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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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小说，初读似品一盏清茶，淡然平和，余味却悠长得能浸润整个灵魂。他笔下的世界，没有恢弘的史诗叙事，没有尖锐的戏剧冲突，有的只是高邮湖的烟波、西南联大的炭火、街头巷尾的市声与吃食。这位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的作家，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将平凡人间的点滴琐碎淬炼成艺术的金砂。汪曾祺小说中至少六种美：语言的诗意、场景的生动、意境的悠远，以及小人物身上那种质朴而坚韧的心灵手巧之美、于叙事节奏与情感表达中的克制与含蓄的留白之美，以及从祺描写的俗世烟火中透露出的人生况味与生命态度的日常哲学之美。本文将紧扣汪曾祺的文本，试图勾勒出其小说创作中这“六美”交织而成的完整而独特的审美图景。
一、语言美：清水芙蓉，天然雕饰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是挣脱了华丽辞藻束缚的“天然之美”，既带着民间口语的鲜活温度，又藏着文人笔墨的雅致韵味，如同清水里绽放的芙蓉，素净却自有动人的力量，完美诠释了他“语言具有内容性”“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创作追求。
其语言美，首先在于口语化与文人气的无缝交融——从民间语言中采撷的鲜活养分，经他提炼后，既保留了生活的烟火气，又透出书卷的清雅。《受戒》里明海与英子的对话，全是未经雕琢的乡间日常：英子问明海“你当和尚要受戒，疼不疼？”，明海答“不疼。就是烧戒疤的时候，有点烫”，像两个孩子间最直白的闲聊，没有刻意的抒情，却藏着天真的关切。就连描写英子的动作，也是极简的口语化白描：“英子把船划到岸边，跳上岸，说：‘我回家了，明海师父。’”一个“跳”字，一个带着亲昵的称呼，把水乡少女的活泼与两人间的熟稔写得活灵活现。而《大淖记事》里写锡匠们的生活，用“光着膀子，抡着大锤，叮叮当当地打锡器”“收了工就凑在一块喝黄酒，扯闲篇”，这些带着方言质感的口语，让锡匠们的形象瞬间立起来，既接地气，又因文字的干净利落，多了几分文人笔下的清爽，没有半分油腻感。
其次，其语言自带节奏感与音乐性，如同流动的溪水，长短错落间自有韵律。他深谙汉语的音韵之妙，句子不刻意追求整齐，却读来顺口、听来悦耳。《受戒》中写庵赵庄的清晨：“早粥是米粥，或小米粥。菜是腌萝卜。坐禅，念佛，打扫院子，挑水。”短句连缀，像寺院里的钟声一样平缓有序，既写出了和尚生活的规律，又透着清晨的宁静，节奏与场景完美契合。而写水乡的夜色，又换成稍长的句子：“月亮升起来了，照在芦花上，照在船上，照在英子家的院墙上。”三个“照在”层层递进，语气舒缓，像月光一样温柔铺展，读来有绵长的韵味。即便是化用古典诗词，也从不显生硬，《大淖记事》里用“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形容巧云与十一子的情愫，诗词的韵律与小说的叙事节奏自然融合，既添了雅致，又让情感的表达更显悠扬，没有刻意的炫技，只留音韵的余味。
更难得的是，他的语言兼具精确性与传神力，寥寥数笔便能让事物“活”起来，甚至自带感官体验。写吃食时，《故乡的食物》里写咸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一个“吱”字，把油的饱满、蛋黄的细腻写得仿佛能看见、能听见，让人瞬间口舌生津；写炒米“用开水一泡，米粒一颗颗站起来了”，“站”字看似简单，却把炒米泡发后的蓬松感、颗粒分明的样子写得极具画面感，仿佛米粒有了生命。写景物时，《异秉》里写王二的熏烧摊子：“柜台上摆着酱鸭、酱鸡、酱肉，通红的，油亮的，闻着就香。”“通红”“油亮”是视觉，“闻着就香”是嗅觉，三个短句精准捕捉到摊子的特色，没有多余的修饰，却让读者仿佛站在摊子前，能看见油光锃亮的酱肉，能闻到扑鼻的香气。这种精确，源于他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让语言不再是文字符号，而是能调动感官的“活的载体”。
