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温的相机

地铁二号线在积水潭站停下时，车厢里的人潮像被扎破的气球，一股脑儿往车门处涌。余温被挤在中间，左手死死攥着背包带，右手下意识摸向侧兜。金属相机的棱角硌着掌心，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往上爬，漫过手腕，窜到心口。空气里混着豆浆味、香水味、汗味，让她胃部阵阵不适。可一想到卡在相机里的胶卷，她的脚步还是不由自主地快了些。那卷胶卷里藏着太多细碎的瞬间。胡同口老槐树上的喜鹊窝、傍晚归巢时盘旋的鸽子群、加班到深夜走在空荡街道上，路灯在积水里映出的碎银般的光，还有一次雨后，墙根下冒出来的几朵小蘑菇，她蹲在地上拍了好久。

相机快门卡住的那天，天气特别好。余温特意提前下班，背着相机去胡同里拍夕阳。橙红色的光斜斜地落在镜头上，把整个胡同都染得暖洋洋的。她正调整角度，想拍下班回家的人骑着自行车穿过光影的画面，突然 “咔嗒” 一声，快门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再也按不下去。她急得额头冒了汗，反复按了好几次，机身冷冰冰的，毫无反应，像硬生生掐断了一段正在流淌的时光，把那些温暖的光影都困在了镜头里。

三年前从老家收拾行李来北京的场景，至今还清晰如昨天。那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起来给她煮了鸡蛋，揣在她兜里，说 “路上吃，顶饿”。送她到村口时，奶奶手里攥着一个用蓝布包着的东西，塞到她怀里时，布料上还带着她身上淡淡的皂角味。“这是你爷爷生前用的相机，” 奶奶絮絮叨叨地说，声音里带着点颤，“海鸥牌的，当年托人从上海带回来的，花了他大半年工资呢。这相机好摆弄，跟你似的，皮实，路上别摔着。” 余温打开层层蓝布，黑色的相机机身躺在里面，皮革外壳被岁月磨出了细细的毛边，摸起来软软的，镜头盖早就没了踪影，露出的镜头像一只安静的眼睛，静静地看着她。爷爷走的时候余温还在上大学，他临终前躺在床上，气息已经很弱了，却还是拉着她的手，眼神特别亮：“相机是用来记日子的，不管到哪儿，都别让它空着。” 那时候余温还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只觉得这台旧相机沉甸甸的，样子老土不好看。

到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是西二旗的一间合租屋。中介带她去看房的时候，笑得一脸热情：“这房子采光好，室友都是年轻人，好相处，保证你住得舒心。” 可推开那扇刷着剥落白漆的门，余温心里就凉了半截。所谓的 “采光好”，是指每天下午两点到两点半，能有一缕微弱的阳光，从隔壁高楼的缝隙里挤进来，刚好落在朝北次卧的窗台上，转瞬即逝；“好相处” 则是指六个室友各忙各的，早上出门碰不见，晚上回来都关在自己房间里，除了在卫生间门口排队时会尴尬地点点头，其余时间连话都很少说。余温的房间不足六平米，摆下一张吱呀作响的铁架床和一个掉了抽屉的衣柜后，就只剩窗台上能放东西。她把相机放在窗台上，它黑色的机身在昏暗中泛着冷光，安静地立在那里，不声不响。镜头好像一只大大的眼睛，盯着这六平米里的一切：堆在床底的行李箱、挂在墙上的廉价窗帘、她晚上写稿时用的小台灯，沉默而深邃。

合租屋没有阳台，洗好的衣服只能挂在房间里。余温找了根晾衣绳，从天花板拉到床头，每次睡觉都得小心翼翼地侧着身，生怕碰到滴水的衬衫。水汽总往相机上飘，尤其是阴雨天，早上醒来时，镜头上会蒙一层薄薄的雾，像蒙着一层眼泪。余温每天出门前，都会用软布仔仔细细擦一遍相机机身和镜头，把指纹和水雾都擦得干干净净，像是在给一位老朋友整理衣裳。晚上下班回来，不管多累，她都会坐在床边，借着台灯昏黄的光，翻看着相机里以前拍的照片。照片不多，都是爷爷生前拍的：有爷爷在院子里浇花的样子，他穿着蓝色的旧衬衫，手里拿着洒水壶，嘴角带着笑；有奶奶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的场景，阳光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特别温暖；还有老家胡同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春天的时候会开满乳白色的槐花，她小时候总摘槐花，回家让奶奶蒸槐花饭。看着看着，就会想起爷爷带着相机去赶集的日子。那时候爷爷每次赶集都会背着相机，他会拍村口卖糖葫芦的小贩，小贩穿着军大衣，糖葫芦插在草垛上，红彤彤的一串；会拍田埂上放牛的老人，老人坐在石头上抽烟，牛在旁边慢悠悠地吃草；还会拍她和小伙伴在麦垛上打滚的模样，她脸上沾着麦糠，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那些照片都洗出来贴在老家的相册里，每一张下面都用钢笔写着日期，爷爷说这样就算忘了日子，看着照片也能想起来当时的事。

