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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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鼓，在鄂北方言中不仅仅是一种乐器了。打边鼓，有非主流、帮腔、甘当配角或陪衬的意思。喻长亮的中短篇小说集《边鼓》在命题上就有着鲜明的民间意识。仅从命题就能看出喻长亮小说的民间风格和语言意趣：意味深长、神形兼备。边鼓这一乐器名字的借用，大大地强化了“边”的特殊氛围，生动形象地交代了人物生活环境，暗示了人物的价值取向。乡土写作一直是喻长亮多年来所坚持的写作方向。漳河是喻长亮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这条发源于大洪山脉流经他家乡的河流，不断地刺激和调动了他最初的生命意识，也持续地滋生和丰满着他的民间立场和故乡意识，让他一直为其交付情感和编织深刻。在喻长亮已经面世的作品中，他始终以平视的视角与人物共情，以独特的民间语言和对话体系构筑小说的叙述架构，创作出像《漳河岸边》《麦葬》《百福山庄》《剪刀过敏症》《老虾》等大量脍炙人口而又有影响力的乡土文学作品。这些与漳河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文学作品，带着作家强烈的生命体验，与其自身生命永远处在一种回归与放逐的不断完善之中。
《边鼓》是一部充满现实体验的中短篇小说集。与笔下人物真诚地平视与共情是这部小说创作的行文特征。这种创作立场构成了喻长亮小说强大的感染力。在《边鼓》这部作品里，作者始终站在小人物或弱者的立场进行写作，通过对底层小人物生命的体察与共情，重建小人物形象的主体性，将叙述艺术转化为真挚的情感力量。《边鼓》里的故事多为作者亲历亲闻。他以与基层民众共情的叙述姿态，用平视的视角和豁达包容的态度来记录民间生活，很好地处理了农民个体生命的精神空间。避免了乡土写作易于出现的傲慢与偏见，以主体介入和沉浸式体验来叙述，挖掘出容易被作家忽略的底层人物生命体征和精神世界。
乡土写作所固有的一种自上而下的俯瞰视角，往往带着浓郁的启蒙色彩。喻长亮同样以故乡为载体将自己的写作观念和对待生命的态度付诸笔端，他的故事大多来源于漳河、枯树塆及他生活过的地方。但他永远都是将视线放低，展现的是实实在在的乡村素颜，呈现出当下农村真实多样的生活状态。小说集《边鼓》里的人物，弱者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同情或者批判的叙述对象了，而是融入了作者自身的情感感受和生命体验。如《远山》中的主人公远山，《打鸟的孩子》里的贺小冬，《闹狗》中的熊水车，《漳河桥》里的梅姐，这些人物形象都带着现实的真实，鲜活生动，性格鲜明。作者将自身融入到故乡人们的命运共同体之中，以平视的目光建立起作家自身与民众的平等关系，呈现出小人物生活中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与生命内涵。喻长亮是一位真正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对农村的生存状态有着深入的了解，他有足够的底气写出真实的农村生活。因此，他笔下的乡村具有浓郁的现场感和生活感。漳河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在这里放牛、打猪草、捞鱼摸虾、种地，后来又长期在乡镇工作。正是这种生活经历，使他融入到形形色色的普通人之中，得以窥见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所蕴藏的顽强的生命力。在与他们共情中，使他对普通人在这个时代中的处境有了零距离的接触和体察，感同身受。可以说，他在书写他人的同时也在表达自己。如《边鼓》中的文化站老站长对民间文化的潜心研究和付出的心血，小郭站长继承老站长的衣钵，放弃了回城、升职等改变命运的大好机会，而甘当“边鼓”。喻长亮在基层文化站工作过多年，他有自己的切身体验。因此，他能够俯身尘埃，去观照普通人生活的情感价值和生命体征。
