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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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岁，像一块矗立在人生路上的界碑，标记着季节转场的来临，要正式从人生的夏场转入秋场了。
“转”是个动词，注定会发生点什么，这种发生本身带着选择或即将开启新一阶段生活的意味。这让我想起新疆作家刘亮程老师的故事：2013年的冬天，他受木垒县领导邀请，前往当地为旅游发展出谋划策。在考察途中，一个人鬼使神差走进一个名叫“菜籽沟”的村庄。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走进去，就再也没有走出来。他在那个老旧荒凉的村庄里买下一所废弃的校园，建成一座木垒书院，从此离开乌鲁木齐，和书院的老树一起长在菜籽沟。那一年，他五十岁整。
说来也巧，我在杨集村建“隐园”之时，也是五十岁整。回想刘亮程老师与菜籽沟那一眼之间的认定，与我第一眼与命中那座老屋的认定，如此相似，如同宿命。
读刘老师《一个人的村庄》，才知道家乡与故乡是有区别的。“家乡” 是地理上的出生地，而 “故乡” 是需要离开后，在远方通过回忆和书写才能重新认领的心灵归宿。刘老师不知道当他借由《一个人的村庄》反复进入他的家乡时，在楚地荆门的某个角落，一位女子也正在试图借助笔下的文字回到家乡。
七十年代中期，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乡村，位于荆门市沙洋县毛李镇鲁店乡高堰大队七组的长湖岸边。看看，这么长的地理名称，你就可以感觉到它有多偏远。记得每年寒暑假从城里回到老屋，总要经过县，经过镇，经过乡，经过大队，再经由大队的一条岔路朝着西边走。一直走一直走，走过一庄又一庄人家，直到视野的尽头再也看不见去路，只有一条波光潋滟的大河横呈眼前，才算到了老屋。其实现在回想，我挺喜欢那种感觉的。每次走到尽头再也看不见其他人家，远远地只见一座土坯墙的老屋矗立在那里，像一位贫寒的老人，身着粗布衣衫，沧桑、朴实却又温暖。那屋后是翠绿的竹林，竹林后面是空旷的田野，田野再往后就是视野中家乡的那条大河——长湖。像一条“S”形的绿带自屋后弯弯绕绕蜿蜒远去。
我六年的乡村留守儿童生活就是在那座土坯房里度过的。七岁前，父母在城里务工，一年回不了两次家，我和妹妹像抛在乡村的野草分开寄养两边。妹妹在爸爸的父母那边，我则在妈妈娘家这边。爸爸那边是高堰七组，妈妈这边是高堰八组，两家隔着一个村子，相距七八百米。妹妹三岁那年，因为太想我，竟然古灵精怪甩开了看护她的老人，像个小肉团子连滚带爬、跌跌撞撞地偷偷跑来找我。那一条蜿蜒磕绊的土路，有一道道的田口，对于三岁妹妹来说形如深沟，我至今无法想象那么小的小不点究竟是怎么一次一次爬过来的。只知道那天当六岁的我和另一位小伙伴站在禾场一回头，看见妹妹小团子一样的身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时妹妹已经看见了我，扎着小揪揪的脑袋摇晃着，一边跑一边欢快地叫着“姐姐、姐姐”。事后那边的老人一路心急火燎找到这边，要抱妹妹回去，妹妹像小狗一样躲进桌子空里。等到被老人拉出来强行抱走，她哭的撕心裂肺，拳打脚踢地哭叫“我要和姐姐在一起，我不回去。”那一幕，我永远忘不掉。就想，总有一天我要和妹妹永远在一起，再不分开。现实是我和妹妹越分越远，最终生活在两座城市。当然，这是后话。
其实记忆中我并没有感觉到做留守儿童的悲伤。仅仅只有一次。就是六岁时我去大队上学前班，因为爹爹婆婆没钱给我买作业本，每天作业完不成，第二早晨去教室被老师用戒尺打手，打的小手红肿也不敢哭。就那时候感觉有点悲伤。其他时候都蛮快乐的。虽然没有糖果、没有小人书、没有玩具、没有爸妈陪伴，但也没有课本、没有补习班、没有严厉的管束，老屋的亲人都很疼我。
每天睁开眼睛就想着怎么玩，耳朵听到的都是自然淳朴的声音：虫鸣、鸟叫、牧牛哞哞和亲人的喊饭声；眼睛里也是自然淳朴的画面：稻田、湖水、炊烟、一望无际的荷叶、晨昏中放牛的身影、耕种的农人和晚归的渔船；嘴里尝到的滋味也十分丰富:野毛毡、野桃、野梨、野桑枣、野苦瓜，长湖里的野生菱角、莲蓬、藕带、鸡头苞米等等。如果要说从此以后我心里开始生长着一个乡村，那么这个乡村最动人的内里，就是曾经的那些声音、那些画面和那些滋味。
七岁那年，到了该上学的年纪，父母带我和妹妹进了城，结束了一家四口分居三处的生活。
