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饭

我们这里的风俗，年夜饭必须要当家的做，从给肉焯水开始。

我们家虽然是母亲管钱，但由于能管的钱少之又少，无非是油盐酱醋的零星支出。如果碰到杀鸡称肉等大事，还得父亲点头。所以我们家真正“掌权”的，并不是母亲。我从小就喜欢父亲做主，母亲太小气了，不要说杀鸡称肉难得又难得，就是有那么难得的一次，也是舍不得多买一点点，算计得非常精确：切多少块（准确地说，应该是“片”，能薄到下锅炒两下就会卷起来），用多大的碗盛，客人吃几片，家人吃几片……可煮的时候，盐和酱油倒是一点也不省，让你吃肉有吃腌了三年的黄豆酱萝卜小菜的感觉。要不是久违的肉香实在是让人欲罢不能，那可是万万下不了口的。虽然切得很薄，也不敢整片的吞下去，不光喉咙吃不消，饭后没得三大碗开水，怕是稀释不了肚子里的盐分。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肉”，被母亲炒得像股票一样——看着盘里全都是诱惑。

父亲则不一样，他称肉，没有太大的讲究，从不会说：称六两。都是用手一指：来斤把。加个“把”字，卖肉的就有数了。当然了，这也只局限于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还有就是过年啦。

所以我家实则还是父亲当家。

父亲称年肉，有点讲究，一般是两根肋条，肥瘦相间的，骨头偏少。卖肉的会用几根稻草，搓几下，拴住肉，打个结，俗称“茆子”，挂在自行车龙头上，晃荡晃荡到家，先敬一下菩萨，然后下锅焯水。

年夜饭的肉，焯水会狠些，能达到七八成熟，便于拆掉骨头，因为年夜饭是不作兴啃骨头的，要大口大口地吃肉，宣示着家庭富裕，兴旺发达，吃喝不愁。

我的年夜饭，就从父亲拆骨头开始了。

父亲拦腰围条深青色夏布围裙，套一副深青色卡其布护袖，把眼镜摘下，喊我一声：水汽大，放一边去。其实这是多年来的“暗号”：开始动手了。我会立马扔掉手里所有的脏东西，嘴里兴奋地应着“哦，来了”，一路小跑。迎接我的，是一小块晶莹透明的肥膘肉，不待嘴角的油水完全流出来，父亲问：香吗？我便疯狂地点头：香香香！眼睛盯着砧板上那大块的肋条。这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吧。

接着，父亲又舀了一大碗漂着一层油花的焯肉汤，加了一点盐，递到我面前：小心烫，慢慢喝，锅里还有。我迫不及待地伸出一双小手，捧过肉汤，小心翼翼，移步到堂屋，放在凳子上。喝一口，瞟一眼父亲，喝一口，再瞟一眼父亲。父亲也会狡黠地向我挤挤眼睛，那意思应该是：让你喝个够。

长大后才知道，我是上了父亲的大当。当父亲把又香又烂的大块的肉铲到奶奶碗里的时候，问我：要不要再来点？我打着饱嗝说：喝汤喝饱了。奶奶就会心疼地瞪父亲一眼：没出息，也不差孩子几块肉。奶奶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我的时候，我已经对肉没有任何感觉了，甚至看到反胃，老是想喝水，可肚子又装不下。只记得父亲摸着我的头说：有一天，你就懂了。

一九八七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师范学校，从此，我的一切，包括毕业分配，都交给了国家。也就是那年除夕，父亲对我说：从今年开始，年夜饭由你来煮。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父亲笑着说：你能的，十六岁，也应该了。

父亲给我系上他围了多年的深青色夏布围裙，套上那早已掉色儿了的卡其布护袖，对我挤挤眼睛。

我有点抖索，拿出那块沉甸甸的前夹肉，感觉无处下刀。父亲又说：自信、随心。

我希望加水焯肉的时候，父亲能在旁边，但他没有，父亲是说放手就放手了。

我不断地用筷子戳着锅里翻滚着的大块肉，直到没有血水冒出来，我知道，差不多了：爸，帮我把眼镜儿摘下来拿走，水汽太大了。

父亲会放下手中的活计，三步两步来到锅边。我用刀片了块肉，不肥不瘦的，塞到他嘴里。父亲说：不错，有嚼劲，再来碗汤吧……年年负责锅堂“涨火”的母亲，总是笑眯眯的看着我们，她从不肯先尝一小口，也拿不了肉汤的荤。

这围裙，我一围就是三十几年，年夜饭年年在不断地翻新，但焯肉的习惯一直没有变。只是，肉焯得越来越烂了；我的子女，也不用先喝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