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玉倩

我与玉倩的相识，是在三十多年前一个暖和的冬天，地点在湖北阳新县一座不起眼的小煤矿上。

那时的玉倩，还是十八九岁的姑娘，一米六五的个子衬得身姿格外漂亮，刚初中毕业的她，眉眼清亮，是那种山间清风养出来的好看。她的父亲老李，是这座小煤窑的矿长；而我，安徽怀宁人，刚因高考落榜揣着几分失意回家，跟着一位远房长辈做起煤炭倒卖的营生，就这样辗转到了阳新。

阳新县的柏林镇，被群山稳稳环抱着，山上错落着十几座煤矿——其中一座是归湖北省管的七约山矿务局煤矿，其余的小煤矿，则由乡、村托管运营。在那个能源紧俏的年代，我和煤炭公司的董经理受本地水泥厂委托而来，可煤炭难寻，我们兜兜转转，最终直接找到了村属煤矿，见到了矿长老李。

老李的矿虽小，效益却不含糊，手头颇有余裕，矿上雇着几十号工人，一天能出几十吨煤。镇上虽有旅社，可吃喝都不方便，老李大概是怕这笔生意跑了，干脆拍板让我住到他家。老李家的房子宽敞，老两口有五个子女：大女儿是中学教师，二女儿在镇政府工作，都已出嫁；家里剩下的几个孩子，连同老伴，还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爷爷，都住在矿山。我住进来后，老李特意嘱咐三女儿玉倩，多照看着我的生活起居。

我的活儿是监督煤炭从矿上运到码头，还要盯着过秤，防止中间掺进劣质煤——可这活儿不是天天有，晴天未必天天运，下雨天更是彻底歇工，所以我总有不少空闲，和玉倩接触的机会，也就这样多了起来。

起初相处，我们都带着几分客气的规矩；后来混熟了，说话才渐渐松快。玉倩性子直爽，待人又忠厚，没什么弯弯绕；而我刚从学校出来，身上还带着没褪尽的书生气，倒也和她合得来。晚上看电视，总是我、玉倩和老爷爷一起，老爷爷总睡得很晚，现在回想起来，倒像特意给我们留着说话的空当，是长辈心照不宣的“掩护”。

早餐从不含糊，玉倩总会提前煮好稀饭，再去镇上买些早点。我起床洗漱完，温热的饭菜已经稳稳摆在桌上。要是当天要运煤，我吃完就往矿上跑，中午也不回来，直到傍晚才踏着暮色到家；遇上雨天或停运，我才在家歇着。刚开始在家时，常有跑运输的小伙子来陪我聊天解闷，可过了一个月，我渐渐习惯了这里的节奏，那些伙计来得少了，只剩玉倩，常带着女伴回家来，屋里也就多了些姑娘家的笑声。

三餐里，早餐始终是那副妥帖的模样；中午我从矿上带饭回来对付；只有晚餐会添些新意——玉倩总先问我爱吃什么，再照着做，偶尔还会有小小的浪漫：摘些山间的野花，悄悄放在我房间的桌角；我的衣服、鞋子，她也会默默洗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有时我得空，也会陪她去地里摘菜，或是帮着打扫屋里屋外的卫生，一来二去，倒像成了这个家的一份子。

八十年代的阳新，姑娘们不少，却流传着“女孩愁嫁”的说法。当地风俗特殊：结婚时男方只需要准备一张床和床上用品，其余的家具、居家用品，都得女方置办，所以当地人常叹“嫁女嫁不起”，这话里的无奈，我也是后来才慢慢懂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玉倩对我的态度，悄悄变了。或许是我打着公司的旗号来做生意，又刚从学校出来，皮肤白净，个子高瘦，模样还算周正，比起煤矿里那些常年晒得黝黑的小伙子，多了几分清爽；再加上我不懂生意场上的圆滑，身上没有铜臭味，带着点文文尔雅的书生气——大抵是这些原因，让她多了些留意吧。

生意照常做着，不知不觉过了好几个月，立冬一过，天气渐渐冷了。早晚得生火塘取暖，山区柴火多，煤炭也不值钱，玉倩总是早早把火炉生好，房间、堂屋里都暖融融的。我的空闲时间也多了，雨雪天里，玉倩常邀女伴来家里打牌；有时姑娘们围坐在火塘边聊天，我们都熟了，说话没了顾忌，偶尔还会唱唱歌——唱山里的民歌，也唱她们喜欢的黄梅戏。我是安庆人，遇上这话题，总忍不住和她们争几句黄梅戏的“家乡”，毕竟“黄梅戏源自湖北黄梅”的说法，在当地也流传甚广。