那时候余温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加班是常态。有次为了一个客户的提案，她连续熬了三个通宵，眼睛红得像兔子，手指敲键盘敲到发麻，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可客户却在提案会上，当着全公司人的面把方案摔在桌上，声音特别大：“这是什么东西？毫无新意，完全没GET到我的点！我花钱请你们来，是要创意，不是要这种垃圾！给你一天时间重做，做不好就别干了！” 余温站在原地，脸烧得发烫，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的委屈像潮水般涌上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只能咬着牙，声音有点发颤地说 “好，我们马上改”。那天加班到凌晨一点多才下班，地铁早就停了，打车又太贵，余温只能沿着街道往回走。夜里的风裹着沙尘，吹得人眼睛生疼，路上没什么人，只有路灯孤零零地立在路边。路过街边的修车铺时，她看见老板躺在一张折叠床上，盖着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旁边的收音机里正放着单田芳的评书，“…… 想当年那武松发配孟州，谁曾想牢营里还有施恩这般重情重义之人，一碗热酒、一席暖铺，解了多少风寒委屈……” 沙哑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飘着。余温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她的相机，它此刻正躺在合租屋的窗台上，会不会也觉得冷？那天夜里，余温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相机从窗台上挪到枕头边。

第三次搬家的时候，余温换了个离公司近点的单间，在灯市口。那片老胡同多，房子也旧，楼梯是木质的，踩上去会发出 “咯吱咯吱” 的响声，像是随时会散架。余温的房间在顶楼，夏天太阳直射，房间里热得像蒸笼，晚上睡觉必须开着风扇，不然根本睡不着；冬天又冷得像冰窖，暖气片是凉的，她得裹着两床被子，还是觉得冷。房间里除了一张单人床，就只有一张掉了漆的书桌，书桌上堆着没改完的稿子、吃剩的外卖盒和几本书，相机只能挤在书桌的角落，镜头对着斑驳的墙壁，墙壁上有以前租客留下的涂鸦，歪歪扭扭地写着 “加油”。有次周末，余温在家整理东西，翻到以前拍的胶卷，忽然想把它们洗出来。可找遍了整个房间，都没找到相机充电器。她蹲在地上翻箱子，箱子里的衣服、书本散了一地，像一堆杂乱无章的日子，找不到头绪。就在这时，隔壁传来情侣吵架的声音，女生带着哭腔喊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啊，房租涨了，工资没涨，连顿正经饭都吃不上，我到底图什么啊”，男生闷着头不说话，只有东西摔在地上的 “哐当” 声，一声比一声响。余温抱着相机坐在地上，听着外面的争吵声，手指反复摸着相机磨旧的皮革外壳，忽然觉得，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我们都像没找到充电器的相机，空有满肚子想要记录的画面，却没地方释放，只能在日复一日的重复里，慢慢耗着电量。

那时候余温最怕的就是整理行李。每次房东突然发来消息，说“房子要卖了，你得赶紧搬” 或者 “下个月起房租涨五百，不想住就走”，她就得连夜把东西塞进箱子里。衣服叠得歪歪扭扭，书本堆得老高，一不小心就会掉出来，化妆品散在里面，把衣服都弄脏了。只有相机，余温会先用围巾裹上好几层，再小心翼翼地放进背包最里面，生怕磕着镜头，碰坏快门。有次搬去东四十条的合租房，地铁上挤满了人，她把背包抱在怀里，相机的棱角硌着胸口，有点疼，却不敢松开。有个穿西装的男人盯着她的相机看了半天，眼神像在看一件老古董，然后转过头跟身边的女伴小声说：“现在还有人用这种胶卷相机啊？麻烦死了，拍了还得洗，洗了还得存，手机多方便，随手拍随手发，多省事。” 声音不大，却刚好能让余温听见。她把背包往怀里紧了紧，没说话，只是想起爷爷以前带着相机去赶集的场景。那时候也有人问爷爷 “拍这些有啥用啊，又不能当饭吃”，爷爷总是笑着说 “留着，以后看，看了就能想起今天的日子”。可没人会懂，这台相机里装着的，不只是胶卷，还有一段段舍不得丢的记忆，是她和爷爷之间唯一的连接。

