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容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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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个远征军娃娃兵
张容卿
一.失家园
变故来得太快，好像是做了一场恶梦一样。
我只记得那一晚的夜很凉，爹和娘正在用包袱装家里仅有的几件旧衣服。隔壁几个村的人传来紧急的消息，说日本人像蝗虫一样肆虐，整个腾冲已沦陷。他们这些强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村民们死的死，跑的跑，我们村的男女老少也陆陆续续地逃难了。妈妈说，让我小睡一会儿，天亮了我们也去逃难。
而我穿着妈妈用家里的破床单剪裁缝好的褂子，在咯吱咯吱的小床上刚睡着，村口就传来了不正常的响声。
不是我们老乡的声音。应该是另外一个地方的人说话的声音，那些声音很凶，像在骂人，伴随着叮铃哐啷的声音。我贪恋于睡梦中扳倒孩子王的喜悦，不想极快地醒来。
而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后院的柴草垛里。透过柴草的间隙，我看到有刺刀和穿着皮靴的人走来走去。而在地面上，流淌着红色的液体。那些液体散发着一种腥臭的味道，闻起来像是我某次不小心割破自己手指时流出来的血。
我一瞬间明白了。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弟弟……我捂住了自己的嘴，睁大的眼睛竟然流不出一滴泪水。我听见那些穿着皮靴的人走过来走过去的声音，他们说着我听不懂的话，间接穿插着几句“八嘎呀路”。刺刀快速地扎进我藏身的柴草垛，幸亏我反应及时，把身体扭向另一个方向，这才免于一死。我感受到周边的温度逐渐变高，一股股浓烟钻进柴草垛，涌入我的鼻子。
好难受的感觉！我不敢咳嗽也不敢呼吸，只能安静地把自己蜷缩起来，等着那些野蛮人的离开。这种等待，比我和草芽、黑虎他们几个好朋友在山上设下陷阱捕获猎物的等待还要难熬。那时候，我们是猎手，而这次，我是那个害怕被人杀掉的猎物。
身边的温度越来越高，就在我觉得快要熟透了的时候，那些皮靴踩地的声音才彻底消失。我赶紧掀开柴垛，先钻出自己的脑袋，又用胳膊支撑着身子，从柴草垛中钻出来。这时，我看到了在柴草垛旁的妈妈的头颅。四窜的火苗已经烧着了她的头发，而她的面容安详，就像正在给我和弟弟唱摇篮曲。我只觉得一阵头晕恶心。火舌像草蛇的信子一样往我身上戳，而我却像大树桩子一样定在了原地。等我感到疼的时候，身上那件妈妈亲手做的褂子已经被烧了一个角。
我赶紧翻墙离开了被火海吞没的屋子，在土地上打了几个滚扑灭了火焰。村里的情况和我家的情况也差不多，橘黄色的火海，鲜红的血液，四分五裂的乡亲们，每一种颜色，每一个气息，都让我难以承受。
我想起在夕阳的余晖下，村里那群老奶奶和老婶子最喜欢搬出小竹凳，坐在村口，一边磕瓜子一边说着生活里的趣事。我想起那位喜欢歪戴帽子的老伯，一边跟我说小孩子不许抽烟，一边往水烟筒里吸气，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像一首好听的歌曲。我想起和草芽、二丫、燕子、黑虎几个小伙伴，在山林里比赛跑步，在田里比赛捉蚂蚱，在泥土上比赛用树枝画画。
可是，一夜之间，那些鲜活的人，连同我最亲最爱的家人，一齐葬身在那些日本人的杀戮之中。
我才十二岁，但是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心中的恨意仿佛一头暴怒的老虎，在脑中早已将那些说着难听语言的强盗咬碎撕烂一遍又一遍。
