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

时间是什么呢？是手机屏幕上方不断切换的数字吗？是白日黑夜一年四季的次第更迭吗？还是生命从诞生、成长、衰老乃至死亡的如同电影镜头一般飞逝的过程呢？越是临近年关，时间这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家伙便跃然纸上，让人一读再读，却怎么也读不出结果来，反而徒增许多惶惑罢了。

这一天， 夕阳明黄，万物清朗，整个世界仿佛涂上了一层金黄色的蜂蜜。我随着归心似箭的人群走出动车站，迎面便扑来一片片久违的迢迢青山。这是故乡才有的满目的青色和满面的清新啊！走下站前广场，我扫了一辆共享电瓶车，迎着乍暖还寒的山风，驰骋在曲曲折折起起伏伏的城郊道路上。这时，一种悲哀的思绪却似不绝如缕的青烟袅袅地浮上了我的脑际。

这一年，该是永生难忘的吧！2023年的元旦，又是同样的一个下午，只不过比往年要寒冷得多，也让人更加焦灼不安。一个苦涩得不能再苦涩的消息如同一场猝不及防的雨，降临到我的身上，令我不寒而栗了。我马不停蹄地赶往阿叔家，气喘吁吁地爬上满布灰尘的楼梯，推开虚掩着的朱漆铁门和暗绿色木门，径直朝阿大阿嬷的卧室奔去。

“阿大，您哪里不舒服？”我一把掀开盖在阿大身上的厚厚被子，看见阿大紧闭的双眼艰难地缓缓地睁开，仅仅看了我一眼又痛苦地闭上了。阿大面黄肌瘦，又硬又白的胡须从褶皱的皮肤底下刺出。

阿大摇了摇头，举起瘦骨嶙嶙的手指点了点塌陷的腮帮，口中含混不清地嗫嚅着。

“是喉咙痛吗？”

阿大半睁开眼睛，浑浊的眼球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线往下扯着，露出布满血丝的一大片眼白。

我焦急地朝另一侧床头走去。阿嬷那一张暗黄色的泛着油光的脸庞一下子映入我的眼帘。她亦是艰难地睁开眼睛，迷茫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又支撑不住地合上了沉重的眼皮。

我拔腿走出卧室，来到客厅，迎面看见正朝我走来的阿叔。

“阿叔，快去看看呀，阿大阿嬷快不行了。”我焦急地说道。

阿叔慢悠悠地走进卧室，站在床侧镇静地瞧着形容枯槁的阿大。

“阿大几天都吃不下东西了，自己也爬不起床来，我硬托着才能起来的。”

我在一旁听着，忧心如焚。

阿叔又说道：“前天，阿大发高烧，摸着能烫手，远在武汉的阿华让喂下几粒布洛芬才退烧了。”

“有体温计吗？”我忙问道。

“有。”阿叔说着就从另一间卧室取来了一根水银体温计。

我取过来对空猛甩了几下。水银柱从令人惊愕的高度回落到了波澜不惊的位置。我忙拨开阿大身上穿的一件又一件厚衣服，将冰凉的体温计夹在他热乎乎的腋下。

“啊，38.9度！”我取出体温计，看到细细的红色水银柱升至标着39数字以下一点点的位置，不禁读出声音来。

“快，快，给阿大吃布洛芬。”阿叔催促道。

“怎么可以一直吃布洛芬呢！”我犹豫了一下。

阿叔二话不说就从旁边一张摆满了药品的小方桌上寻着了一排药片，熟练地抠下一粒胶囊装的布洛芬，就着温水将胶囊喂入了阿大的口中。

阿大粗声咳嗽着，露出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不吃布洛芬，阿大早就走了。”阿叔意味深长地说道。

