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末的西北小镇,日头走得慢悠悠,日子也跟着拉长。每到周日下午,我们同村的几个校友总会约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碰头。我跨上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车把上挂着母亲昨夜在火炉旁熬夜烙好的锅盔大饼,再挂上一瓶母亲前几天腌得清亮的浆水酸菜。后座捆着沉甸甸的尼龙袋,里面是够吃一周的土豆、白菜和面粉。一切收拾妥当,我们便背好书包,大家纷纷蹬车出发,一路上,我们的笑声和歌声,撒满了乡间的小道。
我们这一行差不多都是发小,现在又是同班同学,个个发型不是当时最时兴的板寸燕尾,就是学着郭富城留的中分,梳洗的整整齐齐。衣服大多是哥哥姐姐穿剩下的,洗得发白甚至有些宽松,但少年人的精气神藏不住,一路行来都带着一股子冲劲。我身子瘦弱,骑车上坡时显得格外费劲,总被同伴甩在后面。"张荣,加把劲!"前面的同学回头喊着,故意放慢车速,等我跟上才一起往前蹬。
"快闪开!拖拉机来咯!"不知谁扯着嗓子喊了一声,我们立马哗地散开,蹬着单车往路两边靠。拖拉机"嘟嘟嘟"地嘶吼着,轮胎碾过坑洼的黄土路,咣咣当当震得人骨头都麻。司机师傅那张被日头晒、油烟熏得黝黑的脸上,咧着嘴露出两排大白牙,冲我们摆了摆手。等扬起的黄尘慢慢落定,我们一个个从灰尘土雾里探出头,你看我满脸尘土,我看你头发上沾着草屑,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声仿佛能传到半里外的田埂上……。
让过拖拉机,好不容易骑上公路上那道坡度缓长的慢上坡坡顶,大家都停下车,扶着车把大口喘气。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在布满灰尘的脸上冲出一道道弯弯曲曲的"小河"。站在高处往下望去,陇海铁路像一条沉默的长蛇,卧在夕阳下,把小镇劈成了两半。
就在这时,一列绿皮火车准时驶来,"呜——"的汽笛声拖着长音,在群山间来回回荡,像一声悠长又温柔的叹息。我们的中学,就坐落在这声叹息的正中央。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骑行,学校的教学楼便远远的映入眼帘,大家奋力蹬完最后一段路,因为我们都住在校外附近农户家里,所以我们在校门口便互相道别,各自散去。
我回到住处,和房东大爷打过招呼,停好我的座驾,急急忙忙取下行囊后,便迫不及待地从枕头下摸出那几本已经读了好几天的《流星蝴蝶剑》《小李飞刀》《笑傲江湖》等武侠小说——那可是我花一天一毛钱一本的租金租来的古龙金庸经典著作,一拿出来我便如饥似渴地啃了起来。在学校,老师严禁学生看这些“闲书”;在家里,父母见到我看任何与学习无关的读物也会唠叨。唯有此时此刻,这时间才真正属于我,我全身心地融入进了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仿佛自己也成了侠骨柔情,仗义江湖的侠客。读得倦了,便拿出那台以学英语为由、母亲省吃俭用好久才买来的单放机,塞进一盒伍佰、迟志强,周华健或“四大天王”的磁带。戴上耳机的刹那歌声响起,那一刻的享受,现在想来真是一种奢侈,但又美得不可方物。
我们这一行几个算是幸运的,因为家离学校不过五六公里,骑车半个多小时就能到。可那些家在山区里的同学就苦了——崎岖的山路根本骑不了车,每个人只能自己背着鼓鼓囊囊的行囊,用双脚一步步地丈量着这一周一趟每趟十几里的山路。 我同桌谢东就来自山里。他说,每周日吃过午饭就得早早出发,踩着羊肠小道走个把小时,才能赶到他们镇上的火车站。十几块钱的汽车票,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奢望;而两块钱的火车票,倒成了生活给予他们这些山区学子最实在的慈悲。
火车到离校最近的站后,他们还得再走将近半个多小时的路才到住处。这一路,同行的男生会帮女生拿行李,不认识的也都慢慢认识了。回去后,受助的女生往往会做顿好吃的对帮助她的同学表示感谢。“那时候的感情,真的是纯真。”
他还说,夏天还好,可一到秋冬,天黑得就特别早。有时候下车后,天色就已经擦黑,路都快要看不清了;等他们深一脚浅一脚摸回住处,天早就黑透了。一路背着行囊,人早就累得散架了。
