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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我出生在一个父严母慈的农村家庭，父母也终于达成了“后继有人”的愿望。家中有四姊妹，为了维持生计，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只在插秧和收稻谷的时候回来两次。我对父亲回来印象最深的是某个清晨突然出现在家里，待个两三天，还没等熟络起来，又在某个我还没睡醒的清晨外出打工了。

不常和父亲见面，以至于我在上小学前都没有记住父亲的样子，只知道那是一个高高瘦瘦、皮肤黢黑的男人。

一年级的谷雨时节，父亲在一个细雨绵绵的下午赶到了家。这次，他没有在深夜悄悄回来，我第一次看见他提着帆布口袋回来时的样子。他弓着身子，把帆布口袋抱在胸前，头发和衣服早已被雨水打湿。母亲冒着雨在院坝边缘接过父亲的帆布口袋，两个人一路小跑回到屋里。

晚上，父亲坐在炉子旁吃饭，我和姐姐坐在父亲对面看着父亲大快朵颐。

“三儿，你带着弟弟去里屋的帆布口袋里拿糖吃。”三姐姐和我听到有糖吃可开心了，立刻从板凳上弹起来，争先恐后地直冲里屋。拉开黑色的帆布口袋，五彩缤纷的糖果映入眼帘，我们挑着最喜欢的颜色和味道，把口袋塞得鼓鼓的，又在炉子边掏出来比谁的糖果更大更好看。此后的好几年，只要父亲一回家，我和姐姐便会不约而同的走进里屋，每次都能在父亲的帆布口袋里拿到五彩斑斓的糖果。

2008年，那年天气冷得很早，父亲也很早就回来了，姐姐们都还没放学回家。我像往常一样去父亲的帆布口袋里找糖果，但这次我没有找到糖果。不甘心的我又反反复复、认认真真的找了好几遍，最终都没找到心心念念的糖果。

我十分肯定父亲给我买了糖果，只是不知道父亲把它们藏在哪里了。我怅然若失的走到里屋门口，呆呆的看着父亲，内心无比憧憬父亲能看懂我的渴望，然后在一阵洋洋得意的嘲笑后说出关于糖果的下落。但父亲只是看了我一眼，便低着头继续默默的吃饭，似乎他并不打算告诉我糖果的下落。

我实在没忍住，就开口问父亲：“爸爸爸爸，糖在哪里呢？”父亲没有立马回答，只是转过头凝视着我，他眼神里闪过一丝恍惚，随后言辞犀利的说：“你已经长大了，还吃什么糖！”

我呆呆的愣在原地，随即一屁股坐在里屋的门槛上，脑海里逐字闪过父亲刚才说过的话，不断的反问自己，我已经长大了？我难道不是一个还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吗？我瞪大双眼紧紧的盯着父亲，他眼神有些闪躲，随后只是一味的低着头吃饭，时不时的和母亲谈着在省城打工的琐事。

我坐在门槛上呆愣了几分钟，没有等到合理的“解释”，也没有等来父亲的安慰。我怅然若失的站起身，悻悻的踱步回屋睡觉了。我捂在被窝里质疑着父亲的话，脑海里罗列出一系列我还没长大的证据，也更加坚定了父亲的话是错误的。

第二天早上，昏沉的天空下着蒙蒙细雨，父亲在我半睡半醒时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去犁地插秧了。我吃过早饭，一个人走在上学的路上，树林里升起的白雾正在朝我飘来，不一会儿便完完全全的罩住了我，我看不见路边含苞待放的野花，也望不穿那厚重的一片白雾。

父亲插完秧就又去省城打工了，等他再次回来的时候，我悄悄的把父亲背回来的帆布口袋仔仔细细地翻了一遍，它在我眼里它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五彩斑斓，也默默的接受自己已经长大的“事实”。

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翻过父亲那全黑的帆布口袋。

上初中后，父亲确确实实不再把我当小孩子，他给了我作为“大人”的权力—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初一那年，县城里寒潮来的很早，学校连期末考试都没有举行就放假了。寒假期间，没有期末成绩和寒假作业的束缚，我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在雪地里肆意妄为的撒欢，把学习完完全全抛之脑后。母亲多次劝我看书学习，我总是笑着敷衍说自己有分寸。第二年开学，学校出乎意料的举行了上学期期末考试，我坐在考场，信心满满的接受着来自寒假的审判。

成绩出来的那天，现实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放学回家，我对考试的事情绝口不提，绕过父母径直走进了出租屋的里屋。等到吃饭的时候，母亲提了一句：“你们不是考试了，考得怎么样？”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打破了饭局的宁静。我低着头闷声干饭，妄想躲过这“致命”的一击。

“嗯？是考得不好？”母亲又发出了疑问，眼见没有答案这事情糊弄不过去，我只好弱弱的说排名二十。母亲开始质问起来，音量也明显加大了。我没有太在意母亲的话，只是低着头悄悄的瞥着父亲。母亲见我一言不发，便把话题进行转移到父亲那里。

“都怪你，一天不喊他好好看书。”父亲则一脸淡定的说：“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我只负责拿得出钱。”

初中三年，父亲没有过问一次我的成绩，甚至在我主动向他汇报时，他也只是听我说，但从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有在我拿到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时，他的嘴角才微微上扬。

高中三年里，父亲只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倒不是他“不称职”，而是他愿意倾听我的意见。

高二的一次家长会，父亲穿上了他压箱底很久的西裤和衬衫，在出租房的院坝下面碰到放学回来的我。

“爸，你去哪里？”

“去给你开家长会哇。”

“哎，去开那玩意儿干嘛，我在学校乖得很。”

“不去能行吗？”

“能行。”

父亲听完后转身和我一起回到出租屋里，按照我想好的托辞给班主任打了个电话，说有急事回老家了。那天晚饭吃得很早，从来不喜欢逛街的父亲和我一起陪着母亲在街上来来回回转了好几圈。

高考前的家长会，父亲早早的就下班了，收拾好了在院坝里来回踱步。我刚踏上院坝父亲便问我要不要去开家长会。我看着父亲那有些恍惚的眼神，微微一笑说：“还是去一下吧，毕竟这是最后一次家长会了，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话还没说完，父亲已经健步如飞的走出院坝，边走边回头微笑挥手。

高考毕业后，家里面的大小事情父亲都会询问我的意见，而我也觉得我的确长大了。

大学四年里我和父母的通话并不多，记得有一次，快两周没有和家里通电话了。一天父亲突然打来电话，先是对我质问一番。“我还以为你手机坏了，不给我打电话也不知道给你妈打个电话。”父亲的语气严肃，也是这么多年来唯一的苛责。我正在悔过时，父亲突然语气变得很温和，轻声的问：“你觉得我还要不要出去打工？”我在电话里给父亲分析了一下老家发展的形势和父亲的长处，最后父亲决定和母亲一起留在老家，弥补母亲当年的孤独，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家。

父母亲在家相互陪伴了四年，二零年本科毕业之际，父亲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在父亲停棺的七天时间里，我成了家里最“绝情”的人，从未掉过一滴眼泪，只是硬着头皮安排父亲的后事。其实也不是绝情，只是坚强的后盾已经倒下，我也该长大了。

父亲入土的那天早上，泥土渐渐盖住父亲的棺椁，父亲生前的衣物也被点燃，升起一股浓烟。我站在浓烟里，被熏得泪眼婆娑，一阵风吹过，我看见树林里开得正盛的野花，也看清了来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