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 年 后

收到同学会邀请函的那天，我正戴着老花镜在阳台上修剪那盆养了十五年的三角梅。快递员按响单元门铃时，剪刀一偏，剪掉了一根不该剪的枝条。信封上烫金的校徽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我盯着那个熟悉的图案看了许久，直到眼睛发酸。

“四十年了啊......”我摩挲着信封喃喃自语。妻子从厨房探出头来问是什么，我竟一时语塞。四十年，足够一个婴儿变成中年人，足够一座城市面目全非，也足够将我们这些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变成白发苍苍的老者。

聚会定在母校建校120周年校庆日。我提前一天到了母校所在的城市，住进了校门口的酒店。从房间窗户望出去，校园早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那些我们曾经奔跑过的煤渣跑道、躲过雨的梧桐树、偷偷约会的小树林，统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玻璃幕墙的现代化教学楼和规整的人工湖。

走进校门时，我的皮鞋在花岗岩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校门口的石碑上刻着”明德楼”三个大字，我却怎么也想不起这里曾经是什么建筑。直到看见角落里那棵歪脖子松树——它比四十年前粗壮了许多，但倾斜的角度丝毫未变——我才恍然大悟，这里原来是中文系的老楼，我们曾在那棵松树下拍过毕业照。

“老陈！”身后传来一声呼唤。我转身，看见一个身材发福的老人朝我走来，稀疏的白发整齐地梳向脑后，西装革履的样子像是刚从什么正式场合赶来。我盯着他眼角的鱼尾纹看了三秒，才从那独特的纹路里认出这是当年的班长钟晴天。

“真是......真是认不出来了。”我们几乎同时说出这句话，然后相视大笑。他的笑声还是那样洪亮，只是多了些沙哑。我们并肩走在校园里，他指着远处一栋造型前卫的建筑说那是新建的图书馆，我却在寻找当年那座红砖老楼的位置。在那里，我曾经为了赶论文熬过三个通宵，清晨离开时看见保洁阿姨诧异的眼神。

“记得吗？大二那年你在这里背《离骚》，背到‘长太息以掩涕兮’时突然哭了起来。”钟晴天指着湖边一处石凳说。我惊讶于他的记忆力，更惊讶于这个细节我自己都已遗忘。那时我正暗恋隔壁班的女生，为她写了许多无人问津的情诗。

我们走到食堂门口，闻到里面飘出的饭菜香。钟晴天说现在的学生真幸福，食堂装修得像高级餐厅。我却想起当年吃饭时攻城掠地似的奔跑，和因为菜里吃出煤油味而集体罢餐的壮举，还有吃得想吐的、只见芹菜不见肉的一日三餐。那些曾经以为刻骨铭心的愤怒，如今想来都成了会心一笑的往事。

第二天上午，我们按老班别在新落成的校友中心正式聚会。组织者别出心裁地按照当年的毕业照布置了座位，每个人面前都放着泛黄的老照片。我环顾四周，四十八人的班级来了三十六个，缺席的有当”保姆”脱不开身的，有不明就里的，有定居海外的，也有彻底失联的。

“各位同学，”钟晴天作为班长首先发言，“四十年了，我们......”他的声音突然哽咽，摘下眼镜擦了擦，会场一时安静得能听见空调运转的声音。我注意到他西装袖口露出的腕表是某个奢侈品牌的最新款，价值不菲。

接着是自我介绍环节。当年的届花李雯如今定居加拿大，视频连线时她背后的落地窗外是茫茫湿地。她说自己离了两次婚，三个孩子都成年了，现在一个人住在湖边别墅里养了五只猫。屏幕里的她妆容精致，却掩不住眼里的落寞。

“我退休前是副厅级，”曾经的学霸岳向群说这话时下意识挺直了腰板，“本来有机会再进一步的......”他的目光扫过在场每个人，仿佛在寻找认同或羡慕。我注意到他无名指上的婚戒痕迹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听说他妻子五年前因病去世了。

轮到唐克明时，这个当年总穿着补丁衣服的农村孩子笑着说：“我在县中学教了三十五年语文，去年刚退休。”他的妻子——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安静地坐在旁边，两人时不时交换一个眼神。他们的大儿子在深圳做程序员，小女儿继承了奶奶的衣钵成了医生。说起这些时，唐克明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一幅宁静的山水画。

最让人唏嘘的是刘强。当年他是校篮球队主力，追他的女生能排成长队。如今他坐在轮椅上，右半边身体不太听使唤，说话也有些含糊。他妻子——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女人——细心地帮他擦去嘴角的口水。听说他十年前中风，企业交给儿子打理后，就一直在家养病。