有什么办法可以报仇呢？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其他的孩子们免于如此深重的苦难呢？
我捏紧了自己的拳头，带着满腔的悲愤，背对着这一片看不出原貌、只有灰烬的小村庄，走入了未知的天地。
二.入军队
在那段以天地为家的日子里，我无数次藏身于草丛中，怨恨地盯着日本人路过，拼命克制住想要冲上去拼命的念头。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征兵的消息。我听见负责宣传征兵信息的小伙子慷慨激扬地说：“加入抗日军队，为我们被屠杀的父老乡亲报仇，夺回那些失去的山河！”
我激动地报了名。但负责征兵审核的大哥哥见我只有十二岁，年纪尚小，个头不高，皮肤黝黑，根根肋骨尤为突出，并不想接受我的申请。
于是我每天都在征兵处门口的道路上坐着，渴望能够见到军营里的长官，能够向他们哭诉我的遭遇，诉说我报仇雪恨、绝不后退的决心。
幸运的是，我不仅见到了长官，还被长官赏识，破格成为了他身边的一名勤务兵。部队的人给我发了军装，有两套，夏天的衣服是草黄色，冬天的是灰色的，他们让我根据季节更换。我从未见过质地如此好的衣服，没有任何破洞，如此完整。它虽然不够柔软，但它像我的身体的堡垒，阻挡了一切寒意，让我的身心都能被完美地保护。我高兴地穿上了最小的5号衣服，但由于我年纪小，所以袖子很长，要卷起好几道才能露出手腕，衣服下摆也拖到了膝盖。长官看着我做日常的考勤、保卫、劳动等勤务兵的工作时，会对我开玩笑说，我像一朵会移动的蘑菇。
不过，刚刚成为勤务兵的时候，我的心里十分不开心。我想要像那些端着真枪，义无反顾冲锋的士兵一样，和敌人决一死战，以告慰我那些惨死的家人。我不理解，为什么长官不让我上前线，因此总是怀着小脾气，时不时偷偷抹眼泪。但长官从未训斥过我，只是像春雨一样慢慢抚平我的不甘心。他告诉我，我和其他被破格录取的娃娃兵，是整支军队，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后备力量。我看到长官眼圈泛红，眼角的皱纹舒展又合拢，他有些哽咽地说：“等到我们这些人全部战死沙场，那才是你们这些娃娃兵该冲在前面的时候。”
我慢慢揣度出了长官的意图，也不再执着地要冲去前线，只是怀着又愧疚、又内疚、又自责、又难过的心情处理好每一天该做的事务，争取不让长官被琐事烦忧，让他能有更多的精力用于战斗。
跟在长官身边的这段日子算是我失去父母与弟弟以来最幸福的时光了，我对勤务兵生活适应良好。长官知道我来自腾冲农村，没有机会读书识字，有空的时候就会亲自教我认字写字，没空的时候就让我请教军营中其他的能读会写的哥哥姐姐。长官看着我瘦骨嶙峋的模样，总是怜惜地把自己碗里的小肉块夹到我的碗里，慈爱地让我多吃一些。有时候，就算我在处理事务的时候出了一些小的差错，长官也从不会苛责我，只是叹口气说“孩子还小”，同时提醒我要更加细致用心。
一个噩耗的传来终止了这段像水中倒影一般美好的日子——长官，我敬爱的营指挥长，死在了战场上。在第一轮向松山进攻的过程中，由于我方对日军兵力布局的认知不够深刻，因此我们认为日军驻守松山的兵力不多，我军便沿着松山的山坡和山谷向山顶猫着腰悄悄进攻，怀着必胜的信心，却不料敌人从掩映在树枝灌木下的日军地堡中射出巨量子弹，夺取了我敬爱的营指挥长和其他敬爱的将士们的生命。
得知这个噩耗的时候，我正在给长官编新的草鞋。如何编出又结实、又耐用并且不磨脚的草鞋，是我们每个新兵蛋子都要必学的知识。我本就是腾冲土生土长的村里人，从小到大，最爱干的事情就是赤着脚满山跑。除非被地上的树枝、尖刺等东西扎破了脚，我才会编草鞋穿上。弟弟最喜欢穿我编的草鞋，他说我把编草鞋的草绳搓得又紧实又光滑，完全不会磨脚。因为从小就给弟弟和自己编过草鞋，因此我的编草鞋技术是全营最好的。长官的每一双草鞋都是我亲手编的。
而现在，我再也没有机会让长官穿上我尚未完全编好的新草鞋了。我把草鞋慢慢地放在地上，看着自己空空的双手，想起因为日本人入侵而死去的家人、乡亲和战友，心中的恨无以复加。