乡下的野丫头进了城，也等于进了笼子。等十三岁那年住进爸爸单位分的楼房，更像笼子了。我们家住三楼，每年寒暑假，为了逼迫我们学习，爸妈上班时间就将我和妹妹反锁屋里，如同“囚禁”。我的青春花季不值一谈。主产孤独、忧伤和失意。感谢老天，幸亏还有家乡可回，寒暑假里我总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活成一个野丫头，在田野里疯玩。而被父母“囚禁”在家的日子，也并非全无收获。至少极致的孤独让我早早找到了书籍，我偷偷拿了爸爸的借书证，去他们单位图书馆借书，诗歌、散文、小说、纪实……我躲在各种书籍里寻求心灵慰藉，排遣内心的苦闷。特别是唐诗宋词里那些忧伤的调调非常共鸣我心。李煜、李清照、朱淑真、李商隐、苏东坡、晏殊、晏几道、欧阳修、王维、陆游、唐婉、林和靖……整个初中我读完了他们的作品。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一种叫做“文学”的种子已经开始潜入我的生命，像细胞一样悄悄分裂，无声生长。也许正是经过这番文学诗意的催化，我曾经生长过的农村不再是农村，成了乡村。“农村”和“乡村”当然有区别的。“农村”是物质性的，负责生产粮食和蔬菜；而 “乡村” 是文学诗意的，是《诗经》、唐诗宋词和山水画里安顿人精神的 “世外桃源” 。
2
站在人生转场处回望，整个童年、少年到青春期的所有经历好像都必不可少，包括那些酸楚、孤独、忧伤，包括某个瞬间突遇的一个人、突发的一件事，少一点都不行，少一点都无法唤醒最终那颗唤作“故乡”的种子。至于前面我提到的，一座经诗意催化，经由人心生长的“隐园”就更加不会存在了。想想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一个人心灵的底色，性情的形成，梦想的萌生与实现，与他一路蜿蜒而来所有的经历都息息相关。所以我如果还想将隐园的故事讲下去，还是得回到喧嚣的城市中来。毕竟，关于一个人精神成长史里最疼痛最深刻的一部分，往往就记录在那个他一心想要逃离的地方。
正是在城市长长的岁月里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心里住着两个孩子。一个被我带进城市，慢慢长大、成年，开始像每一个城市人一样，双脚不沾泥土，按部就班地工作、生活，言语得当，表情得体，将日子切割得工工整整。似一台无声的复印机，印出千篇一律的明天，裹挟在城市的笙歌宴席中，日益喧嚣浮躁。
而另一个，却留在了童年。她不肯长大，仍旧活在天真梦幻的世界里，依旧奔跑在广阔的田野上，嬉戏在家乡的长湖岸边。我知道他们都是我，这点我一点都不糊涂。只是那时我还不清楚那个执着的孩子究竟在等待什么？
“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早晨，时候到了人会自己醒来。”这句话出自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某天早晨读到让我突然怦然一动。于是，我敢肯定，木垒书院对于刘亮程既是守护的“乡村”，又是归栖的“故乡”，同时也是那个“清晨醒来”后最终抵达的地方。我在想这种醒来，会不会像晨光渐渐铺满大地，在某个毫无预料的时刻来临？就像当年他从黄沙梁的风声中听出祖先的歌谣，从老宅墙根的苔痕里读懂了生与死的密语，一下子睁开了心灵的眼睛。
我还想，一个最终抵达“故乡”的人是否就起源于睁开心灵眼睛的那一瞬间？如果是，那个属于我的一瞬间在哪里？
回想2017年前，我活的确实混沌。直到2019年，才突然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想为我的同事们，基层的一线电力工人写一本真诚温暖的书。这个念头并非凭空而来。2017到2018年之间，我陆续走进沙漠、草原和偏远陡峭的深山，实地采访电力建设现场，亲眼看见工人们劳动的场面。那些画面平凡、朴实、艰苦，深深打动了我，让我萌生了用文字记录的愿望。
这个愿望与之前花前月下舒适的生活显然是截然相反的。要从艰苦中淘洗动人的沙粒，是要选择一条坚硬的路，要真诚且踏踏实实从艰苦中走出一条道的。不过，每个人面对想要实现的梦想时好像会无一例外的天真，多的是不想后果的热血。当然也包括我。
我越走越远。2020年9月，走到了西藏。我要去采访中国第四条“电力天路”——阿里与藏中联网工程拉孜包段的建设现场。
拉孜，日喀则下属的一座小县城，海拔四千五百米。我在这座既荒凉又宁静的高原小城生活了十天。像一个执意寻找答案的人，每天早出晚归，跟随我笔下的主人公，一次次走向工程现场。那些铁塔大多立在高原的山上——在海拔四千米以上攀爬，是种前所未有的体验。不过两百米高的山，竟要爬上一个多小时。每一步都走得血气翻涌，心脏像要挣脱胸膛。可精神真能战胜肉身，那股天真的热血，真是克服高反的精神良药。心里甚至暗暗较劲：还可以再高一点。
我们真的走向了更高处，一直抵达海拔5357米的施工点。那是生命的禁区，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500千伏输电线路建设现场。生平第一次站在这样的高度，我拧着氧气瓶，仰望着铁塔如沉默的巨人耸入苍穹，工人们背着氧气袋向上攀登的画面，几乎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浮现。