听罢阿叔的话，我竟然也完全将希望寄托在布洛芬上了。我心想，或许，阿大睡上一晚就会退烧好转了吧。

天一擦黑，我就急急叫了一份外卖。热气腾腾的瘦肉粥刚一送到，我一脚迈进卧室叫阿大起来吃。阿大显然毫无胃口，一直摇头表示拒绝，口中只能勉强说上一两句含混不清的话。我硬是要拉起阿大。阿大身子稍稍抬起，又躺了下去。我试了几次，用足了力气，才让阿大歪歪斜斜地坐在床上。我给阿大披上一件厚重的黑色大衣，扶起阿大缓慢地一步一步移动到餐桌前。阿大笨重地在一张灰白色的金属靠背椅上坐下，有气无力地舀起一勺粥送进嘴里。阿大的喉咙蠕动了一下，将脑袋转向一侧，皱起眉头，露出一副痛苦的样子。吃了几口，阿大无论如何也不肯吃了。我强拗不过，遂又扶着阿大回屋里躺下。刚一躺下，阿大连连咳嗽了起来，伴随着浓重的痰声。我抽出几张纸巾，叠在阿大的嘴唇下面，高声说道：“阿大，你把痰吐出来啊！”阿大听罢遂使劲运动喉咙，发出一声喉咙抽紧的浊重之声，接着嘴巴一仰一俯吐出了一口白色的浓痰。我赶忙用纸巾接住白得似雪的浓痰，心里忽然感到又惊又怕，惶恐不已。

第二天，厚厚的云层遮蔽了从天外迢迢而来的日照，使得这个咳嗽声此起彼伏的小山城阴郁得更加可怕了。

阿大低烧不退，丝毫也没有好转的迹象。时不时爆发的咳嗽声和吸痰声，如同一颗颗沉钝的石头在屋子四周的墙壁和天花板上碰撞着。

父亲从外地打来电话，言辞恳切，语气坚决，象是下了一个命令：“送阿大去医院！勿要再拖！”

眼看着晚上七点多的返程动车愈益逼近，我催促犹豫不决的阿叔道：“送阿大去医院吧！”

阿叔拿起手机拨下了几个冰冷得几乎僵硬的数字，沉默地等待了几秒钟，接着对电话另一头说道：“我这里有个病人需要救护车来接去医院……能走……阳性，发烧……在**路*号楼……好的。”

阿叔挂掉电话。

我忙问：“救护车多久到？”

阿叔默然不语地走进卧室，看着阿大苍白的面孔，然后才缓缓说道：“病人多，车不够，得等。”

我却等不及了，赶紧将外套披在阿大身上，催促阿大道：“阿大，咱们去医院。”

阿大却咬紧牙关顽固地摇头抗拒道：“不去......！”

“你都病成这样了还不去！”

我生气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阿大穿上衣服裤子，又找来一顶加绒的黑色圆帽替阿大戴上。正要将阿大扶起时，却没想到病来如山倒的阿大竟沉重得我一个人怎么也扶不起了。我叫来阿叔和堂弟阿校帮忙，这才把阿大扶起。阿叔和阿校一人扶着阿大的一只胳膊，我在后面拿着行李，慢慢地走下楼梯。刚下楼，救护车闪烁着红蓝色的警示灯停在了一栋灰白色的楼房旁。我的心又担忧又害怕，生怕阿大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的眼角不禁泛起一股酸楚的感觉。阿大竟是如此的衰弱！他爬上爬下了十余年的六层楼梯，这次爬下去却累得气喘吁吁，两腿瘫软，仿佛半条命都消耗在了这一段短短的路程上了。我忧心忡忡地站在救护车旁，眼巴巴地望着阿大被搀扶进救护车。只见医护人员猛地将车门一拉，救护车便风驰电掣地消失在了我的视野里。

第二天下午，父亲即买票西归。回到家的父亲一边在医院照料阿大，一边去阿叔家看望几乎瘫痪在床的阿嬷，可谓苦不堪言！

仅仅过了几天，阿嬷的情况急转直下，危在旦夕，也被父亲和阿叔送去了医院。一月六日，元旦之后不过一周，我又不顾一切地买了回家的动车票。一下车，便骑上共享电单车径直朝医院奔去。抵达医院已是夜晚将近十一点了。由于床位严重紧缺，阿嬷不得不被安排在了医院大厅里。大厅里摆满了病床。病床周围聚着一群群忧心如焚的家人。我攒行到大厅时，恰好看见穿着一身土灰色厚厚羽绒服的父亲焦灼地在阿嬷的病床边忙碌着。父亲无言地看了我一眼，默默地对我点了点头。

