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前雨后，香椿花开

——题记

2025年4月4日，清明时节雨纷纷，我伫立在峄山公墓的一座墓碑前。不哭了，也不怕了，因为全世界最爱我的人就在这里。或许，现在还剩少数人记得，但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忘，曾经有这样一位老人，他是我眼中真正的教育家。他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期，以人民教师的身份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以尘雾之微补益山海，萤烛末光增辉日月”。他是我的爷爷。

爷爷生于1938年6月，虚岁十三上小学一年级，六年高小，两年师范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的那年正是1958年，全中国大饥荒。爷爷每月工资十八块钱，给自己的亲娘十块，供养着一大家子，给奶奶五块，爷爷自己只留三块作为一月生活费。在那个人人饿得两眼发绿，恨不得互相撕咬吞噬的饥荒年代，榆树叶、柳树叶、槐树叶都被人撸光了，爷爷便捡些麻籽叶来充饥，也不知何缘由，吃了就脸部浮肿。富农家的孩子在课堂上调侃道：“付老师，你可是吃胖了。”爷爷总是笑笑，尽管饿得眼冒金星，在孩子们面前，脸上永远是温和慈祥的笑容。

后来，爷爷总是对我说：“活下去，只有活着，才有无限的可能；只有活着，才有实现理想的希望。”这句话，我想了很多年都没有想明白，更无法想象，爷爷生于抗日战争时期，长于解放战争，在国家经济满目疮痍之下兢兢业业，几次差点活不下来。日趋老迈的步伐凌乱地紧赶慢赶，总算是过了改革开放这一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他始终坚守三尺讲台，桃李满天下。

2000年12月15日，新世纪，垂垂老矣的爷爷迎来了孙辈中老五的降生，为其取名“付天伟”，赋意：付诸实行，开天辟地，雄才伟略。

我出生时，全村人恨不得天天故作偶然经过我家大门，那一双双带着笑的眼睛似乎在说：“一个丫头片子哩，这可怎么办唷，老三家要绝香火喽！”

父母骤然成了央企分厂的铁饭碗，已让村里的无业青年和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爹老娘眼红心热。彼时，“铁饭碗”的身份却成了无法卸下的枷锁，两千零几年，正是国家抓计划生育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除非是为了传宗接代自砸饭碗，那些长舌妇们说得也没错，丫头片子早晚成为泼出去的水，怎担得起延续祖上荣光的重任。

甚至连奶奶都不由自主把悲伤写在脸上。爷爷却高高抱起我：“稚子必成大器！”

两个月后，同村李爷爷的儿媳妇生了个女孩。李爷爷将旱烟管在二八单杠的横梁上敲得咚咚巨响，生怕全村漏下一个人不晓得他的怒气。李爷爷猛吸了一口烟：“把这赔钱货给我扔到井里溺死！”一大团烟雾随着他嘴巴夸张的开闭凌乱地涌出。

当然，他不过是嚷嚷气话罢了，那可怜的女婴终究还是平安长大了，就连名字都随便到了极致——李二丫。村里人起初随着李爷爷唤嚷着她“丫头片子”，后来那群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觉得四个字实在拗口，便简化为“丫头”。

我只是隐隐约约记得，李二丫小心翼翼捧着一只带豁口的搪瓷碗小跑到门市部打酱，那个坐在碎裂玻璃柜台后面的老光棍涎着脸笑道：“丫头，叫声大爷就多赏你一勺黄酱。”刚好被门外路过的我撞见，不知年仅六岁的我哪来的无名火气，一个箭步冲进去，一把抢过李二丫怀里紧抱的碗朝那老不要脸的面前猛地一掼，小小年纪，正气凛然道：“一碗黄酱，一勺不许少，你再磨叽，我就去告诉我爷爷奶奶！”

那光棍自然是不怕我的爷爷，毕竟这世上没有人会畏惧文质彬彬的正人君子，但村里人却不得不怕我的奶奶。年少曾是地主家嫡出的大小姐的她，原本拥有着如封建皇朝金銮大殿之上公主一般锦衣玉食的生活。天公不作美，土地改革的政策如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等烧到奶奶的家乡，原本温婉端庄的她眼睁睁看着父亲一口血痰没上来被活活气死，后来因“成分”不好嫁给了一名家徒四壁的教师，也就是我的爷爷，过门后更是深受婆母和小姑子的鄙夷。直到生下三个儿子分了家，日子才好过一些。操持着一家人的劳累和坎坷的人生锻造出了奶奶著名的泼辣。她既在我家菜地里剋过偷菜贼，也在村头跟三姑六婆撕扯着头发打过架。而我，貌似自小便承继了爷爷的刚正不阿和奶奶的火爆凶悍。

