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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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窗帘，被窗纱揉碎的一缕暖阳，穿过玻璃窗撒进书房，还有些晃眼。一本《安徽文学》像是镀了一层金边，墨香隐隐，里面是否藏有写“年”的文章？习惯性翻开台历，今天是腊月十五，“还有十几天就要过年了，需要准备什么吗？”我问妻子。她平静地说：“超市里都有，提前一两天买回来就行。”退休三年来，一早起来就问自己“今天干什么？”有时也会问妻子，这似乎成了我的日常。
时至年关，大街小巷如同往日一样，丝毫没有过年的氛围。孩子们不在身边，我和妻子也不知道要提前准备些什么。年味去了哪里？真是令人费解。记得小时候，一进腊月，全家人就围着“过年”忙活起来。一头从年头养到年尾的黑猪，足足有一百多斤，拉到食品站卖掉，能换来五六十块钱。这些钱，一部分用来还外债，剩下的，就是全家人过大年的开销。父母亲盘算着，全家七口人都得有一身新衣服，还需置办一些年货。
本家叔爹是个裁缝，缝制的衣服既好看又合身，收费还便宜，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年关时节更是抢手。因为沾亲带故，我家的新衣总能安排在腊月十五这天缝制。这天，东方刚泛起鱼肚白，父亲就从上一户人家把脚踩缝纫机挑了回来。远远地，就看见裁缝叔爹背着双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地朝着这边走来。母亲早早准备了一碗糖打蛋，叔爹接过，吃得香甜。我们几个孩子站在一旁看着，喉结不停蠕动、口水只能悄声咽下。即便如此，每个人脸上都喜上眉梢、兴奋不已。做好的新衣，我们一般等不到正月初一，就迫不及待地穿在身上，让自己提前进入新年的喜悦状态。为了不让新衣服弄脏，我们又会在外面套上旧衣服，可到了人多的地方，就故意把旧衣服的扣子解开，露出里面的新衣。“这伢今年有新衣穿咯！”羡慕的话语便会从人堆里传出来。
二十四过小年，除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父母先用梯子爬上房梁，把积攒一年的破烂杂物清理干净，再用一根长竹竿扎上扫帚，将藏在梁与屋面之间的灰尘、躲在墙角旮旯里的蜘蛛网，一一掸落。我们几个小孩把厨房里的坛坛罐罐、灶台上锅碗瓢盆，全都搬到院子里，围着大木盆洗洗涮涮，东西虽旧，但被我们擦拭得一尘不染。除尘之后，便是布新。
买年画是过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时，供销社里是最为热闹的地方，人头攒动、人声鼎沸，里里外外挤满了置办年货的人，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柜台上、墙壁上、地面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年画，每张都写有编号和价格。有寓意吉祥的传统绘画，有描绘大好河山的风景画，还有电影明星、样板戏的人物肖像。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电影明星的年画，画上的人模样俊俏可爱，就像见到了真人。漏风的房门、斑驳的土壁上，贴上崭新的年画，瞬间变得整洁亮眼，年味也跟着扑面而来。
爆米花是必备的年货。腊月天里，外地来的师傅会在村东头的稻床上支起架子，孩子们拎着箩筐，拿着布袋子，早早围拢过来，箩筐里盛着家里最好的糯米。炸爆米花的机子圆鼓鼓的、胖墩墩的，既能竖起来，也能横着放。师傅先把机子竖起来，口子朝上，将量好的糯米倒进机肚，拧紧盖子，再把小弯头扣住大弯头，随后将机子横放在架子上，机子下面生起旺旺的炉火。炸爆米花急不得，师傅要一边慢悠悠地摇机子，一边盯着表盘计时。时间一到，师傅便把机子转过来，将机头塞进事先准备好的大麻袋里，让小弯头杆从麻袋上端的小孔伸出来。他一手紧紧捏住弯头杆，再用膝盖压住机子，手脚并用，只听“嘭”的一声巨响，长长的麻袋随即鼓了起来，袋内雾气腾腾，香气弥散，白花花的爆米花瞬间将麻袋撑得满满当当。小孩子立刻围上来，伸手抓一把塞进嘴里，热乎乎、甜丝丝的，满齿留香。