正在感慨万千时，我采访的主人公让我看向远方。我才发现，自己站立的位置居然可以平视珠穆朗玛峰。那天的阳光好得不像话，天空澄澈得没有一丝云雾。我清晰地看见珠峰的山尖被镀上金色，远远望去，像一座发光的圣殿，像静默的神谕。多少人千里奔赴，期盼一睹它的真容而难遇，此刻它却毫无预兆地为我显现。
我一时说不出话，像被什么击中一般，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眼眶忽然发热，想双手合十，想匍匐在地，想像个真正的信徒那样，献上我最虔诚的叩首。
可我要叩首什么呢？是圣洁的珠峰？是敬畏的高原？还是不可揣度的天意？我也说不清。但我清晰感觉到，那一刻烈烈作响的高原风，带走的不仅是我身体的体温，还有我心灵的尘土与喧嚣。
唯有诚朴的人才能找到“回乡”的路径，这是那一瞬间我获得的神谕，我清晰地看见了一个诚朴的自己——她怀揣敬畏因果的信仰，正一步一步，走在归乡的路上。
曾经读到一项关于“粒子效应”的试验：当一个人对某个念头形成无法解释的执念，他的人生磁场无论有形无形、直接间接，都会悄然围绕那个念头运转。即便因现实所迫暂时遗忘，它也像一粒深埋的种子，在时光的流转中等待唤醒。
或许四年前，我随先生第一次走进那个叫五里铺镇杨集村的地方时，心中的那颗种子，已然悄悄苏醒。直到2022年春节，我再度入村，如漫游者般闲逛至一座老屋前——斑驳的门墙上，竟贴着我书写的春联。
那一刻，我停住了。像是得到了某种无声的指引。我看着它，它看着我，恍若走失多年的亲人重逢。
叔本华曾说：“只有走完人生旅途中的某个阶段，才能认清我们全部行为之间的真实联系，并明确地知晓我们做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2023年，适逢人生转场，当宿命将我与那座老屋彻底牵引到一起，我才恍然彻悟：原来我从家乡出发，弯弯绕绕走了那么远的路，兜了那么大一圈，最终就是为了抵达这里。原来那个始终不肯长大的孩子，执意等待的，竟是它。
原来我走过的沙漠、草原、深山、高原、塞北……都是必经之路。那些一路承受的风寒酷暑、疾病疼痛，不过是为了洗去生命的喧嚣与虚华，让心渐渐透出泥土的质地，只有这样，它才肯从荒芜中慢慢生长出来，从心底长出来。长成朴素的砖石，长成透光的门窗，长成沉默的草木，长成清新的荷、清幽的竹、清香的梅——最终，长成一个人心中“隐园”完整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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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隐园”的诞生，我愈发相信，这人世间确有冥冥天意。人生所遇种种，从来不是无故发生。就像世上每一个故事的开始，一定都有它最初发生的缘由与心意，只不过要等到它完整地呈现，往往需要漫长的时光。
回望“家乡”，走向“故乡”，我忽然好奇：年轻时那个我，最初怀揣的，是怎样一颗心？
当我再次陷入回忆，沉湎于过往的照片和文字，竟无意翻出一段旧文。一段肤浅却不乏可亲的文字，像一枚二十年多前夹进书页的花瓣，薄薄的，脆脆的，颜色虽褪，形状犹存：
“总有一天，我要隐入乡野的某个角落，效仿那梅妻鹤子林和靖，在尘嚣之外寻一处灵魂的栖居。不追名逐利，也不纠缠人际关系，只求活回内心的澄明。兴来时，邀几位雅士知己，说文赏花，把盏闲话；其余时光，便闭门守着一方清寂，勤耕雨读，写作种花。不求富贵，只想与这过于繁闹的人间保持距离，活得简单朴实、真性本真。
许是这样的心性，才导致我的文字始终缺乏对生命暗流的深入。我害怕窥见人性的晦暗，怕那样的晦暗消解我的天真，怕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失去继续热爱生活的勇气。相比现实，我更愿意相信文学，相信文学本身的美与善是对这世间晦暗最庄重的回应。我愿意用所有的光阴，去拾取生活中存在的微光，在凉薄的世界里，传达属于自己的温暖，构建精神自足的家园。
好的文字能与万物相通。而那种相通，需要一颗纯粹天真的心。我相信，我将归隐的那个乡村，终将成为我的‘故乡’，它会养护我的天真，守护我的梦，守护我想守护的老旧时光，让我始终明亮、真情，永远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我不知道，二十年前的我，是为何写下了这些有迹可循的字句。但如今重读，它们依旧是我未曾改变的心声。若说有什么不同，那只是如今的我，更加追求内外的一致、文字与心灵的和谐统一。当我写琴，我心里原本就供着一张琴；当我写乡村，我心里原本就生长着一个乡村；当我写下从“家乡”抵达“故乡”，是因为——我已真真切切，抵达了“故乡”。
注：
刊登2025年第1期《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