有段时间余温之前的房子到期了，又一时没找到合适的住处，就只能暂住在公司茶水间。茶水间很小，放着一个冰箱、一个微波炉和几张折叠桌椅。她晚上把折叠桌椅拼起来当床，白天再收起来。相机放在茶水间的储物柜里，柜子很小，塞满了同事的杯子和零食。有同事来冲咖啡、热饭，看到相机，会皱着眉头说：“柜子本来就小，还把相机放进来！也不知怎么想的，把个破相机当个宝，现在谁还用这玩意儿啊。” 余温只能尴尬地笑笑，把相机往里面挪挪。有天晚上，公司只剩她一个人，她对着相机发呆，反复摩挲着冰凉的机身，忽然想起爷爷曾经对她说的话：“相机是用来记日子的，不管到哪儿，都别让它空着。”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无助、孤独都涌了上来，她抱着相机蹲在地上哭，眼泪一滴一滴落在皮革外壳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后来余温换了份新媒体的工作，薪水不算高，但能准时下班，不用再天天加班到深夜。她租了个带阳台的一居室，在定福庄。那片有很多老旧的胡同，还有不少大学，街上总能看到背着书包的学生，说说笑笑地走过，让人觉得日子都轻快了些。余温的房间虽然不大，但阳台朝东，每天早上都能晒到太阳。她在阳台放了一张小桌子，把相机放在上面，镜头对着外面的胡同。胡同里有一棵老槐树，枝繁叶茂，夏天的时候会开满白色的槐花，风吹过，满院子都是花香，还会有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她有时候会坐在阳台的小椅子上，看着相机，看着胡同里的人来人往：早起买菜的老人提着菜篮子慢慢走，上班的年轻人匆匆忙忙地赶公交，放学的孩子在胡同里追逐打闹，偶尔还有卖糖葫芦的小贩推着车走过，喊着 “糖葫芦 —— 甜又甜 ——”，声音拖得很长。

为了修相机，余温跑遍了半个北京城。她先去了王府井的数码城，一家一家地问，店主们要么摇摇头说 “胶卷相机早不修了，没零件”，要么摆摆手让她 “去别的地方看看，我们只修数码相机”。西单的旧货市场她也去了，那里倒是有几家卖旧相机的，可摊主看了看她的相机，皱着眉说 “这机型太老了，我这儿没匹配的零件，修不了”。她还在网上找了好多维修点，记下地址，一个一个地跑，可大多要么搬了家，要么改成了手机卖场，只有一家还在，师傅看了半天，说 “能修是能修，但得等半个月，先缴五百块钱。”余温算了算，五百块钱够她半个月的伙食费了。她问过胡同里的小卖部老板，老板指了指对面的店铺：“以前那儿有个修相机的老师傅，后来老板年纪大了，就回老家了，现在改成奶茶店了。” 买胶卷更难，卖的全是数码产品，根本看不到胶卷的影子。只有偶尔路过老书店，她会进去问问，有次老板从柜台下摸出两卷过期的胶卷，递给她说：“剩这些了，你要就拿走，也别给钱了，放我这儿也没用。” 余温接过胶卷，开心极了。

周末的时候，余温像往常一样在胡同里闲逛，希望能找到修相机的地方。走到胡同深处，她忽然看到一间小铺门外，有个老人坐在小马扎上。老人面前摆着一张小桌子，铺着一块干净的白布，布上放着好几台旧相机，有海鸥牌的、凤凰牌的，还有一些她叫不上名字的机型。老人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厚厚的，手里拿着一个小刷子，正在仔细地清理一台相机的镜头，动作慢得像在抚摸一件珍宝，生怕碰坏了。