二、场景美：风俗画与乡土志
汪曾祺小说的场景美，本质是将“风俗画”的鲜活质感与“乡土志”的厚重底蕴熔于一炉，既用细节复刻生活肌理，又以场景承载文化记忆，让每一处空间都成为有温度、有故事、有灵魂的叙事载体。
在风俗与日常的交织中，他的场景打破了“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构建出充满烟火气的诗意世界。《受戒》中庵赵庄的场景描写，绝非简单的环境铺陈：清晨的薄雾里，寺庙的钟声混着农家的鸡鸣，小和尚明海帮英子家插秧时的汗珠滴进稻田，傍晚放河灯时，千百盏荷花灯顺着流水漂向远方，灯影与波光在暮色里交融。受戒仪式本身更成了风俗的一部分——没有森严的戒律压迫，只有师傅温和的叮嘱、师兄们轻松的玩笑，连“受戒”这个本该充满宗教庄严感的环节，都被包裹在水乡的温润与日常的松弛里。和尚们能娶妻生子、赌钱喝酒，并非对宗教的解构，而是汪曾祺用场景还原了乡土社会中“人”的本真需求，让庵赵庄成为一个“合乎自然人性”的桃花源，风俗不再是冰冷的仪式，而是滋养生命的土壤。
其场景更以鲜明的地域坐标，书写出一部流动的“乡土志”，让地理空间与历史记忆深度绑定。高邮水乡是他场景创作的核心底色，《大淖记事》里的场景描写堪称典范：大淖的水“清得发蓝”，岸边的芦苇“长得密密麻麻”，浆声咿呀的小船从芦苇荡里钻出来，船头的渔娘正整理着刚捞起的菱角；岸上的锡匠铺子永远热闹，锡匠们光着膀子捶打锡片，“叮叮当”的声响能传到半条街外，傍晚收工时，他们会凑在铺子门口喝黄酒、聊家常。这些场景不仅复刻了高邮的地域风貌，更将历史背景嵌入其中——抗战时期，保安队敲诈锡匠，锡匠们集体罢工反抗，此时的大淖不再是静态的水乡图景，而是成为民间力量与强权对抗的舞台。场景中的每一处细节，无论是锡匠铺的行业规矩，还是水乡人的生活习惯，都成了记录乡土历史的“活化石”。
细节的精准描摹，更是汪曾祺赋予场景“可感可触”质感的关键。他像一位工笔画家，用细腻的笔触捕捉场景中最微小的元素，让读者仿佛能“走进”文字里的空间。《鸡鸭名家》中余老五的炕房，是场景细节的经典样本：炕房里“弥漫着一股暖烘烘的、带着点腥气的热气”，余老五用手摸炕席的温度，“指尖能感觉到一丝发烫”；小鸭出壳时，“蛋壳先裂开一道细缝，然后小鸭子的嘴一点点顶开蛋壳，绒毛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唧唧叫着从壳里钻出来”，余老五会轻轻把刚出壳的小鸭放在铺着软草的竹筐里，动作里满是对生命的珍视。《徒》中的开蒙学堂也同样鲜活：学堂的窗户糊着旧报纸，“阳光透过报纸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上课时，学生们“有的低着头写字，笔尖在纸上沙沙响，有的偷偷玩手里的弹珠，被先生用戒尺敲了手心，立刻坐直了身子”；下课时，学堂里瞬间喧闹起来，孩子们跑到院子里跳皮筋、拍洋画，笑声能传到隔壁的院子。这些细节不是冗余的点缀，而是构成场景氛围的核心——温度、气味、声音、动作的叠加，让炕房有了“暖烘烘”的体感，学堂有了“闹中带静”的质感，场景也因此从文字符号变成了可触摸、可感知的真实空间。
从风俗的诗意表达，到地域与历史的深度绑定，再到细节的精准描摹，汪曾祺让小说场景超越了“背景板”的功能，成为承载人物情感、文化记忆与生命状态的核心载体，最终成就了其“风俗画与乡土志”交融的独特场景美学。
三、意境美：有限叙事中的无限韵味
