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知音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中国曹禺研究学会副会长曹树钧先生以《戏剧大师曹禺》为题，为睢宁县文艺界人士和话剧爱好者讲授了话剧欣赏和创作知识。曹树钧以《雷雨》为例，详细讲述了曹禺在清华大学创作《雷雨》的过程，分析了《雷雨》的创作背景、结构、语言和人物形象。曹树钧绘声绘色的演讲不仅再次感动了自己，也深深地吸引了台下的听众。他殷切希望普通的市民都能了解和欣赏一流的话剧作品，希望有更多的话剧爱好者成为曹禺的知音。

“曹教授，您是怎样成为曹禺的知音的？”在课间交流时，我急切地向曹树钧先生问道。曹树钧先是陷入对往事的回忆，然后才和蔼地说：“曹禺为什么能在22岁时就写出了《雷雨》这样深刻的作品？这个问题像迷团一样吸引着我，使我一步一步地走近了曹禺，也使我对曹禺的研究不断地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拓展……”曹树钧话一出口，立马又让我想到了曹禺。曹禺在完成《雷雨》和《日出》后，有人对他的创作提出非议。曹禺说：“我应该告罪的是我还年轻，我有着一般年轻人按捺不住的习性，问题临在头上，恨不得立刻搜索出一个答案；苦思不得的时候便冥眩不安。”我想，曹禺为什么能在22岁时就写出了《雷雨》这样深刻的作品？这一问题不同样令曹树钧冥眩不安吗？

1941年，曹树钧生于上海。从他第一次在中学里看了话剧《雷雨》，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那次看完话剧《雷雨》后激动不已、夜不能寐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也就是那次观看话剧《雷雨》，使他这一生和曹禺、和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上海戏剧学院刚一招生，他就报了名。通过笔试和面试，终于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的首批学员。进入大学后，他对曹禺话剧的热爱有增无减，收藏了很多曹禺剧作的单行本装在身上，一有空就拿出来研读。毕业时，他的毕业论文选题就是《

1981年，曹树钧根据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写成了一篇近3万字的《曹禺年表》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为了走近曹禺、研究曹禺，他以一个青年极大的热情给曹禺写了第一封信并附上了这份年表。此时的曹树钧还只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讲师，而曹禺已是驰名中外的戏剧大师了。信发出后，他怀着非常忐忑的心情等待着，甚至有些后悔，感到此举未免唐突。不料，隔了不久，他惊喜地收到了曹禺的一封亲笔回信。在信中，曹禺对自己为什么能在22岁时就写出了《雷雨》等问题进行详尽的解答，还对未及时回信表示了歉意。

这封回信，拉近了大师与曹树钧之间的距离，使曹树钧跨进了曹禺的家门。“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在采访曹禺期间，曹树钧常常靠六块烧饼和一瓶辣酱打发一天的伙食。每一次见到曹禺，每一次与大师长谈，无不激励着他更加深入地探究曹禺话剧的非凡境界。

1987年，应中央电视台之约，由曹树钧执笔撰写了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曹禺》。在该片摄制时，曹树钧又随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沿着曹禺当年生活过的七个主要城市进行实地考察。短短几个月中，日夜兼程，跋山涉水，足迹遍布京、津、沪、宁、渝乃至桔子洲头的长沙，川江边上的小县江安，前后采访了近百人。在这一过程中，曹树钧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曹禺剧作的演出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和自己与曹禺的通信、访谈，曹树均先后出版了《摄魂——戏剧大师曹禺》、《走向世界的曹禺》、《曹禺成才之路》等专著，主编了《神州雷雨》、《曹禺诞辰90周年纪念文集》等著作。还参与组织、策划了曹禺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为曹禺纪念馆撰写了2万字的布展方案和2万字的解说词。

有一次，曹树钧在讲《曹禺名剧分析》课时，一位剧团编剧听完课向他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曹老师，您说曹禺的剧作艺术成就如此之高，我们很敬佩，但您能否向我们分析一下曹禺是如何构思这些名剧的？”曹树钧当时被问住了。事后他意识到，这位学员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剧作家的主体——剧作家本人这一角度，着重研究剧作家本人的各种心理因素在戏剧创作中的作用，以及剧作家本人在戏剧创作过程中各种心理活动的规律。曹树钧以曹禺的创作心理作为个案进行重点剖析，在此基础上，伸展到其他剧作家，包括电影、电视剧作家，于1999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影视剧领域的创作心理学专著《影视剧创作心理研究》。一位著名导演握住曹树钧的手兴奋地说：“通读了这本书，看得出，您对曹禺研究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在曹禺研究中，曹树钧发现曹禺热爱的外国剧作家主要有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四位，而首推莎士比亚。曹禺为什么如此热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剧作对曹禺有何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又使曹树钧成为一名莎学专家，并担任了中国莎士比亚学会副会长，出版了《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等专著，清晰地勾画出莎士比亚对曹禺及整个中国戏剧的影响。

一场话剧，一个迷团，造就了一位专家。缘于《雷雨》的情结，使曹树钧成为曹禺的知音，并在曹禺研究领域孜孜不倦地向横深拓展，不断开拓出新的天地。聆听曹树钧教授对曹禺剧作如数家珍的介绍、剖析，我更加认识到曹禺剧作的不朽和伟大，同时也对这位曹禺的知音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