我感觉我此刻完全没有办法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即使我自认为是一个意志顽强的中国远征军士兵。我极力忍着自己的哭腔，但还是撑不住这副瘦小的身体。我跪在营指挥长那一方小小的书桌前，抱住了桌子腿，幻想着那个可敬又可爱的长官还坐在书桌前，皱纹舒展开，对我说：“来，今天又有多余的肉了，你快吃。”
我开始疯狂地向上提交申请，申请去战斗第一线和日本人硬碰硬。但我的申请一次又一次被驳回，得到的答案永远都是“不通过”。前线一直都处于一种血战的状态，我无数的战友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加入攻打松山的战役，但一直都没有传来好消息。我不怕死，我也想加入这场战斗，但我的上级们永远都不通过我的申请，他们还给我安排了新的任务：让我负责另外一位营指挥长的后勤。
这场血战持续了整个六月。我跟在新长官的身边，也学了一些和战局、战略有关的知识，更加懂得我们后勤补给的困难之处。如果松山攻不下，那么滇缅公路这条运输物资的生命通道就无法掌握在我军手中，战略补给只能靠乡亲们和部分后勤兵使用骡马走山间小道送上来，英美援军的战略物资则是通过空运或者用大汽车运送。进入六月以后，老天就像一位拉肚子的病人，不停地产出倾盆的雨水，树林里的路都是把树、竹、藤、杂草等除掉后修的临时车道，只要雨水一多，运物资的大汽车就会被陷入泥坑里无法行进；同时，山道泥泞，足底打滑，骡马和人们根本无法向处于松山之上的战地输送物资。这就只有剩下空投的方式。但由于暴雨的关系，美军飞机也无法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给我们空投物资。
我看着那些在血战中铩羽而归的战友。他们有的人失去了一只耳朵，汩汩流血；有的人肚子破了一个大窟窿，甚至能看到白花花的肠子；有些人直接被炸飞了一条胳膊或者一条腿。伤员们横七竖八地躺在营地里，军医们面对已经消耗殆尽的药品束手无策。倾盆的大雨像永无停息的线条，一直不停地刷过这片血与火堆起来的战场。
营地里陷入了一片沉闷的绝望。我看着满地的伤员，心中充满了怜悯和痛苦。
我想起小时候听阿奶唱的歌。当雨太大的时候，阿奶会坐在老屋门前的屋檐下，用她苍老沙哑的声音唱着祈求上天停止下雨的歌谣。阿奶还会用家里不用的布条缝制挂在屋檐下的娃娃，她说这个娃娃代表了地上的腾冲老百姓，娃娃看着上天，希望天不要再下雨了。阿奶已经离世多年，歌词在记忆中渐渐模糊。我看着那些呻吟着的同伴，流血的同伴，逐渐没有了呼吸的同伴，唱响了祈求老天停雨的童谣。
我的好战友大狗翻了一个身，握住了我的手，我感受到他的手心慢慢冷了下去。但是我没有停止自己的歌声，我看到他在缺医少药的状况下被伤痛折磨了几天几夜后终于能迎来死亡时，唇边的那抹微笑。我抹了抹自己的眼泪，把大狗的尸身拖到了营地外的大山里，草草掩埋了。
这样的日子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在战场中死去的战友们的尸体无人掩埋，因为只要有我军靠近那片战场，日本人就会从仿佛蜘蛛网一样密布的地堡的出入口射出许多子弹。战友们的尸身在暴雨的冲刷下，在腾冲早晚温差极大的天气环境下，逐渐开始滋生恶臭和病毒。军医们十分担心瘟疫的爆发，因此每天都要求全军上下保持清洁和消毒，坚持服用英美友军提供的抗瘟疫的药片。种种措施的实施之下，我军才免于又一场瘟疫灾难的爆发，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一场暴雨下了一周左右，有了几天好天气，美军给了我们空投，骡马也进山送了补给，还坚持生存下来的受伤的战友们也终于得到了及时的治疗。我看着那轮挂在峰顶的旭日，连日以来绝望、压抑、痛苦的情绪才逐渐散去。