似这样每周一趟、自己带来食材自己做饭求学的日子,我们这些寄宿生,不管远的近的每个人都整整坚持了三年。虽说辛苦,回忆起来却格外美好——那段岁月里,还悄悄藏着你我青春的旋律和美好的回忆。
曾记得,那时候的中学,因为教改的风一吹,已经被时代浪潮冲得有些褪色,有本事的老师都像择木的良禽,纷纷往城里的好学校跑,留下的老师要么是不多几年就要退休,要么是刚刚走出校门实习的年轻老师。 留下的学生,也要么是我们这些没背景、没门路的山里娃、川里娃,要么是被重点中学分数线刷下来的孩子。我们就像被雨水冲到一块儿的石子,在这所覆盖五六个乡镇的唯一一所高中里,挤挤挨挨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寄宿"这两个字,在我们那个年代有着特殊的重量。学校是有宿舍楼的,但住校管得严,更关键的是得在食堂吃饭——一顿饭几块钱,对家境都不宽裕的我们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于是,我们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散到学校周边的农户家里,租一间简陋的小屋落脚。
我的房东是我家远方亲戚,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见到我的房东大爷时的模样:他古铜色的脸庞上,皱纹像是被刀仔细刻上去的,整个嘴巴没有一颗牙,却总挂着宽厚的笑容。他家是我们当地传统的西北风格土坯房小院,就他一个人住,他的孩子们都成家了,常年都在外地打工。 白天,他牵着那只老山羊去田边吃草,晚上回来挤羊奶,订给附近的邻居,挣些零花钱。
记得那天,母亲送我到他家,他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脸上堆着憨厚的笑,母亲和他打过招呼,他把我们让进屋,然后对着我说:“屋里空着也是空着,娃,进来住吧,以后就当是给我这老汉做个伴。”就这么一句话,我在他家一住就是整整三年。
那时候的黄昏总是很长。放学后,同学们都会回到各自寄宿的住处,在蜂窝煤炉子上自己炝一锅浆水,然后煮一碗清汤挂面,就着早就炒好的辣椒串串,那味道真的是美极了。
伴着袅袅升起的炊烟与远处火车喷出的白烟在空中相遇,天已黑透。房东大爷有时会坐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看我在昏黄的电灯下写作业,偶尔会有一碗烧的滚烫的羊奶递过来,那是超出契约的温情。
那时候的房东们,从没主动提过房租。逢年过节,山区远道的同学从山里捎来自家种的洋芋、采的山货;我们这些离得近的,就从家里摘点苹果、带些时令蔬菜,这种不用立字据、不用算得清清楚楚的善意,像冬日里的炭火,成了我们苦涩求学生活里最温暖的底色。
高三毕业离校那天中午,大家相约聚在一起,来到了我住的小院,大家就一起支起煤炉子,同学有的带来自家的腌肉、有的带来自家种的蔬菜,自制粉条,我们在大铁锅里炖成一锅热气腾腾的大杂烩,房东大爷提供了免费的羊奶招待同学们,香味飘满了整条巷子。
聚餐结束后,我们拿起早早收拾好的比平时更感沉重的蛇皮袋,里面装的是三年来用旧的课本、磨秃了笔尖的钢笔,还有同学之间互赠的明信片,上面写着青涩又真诚的祝福。准备离开的那一刻,不知是谁首先唱起了《同桌的你》,歌声断断续续,高亢明亮,混着远处火车车轮与铁轨"哐当哐当"的撞击声,飘出车窗,飘向远方。
夕阳西下,暮色渐沉,我送别同学,望着他们的背影被夕阳一点点吞没。这时,又一列绿皮火车呼啸着驶过,悠长的汽笛声仿佛替我的心事画上了音符,听得人心头泛起说不清是伤感还是失落的情绪。不舍与迷茫悄然涌上,我就这样怔怔地立在门外,任夜色浸染,不知下一次相聚会在何年何月。
后来,我渐渐明白,我们这些当年曾经背着蛇皮袋和骑着二八大杠的少男少女,其实我们相互之间从未曾离开,我们只是搭上了不同的列车,驶向了各自的远方。而这片土地,永远保留着我们最柔软的角落——校外寄宿处。那里有母亲做的硬面锅盔的麦香,有槐花的清甜,浆水面里的遐想,还有绿皮火车带来的关于远方的全部想象,这些所有一切都在岁月里沉淀——变成我们青春时期最珍贵,最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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