此事过后，我和李二丫成了好朋友，我会温柔唤她“丫丫”。

不过，在这之前，每次爷爷牵着我小小的手买冰糖葫芦时，她总是口含瘦弱的食指远远地看着我挑挑拣拣：“我要吃山药豆的，山楂的太酸啦。”她就那样吮吸着因营养不良而骨节变形的手指，呆呆的，直到涎水湿透了布满脏污的衣襟。

奶奶每年都会买了鲜艳的碎花布料为我裁制新裙子，我提着裙摆在村口臭美地转着圈圈，一圈又一圈，丫丫便目不转睛地瞧着，不自觉地轻轻揪起短小不合身的上衣下角，笨拙地学了起来，却明显比我慢了半个拍。

后来，每每和丫丫在一起，我总是听到她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于是，我将奶奶煮的笨鸡蛋藏了一个，偷偷塞给丫丫。正当她狼吞虎咽之际，被扛着锄头路过的李爷爷撞见，一巴掌扇上她稚嫩的脸颊，还没来得及咽下去的蛋黄便金灿灿地被掴飞了。

我便再不敢于光天化日之下在村路上投喂丫丫。

“丫丫，这是我爷爷带我在早市买的棉花糖，齁甜，我不想吃了，给你吧。”

“丫丫，这是我县城读书的堂哥捎来的，三层饼子哩，还有个奇怪名字，好像叫啥——三明治？我吃饱了，还剩一半，你快吃，别浪费了。”

“丫丫......”

我知道，如果不是“我不想吃了”，“我吃饱了”，“没人吃就会浪费掉”，丫丫是不会吃的。幼时的谎言是一个孩子最纯真的善良。

还记得，那时的我像极了一个地下党特务，怀里揣着奶奶刚蒸好的大包子，哪怕快把胸口烫熟了，依旧捂得严严实实，把丫丫鬼鬼祟祟拉到隐蔽处，一边催促着她快吃，眼睛一边警惕地溜着四周。我们有时藏在村尾的柴禾垛里，有时猫在几近干涸的河沟里，甚至躲在我家的茅厕里......谨慎如我，纵然李爷爷神通广大，也不可能突然从天而降出现在我家茅房。

7岁以前，生长在农村的我，真的有被好好爱过。我活在光亮里，也成为别人的一束光。

小时候，总喜欢摆弄爷爷粗大的手掌，发现右手食指生得奇怪，感觉跟左手的不一样。后来才通过奶奶知道，学校买不起粉笔，爷爷便用手指蘸水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地教书育人，天长日久，右食指指甲磨秃了，指肚的茧子也愈发地硬而厚。

奶奶说，爷爷总是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一些分给贫下中农家的孩子。一次饿得晕倒在讲台上，是其他老师从兜里摸索出几粒花生米塞进爷爷口中，看着还有力气嚼了咽下去，便都松了一口气。

在那个天黑时连路灯都没有的小乡村，调皮捣蛋、身上又没点女娃气儿的我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意外”。一次，我一脚踩空掉进沟里，后脑磕在沟底的硬石上，当即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悠悠醒转，晃晃肿胀的脑袋，用手摸到的是流满整个脖颈的血渍，只剩下早已凝固的粗糙感。我开始大声呼救，却没人理我。漆黑的夜幕，饥肠辘辘的我就着点点星子的微弱光亮发现了一点食物——触感像绒毯的苔藓。从翡翠绿到腐烂的褐黄，裹住碎石，爬上沟壁。水滴砸在沟底的苔衣上又弹起，我疯了一般，像极了一头饿狼，十指用力抠着石缝里挣出的斑斑苔迹，抹在唇上，蹭在颊边，拼尽最后一丝力气贪婪地伸长舌舔着。我的指甲活活断裂，凉意顺着指纹渗进血脉。可终究还是体力不支，再次晕过去。我至今还隐隐约约记得，在仅剩最后一丝意识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了那句爷爷怎么都教不会的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第3日，我终于被人发现，救了上来。我才知道，这三日，奶奶哭天抢地，恨不得去上吊;爷爷血压飙升，几度晕厥。