就这样，我和玉倩之间，慢慢生出了不一样的情愫。单身男女天天相处，从最初的好感，到后来藏不住的爱慕，最后变成了“一天不见就心慌”的牵挂——每到傍晚，我要是没按时回来，玉倩就会站在门口，望着我回来的方向；晚饭后，她总会避开老爷爷，轻声约我出去走走。

在老李家住了三四个月，运回去的煤炭已经堆了不少，我的工作流程也熟了，活儿轻了许多，公司也赚了不少钱。这段日子里，玉倩一家见我老实诚恳，又是吃商品粮的公司员工——那会儿“商品粮”身份可是顶吃香的，对我的态度越发热络，对玉倩的空闲时间也不再约束，连让老爷爷“监督”的嘱咐，也悄悄取消了。

小镇的冬天，白天只有七八小时，我们的空闲日子更多了。玉倩常约我去爬山，到山上摘饱满的栗子，摘得一手红彤彤的野柿子，山风里都裹着甜意。

八十年代末的生意，其实不好做。我刚踏入社会，想法单纯，总怕生意被骗，怕装船的煤炭质量差、掺了假，半点不敢大意。那会儿“倒买倒卖”虽流行，可欺诈现象也多：货到不付款、商品掺假是常事，稍不留意就会栽跟头。我在阳新就见过两个浙江丽水的煤炭生意人，他们运回去的一千吨煤，差不多一半是烧不着的黑石，看着就让人心疼。

说起来，起初我和玉倩走近，多少也带着点“私心”：她父亲是矿长，我想让她帮我在老李面前多说好话；再者，要是老李知道我和玉倩的关系，说不定以后能成他家女婿，这样生意上也能少些欺瞒。可到最后，我却“把自己搭了进去”——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关心，那些说不完的话，都成了真真切切的感情。

小镇的夜生活远不如现在丰富，矿务局每隔几天会给职工放场电影，这便成了我和玉倩最期待的“夜生活”。刚开始，我们总约着三五个人一起去；后来，渐渐就只剩我们俩。从住处到影场有三四里路，我们总慢慢走着去，聊着天，路也不觉得远；有时遇上电影停映，我们就沿着马路散步，一路上总有说不完的话，晚风里都是温柔的安静。

慢慢地，没事的时候，玉倩总带我去她姐姐家，或是直接介绍给她的小姐妹认识，半点没有避讳，那坦然的模样，让我心里暖暖的。

日子过得快，转眼就到了年关。小镇上的人开始忙着备年货，晒腊肉、炸丸子，年味一天天浓了起来。我是第一次出远门这么久，难免想家，可身边有玉倩陪着，那些思乡的愁绪，也淡了不少，心情始终是明朗的。

月底快过年时，公司来电报，让我跟着运煤船一起回去。我特意买了烟酒，准备送给老李；老李老两口看在眼里，也默认了我和玉倩的交往。玉倩受父母委托，给我准备了满满一堆礼物：本地的茶叶、香烟、熏得喷香的腊肉，还偷偷跟我说，想跟我一起回安庆看看。

那年的除夕是腊月二十九，腊月二十七早上，我们正准备押着煤船回家，船老大却突然说：“船小，男女同住不方便，让玉倩过完年再去。”听了这话，玉倩眼里的光一下子暗了，满脸失落，最终还是没能跟我一起走。可她送了我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码头，站在岸边，看着我上了船，直到船开远了，还在挥手。

我回到家时，已经是除夕当天。过完正月初一，公司让我休息几天，说初二会再派人去阳新。我赶紧托要去的同事给玉倩带了封信，说过完正月十五，我一定回阳新，让她别担心。

可后来的事，却朝着我没预料到的方向走了。据说公司的款子没到位，上一批煤的货款没结清，下一批煤也没能运回来，这笔生意彻底黄了，还亏了几十万货款。正月十五过后，我终究没能再去湖北——煤炭没运回来，我没脸去见老李和玉倩；再加上公司有了其他安排，那会儿交通又不方便，我和玉倩，就这么断了联系。后来，父母开始催着我相亲、定亲，一来二去，我便和玉倩彻底失去了往来，那段在阳新的日子，连同那个叫玉倩的姑娘，都成了心底里不敢轻易触碰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