汪曾祺将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精髓注入现代小说，以有限的文字篇幅、克制的情感表达，勾勒出余味悠长的审美空间，让读者在文字之外捕捉到生命的温度，实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其意境美首先体现在“诗画合一”的叙事质感，让小说文本兼具画面的具象与诗歌的空灵。《受戒》结尾的场景堪称典范：英子跳上中舱时裙角的轻扬、双桨划水时溅起的细碎水花、刚吐新穗的芦花在风里轻轻晃动，还有被惊起的青桩鸟“扑鲁鲁鲁”的振翅声，构成了一幅动静交织的水乡画卷——视觉上有芦花的白、水色的清，听觉上有桨声、鸟声，动态里有划桨的轻快，静态里有芦花荡的静谧。更妙的是，这幅画面未提一句“喜欢”“不舍”，却把明海与英子之间初恋的纯真、离别时的温柔眷恋藏在景物里：芦花荡既是他们相处的空间，也是情感的载体，青桩鸟的飞远似是离别，却又留下绵长的期待，就像古典诗词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意境，让情感在景物中自然流淌，余味绕梁。再如《异秉》中，陈相公清晨扫地时，“巷子里空荡荡的，只有扫帚划过青石板的‘沙沙’声，远处传来卖豆浆的梆子声”，简单两句便勾勒出小城清晨的宁静，画面感里透着生活的安稳，暗含着平凡人日常的诗意，尽显诗画交融的韵味。
情感表达的“克制与含蓄”，则是其意境深化的关键，以“淡笔”写浓情，反而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大淖记事》中，十一子被保安队打得“腿断了，肋骨也断了几根”，巧云照顾他时，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只有“每天熬了粥，端到他床前，用小调羹喂他”；为救十一子，巧云听人说尿碱能治内伤，便“每天把尿攒起来，淘出尿碱，炒干了，研成末，给十一子吃”。这段描写没有渲染痛苦，也没有直白抒情，却通过“喂粥”“攒尿碱”这些细碎的动作，把巧云的坚韧、两人相濡以沫的深情藏在字里行间。读者看不到巧云的眼泪，却能感受到她内心的疼；看不到十一子的抱怨，却能体会到他的隐忍——这种“哀而不伤”的表达，让情感不流于表面，反而在克制中沉淀出更深的重量，留出足够的空间让读者去共情、去回味，意境也随之变得深远。又如《徒》中，高北溟一生清贫，临死前“把账本拿出来，翻了翻，对儿子说：‘我这辈子，没亏过人’”，没有壮志未酬的遗憾，没有对命运的抱怨，只用一句平淡的话收尾，却把一位教书先生的风骨与对生活的坦然写尽，淡语中藏着浓情，余味无穷。
这种意境更浸润在对“生命本真状态”的描摹中，让读者在日常叙事里感受到生活的安稳与美好。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多是平凡人：《鸡鸭名家》里靠炕鸡为生的余老五，炕出健康的小鸭时，会“喝两盅酒，眯着眼睛笑”，那笑容里满是对手艺的自豪与对生活的满足；《岁寒三友》里落魄的画家靳彝甫，即便穷到卖画，也会在雪天里“煮一壶茶，对着窗外的梅花发呆”，在清贫中守住内心的雅致。这些场景没有激烈的冲突，只有对生活本真的呈现——有烟火气的琐碎，也有不期而遇的温柔。读《受戒》时，我们不仅看到水乡的景致之美，更能感受到“和尚也能娶妻生子”的自然人性，体会到生活本该有的松弛与自在；读《大淖记事》时，不仅为巧云与十一子的情感动容，更能被他们“再难也能好好活下去”的韧性感染。这种意境让小说超越了故事本身，成为一种审美慰藉，让读者在文字中触摸到生活的温度，于日常里窥见纯粹的美好。
汪曾祺以诗画的笔触构建场景，以克制的表达传递情感，以细腻的描摹呈现生命本真，最终在有限的叙事里，创造出无限延展的意境，让他的小说成为跨越时代的审美经典。
四、小人物之美：于凡俗中见证生命的庄严
汪曾祺将温情的目光投向了市井街巷、乡野田间的平凡人物。他笔下的小人物，既非英雄，也非完人，但他们身上闪耀着一种独特的美。这种美，核心在于“心灵手巧”的职业尊严与生命热情。无论是《异秉》中凭一手熏烧手艺安身立命的王二，《戴车匠》里精益求精的车匠，还是《鸡鸭名家》中对炕房技艺近乎通灵的余老五，他们都对自己的手艺怀有敬畏与热爱，在平凡的劳动中确证自身的价值。这种“技近乎道”的专注，使他们散发出沉静而庄严的光辉。