我俯下身子凑到阿嬷面前。阿嬷闭着眼睛，鼻孔里塞着浅绿色的氧气管，胸脯在被子下面不断起伏着，血氧监测器的夹子夹在阿嬷的一根手指头上。我伸手握着阿嬷的手指。阿嬷的手指冷冰冰的。而不锈钢床架仿佛一块块冰片铺在阿嬷的身子底下。我眼角一酸，不觉心疼起阿嬷来了。不久，姐姐也来医院大厅了。跟姐姐简单说了几句 ，我便急着去呼吸科重症监护室看望阿大。

走出大厅，穿过昏暗的走廊，坐上电梯，迈入满是消毒水气味的病房外过道，一间间对着门牌号看过去，终于找到了阿大所在的病房。房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房门，一走进病房，便听到监测器均匀而又冷漠的嘀嘀之声不绝于耳。只见阿校坐在病床边一把木质方凳上，愣愣地瞧着阿大。阿大闭着眼睛，安静地躺在床上。

我走到阿大身边，喊了一句“阿大。”

阿大缓缓睁开眼睛，茫然地瞧着我，一脸疑惑地问道：“咦，你是谁啊？”

我摘下口罩，将脸对着阿大，回答道：“我是阿玉啊，您不认得我了吗？”说罢，我不由得担忧起来了，心想，难道阿大已经不记得我了吗？

阿大恍然大悟似的说：“哦，原来是阿玉啊 ，你回来啦？”

“嗯，阿大，我来看你来了。”说着我转过病床另一侧，凑近监测器屏幕上起伏不定的折线条和不断变化的数字，却茫然不解。

我又问：“阿大，您觉得怎么样啦，喉咙还痛吗？”

阿大憔悴地看着我，有气无力地说：“不痛了。”

“噢，那能吃下东西吧？”

“不想吃，吃不下东西。”阿大摇了摇头。

“您不吃哪能好起来啊，您要补充营养才能增强抵抗力，才能好得快啊！”

阿校心不在焉地在一旁看着听着。我对阿校说：“你今晚守着阿大，我在大厅陪阿嬷。阿嬷很严重。你有空也下去看看阿嬷吧。”

阿校乖乖地点了点头说：“知道啦。”

在阿大床边呆了一会儿，我又下楼来到了大厅。此时已是凌晨零点多了。父亲已经回去了。大厅里只有姐姐一个人坐在阿嬷床边。我对姐姐说：“你先回去休息吧，明天再来，今晚我来守着阿嬷。”

半夜三更，大厅陆陆续续有病人被救护车送来。阿嬷旁边一张病床上躺着一个看不清面目的老人，鼻子严严实实罩着氧气套。一根又粗又长的呼吸机软管瘆人地插入老人的喉咙。监测器荧幕上的线条急剧跳动着，伴随着急骤的吓人的警报声。

一月七日凌晨四五点钟，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阿嬷的血氧饱和度急剧下降。我慌忙叫来护士。护士看了看监测器荧幕，神情凝重地对我说：“情况已经很危险了，是否要采取急救措施？”

我茫然问道：“什么急救措施？”

“插管。不过，插管意味着病人不能进食，也不能自主呼吸，而且……”护士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不能保证插管就能救过来。”

我左右为难，犹豫不决，便第一时间拿起手机给父亲打去电话。我语无伦次地颤声说道：“阿嬷……快不行了，血氧饱和度降到了60以下……爸！快来医院啊！”

于我手足无措、焦急万分之际，几位身穿制服的医护人员来到病床边，围着阿嬷看了几眼，又时不时抬头密切观察着监测器荧幕。整个大厅顿时陷入了一股阴郁而又不安的气氛中。在这似乎让所有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女护士手拿着一根透明的软细管子插入阿嬷的鼻孔，反复提戳了一阵子，吸出了小半罐子粘稠的浓痰。过了一会儿，阿嬷监测器荧幕上的血氧饱和度数据慢慢升了上去，但却一直徘徊在九十以下八十以上的范围内。我忐忑不安地坐在阿嬷的病床边，时而瞧着阿嬷面无血色的苍白的面庞，时而紧张万分地注目于监测器荧幕中跳跃不定的数字，盼望着血氧饱和度尽快升到九十以上。不久，裹着一身厚厚衣服的父亲不知不觉地出现在了大厅里。我走到父亲面前长舒一口气说道：“刚刚护士给阿嬷吸了痰，原来是痰太多了堵住了，幸好现在恢复正常了。”