人吃五谷杂粮，小孩子素日小病小痛也属常事。当我感冒发热时，爷爷便坐在炕边削苹果，把果肉削成好看的一瓣又一瓣，喂给我吃。他则躲在一边偷偷地咀嚼着长长的果皮。起初，我还以为是果皮更好吃。2012年春，爷爷重病，我陪侍在病床边，笨拙地削着一只进口红富士，趁爷爷睡着，我也偷偷地将一绺果皮放进了嘴里，发现又苦又涩。可是，我的爷爷，在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您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苹果皮呢？

后来，在省内诸多知名专家齐心协力的治疗下，爷爷的病况开始好转，他便念叨着要来点儿小酒。是啊，以前爷爷顿顿午餐都会来那么一小瓯白酒。他从不酗酒，但每每喝完酒，猪肝色的脸盘子就会显得更加饱满，我总是嘲笑他的样子像极了二师兄八戒。他也从未与我一般见识，更不会动手打我一下，便翻身上床呼呼大睡。

每次随着爷爷赶早集，总是不自觉在煎饼摊前驻足良久。泥坯垒灶的鏊子烧热了，我的舌头像那薄薄的煎饼一般，随着大娘手中的铁铲上下飞舞。爷爷便总是买上一些，说：“用鏊子烙的煎饼才香脆呢！”很多年后，我住进了高高的楼房，家中电器齐聚一室，我舀一勺面糊在狭小的多功能电饼铛里，转圈摊开，满屋的麦香还是少了点儿什么。

别的农村小孩总是喜欢三五成堆聚集在田间阡陌，在油腻腻的发里捉虱子，比谁手心里掐死的虱子多。而我总是无一例外输掉的，因为爷爷奶奶总是让我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或许你不敢相信，那个时候，我的洗澡水都是爷爷奶奶用柴火烧的，再一瓢一瓢地舀到铁盆里。

可我也并非总是纯然的快乐。6岁那年，小柱子撒着欢又唱又跳道：“小白菜呀地里黄呀，没爹娘呀......”我冷不丁一拳过去，不偏不倚正中他的左眼，一向嚣张的小柱子旋即蹲地两手叠加捂住眼睛嗷嗷叫唤，我站在原地俯视，一脸的不屑，心里嗤之以鼻：“我就看你搁那儿装。”不久小柱子的鬼哭狼嚎将全村男女老少都吸引过来，很快他便被张三爷拉着地排车送进了县医院。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闯下的大祸。

爷爷罚我面壁思过，两个时辰后，他强作冷静：“知道自己哪儿错了吗？”

“没错。”我面对着石灰墙面，腰背笔挺，脖颈坚直。

爷爷深吸一口气：“你知道柱子的眼睛伤得有多重吗？”

“他骂我是有娘生没娘养的野杂种。”

爷爷愣了，说：“先吃饭吧，下午去一趟县里，你给柱儿还有叔婶道歉。”

晚上，躺在被窝里装睡的我听到爷爷跟爸爸打座机电话吵架，“啪”得挂断后，长叹的一声让我意识到，我的父母又一次拒绝了把我接到身边。我闭上眼睛，翻了个身，守紧棉被，泪水无声地滑落，溶进枕头里的棉花。

或许为生下我忍受十二级阵痛的母亲骨子里也是重男轻女的吧？否则在我20岁那年，她为何以一名长辈的身份向堂嫂催生二胎？兄嫂婉拒后，又为何口不择言：“也是，你们头胎是小子，二胎生不生无所谓了。”

母亲曾在我三岁那年意外怀孕，却因央企职工的帽子强忍心痛做了流产。躺在手术床上的她，会不会觉得流掉的这一胎可能是个男孩？就连麻药针剂都无法麻痹她对我的恨吧？

我也在心里无数次嘀咕，她当年把我扔给爷爷奶奶，是否也因嫌弃我是个女孩？

这一切，我都是不确定的。但我十分肯定的是——

我恨她。当然也顺带着恨“耙耳朵”父亲。爷爷去世后，我被交由他们全权管制。此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母亲和对老婆言听计从的父亲让我莫名挨了不少打骂。