更深一层，是小人物在逆境中展现的韧性、善良与互助精神。《大淖记事》中的巧云，遭受凌辱，爱人垂危，但她没有崩溃，而是毅然挑起生活重担，显示出惊人的生命韧性。锡匠们为十一子团结抗争，乡邻们的默默帮助，都体现了底层社会朴素的道德力量和人间温情。汪曾祺不回避生活的苦难，但他更着力挖掘的是苦难中人性的光辉，这种光辉使得小人物形象丰满而崇高。
汪曾祺对这些小人物的描写，始终秉持着平等、包容、不滥情的观照态度。他既不居高临下地施舍同情，也不刻意美化他们的缺点。他写王二的“迷信”（异秉），写一些和尚的“俗气”（《受戒》），都带着理解与宽容的微笑。这种人道主义的写作立场，使得他笔下的小人物真实可信，他们的美是一种扎根于泥土的、有生命力的美。
五、留白之美：此时无声胜有声
汪曾祺小说中还有一种至关重要的“留白之美”。这源于中国传统艺术（尤其是绘画和书法）的精髓，即追求“计白当黑”、“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
叙事结构的疏朗与跳跃是其在小说形式上的体现。汪曾祺的小说常常打破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和严密结构，呈现出散文化、随笔化的特点。他有意识地省略事件的因果链条、戏剧化的高潮部分，而是撷取几个关键片段，用淡淡的线索串联起来。《受戒》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只是明海出家、受戒前后生活片段的连缀，关于小英子与明海的情感，更是含而不露，结局开放，留给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这种结构上的“留白”，使得小说如中国画中的山水，有可居可游之感，而非一览无余。
情感表达的极度克制与暗示是留白之美的核心。汪曾祺曾说“小说不要写得太像小说”，反对过度抒情和煽情。他最深沉的情感，往往隐藏在平淡的叙述背后，需要读者用心去体味。《黄油烙饼》中，对奶奶的思念与时代的艰辛，全部凝结在那一块用奶奶存下的黄油烙的饼里，文本自身并无一字悲号，却让无尽的哀思弥漫字里行间。这种“不写之写”，反而取得了更强的艺术感染力。
语言的简洁与暗示性同样服务于留白之美。他惜墨如金，追求用最少的文字传达最丰富的内涵。一个动作，一个细节，往往蕴含深意。《陈小手》的结尾，团长打死救了他妻子孩子的陈小手后，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寥寥数语，封建思想的野蛮、人性的扭曲、时代的荒谬尽在其中，令人掩卷长思。这种语言的留白，邀请读者参与创作，共同完成意义的生成。
六、日常哲学之美：人间有味是清欢
最终，汪曾祺小说的种种美学特征，都指向一种深层的精神内核——一种独特的日常生活哲学。这是一种在俗世烟火中探寻生命意义、于平凡琐碎里发现永恒价值的生活态度和审美观。
对“生活本身”的极度热爱与审美观照是其基石。汪曾祺笔下，一茶一饭，一草一木，皆可入文，皆有其趣。他写美食（《五味》、《故乡的食物》），写花草（《葡萄月令》），写四方游记，无不兴致盎然。这种兴趣并非玩物丧志，而是将对生活的热情转化为审美的投入。在他眼中，日常生活的细节本身就蕴含着美和乐趣，活着、感受着，就是一件值得赞美的事情。这种态度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温暖和生机。
这种哲学表现为一种“淡泊”与“韧性”相统一的人生态度。他的人物，如《鉴赏家》中的叶三，不为名利所动，始终保持对艺术（季匋民的字画）的纯真热爱；又如《岁寒三友》中的几位主角，在艰难时世中相互扶持，保有做人的底线。他们接纳生活的平淡，也承受生活的磨难，
