴，也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生态，使其更具多样性与生命力。
合上书页，《风雨墙》中那些鲜活的人物、温暖的故事、熟悉的高邮风情，仍在脑海中回荡。它像一杯温热的绿茶，初品时平淡，细品后却有回甘；它也像运河边的一道老墙，虽布满风雨痕迹，却依然坚挺，守护着背后的人情与温暖。在这个快节奏、高焦虑的时代，《风雨墙》用文字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性中的真、善、美永远不会消失；无论生活如何风雨，只要心怀温暖、坚守善良，就能“风中有真情，雨后见彩虹”。这部作品，不仅是赵德清对家乡的深情告白，更是他为当代读者献上的一份“精神礼物”——一份关于回忆、关于温暖、关于信仰的礼物。
2025年10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