余温心里一下子亮了，赶紧转身往家跑，拿了相机又气喘吁吁地赶回来。老人抬头看了她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惊讶，然后又低下头继续清理相机，声音很轻：“姑娘，你这相机有年头了吧？看着像是老海鸥。”“嗯，是我爷爷生前用的，” 余温蹲下来，把相机轻轻放在布上，手指还在微微发抖，“快门卡住了，拍不了了，您能帮我看看吗？”老人放下手里的刷子，拿起她的相机，先用放大镜仔细看了看镜头，又轻轻拨了拨快门，眉头皱了皱，然后又舒展开：“小毛病，就是里面的零件老了，有点锈，上点油，再清理清理灰尘就好。” 他从旁边的工具箱里拿出一个小小的油壶，还有一把小刷子，小心翼翼地打开相机的后盖，一点点清理里面的灰尘。阳光照在老人的手上，他的手布满了皱纹，指关节有些变形，血管清晰地凸出来，却灵活得很，每一个动作都透着熟练和认真，像是在进行一场仪式。

“我修了四十年相机了，” 老人一边清理相机，一边跟余温聊天，声音很温和，“以前在国营相机厂里修，后来厂倒闭了，我就自己出来摆个小摊，挣点零花钱。” 他叹了口气，眼神里有些感慨：“现在用胶卷相机的人少喽，大多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带着家里老人的相机来修，想留个念想。” 他抬头看了看胡同里来往的人，又低下头：“现在的人啊，都用手机拍照，拍了就存在手机里，过段时间就忘了，有的甚至拍了就删，删了就忘，哪还会想着用相机记日子。可日子这东西，不记着，就容易忘了，忘了以前的苦，也忘了以前的甜。” 余温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听着老人的话，忽然想起爷爷以前每次拍完照片，都会把胶卷小心地取出来，放进一个铁盒子里，然后在盒子上用钢笔写上日期和内容，比如 “2005 年 9 月，孙女上初中，第一天开学”“2008 年 5 月，家里种的月季花开花了，开了三朵”“2010 年春节，孙女回来过年，一起贴春联”。那些铁盒子现在还放在老家的衣柜里，奶奶说那是爷爷最宝贝的东西，谁都不能碰。

“您说的是，” 余温轻声应着，目光落在老人手里的相机上，那台相机的皮革外壳和她的海鸥一样，也磨出了毛边，“我爷爷以前拍的照片，每张下面都写着日期，他说这样就算忘了，看着照片也能想起当时的事。”

老人手里的动作顿了顿，抬头看她时，眼睛里多了些笑意：“你爷爷是个懂生活的人。以前在厂里修相机，碰到过不少这样的老主顾，有的带着相机来，说这是和老伴结婚时买的，有的说这是孩子出生那年拍全家福用的，每台相机背后，都有段故事。” 他用细刷子蘸了点油，轻轻抹在相机内部的零件上，动作轻得像怕惊醒什么，“就像这相机，看着是个物件，其实装着的是日子，是念想。” 余温没再说话，只是蹲在旁边看着。阳光慢慢移过桌面，落在她的手背上，暖融融的。胡同里偶尔传来自行车的铃铛声，还有邻居打招呼的声音，很热闹。她忽然觉得，这样的场景很像小时候在老家，爷爷坐在院子里修农具，她蹲在旁边看，也是这样安安静静的，却让人心里特别踏实。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老人放下刷子，轻轻按下相机的快门，“咔嚓” 一声，清脆的声音在胡同里响起。他把相机递给余温：“试试，应该好了。”

余温接过相机，对着胡同里的老槐树，慢慢按下快门，“咔嚓”，声音和爷爷以前拍照片时一模一样，熟悉又亲切。她心里一阵激动，眼眶有点发热，赶紧低下头，假装看相机，把眼泪逼了回去。

“谢谢您，大爷，”她抬起头，声音有点发颤，“太谢谢您了，这相机对我来说特别重要。”说着就从包里掏出钱包，想给老人修相机的钱。

老人却摆摆手，笑着说：“不用不用，这点小事，不值当给钱。我修相机这么多年，不是为了挣多少钱，有时候碰到一台好相机，听一段故事，比挣钱还高兴。” 他指了指桌上的旧相机，“你看这些，有的是别人送来修的，有的是我自己收的，每台我都舍不得扔，总觉得它们还能接着记日子。”