父亲虚弱地走到阿嬷身边，沉默地看了看监测器，又看了看阿嬷。

我对父亲说：“你回去休息吧，这里有我，早上再过来吧。”

父亲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默默地走出了大厅。

第二天上午，我们被告知市里另一家医院有空余床位，可以将阿嬷转移到那里接受治疗。对于我们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二话不说配合医生将阿嬷转运到了另一家医院。在办理住院手续的过程中，拔掉了氧气管的阿嬷看起来面色红润，一双棕褐色的光滑水润的眼睛显得异常平静而又单纯。我看了忍不住欣喜地对父亲和阿叔说：“阿嬷此时的状态竟比戴着氧气管的时候还要好。”

大概十分钟后，救护车将阿嬷顺利载到了几公里外的医院。一躺在病房的床上时，阿嬷的鼻尖就又戴上了氧气管，手指则被一个测量血氧的乳白色小夹子夹住测量。护士拿着一张病危通知书找到我，问我和病人是什么关系，我口齿不清地回答道，我是病人的孙子，病人是我的奶奶。护士一脸肃然地告知我道：“你奶奶的情况很严重，随时都有可能离开。签了字意味着病人病危时我们可以采取急救措施，不过心肺复苏或是插管危害极大，有可能导致病人肋骨因用力按压而断裂，或者是……我想你是明白我的意思的。”我沉默无言地接过护士手中的病危通知书，一字一句看过去，看得异常缓慢，却犹豫不决该不该签下字。我给父亲拨去电话问我该怎么做。父亲在电话里解释道，签病危通知书只是一个程序而已，不是说病人就一定病危了，你明白吗？我问，那我是不是可以签？父亲说，你签吧。挂断电话后，我对护士说：“我来签吧。”我颤抖而又潦草地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下了我的名字。签完后，我恍恍惚惚地走回到阿嬷的病床边，给阿嬷戴好滑落到一边的氧气管，又掖了掖被子将阿嬷露出病床外的手掌盖好。

2023年一月的天气是如此地寒冷，寒到彻骨，寒到令人看不到未来的一丝儿光亮和暖意。光阴啊，如同一阵风翻过一天又一天的日子。而周末的两天是如此短暂，短暂到倏忽而逝，又是如此漫长，漫长到度日如年、如坐针毡，令人痛不欲生！唉，我又不得不离开了，离开我最至爱的亲人，去往一个只为养家糊口而奔波劳累的地方。

此后的半个多月里，我一边在办公室里日复一日上着枯燥乏味的班，一边在店里帮母亲料理惨淡经营的生意，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阿大阿嬷。所幸这半个多月来，几个姑姑轮流来照料了几天病入膏肓的两位老人，使得异常劳累的父亲才稍微歇了一口气。

一月十八日晚上，我乘坐动车又回来了。一下车便直奔阿嬷所在的医院，当晚就守在阿嬷的病床边。此时，阿嬷的病情看似已经比较稳定了，可背部和臀部的压疮却愈益严重，简直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第二天上午，我又骑了父亲的电动车，带着父亲特意为阿嫲阿大做的营养早餐去看望阿大。阿大的血氧一直很稳定，只是咳嗽却总也不见好，胃口依然全无。据父亲后来说，阿大有时还会因为父亲硬逼着他吃饭而对父亲破口大骂。那一段时间，阿大由阿叔一家负责照料，具体来说，是阿叔和阿校轮流看护。阿大的饮食也主要是由阿叔负责的。但父亲和姐姐则时不时把做好的营养餐给阿大送去。因阿嬷住院的医院离我家近，所以就由我们一家来照料了。

我回来的第二天，白天在家里补觉，晚上又来医院通宵看护阿嬷。第三天，也就是除夕这一天，阳光异常明媚。上午，为阿嬷办理了出院手续。阿嬷坐在轮椅里，在医院大楼前临街一侧的小广场上停留了一会儿。温暖的灿烂的阳光照耀在阿嬷久不见日光的额头上，泛出一层淡淡的黄光。我们都觉得阿嬷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必定会借着好天气的吉兆而一日日康复的。