其实，早在12岁，我便机敏地预知了这一切。那年除夕之夜，我做错了事，有人嘲笑我，有人责骂我。我满腹委屈，伏在爷爷的膝头嗷嗷大哭。不知过了多久恍惚抬头，泪眼模糊中看到爷爷满脸泪水。他努力想要震动声带安慰我，却说不出一句话。日益膨大的恶性肿瘤早已扩散至喉腔，食管癌细胞争分夺秒地剥蚀着爷爷的生命。

我哭了多久，爷爷便陪了多久，无声地流着浑浊的泪水。

同年盛夏，他们告诉我，爷爷出殡，我坐上开往老家的大巴车。都是小学五年级的少先队员了，也接受了不少的科学文化教育，却依然改不掉自欺欺人的惯病。我入了魔般地不停给自己心理暗示：大家都在骗我，或者爷爷又在跟我玩“装死”的游戏，那个老顽童说不定早就康复了，他现在一定买好了冰糖葫芦站在村头翘首以盼着我的出现。

下了车路过县城，看到俩泼妇老娘们撕扯着头发打架，觉得好笑，特地围观了一会儿，还把她们骂骂咧咧的互曝丑事背了下来，好回去讲给爷爷听，逗他开心。

刚一进村，悠扬的丧乐攀着炊烟爬上云端，碎成一场沾衣欲湿的雨，青石板上浮起挽歌的倒影，连晾晒的麻布都垂下褶皱，替风呜咽。我的笑话也添油加醋地酝酿好了，可是那个老头却听不到了......

我生长了七年的小院里摆着一张红木供桌，黑白照片是爷爷在冲我慈爱地笑着。那个高大圆胖的阳光老头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盒子，小的装不下我整个童年。

爷爷，求求你，别再跟我开这种玩笑了。

这次的“装死”游戏时间太长啦，我肚子都饿了。

不要躲猫猫了，你出来，给我做手擀面好不好？

爷爷，为什么他们都在哭？我害怕。

我来到湖边，此湖名唤“唐王湖”，毗邻护驾山。满塘荷香，千柄绿伞撑开翡翠穹顶，遮住流火的骄阳。朱砂点就的花苞炸裂成火焰，蜻蜓掠过时翅膀沾了金粉，振翅声搅动一池凝固的螺钿青。我看到，一个满头银发的老爷爷牵着一个小小的孩子。

孩子撒娇道：“爷爷，我好累，想要背背。”

老爷爷笑了，眼角堆满了皱纹，如朝湖面扔进一块碎石，溅起圈圈涟漪，他的声音温厚而有质感：“伟伟，爷爷背。”

他缓缓蹲下，小孩子便如一只皮猴子一下缘上他微弓的背，两腿攀在他两侧的腰。

老爷爷朝湖坝探了探身子，吓唬道：“下次再捣蛋，就把你扔到湖里喂鱼。”

小孩咯咯笑了起来，银铃一般美好。

社会学和心理学专家说，留守儿童大多是不幸的，他们要用一生去疗愈童年缺失的爱。可那些年，是这个叫伟伟的小女孩最幸福的时光，那般的无忧无虑，她会用一生去怀念。

后来，在殡仪馆。爷爷遗体覆盖着一面巨大的党旗，纸灰在火盆里打着旋儿，金镰刀被烛火照亮，众多前来缅怀之人进门时特意用鞋底蹭蹭门槛。爷爷的学生们也纷纷千里迢迢前来祭奠，他们爆发出凄厉的哭喊：

“付老师，我是王兵。已从警二十余年。”

“付老师，我是李秀娟。现在是一名人民教师，教授中学语文，就像曾经的您一样。”

“付老师，当初——是您挨村挨户找到我们家，劝说我爹让我上学。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目前是一名三甲医院的医生。”

丧葬仪式主持人弯腰鞠躬时，后颈堆起三叠皱纹，敬礼的指关节是冻疮留下的裂疤，他喉结滚动数次才挤出悼词：“......老党员......五十年......”尾音被香烛的噼啪声剪断，像早衰的雪。

我本是呆呆的。至此，心中的自豪恰似小笼蒸包的腾腾热气油然而生，我为爷爷感到骄傲，他将自己的一生献身于党。在他学生仰天长啸的“付老师，您一路走好！”一声中，我幼小的心灵埋下红色的种子，将来我也要入党。