这时，我看到不远处的矮崖边，有一棵蒲公英在泥泞的土地上，在连天不休的炮火中，在雨后放晴的霞光里，正在结籽。那些蒲公英的籽穿着毛茸茸的军装，但还没有像我和战友们一样心连心手拉手，时刻准备好一齐奔赴前方。它还不够成熟，籽与籽之间的连接还未完全形成。我不确信自己是否能活到看到这棵蒲公英长出一颗圆滚滚脑袋的那一天，但我相信，如果我和战友们真的守护住了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他们就能够在每一棵蒲公英结完籽的时候，吹一口气，让那些小降落伞随风远行，尽一尽我未完成的心愿。
三.埋忠骨
暴雨期结束后，因为前线兵力损耗太多，现在的战场上，包括作为后备力量的一千多名娃娃兵在内的所有远征军士兵全部都投入了战场。
由于我本身是勤务兵出身，也长期跟随在营指挥长的身边，因此与普通的只负责接收组织命令的士兵不同，我对整个战场的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现在的战场的情况如下：中国远征军将分为左右两翼与日军开展战斗。左翼从松山、龙陵方向进攻，中国军和日军的增援部队展开激战。在这片战场上，我军与日军正进行拉锯战。右翼从我的老家腾冲方向进攻，20集团军的6个师围攻日军148联队，日军顽强地抵抗，一时间也厮杀得难舍难分。
这个时候，中日双方取胜的关键点就是：守住松山。如果日本守住了，那么中国军队被分为三个战略区域，就存在被各个击破、全线崩溃的危险。但是，如果中国军队攻下松山，那么三个战场可以连成一片。还可以打通滇缅公路大动脉。
守住松山的军令像一块坚定不移的磐石，层层下达，每一层级的每一位将士都将此关键深深地烙印进自己的心脏。
但是守住松山谈何容易？在一场场血战中，在一次次战友们试探性的偷袭中，我军终于摸清了日军的布局。主峰子高地有个大地堡，周围有许多卫星状的小地堡。各个小地堡之间互相串联，偷袭其中一个地堡，那么其余地堡的日军就会从地堡口射出子弹，杀掉我们的偷袭士兵。松山日军的阵地无法攻克，松山战役一筹莫展。
那段时间整个军队都陷入了一种停滞的状态中。由于前线兵力不足，所以本是负责战略后方的，像我一样年级尚小的一千多名娃娃兵们也全部投入了战斗。成年的战友们使用的部分枪支比我还高，他们调侃我们这些娃娃兵还没有枪高就想着保家卫国。为了解决身高方面的不便，在长官们的关照下，那些长度最短的枪支都被调给了我们这些娃娃兵使用了。
我记得那天，我提出去前线作战的申请终于被通过了。我高兴地扛着那把比我稍矮一些的枪，跟在那些成年的战友们的身后进了战场。我记得子弹擦过耳边时那种呼啸的声音，伴随着冷冽的气流，被战友扑倒才幸免于难。我看见冲在战场前方的战友用血肉之躯和日军拼着刺刀，又被那些从地堡口射出的子弹打成筛子的模样。一颗颗手榴弹向冰雹一样从地堡口投出，形成的弧线就像那段时间的大暴雨停止时，旭日升起处的那一轮山包。可惜，那座山的线条是一种新生的希望，而手榴弹的线条却是催命的符咒。手榴弹爆炸了，战友们的身体被炸得四分五裂。我不忍将视线停留在这些上一刻还对我笑、下一刻就战死沙场的战友们的身上。只能端着枪，怀着坚定的意志，听着长官们的指令，奋勇杀敌。
这一次，我们靠着人数众多和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赢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
收兵后，我才发现自己负了伤——左臂的军装被血染出了一片鲜花一般的痕迹。回到营地后，我一边被军护包扎着伤口，一边听着班长传达的最新指令：一队人马掘地三尺，挖出一条通往日军地堡母堡的地道，而另一队人马则若无其事，维持攻打日军的假象。班长传达完指令，还没等他开口，我就急不可耐地报了名。班长看着我刚刚止住血的胳膊，面露难色。但我坚定地告诉班长：“我的右臂可以挥动铁锹，没有任何问题！”
于是我顺利地成为了挖地道分组的成员。左臂负伤不便使劲，我就紧紧地用右手握住铁锹柄，与其他挖掘地道的战友们一齐，按照上面下达的指令开始挖掘。