平视的视角，以底层民众为叙事对象，可以感知一个个鲜活生命背后的世道人心。《边鼓》里的小说，作家已经收束了文学的时空，大背景、大场景、大人物不再成为对象与主角，描写的都是当下乡间平凡百姓：农民（《请你吃螃虾》）、乡村教师（《漳河桥》）、学生（《大考在即》）、护林员（《楂子山上》）、乡村医生（《告别》）、民间匠人（《绝版》）、清洁工（《漳河桥》）、无业游民（《闹狗》）、精神病患者（《打鸟的孩子》）。在这些故事里，我们看不到高高在上的启蒙视角，喻长亮一直在向贴近人物生活与内心作不懈的努力，来实现人物形象的真实性。这些作品更多地观照的是底层平民百姓的生活，直接切入时代肌理，使底层生活的真实得以鲜活呈现。表现他们在追求美好生活时平凡而又真实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以及命运的悲欣交集。他习惯以人物的行为和对话来呈现故事。因此，他的写作很少以作者的主观情绪与思想参与议论和抒情。远离乡土写作以“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批判与不平的态度介入的惯性表达立场，而凭借丰富的写作经验，巧妙而不易被察觉地在叙述过程中置入了自己的情感取向、思想立场以和价值诉求。以人物作为语言符号来引导读者，让读者在身临其境的阅读过程中自觉感悟，潜移默化。在《闹狗》这篇小说里，作家在小说的开头为什么浓墨重彩来描写闹狗的经过？事实上，这是主人公熊水车打狗后的一种心理幻觉。人类对动物应该有着最朴素、最基本的生命伦理。伤害了动物，在人们最起码的知觉与领悟之下，稍有良知，可能无法平静安稳地度过自己的夜晚。由此造成的罪感和心理负担可能是日常生活甚至生命之中难以承受之重。熊水车的打狗行为，并没有人给他施加道德的责任，但他却摆脱不了内在道德意识的考量与审问。这种看似平淡却又深刻的灵魂揭示，作者并没有参与议论，而是花笔墨描写夜晚幻觉中的闹狗经历来暗示。这是作者在与小说人物平视与共情时产生的切身体验。
《边鼓》里的小说，喻长亮已经开始从早期作品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构建，或形象个性化的人物性格刻画，逐渐走向更为切身的、微小的日常涌动。他开始用白描的手法逼真的表现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司空见惯的生活琐事和细节。这种日常书写更容易将作者自身的体验、情趣和感悟寄寓其中，使小说的内容更加充实和真实。如《请你吃饭螃蟹》写的是日复一日的平常日子和琐屑无聊的生活碎片，平淡无奇。城市化进程中的打工经济，使农村劳动力的外流，留守的只有老弱病残和儿童，这是时下乡村的现实存在。故事中的丁爷与三个留守老人的日常生活是看家、种地、带孙子。他们闲下来时以互相吃请、打麻将来打发无聊的乡居生活。丁爷因各种原因想戒掉这些习惯，却欲罢不能。当他看到他们的四个孙子也在像模像样地打麻将时，丁爷戒掉了麻将。农村最平常不过生活细节，却能引人深思。作者以自己的方式来叩问和疑惑目前农村祖孙留守的居家现状。《请你吃螃蟹》反映的是留守老人的日常生活，《告别》写的是乡村小桥医生与病人老树叔的故事，《绝版》写的是钟表修理店艾师傅对修理手艺的坚守，《大考在即》写的是中学生的友谊和情感纠葛。《打鸟的孩子》写的是孩子家庭教育问题。这种日常琐碎书写更容易贴近人物的生命样态，窥视他们的内心世界。更容易让读者进入人物的灵魂，引发思考而共鸣，获得启发而醒悟。这些书写表达了作家对乡村中国历史变迁的认知和情感态度。这些文学化的讲述，进一步理解了现代农村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它不再是故乡和童年的记忆，而是现实中的价值和情感表达。
从平民立场出发，扎根底层，为熟悉而卑微的小人物发声，描写小人物的生活百态、人情冷暖，表现他们在生存环境中的生命过程。这种平视与共情的写作态度将强烈的情感融于轻描淡写的笔触，宿短了文学作品与现实的距离，更能引起读者的心理认同和情感与心灵的共鸣。
民间立场决定了喻长亮小说叙述方式和方法。他一直把叙述本身作为审美对象，很好地将话语文体学运用于小说创作，在小说叙事上构筑着自己的叙述体系，形成自己的特点。
在《边鼓》这部小说集中，人物对话成了小说叙述的主要方式。很多小说都是以人物“拉家常”的形式进行叙事的，带有浓郁的民间氛围。如在《远山》这篇小说中，人物对话占了文本的十之八九。作家把对话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既是叙述的结构，也是叙述的内容。用对话推动情节在时间和空间延伸和扩展，用对话表现人物的命运，揭示小说的主题，形成小说的血肉、经络与灵魂，也形成了作家独特的风格。《远山》虽然全文都是用对话进行叙述，却没有用一个引号，摒弃了对话叙述频繁地运用导入性词语和解释性语言的传统惯例，创造了一种纯粹的对话文体。这种叙述手法能给读者以强烈的代入感和现场感，实现作者与读者的双向互动、互相渗透和交融。这种行文方式突破了经验视角带来的局限，让对话贯穿小说的始终。并通过语体的糅合、语调的变化、语言的留白等方法进行艺术融合，使文本创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凸显出作品的独到之处，也形成作家自己与众不同的叙述风格。