《岁寒三友》里的王淡人、靳彝甫、陶虎臣，更是将这份“韧性”写得入木三分。王淡人是个医生，诊所开在河边，“一面临河，三面是墙，挂着一块匾，写着‘王淡人医室’”，他看病从不论贫富，遇到穷苦人，不仅不收诊费，还会从药柜里抓把药递过去：“拿去吃吧，不碍事。”有一年发大水，他划着小船在水里救人，自己却感染了风寒，躺在船上还惦记着“下游还有人没救上来”。靳彝甫靠画笺纸为生，小屋里摆着一张旧画案，“案上放着墨水瓶、砚台、笔筒，还有几支秃笔”，他的笺纸不迎合时尚，只画些“兰草、竹子、梅花”，一笔一笔老老实实地画，即便日子紧巴到“揭不开锅”，也不肯为了赚钱画些俗艳的图案。陶虎臣做焰火，手艺是祖传的，他做的“麒麟送子”“三打白骨精”，点燃后“颜色鲜，花样好”，孩子们围着看，他就站在一旁笑。可战乱一来，生意一落千丈，他卖了铺子，又卖了房子，最后连女儿都送给了人家，即便如此，他也没丢了骨子里的体面——冬天穿着单衣，冻得瑟瑟发抖，见了熟人依旧拱手问好，说起以前做焰火的日子，眼里还是闪着光：“那时候，满城的人都来看我的焰火呢。”他们接纳生活的平淡，也承受生活的磨难，但内心总有一份不被摧毁的宁静与坚守，这既是道家“顺其自然”的豁达，接受命运的起伏，不怨天尤人；也是儒家“君子固穷”的坚守，在困境中守住本心，不随波逐流，是一种融合了传统士大夫精神与民间智慧的生存哲学，像冬日里的松柏，看似平凡，却能经得住风霜。
因此，汪曾祺的小说最终达成了一种审美化的人生境界。他不仅是在“写”生活，更是在用他的文字“实践”一种生活——一种艺术化的、充满情趣的、富于尊严的生活。他写市井百姓的日常，不是为了展现生活的苦难，而是为了挖掘平凡里的诗意：街头巷尾的叫卖声、茶馆里的闲谈、巷子里飘出的饭菜香，在他的笔下都成了生活的注脚，让读者明白，美不一定在名山大川、诗词歌赋里，也在柴米油盐、烟火人间中。读他的小说，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文字之美，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熏陶——不必追求轰轰烈烈，不必执着于功名利禄，在晨起煮一碗粥、午后晒晒太阳、傍晚看晚霞满天的寻常时光里，也能找到生活的乐趣。他启示我们，即使在最普通的日常中，也能通过细腻的感知和审美的眼光，获得精神的自由与愉悦，达到“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境界。这种将生活艺术化、审美化的追求，是其小说美学的最深层内涵，也是其作品具有永恒魅力的根本原因，无论过多少年，当我们翻开他的文字，依旧能从那些平凡的故事里，找到面对生活的勇气和热爱。
综上所述，汪曾祺的小说世界是一个由语言美、场景美、意境美、小人物之美、留白之美和日常哲学之美共同构筑的丰富而和谐的审美体系。这“六美”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水乳交融，相互生发。精美的语言描绘出生动的场景，生动的场景营造出深远的意境，意境中活动着鲜活的小人物，而这一切又通过留白的艺术得以升华，最终统一于一种将日常生活高度审美化的生命哲学。
他的小说，如同他所钟爱的栀子花：“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这句看似粗豪的宣言，实则道出了其美学的真谛：一种源自生命本真、不受拘束、蓬勃怒放的自由与坦诚。他回避宏大的政治叙事，回归平凡个体和日常琐碎，正是在这片被许多作家忽视的“平凡之海”中，他打捞起了人性中最恒常、最动人的光辉。在喧嚣纷扰的世间，汪曾祺的文字为我们开辟了一方可以安放灵魂的净土，让我们重新学会欣赏一滴水里的阳光，一碗粥里的温情，以及平凡人生中那坚韧而优雅的姿态。他的“六美”之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更是一剂抚慰现代人焦虑心灵的清凉散，指引着我们如何在有限的、甚至充满困顿的现实生活中，活出无限的诗意与尊严。
2025年7月28日于高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