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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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小鼓，声声摇，姑娘大姐跟着跑。
村小学旁的广场上，刘大爷的胡琴声咿咿呀呀，拉着一段旧黄梅调。他眯着眼，阳光把满头银发照得亮晃晃的。有刚嫁到村里的新媳妇好奇，问那摆着零碎玩具的旧竹筐是做什么的。刘大爷不答，只慢慢从筐底摸出一面红漆小鼓——鼓边已被岁月磨得油亮。他枯瘦的手腕轻轻一抖，咚、咚、咚几声脆响，像是把沉在四十年前的光景，一下子都敲醒了。
四十年前的江淮山村，晨雾总是很浓，像一床湿漉漉的棉被，把村庄捂得严严实实。可那咚隆、咚隆的鼓声，却能刺破这层朦胧，清亮亮地钻进每个孩子的耳朵里。我们再也在床上待不住，揣着平日积攒的鸡毛、鸭毛，或是墙角寻来的猪骨头，鞋也顾不上提好，便争先恐后朝着村口跑。那鼓声，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全村人的脚步。
摇鼓的，正是刘大爷。他的货担在晒谷场歇下来，便是小村最热闹的时分。大嫂们用鸡蛋换做童鞋的金丝线，姑娘们对着玻璃柜里的彩色发夹窃窃私语，我们这群孩子，则把口水咽了又咽，眼巴巴望着那些花花绿绿糖纸包着的水果糖。针头线脑、鞋样丝线，这些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在那时，却是货郎担子带来的全部欢喜。
刘大爷是村里不多的文化人，读过三年书。大集体时代，人人都在地里挣工分，他却觉得闷。瞧见走村串巷的货郎自在，便铁了心掏空家底，打了一副结实的竹筐，做了一个带玻璃门的小木柜，又精心制了这面红漆小鼓。天不亮，他的院门吱呀一声开了，一碗红薯粥下肚，揣上干粮，便挑着担子上路了。前面的木柜，货物码得整整齐齐；后面的竹筐空着，预备盛放乡亲们拿来交换的各式山货。他沿着田埂走，小鼓在晨风里响着，声音掠过青青稻苗，飘过寂静晒谷场，唤醒一个又一个村庄。
他的路，在山梁上蜿蜒。从这村到那庄，鼓声便是他的招牌。到了地方，寻一处平坦地界，再重重敲两下鼓，人们便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用鸡毛换针的，用鸭毛换线的，给新媳妇挑红头绳的，一时人声鼎沸。清晨出门时轻飘飘的担子，傍晚归来时，后头的竹筐已被鸡毛、猪骨头压得吱呀作响。刘大爷踏着夕阳归来，草鞋踩在山路上，汗水湿透了粗布褂子，在脊背上画出一幅深色的地图。他来不及歇息，又要将收来的山货仔细分类，第二天送到供销社换回钱钞，再向生产队交纳一元，记上一个工分。这担子，在集体的缝隙里，为他挑出了一份比土里刨食更活络的生计。
后来，田地分到了各家各户，人们更勤恳地侍弄起自己的庄稼。可刘大爷已离不开这条走了多年的路，货郎的收入也终究好些，便依旧挑着担子。春去秋来，他的足迹染遍周遭村落，竹筐磨坏了就换新的，玻璃柜磕破了再做一个。唯有那面小鼓，被手心的汗浸润得愈发红亮，鼓声依旧清脆。
新千年的风，终究吹到了这山坳里。年轻人像候鸟一样飞向城市，村里的小卖部，东西也渐渐多了起来。货郎的鼓声，在这日益丰富的世界里，显得有些寂寥。刘大爷的担子，也一天比一天沉——不是山货压的，是岁月添的分量。他的背弯了，腿脚也不再利索，终于有一天，他意识到，自己再也走不动那些熟悉的村路了。
于是，货担便在村小学旁的广场上定居了。竹筐里只剩些哄孩子的糖豆、简单玩具，热闹从街头移到了这方寸之地。他收起那面小鼓，翻出一把旧胡琴。起初是消遣，后来竟能跟着调子唱上几段黄梅戏。那悠扬的唱腔，代替了往日的鼓声，成了聚集的信号。上学放学的孩子、接送孙儿的老人，依旧围拢过来，听戏、聊天，如同往年围着那副货担。
如今，刘大爷已近八旬。他的货摊还在，胡琴也在，只是唱得少了。多数时候，他只是静静坐在小马扎上，看着孩子们追逐嬉闹，看着日头一点点西沉，把远山的轮廓染成金黄。偶尔有老人提起旧事，他会笑着，再次摇响那面小鼓。鼓声响起，时光仿佛倒流，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烟火气，便随着这咚、咚的声响，重新弥漫在广场的空气中——那是一代人的记忆，也是一个老人，用一生挑着的，沉甸甸的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