余温把钱包收回去，心里满是感激，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老人又拿起刚才清理的相机，继续用布擦着：“姑娘，你这相机得好好保养，别让水汽沾着，镜头也得常擦，不然容易发霉。” 他顿了顿，又说，“要是以后再出毛病，就来这儿找我，我天天都在。”

“好，谢谢您，大爷，”余温点点头，又问，“对了，大爷，您知道哪儿能买到胶卷吗？我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

老人想了想，从桌子底下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子，打开来，里面放着好几卷胶卷，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他拿出两卷彩色的递给余温：“这是我以前剩下的，你拿着用，别嫌弃。现在买胶卷难，下次要是不够了，再跟我说，我这儿还有点。”

余温接过胶卷，手指捏着冰凉的包装盒，心里暖得发烫：“大爷，这怎么好意思，我给您钱吧。”

“不用，拿着吧，” 老人摆摆手，把铁盒子放回抽屉，“放我这儿也是放着，给你，还能拍点东西，别让相机空着。”

从那以后，余温经常会在周末的时候去老人的小摊上坐坐。有时候帮老人看会儿摊，递递工具；有时候就坐在小马扎上，听老人讲以前修相机的故事。她知道了老人姓王，以前在上海的国营相机厂工作，儿子在国外定居，让他过去一起住，可他舍不得这些旧相机，舍不得这条胡同，就一直留了下来。

“我这一辈子，就跟相机打交道了，” 王爷爷常说，“以前在厂里，每天修几十台相机，现在老了，修不动了，就摆个小摊，每天能摸一摸这些老伙计，心里就踏实。”

余温也会把自己拍的照片带来给王爷爷看。有胡同里的夕阳、楼下晒太阳的猫、还有王爷爷修相机时的样子。王爷爷每次都看得很认真，戴着老花镜，一张一张地翻，嘴角一直带着笑：“拍得好，拍得好，有味道。你看这张，阳光落在胡同口，多暖啊，就像我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厂里看到的阳光。”

有一次，余温带了一卷刚洗出来的照片，里面有她回老家拍的画面：奶奶在院子里浇花、村口的老槐树、还有爷爷以前种的月季花。王爷爷翻到一张奶奶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的照片，久久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奶奶看着就慈祥，跟我老伴一样，以前我老伴也总坐在门槛上做针线活，我还拍过她呢。” 说着就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旧相册，翻开给余温看。

相册的封面已经磨破了，里面全是黑白照片。有王爷爷年轻时在相机厂工作的样子，穿着蓝色的工装，手里拿着相机；有他和老伴的合照，老伴穿着碎花衬衫，笑得特别甜；还有他们儿子小时候的照片，坐在院子里的小椅子上，手里拿着玩具相机。每一张照片下面都用铅笔写着日期，字迹工整。

“这都是我年轻时拍的，”王爷爷指着照片，眼神里满是怀念，“那时候条件不好，能拍张照片不容易，所以每一张都舍不得丢。现在老了，看看这些照片，就像回到了以前的日子。”

余温看着照片，又看了看王爷爷，忽然觉得，这些旧相机、老照片，就像一个个时光的容器，装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装着那些藏在心底的念想。只要这些东西还在，那些日子就不算真正过去。

冬天的时候，北京下了一场大雪。胡同里的老槐树挂满了雪，像开了一树白色的花。余温拿着相机去拍雪景，刚走到王爷爷的小摊前，就看见他正在收拾东西。

“天太冷了，准备早点回去，”王爷爷看见她，笑着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家里坐坐？就在前面的胡同里，不远。”

余温点点头，跟着王爷爷往他家走。他的家在一个老旧的四合院里，院子里种着一棵腊梅，正开着黄色的花，香气扑鼻。房间里很暖和，靠墙放着一个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相机和修相机的工具，还有一些相册和胶卷。

王爷爷给她倒了杯热水，又从书架上拿出一台旧相机，递给她说：“这是我刚参加工作时修的第一台相机，凤凰牌的，现在还能用呢。”余温接过相机，机身沉甸甸的，上面还刻着一个小小的 “王” 字。

“那时候我刚到厂里，师傅就教我修这台相机，”王爷爷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慢慢回忆着，“修了整整一个星期才修好，师傅说我有耐心，适合干这行。后来我就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像个念想。”