协助爷爷写春联，是我记忆里最难忘的年味。写春联时，红纸的另一头得有人牵着，爷爷才能顺畅下笔，我就是那个专属牵纸人。牵纸也有诀窍，不能拉得过紧，也不能松松垮垮，要让纸张随着爷爷的笔锋轻轻移动，纸随字走。爷爷总夸我是个牵纸能手。爷爷是前清秀才，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书法更胜一筹，村里人都尊称他为“文先生”。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他每年都义务为村里两百多户人家写春联，从腊月头一直写到年三十上午。后来，爷爷受聘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跟着五叔定居在安庆，写春联的事才算放下，那一年，爷爷已是七十六岁高龄。粗略算来，爷爷持续为村民写了三十多年的春联。那时候乡亲们来求春联，多数人只带纸和墨，也有只带纸的。写着写着，墨汁用完了、红纸也不够，爷爷便自掏腰包添纸添墨，从不让乡亲们失望。六十多岁的爷爷，常常从早上站到深夜，饿了，就胡乱扒拉几口饭，歇口气又接着写。我除了牵纸，还要跑去供销社买红纸和墨汁，写完后，再把湿漉漉的春联一张张铺在地上晾干，还得做上标注，免得弄混。不多时，屋里屋外就铺满了墨迹未干的春联，这样的场景，每天都会上演。浓浓的年味，随着爷爷大手与我小手的起落，融进了一张张纸红纸黑字之中，也深深留在了全村人的心田里。
炒熟的蚕豆、花生、瓜子、玉米花、山芋角，都是过年的传统美食，大人、小孩都喜爱。年关时节，孩子们的口袋总鼓鼓囊囊的，清香的小零食吃个不停，走到哪吃到哪，小肚子始终是圆滚滚的。这些炒货，也是新年里招待客人的上好佳品。
年三十上午，我就带着几个弟弟贴春联，先熬好面糊，仔细分清上下联，然后把家里所有的门都贴上红彤彤的春联。厨房里，母亲掌勺，父亲打下手，锅碗瓢盆碰撞的清脆响声，大铁锅里的油滋滋作响，红烧肉在咕嘟咕嘟冒着泡，清蒸鱼的鲜香，在空气中交织弥漫。全家人的脸上都带着笑意，忙碌的身影里，藏着对新年的美好期待。放完鞭炮，就关起门来吃年夜饭。饭桌上，全家人不分老幼，相互间推杯换盏，孩子们分享这一年的学习趣事，父母亲借着酒劲，不厌其烦地对我们提出要求和希望。随后，他们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压岁红包，一个个递到小辈手里。我们双手接过，脆生生道着谢，红包捏在手心，暖呼呼的，年味裹着香甜，揉进满屋的热闹里。屋外的鞭炮不时响起，屋内的暖意却浓得化不开。那时候的压岁钱也就几毛钱，我们平时舍不得花，都会小心翼翼攒起来。
零点的钟声敲响，村里总有人为了抢到新年第一响鞭炮，通宵不睡，掐着时间点燃一万头的开门炮。鞭炮声一响，震耳欲聋的噼里啪啦声便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一直持续到早上八九点钟。这一夜，又是一个全村不眠的狂欢之夜。正月初一，全家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小辈们要给长辈拜年，互祝新年好。这天不用干活，也不用生火做饭，就连垃圾都不能扫到屋外，老人们说，这是留住自家的财气。这一天，就一个字——“玩”。不生火也饿不着，年前准备的五香蛋、爆米花、糕点、小零嘴全都排上了用场，这就是老辈人说的“年饱”。 正月初二，我们都穿上光鲜亮丽的新衣裳，蹦蹦跳跳地跟在大人后面去走亲戚。父亲翻出藏在柜底的蓝布中山装，母亲帮他仔细掸去衣角的灰尘；母亲自己则在头上扎一条红蓝相间的花毛巾，把攒了许久的点心、红糖、挂面用红纸包好，塞进随身的腰篮里，最下面压着给外婆的两盒桃酥，边角用红布裹得严严实实，生怕路上磕坏了。通往渡口的路上、田埂上全是走亲戚的队伍，一班接着一班，男人们提着沉甸甸的篮子，女人们牵着活蹦乱跳的孩子，蓝布衫、花棉袄连成一片，好不热闹。路上遇到熟人，就笑着高声招呼：“到山里去啊！”喊声在田野里回荡。我的外婆家，就住在河对岸的山里。到了外婆家，我们这些孩子就跑去找邻居家的小伙伴一起放小鞭炮、滚铁环、捉迷藏；大人们围坐在八仙桌旁，聊着家长里短、搓着麻将。阳光透过木窗和屋顶亮瓦洒进来，落在满屋子的笑脸和热气上。日头渐渐偏西，我们才在外婆、母舅的再三挽留中不舍地告别，赶着去坐最后一班渡船。脚步刚迈出大门，父母的手里又多了一兜山里的年糕、芝麻糖、炒粉圆子，沉甸甸的，装的全是化不开的亲情和年味。
这些过往，便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最醇厚的年味。它历久弥新，每每想起，依旧是满满的人间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