人们总说世界上有两件事是最难的，一件事是上天，一件事就是入地。我们现在挖掘的地道就是在做最难的入地这一件事。我们的地道要从营地开挖，穿过堆积了不知几亿年的山体，最后到达日军的母堡之下。那段时间，每一位挖地道的战友都卯足了全身的力气，不停地挥动铁锹将面前的砖红色泥土挥到脑后。我早晨醒来就开始挖地道，累得实在抬不起右胳膊的时候才会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挖。天黑了不打紧，正是加班加点不用担心被日本人发现的好时候。那段挖地道的时光，昼夜颠倒，胸中仿佛燃着一团必胜的火焰——只要挖好了地道，再把炸药装填好，那些杀我亲人，灭我战友，侵我国土的日本人，就会立刻灰飞烟灭。想到这里，我不顾右手结了一层又一层的水泡带来的疼痛，又抡起了挖掘的铁锹。幸好有好多的老乡和英美援军的帮助，我们的铁锹才能只要一挖坏就能立刻更换新的，挖坏的铁锹粗粗估计也有几十上百个了。有时遇到泥土中的坚硬石头，就几个战士一齐上阵，把那块石头撬松，然后再继续挖。泥土中常常混有小石头，而我军全员都穿草鞋，因此常常被硌得流血，但比起战场上毫厘之内就可能战死的情况，这种疼痛实在是像被苍蝇叮了一口一样不必在意。
等地道终于挖通的那一天，我瘫倒在了地上。那棵倔强的小蒲公英已经快把籽结好了。我用自己带着血痂的掌心摸了摸它的叶子，它那嫩绿的叶片上多了一抹红色。我闭上眼睛，短暂地休息了一下。
接下来的事情就像我军预料的那样，成批成批的炸药秘密运输进我们挖好的地道之中。爆炸的那一刻，就像幼年时候，我和邻居家的小孩捣蛋地把鞭炮丢进池塘，那爆炸的力量将周围的一切都冲着天空掀了起来。躲在母堡中的日本兵被当场炸死，其余子堡中的日本兵听到这惊天动地的响声后，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军做了一件多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我军士气大增，抓住这个机会，杀向残敌。我穿着那件血迹已经干涸的军装，不顾其余战友的阻拦，瞪着因为挖地道而长时间未合的双眼，抱着枪就冲向了残敌。
只要把那些像败犬一样四散奔逃的日本人清除，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就打下来了，我们国家抗击日军获胜的可能性就大大提升，我的亲人，我的战友，我的祖国……
就在我分神的这一刹那，我突然感到左胸一痛。身边战友的喊声让我下意识看了看自己的胸腔，那里炸开了一片由鲜血组成的牡丹花。我惊讶地抬头，发现负隅顽抗的残敌，从子堡的出入口，用一杆狙击枪命中了我的心脏。
死亡的黑纱一层一层蒙住了我的眼睛。可是，我们明明马上就能获胜了。我已经做好了规划，等彻底攻下了松山，我就带着自己的军装、证件和草鞋，回到我把爹娘和弟弟草草掩埋的那个小石碑前，亲口告诉他们，我虽然才十二三岁，但我不是孬种，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远征军娃娃兵……
但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家看一看了。意识消散的最后时刻，我听见战友们已经发出了胜利的欢呼，他们在庆祝血战了120天的松山终于被攻下。
如果人死了能变成山间的一缕清风，我要带着那一棵小蒲公英结的种子，飞向一片没有枪支、没有手榴弹、没有杀戮、也没有生离死别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战争，没有伤亡，没有仇恨，只有幸福的阳光洒向草丛里的每一株小草。
真实姓名：张容卿
联系地址: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南宁街道麟瑞小区麟丰园7栋4号
就读学校：云南大学文学院全日制研究生
专业：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