余温拿着相机，轻轻按了按快门，虽然没装胶卷，却还是能听到 “咔嚓” 的声音。她忽然想起爷爷的海鸥相机，想起爷爷说的 “相机是用来记日子的”，心里忽然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相机不只是一个拍照的工具，它更是一个载体，装着我们的记忆，装着我们的情感，装着那些值得珍藏的日子。只要我们还在拍，还在记，那些日子就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永远不会消逝。

开春的时候，王爷爷告诉余温，他要去儿子那里住一段时间。“儿子总催我，说想我了，” 王爷爷笑着说，“我就去住两个月，看看孙子，然后就回来。这小摊，我还得接着摆，这些相机，我还得接着修。”

余温点点头，心里有些舍不得，却也为他高兴。王爷爷走的那天，余温去送他，给他带了一本刚洗出来的照片，里面有胡同的四季、他修相机的样子、还有院子里的腊梅。“拿着，想北京了，就看看这些照片，” 余温说，“等您回来，我再给您拍新的。”

王爷爷接过照片，笑得像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好，好，我一定好好保管。等我回来，咱们还在小摊上聊天，你还带照片给我看。”

王爷爷走后，余温还是会经常去那个胡同。有时候会站在以前小摊那儿，拿着相机拍拍照。胡同里的老槐树又发了新芽，鸽子群在天上盘旋，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有天下午，余温正在拍胡同里的孩子玩耍，忽然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她回头一看，是王爷爷，他背着一个背包，手里拿着一个相机，正笑着朝她走来。

“我回来了，”王爷爷走到她身边，喘了口气说，“在国外待不惯，总想着这胡同，想着这些相机，就赶紧回来了。”

余温看着王爷爷，心里一下子亮了起来，赶紧帮他接过背包：“您回来就好，我还想着您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王爷爷笑着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走，去小摊上坐坐，我给你看看我从国外带回来的相机零件。”

夕阳下，余温和王爷爷并肩走在胡同里，影子被拉得很长。余温手里拿着相机，两个人聊着天，笑声在胡同里回荡。风吹过老槐树，叶子沙沙作响。

余温知道，只要这台海鸥相机还在，只要她还愿意按下快门，记录下身边的日子，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就永远不会消逝。它们会像胡同里的阳光，像老槐树上的槐花，一直陪伴着她。

王爷爷的小摊还是老样子，白布铺得平平整整，旧相机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他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小铁盒，打开来，里面装着几枚小巧的相机零件，铜色的金属表面带着淡淡的光泽。“这是我在国外古玩市场淘的，” 他拿起一枚齿轮给余温看，“跟你那台海鸥的零件能配上，以后要是坏了，直接换这个就行。” 余温接过齿轮，指尖能摸到细微的纹路，是岁月打磨过的痕迹。她想起爷爷以前修农具时，也总把零件分门别类收在铁盒里，要用的时候一找一个准。“谢谢您，王爷爷，” 她把齿轮放回盒里，“您还特意记着我相机的型号。”

“记着呐，” 王爷爷笑着把铁盒收好，“每台来我这儿修的相机，我都记在小本上，机型、毛病、主人家的故事，都写着。”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泛黄的笔记本，翻开一页给余温看，上面用钢笔写着 “海鸥 DF-1，余温姑娘，爷爷遗物，快门卡壳，2023 年秋修”，字迹工整，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相机图案。 余温看着笔记本上的字，心里一阵暖。她忽然想起背包里刚洗出来的照片，赶紧拿出来：“王爷爷，您看，这是您走之后我拍的，胡同里的玉兰花都开了，还有张奶奶家的小猫生了崽。”

王爷爷戴上老花镜，一张一张仔细翻着。看到玉兰花的照片时，他点点头：“这玉兰每年开得都旺，我以前总拍，现在老了，眼神不好，拍不清了。” 翻到小猫的照片，他忍不住笑了：“这小猫我见过，去年冬天还总在我摊前蹭吃的，没想到都当妈妈了。”

两人就着照片聊了一下午，太阳慢慢沉到胡同尽头，把墙面染成了暖橙色。王爷爷收拾东西时，忽然说：“姑娘，明天周末，你要是有空，跟我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余温好奇地问。

“去了就知道，” 王爷爷神秘地笑了笑，“记得把相机带上。”