成年后，我坚持半年献一次血；于2023年9月24日成为一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2024年7月24日成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若有配型成功，必将用自己的骨髓挽救血癌病人。

爷爷走了，奶奶也与我分隔两地。13岁那年，适逢月经初潮，我当即吓哭了，以为是得了绝症，写遗书留给奶奶：

亲爱的奶奶，我要去找爷爷了，以后再不能陪您聊天解闷了。

信，写好了。羞处源源不断的流血让我倍感羞耻。

在学校女厕，同班同学小凡瞅了一眼手足无措的我便飞快跑回去从书包夹层拿了一片卫生巾，像个贼人一般将“赃物”揣在怀里，抱着臂遮掩得严严实实，又一路狂奔到厕所递我手里，并纠正我胶面要黏在内裤上，不是贴屁股上。

班里女同学早就穿上了小背心式胸衣，直到十四岁读初二，我还光着脊梁骨套着T恤衫，像个没人管的野小子，却没有小子玩世不恭的快乐。

也就是那一年，我生了一场大病。在医院，恰逢奶奶生日，用五颜六色的彩纸折了100颗幸运星，希望她能长命百岁。却忘了自己的生日和奶奶是同一天，所以没有为自己准备生日礼物。自从爷爷死后，我好像再也没有正儿八经地过过生日。因为这世间再也没有人会在每年12月15号这天凌晨起床，揉团，扯面，下锅，再打上两个荷包蛋，放几牙前一天从张三爷家菜园子里借来的西红柿，在我睡醒之前必然出锅一碗香喷喷的长寿面。

那个干瘪瘦巴的老太太总是从衬衣缝制的内兜里掏出一个贴身小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迟缓地抽出两张破旧的红钞，悄悄往我手里塞：“藏好喽，可别被你爸妈瞧见。”

20岁那年，只考上了大专。奶奶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我却实在没有脸面对着这个神情呆滞的老太太讲出我那低得不能再低的高考成绩，只是说考上了大学。

后来，给奶奶洗澡。搓背时，禁不住笑出了声，早就认不出我的奶奶说：“姑娘，你喜啥哩?”我眼泪都笑出来了，我揩了揩眼角，手指上沾的沐浴液趁机滑溜进眼睛，于是借着剧烈的刺疼感，豆大的晶莹珠子顺着脸颊滚滚而落，道：“没啥，8岁那年，我和您去澡堂子，您坐在堂姐买的一个积木小凳上正冲着水，五颜六色的凳子突然散架了，您就一腚蹲在了地上。”

“哦，哦……”奶奶微闭双睛，喃喃道。

我知道，她又要睡了，这是老年痴呆愈发加重的症状。

我再遏制不住，紧紧拥住奶奶光着的脊背，嶙峋如柴的肋骨硌痛了我。我开始嚎啕大哭，可是奶奶仿佛听不到一般，背驼着坐在一只很牢固的折叠马扎上，就像一尊唤不醒的雕塑，没有任何生命迹象，阿尔茨海默症在疯狂地啃噬着她的大脑。

“奶奶，奶奶，当时您摔地上那一瞬，我的心立刻揪起来了，因为积木凳很矮，看您没事，我才哈哈大笑。”可是，我带着哭腔的高分贝话语也仅仅是让奶奶费力地微微抬抬眼皮，她枯瘦的手虚握了一下我的胳膊。

我多么希望，她骂我，破口大骂，操起笤帚疙瘩追着我打，就像小时候那样，嘴里吼叫道：“摔死你奶奶，你就这么开心！?”

不久的冬日，奶奶也走了。全世界最爱我以及我最爱的两个人都不在了，我陷入沉重的回忆中。

记得老家邻村有一瓜农，拖了一车绿油油的西瓜在集市上叫卖，我甚至隐隐约约记得西瓜上面那泾渭分明的黑色条纹。他家四五岁的儿子在大人和买家打价打得几乎要大打出手时，悄没声地把轧车轮子的石砖掏了出来，那块黑黢黢的砖头还没在手里捂热，只见粗制陋造的车顺着坡呼噜噜往下冲，满满一地排车的大西瓜也随着惯性重重摔砸在地上，碎成七大牙八小牙，鲜红如血的瓤滴着鲜红如血的汁水，那是一个贫苦农家的心在流血。孩子父亲当即操起切西瓜的大刀，高高举过头顶，凄厉地嘶叫：“贱崽子，老子砍死你！”此后的每晚，总会从邻村传来小孩子遥远的哭声，歇斯底里的。伴随着他爹他娘时不时的叫骂：“哭就哭，哭死拉倒，我的那一车西瓜唷！”小孩子后来真的哭死了。据说是一天夜里开始翻白眼，口吐白沫，四肢止不住地抽搐痉挛。村里人都说是被吓死的。

