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千层底

这次搬家的时候，在五屉橱的底层，翻出来了用油皮纸包裹着的一双老布鞋。摸着这双纹理如新的布鞋，我五味杂陈，一股酸楚涌上心头，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四十多年前，那心酸又温暖的清晰画面在我的眼前不停闪过。

记得那是 1981 年盛夏，即将中专毕业的我，完成了学业考试后，就挑着一担行李返回了老家，等待学校分配工作。为了能让儿子体面地走上工作岗位，母亲准备单独为我缝制一双新布鞋。那时，家里特别困难，父亲体弱多病，只能在街头用两条长凳和一块门板，支起一个小摊子，摆上几本小画书供小孩子阅读，顺带卖一点日用杂货，主要还是老鼠药，每天能有两三角钱的收入。刮风下雨天便不能出摊，这就是当时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在我的想象中，父亲应该是旧社会街头摆摊算命先生的模样。母亲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田间地头总是她孤独的身影。四个年幼的弟弟均在上学，个个都是长身体、能吃饭的年纪。繁重的田间劳作和无止尽的家务活压在母亲身上，她就像一只永不停歇的陀螺，拼命地转动着自己，似乎不能停下，否则，这个家也就垮了。那个年代，我们兄弟五人，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穿上一双新布鞋。这双鞋要陪着自己走过春夏秋冬，为了减少磨损，暑假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不穿鞋。那时的脚底板特别耐磨，能赤脚走路、爬树、下河，一点事没有。冬季来临，扎实耐用的布鞋前头必有一两个窟窿眼，勉强挨到腊月年关。过去，小孩盼过年，除了有肉、有鱼吃外，最重要的还是有新鞋穿。

晚饭后，在一盏吊得老高的 15 瓦电灯泡下，灯光略显昏暗。堂屋拐角处有一只木箱，这是奶奶传下来的，它宛如一位历尽沧桑的老者，表面斑驳陆离，多处漆皮脱落，露出深浅不一的木纹。箱体四角的黄铜片已氧化发黑，一把老式黄铜锁扣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却依然守护着木箱的秘密 —— 那是母亲的百宝箱。“吱呀” 一声，母亲打开了箱子，从里面拿出一摞平时攒下的各色旧布头。她用备好的一碗稠糯面糊，将布块层层裱糊，铺平压实成两尺见方的布袼褙，阴干数日，就成了做鞋底的材料。袼褙干了，母亲很快拿出了我的鞋样，比照着裁出大小相合的底坯，然后把数层底坯对齐叠好，用面糊粘牢，外层裹上新粗布包边，压实晾干，一副鞋底胎便成了。又一个晚上，母亲端坐在桌边的八仙凳上，指尖箍着磨得发亮的顶针，一根麻绳被蜂蜡擦得发亮。最细的那一头穿在棉线针上，母亲用满是薄茧、依旧灵活的手指捏着棉线针，拇指按实布层，线针扎入、旋出，带起的麻绳在指间绕个小圈，再用指腹狠狠勒紧。这时，棉线针必在自己的头发上划拉一下，在我眼里，这个动作很优雅，像是在跳手指舞。当时我心想，想必是为了减少针线的摩擦力吧。深夜了，堂屋里只剩下 “丝丝” 的拉线声。打鞋底的棉线针每一下都沉实有力，每一个线脚都深深嵌入布纹里。母亲就这般循着纹路，一针密着一针，一圈绕着一圈，从鞋头纳到鞋跟，母爱也纳进了层层叠叠的针脚里。待整只鞋底布层相融、针脚密布，最后才修剪毛边，轻轻捶打至平整紧实。碎布叠成了厚底，一双千层鞋底就成了。

大热天，我双手接过带着温热的新布鞋，心里沉沉的，更是热乎乎的。十几天后，我接到县委组织部的工作介绍信，要求八月底前到白笏公社报到上班。穿着母亲做的千层底，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和对未来的憧憬，走上了工作岗位。单位的同事大都穿着皮鞋或者球鞋下乡，下雨天，老布鞋一下就弄湿了，无法再穿，我自己也觉得难堪。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后，我迫不及待地去供销社买了双好看的回力球鞋，穿上它昂首挺胸，走路都带着风，整个人也显得精神利落。这时，我悄悄地把那双老布鞋洗净晒干，放在了箱子底。后来，因为工作调动，我去了县里、市里，老布鞋一直放在箱子底，被我带在身边，不离不弃。随着时代变迁，款式新颖、穿着舒适的各种布鞋、球鞋、皮鞋五花八门、层出不穷，那双老布鞋却被我抛在了脑后，再也没有想起要穿一次。

现如今，退休赋闲的我，看到这双四十多年前的老布鞋，想穿的欲望一下子从心底里迸发出来。试穿了几次，怎么也穿不进去，不知是鞋缩水了还是自己的脚长大了，我懊恼不已。年近九十的老母亲，耳聋眼花，常常是所问非所答。那总能揉出最暖的烟火、托住一家人安稳的双手，早已布满深浅不一的纹路，如同干涸的河床；手背上的皮肤薄而松弛，仿佛轻轻一扯就会裂开；手关节肿大变形，手指无法伸直，还微微发抖。那双手，再也无法为我缝制一双千层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