第二天一早，余温背着相机去了小摊。王爷爷推着一辆旧自行车，车后座绑着一个布包。“上来吧，我带你去。” 他拍拍后座。

余温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穿过一条条胡同。风里带着槐花香，耳边是自行车 “叮铃铃” 的铃声，像回到了小时候，爷爷骑自行车带她去赶集的日子。

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王爷爷在一个老旧的四合院前停下。推开斑驳的木门，里面种着好几棵老槐树，树下摆着几张石桌石凳，几位老人正坐在那里聊天。看到王爷爷，老人们都笑着打招呼：“老王，你可算回来了！”

“回来啦，回来啦，” 王爷爷笑着回应，又给余温介绍，“这是我以前的老伙计，都是玩相机的。”

原来这是王爷爷以前和老朋友们聚会的地方，大家都是胶卷相机爱好者，以前常一起拍胡同、拍老北京。王爷爷从布包里拿出几台旧相机，分给老人们：“这些都是我修好了的，你们拿去玩玩，别让它们闲着。”

老人们拿着相机，眼睛都亮了。有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拿着一台老凤凰相机，激动地说：“这台我找了好多年，没想到在你这儿！”

王爷爷笑着说：“知道你喜欢，特意给你留的。今天天气好，咱们去后海拍拍照。”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去了后海。余温跟着他们，拍下了老人们举着相机拍照的样子，拍下了后海的波光粼粼，还有岸边抽着烟斗的老人、放风筝的孩子。王爷爷虽然没怎么拍，却总在旁边指导：“光线从侧面照过来，拍出来更有层次”“别着急，等风把风筝吹到最高处再按快门”。

中午在湖边的小饭馆吃饭时，王爷爷给余温夹了块鱼：“姑娘，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

余温摇摇头。

“我看你总一个人拍，怕你闷，”王爷爷说，“玩相机的人，得有伴儿，一起聊聊天，一起拍拍照，才有意思。以后你要是想拍什么，就跟我们说，我们带你去。”

余温心里一热，刚想说谢谢，就被旁边的老人打断：“小姑娘，你拍的照片好，下次我们去拍长城，你也一起去啊！”

“好啊！” 余温笑着点头，眼眶有点发热。

从那以后，余温常和王爷爷还有老人们一起出去拍照。他们拍过胡同里的庙会，拍过山顶的日出，拍过冬天的颐和园。每次拍完，大家都会把照片洗出来，聚在四合院里一起看，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热闹得像一家人。

有次拍长城回来，余温把照片整理好，给奶奶寄了一本。没过几天，奶奶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笑：“温温，你拍的照片真好看，你王爷爷和那些老伙计，看着都精神。你在那边有人照顾，奶奶就放心了。”

挂了电话，余温看着桌上的海鸥相机，忽然觉得，爷爷说的 “别让相机空着”，不只是让她记录日子，更是让她通过相机，找到更多温暖的人和事。这台相机，从爷爷手里传到她手里，又把她和王爷爷、和老人们连在一起，像一条纽带，串起了一段段温暖的时光。

秋天的时候，胡同里的槐树叶子黄了，落了一地金黄。王爷爷提议，给胡同里的老人们拍张集体照，挂在四合院的墙上。余温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选角度、调光线，还特意买了新胶卷。

拍照那天，老人们都穿得整整齐齐，坐在四合院的槐树下。王爷爷站在最中间，手里拿着他修了一辈子的相机。余温举起海鸥相机，调整好角度，对着他们喊：“笑一个！”

“咔嚓”，快门声响起，把老人们的笑容、金黄的槐树叶、斑驳的四合院墙面，都定格在了胶片里。

洗照片的时候，余温特意洗了两张大的，一张挂在四合院的墙上，一张送给了王爷爷。王爷爷把照片挂在房间里，每天都要看几眼：“你看，这日子多好，都记着呢。”

冬天又到了，北京下了场小雪。余温背着相机，和王爷爷一起在胡同里扫雪。雪落在相机上，薄薄的一层，像撒了层糖。王爷爷忽然说：“姑娘，等开春了，咱们去你老家看看吧，拍一拍你爷爷种的月季花。”

雪花慢慢飘着，胡同里静悄悄的。余温举起相机，对着雪中的王爷爷，轻轻按下快门。“咔嚓”，清脆的声音在雪地里回荡，把这一刻的温暖，永远定格在了时光里。

2025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