不久，我被张三爷家的大黑狗咬了，吓得高烧不退，直说胡话。爷爷用二八单杠驮着意识不清的我往县医院跑了好几趟都没用，奶奶便请来神婆子驱邪。破旧堂屋里，点着几根粗壮的红蜡烛，烛火摇曳，在糊着旧报纸的土墙上投下巨大、晃动的人影，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香火味，还有一丝草药苦味。奶奶怀抱着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面前这个神婆子的身上，年过六旬的她脖子上挂着一串磨得油亮的桃木珠子，手腕上缠着几圈红绳。只见她拿起八仙桌上的一张黄表纸，用手指蘸着搪瓷碗里的清水，在纸上飞快地画着扭曲的符号，口中念念有词，臭气哄哄的唾沫星子偶尔飞溅在我的脸上。最后更是硬灌我喝下混着符灰的“神水”，呛得我直咳，口齿清晰地大声叫嚷：“你干什么你！”

奶奶喜极而泣：“阿弥陀佛，谢谢各路神灵保佑。”

6岁那年，我执起两米高的竹竿跟堂哥打架。奶奶怕戳着眼睛，上来就夺，我自是不给。

她老人家突然尖利地叫喊：“有蛰了毛子！”

我一愣：“在哪儿？”

奶奶便趁机一把夺过去竹竿子。她当然知道，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那浑身上下绿艳艳且带着银亮软刺毛的蛰了毛子。肥的有拇指那么粗，瘦的也赶成人小指。

后来到城里上了小学，老师上课提问：“小朋友们，美丽的蝴蝶是由什么变成的呀？”

我在最后一排积极抢答：“蛰了毛子！”

全班哄堂大笑。我终于知道，“蛰了毛子”的学名叫“毛毛虫”。那位温柔得像妈妈一样的老师用了极大的心力纠正我的乡土方言，并教会了我普通话。我这个农村出身的孩子讲话渐渐文明，越来越像个城里孩子了。

以前，我还喜欢把筷子往米饭和面条里一插，奶奶纠正要横放在碗沿上。我顶嘴说：“外国人不都把他们的餐具（刀叉）往牛排上一插？”奶奶说：“那是圣人没到过的地方。”

每每祭奠奶奶时，相同的红木供桌上面摆放着一碗白米饭，修长的筷子便直愣愣地插在上面。其实我很想把那副碍眼的筷子拿下来横放在碗上，并大声告诉所有人：“奶奶不喜欢这样。”

多年以后，我早就学会了从放声大哭到捂紧嘴巴。当年那个穿着碎花布裙、执着风车在田野里追风的小女孩，终究还是长大了。

23岁这年，我将自小的文学梦曝晒在烈日之下，使其得以剧烈的光昭。不顾所有人反对，毅然决然三跨专业备考国家线最高的文学专业。

彼时，中国早已进入短视频时代。在周边满是小鲜肉的网红流量中，我坚守初心，一如既往。我没有张爱玲的少年成名，却一直在东施效颦她的凄美文风；我没有路遥的天赋异禀，却向往着他的“自杀式”写作；或许我终究做不到李大钊浩然正气长存青史，“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终是我的愿景。

辛苦艰难的备考过程中，我时不时想起爷爷的那句话，稍作改动，便是永远不会老化生锈的发动机：

走下去，只有走下去，才有无限的可能；只有走下去，才有成为当代著名作家的希望。

夜间之梦让我的睡容永远温和从容。考前，我总是梦到爷爷还在，就住在老家的乡村小院里，每日翻阅着四大名著，亦或侍弄花草，尤其喜爱擦拭他最爱的那几盆君子兰。我拿着文学院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像一只愉悦的小鸟飞到他的身边，他细细摩挲着精美的通知书，我则在一旁扑棱着翅膀，手舞足蹈地讲述着。