阿嬷回到家里过完了她一生中最后一个春节，而她的最后一个春节是躺在床上不知不觉中度过的。

可惜的是，阿大却因血液问题而无法出院。除夕那一晚，我主动要求陪护阿大。和父母在家冷冷清清地吃毕年夜饭，我便匆匆赶往医院。一路上，鞭炮沸耳，烟花满目。然而，我却心中惆怅，丝毫也感受不到过年的喜悦。

来到医院，一推开病房那扇黄漆剥落的铁门,便看见阿叔躺在折叠躺椅上，身上盖着散发着霉味的被子，阿婶则坐在阿大病床旁边的一张空床位上，百无聊赖地刷着短视频。阿大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病床边的监测器依旧在一刻不停地模仿着脉搏的跳动，发出难听的可怕的声响。床边柜上摆着一些装着食物的餐盒，比之平常日子，是要丰盛得多了。

一走进病房，我便问道：“阿叔，阿大吃完了？”

“嗯，吃完了。”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今晚我来看护阿大。”

阿叔和阿婶犹豫了一下，露出一副欲走不走的样子。离开病房前，阿婶对我说：“阿玉，这张床无人，你今晚就在这里躺着睡吧。”

“嗯。”

阿叔阿婶走后，我端着把凳子坐在阿大的床头边，凑近阿大耳朵问：“阿大，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阿大睁开眼睛疲惫地看了看我道：“是过年吗？”

“嗯。”

此时，阳台外，飞涌着淡淡硝烟的夜空中撺起了一簇簇绚烂的烟花,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呼啸声在空中定格，又渐渐垂落，最后消逝在黑暗空洞的茫茫虚无之中。

之后几天，陆陆续续有亲人前来医院看望阿大。短短不到一个星期，阿大接受了两次输血救疗。当殷红的血液从透明的包装袋里沿着输液软管输送到阿大的血管里，我不禁感到一阵晕眩。

或许是因为接受输血，又或许是因为注射了某种特效药，又或许是二者共同起了作用的缘故吧，阿大的身体状况令人难以置信地好转起来了。阿大胃口大开，话也渐渐多了起来，只是两条腿肿得如胖大的萝卜，一时半会儿难以消肿。

一天上午，医生对父亲说：“老人家免疫力弱，建议早点出院，免得二次感染。”

一月二十八日上午，春节假期最后一天，阿大出院了。出租车将我们送到了阿叔楼下。翘首望了望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的楼房，我和父亲不免感到无能为力。但父亲还是蹲在地上，作出负重的姿势，接着用后背抵住阿大的前胸，又将衣服紧紧缠绕在自己和阿大的身体上。当父亲试图站起身将阿大背起来时，阿大“哎呦”一声喊道：“要折腾死我了啊。我活了一大把年纪，还不如让我死了好。”

早已对此种背法骂骂咧咧的我，见状力劝父亲道：“这怎么背得上去！快放下来吧！用轮椅抬上！”此时，阿叔刚好慢慢朝我们走了过来。从医院出来后，阿叔独自抱着折叠椅走了，说是要先放回小吃店里。我和父亲、阿大则坐出租车先行抵达了阿叔家楼下。阿叔来得正是时候。我和阿叔一人一边拖住轮椅的一侧往上拉，父亲则于后面牢牢撑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才将阿大抬回了屋里。虽然过去了一年多，我至今仍记得那种气喘吁吁、精疲力竭乃至于腿乏腹痛之感。

我将轮椅推到阳台上，想让阿大晒晒冬日温暖的太阳。阿大却瑟缩着脖子，连连喊冷。我们只得把阿大放在床上，盖上一层层被子。阿大将脸埋进被子里，看起来是依然冷得不得了。

晚上刚过七点，当无边的黑色吞没万物清晰的棱角时，我再一次踏上了背井离乡的旅程，辞别了家，辞别了亲人，也永永远远辞别了阿大！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那次竟是我见阿大最后一面。此后的一个月，我是多么盲目乐观的啊，总以为阿大会枯木逢春，春暖花开，未曾想到一别竟成永诀！如此硬朗的阿大，从未大病一场过的阿大，却在这次猝不及防的铺天盖地的瘟疫中与世长辞。阿大离世后一月，阿嬷也永远离开了我们。

后来，当我独自默默走在街上，看到那些两鬓斑白、满面皱纹而又步履蹒跚的老人时，心中竟常常生出无限的感慨和悲凉的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