用人物发声来叙事，把不同人物视角、身份、阅历、情感，甚至价值观用对话进行讲述，推动情节发展，必须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和超强的创造力。“买下？对，买下，你可以出高价。高价？对，高价，你往高里要，我另加五十万。”这是《边鼓》故事即将结尾里的一段对话。作者巧妙地用短促干脆的对话语言，把小郭站长多年来民间艺术研究和收藏的价值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简短的对话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读者能明显地感受到人物对话背后的精神价值和情感力量。这段简短的人物语言不仅显示人物身份、性格，更成为人物的标识。同时也是一种情境语言，如戏剧人物语言一样，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
小说《绝版》中农民张三胖与修表匠艾师傅的交集是以对话切入的。小说里除了张三胖和艾师傅两个人物外，还有抗美援朝老兵刘武第三者。人物关系的发展和故事情节的推进，都是在狭小的钟表修理店里以人物的对话来完成的，对话占了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用对话进行小说叙事，更具直接性和生动性，比描写叙述更能接近读者。在《连体冰人》中，小说设计的人物出场的次数并不多，但人物的心理轨迹、性格特点，故事和情节的发展全部以人物的对话来进行叙述。人物对话担负着多重任务，既表现人物的生存状态，又表现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心理变化。
民间立场还决定了喻长亮小说创作语言的平民性和通俗化风格。文学表达如果庙堂化了，就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就失去了文学的本质意义。因此，民间语言就是最美的文学语言。
喻长亮的小说语言来源于生活，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地方情韵。他追求真实，对方言和口语运用自如。他的语言鲜活上口，没有泊来品、八股文和书生气，都是地地道道的大白话，散发着浓浓的乡情和泥土的芬芳。“中，中，听姆的。你要吃什么都有，管饱，管饱，就怕你不吃呢。哪能不吃，不吃是个苕，我又不是苕。”这样的语言只有像远山这样的人才说得出来的，切合人物的语境。
喻长亮善于从群众口语中提炼出有地方情趣的语言词汇，以传统的乡村土语为叙事载体，雅俗贯通，形成了自身独有的语言表现力。“捞鱼摸虾，耽误庄稼。”“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以水牛居多，黄牛少。黄牛力气小，不比水牛扛活儿。这一带土地板结，当地人不兴黄牛。”带有民间意识的语言特点饱含着明显的、深层次的作者自身经历、经验和感受。“我要背一袋子钱回来，上街砍肉你吃，肥的瘦的都要，顿顿煨汤你喝”，拳拳乡音，儿子对母亲的深深的爱尽显无疑。喻长亮的小说语言透着原生态的淳朴与自然，毫无雕琢和修饰的成分，展现着作家在语言表达上的收发自如和语言风格上的与众不同，这种良好语感得益于他长期基层生活的磨练和积累。
口语化、明朗化和日常化是喻长亮的语言特色，也是他小说写作特质。鲜活的语言使他的小说表达方式丰富多彩，塑造的人物、叙述的事件更加立体丰满。
民间的立场是喻长亮小说叙述的方式和特点。作家将浓郁的乡土情怀融入现代文明的语境中。安土重迁、心系家乡，乡土浸润而成的故乡意识和乡愁情结在作品中充分展现。家乡孕育了喻长亮的文学的情愫。在《边鼓》里，他以自己对生活的切身体验，回归朴素与真诚，沉潜在乡村中国的沃土里，以平视的视角与底层民众共情。漳河、枯树湾，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他文学开始的地方，是其文学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