因基础太差，25届文学考研，数分之差，无缘上岸，紧锁房门，失语半月。既而，重燃斗志，半步之遥而已，再战一年。

2024年冬，回了趟老家。曾经凋敝破败的小乡村已有了县城的雏形。一名举止奇怪的姑娘映入眼帘，身形臃肿，背深深地驮着，一座丘岚在其上隆起。嘴角和唇峰起着好几个燎泡，上面的硫黄色脓液在阳光下晶莹地游移着。似曾相识的五官让我不敢确信，这就是当年的丫丫。她早已不是那个俊俏的黄花姑娘，口中不停自语。

我心疼地抓起她的双手，甲缝里塞满了污泥，手心全是陈年老茧。饶是如此，一旁三五成堆搓麻将的长舌妇们还在冲着我这个脸生的“外乡人”喋喋不休：“她家老汉是她克死的。老汉娶她时，可疼惜她的嘞。男人死了，女子疯了，肚里的孩子也不知怎么流掉了......”

“胡了，给钱给钱！哈哈，老娘今天手气忒好。哪怕这个疯婆娘搁这儿杵着，都吉祥得很啊！”

麻将聒噪的碰撞声令我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表情愈发凌厉，丫丫突然握紧了我的手，口齿不清道：“伟伟，伟伟……”一句乳名的轻唤终究还是阻止了我掀翻婆娘们的麻将桌，眼泪如决堤的洪水，汹涌而下。

她迟滞地说：“我家老汉真不是我克死……你信我吗？”

“我信，不是你的错。”我抚了下她的脸颊，粗糙得好像未经打磨的远古黑陶，旋即把她拥在怀里。

曾经村里的老人差不多只剩了韩爷爷一个。韩爷爷说，不成器的小柱子入伍当兵去了，枪法极准，在部队立了功，光荣之家的门楣可让他爹娘的腰杆挺得溜直。

我循着记忆的方向，来到一户人家门前，一位妇女怀抱着幼童，稚子口中咿咿呀呀唱着：“冰凌瘦瘦，炊烟袅袅。风儿轻轻吹口哨，叮叮当当跳一跳。”

屋檐上挂着的冰凌，锥尖细细的。记忆中，20年前的冰凌，光溜溜的。我仿佛看到，趁着爷爷奶奶午休，我和小柱子悄没声地把梯子偷出来，一个在底下扶着，一个像猴子一样飞快利落地爬上去，双手握住冰凌的锥体，使出吃奶的劲儿起底座“咔吧”一声掰下来。尽管手心冻得紫胀，也不舍得把这晶莹剔透的宝贝放下。

气候在变暖，冰凌在融化。

爷爷弥留之际，回光返照，在我手心里先是画了一个大圈，又在里面画了一个小圆圈。所有人都不晓得是什么意思，我说：“是个‘回’字，爷爷想回家。”

爷爷，我回来了。

“哦，对了，亲爱的爷爷，还有给您和奶奶的礼物哩。是城里老头老太太都会穿的老人鞋，快试试鞋码！”

“爷爷奶奶，跟我回城里吧。我带你们去喝奶茶，甜丝丝的，我最喜欢了。”

“爷爷奶奶，现在外面有了好些你们一辈子没有穿过的漂亮衣服，多了好多你们从未吃过的美食。”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给你们买一部手机，也教教你们打游戏。”

“......”

爷爷奶奶，我求你们，活过来好不好？

儿时，我总是给你们画大饼：长大了给你们盖大房子住，买最贵的吃食。给爷爷买很多的古籍藏书，再配副高档老花镜，让他老人家钻研个够；我还会让奶奶也像摩登都市的那些富太太一般珠光宝气，整日穿金戴银。

可是，还没等我有那个能力，我的爷爷奶奶，就去世了。

这么多年了，每每想爷爷奶奶时，我不再又哭又闹，早就学会了于无人处抿紧双唇，咸淡适宜的眼泪却不争气地在脸上冲刷出一道道沟壑。

我生来清高自傲，上不向天庭众神膜拜，下不给地狱阎王敬香，却只跪爷爷奶奶的在天之灵。我是新时代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唯一的信仰，仅仅为爷爷奶奶，我希望有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