我的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留，试图找出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或少女的影子。有些人一眼就能认出来，比如总爱皱眉的”老夫子”孙文斌，即使白发苍苍也改不了那个习惯；有些人则面目全非，比如曾经体重两百斤的“胖子”李勇，现在瘦得像个竹竿，说是糖尿病闹的。

午餐时，我们按当年的宿舍分组就座。我们宿舍六人来了四个，缺席的一个在美国带孙子，一个去年刚因公务脱不开。聊起往事，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恩怨都成了笑谈。当年因为我打碎了他的暖水瓶而一个月不跟我说话的周志强，如今拍着我的肩膀说：“老陈啊，当年是我太小气。”他的手上布满老年斑，却还戴着我们毕业旅行时在源口买的廉价纪念戒指。

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几个女同学相约去逛新建的校园商业街，我们几个老男生则溜达到还在施工的体育馆后面，找到一片难得的僻静处抽烟——虽然医生早就警告过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必须戒烟。

“你们还记得毕业十周年那次聚会吗？”钟晴天吐着烟圈问。我们纷纷摇头，那时大多数人正处于事业上升期，能联系上的没几个，更别说聚会了。

“二十周年那次倒是来了二十几个人，”教数学的老王插话，“那时候大家都在等提拔，聊的全是职位、项目、年终奖。”他说着自嘲地笑了笑，露出几颗金属假牙。

“三十周年我张罗过一次，”钟晴天接着说，“结果有一半人说工作忙走不开，来的几个也都心不在焉，聊不上几句就接电话。“他掐灭烟头，叹了口气，“现在倒好，大家都退休了，反而能静下心来聚一聚。”

夕阳西下时，我们来到校史馆前合影。摄影师让我们按照毕业照的位置站好，却发现无论如何都排不出当年的样子——有人变矮了，有人发福了，有人需要搀扶才能站稳。最后我们放弃了还原，随意地站在一起，就像四十年前刚入学时的第一次班会那样。

晚餐时，组织者播放了精心制作的视频，里面有我们能搜集到的所有老照片。看着黑白照片上那些年轻的面孔，听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旋律，好几个女同学悄悄抹起了眼泪。就连一向强硬的钟晴天也红了眼眶，他说：“下次聚会不知道还能来多少人......”

晚上九点，聚会临近尾声。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约定建个微信群，虽然知道大多数人回去后又会陷入各自的家庭琐事中，群聊很快会归于沉寂。告别时，我们拥抱、握手、拍肩，仿佛这样就能把四十年的时光压缩进一个动作里。

我最后一个离开会场，在门口遇见同样踌躇的唐克明。我们默契地沿着人工湖散步，月光下，湖水泛着银光。

“老陈，你说我们这一生，到底算成功还是失败？”他突然问道。

我思考了一会儿，回答：“看跟谁比吧。比起岳向群，我们没当上大官；比起李雯，我们没出过国；比起刘强......我们又幸运得多。”

唐克明笑了：“我在乡下教了一辈子书，看着孩子们一个个走出大山，就觉得值了。”他停下脚步，望着湖对岸的灯火，“我儿子在深圳买了房，去年接我去住了一个月。那高楼大厦的，我看着头晕，还是想念我的三尺讲台。”

我们沉默地走了一会儿，直到看见校门口那棵歪脖子松树。树下的石凳上，似乎还坐着四十年前那两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轻人。

“回吧，”唐克明拍拍我的肩，“明天还有活动呢。”

回到酒店房间，我取出白天发的纪念册，翻到毕业时的集体照。那些永远停留在二十岁左右的面孔，正冲我灿烂地笑着。

我摩挲着照片，突然想起毕业那天，我们喝得酩酊大醉，在宿舍楼顶高喊“二十年后，我们顶峰相见”。如今四十年过去，我们终于明白，人生根本没有所谓的顶峰，只有不断起伏的山路，和路旁偶尔闪现的风景。

窗外，校园的灯光渐次熄灭。我戴上老花镜，给妻子发了条消息：“明天就回去，给你带了校庆纪念品。”发完才想起，她从来不用微信，这条消息注定得不到回复。

就像我们逝去的青春。

次日清晨，我比约定时间早了一小时来到校园。本以为会是第一个，却看见人工湖畔的长椅上已经坐着几个熟悉的身影。钟晴天正在用手机回邮件，西装革履的样子与昨日无异；唐克明和妻子并肩坐着，共看一本相册；刘强在妻子的搀扶下，正艰难地练习走路。

“老陈！”唐克明向我招手，阳光穿过树叶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走过去，发现他们看的是昨晚发的纪念册，正翻到我们去永明实习的那一页。照片里，二十岁的唐克明背着军绿色单肩包站在讲台上，风吹起他洗得发白的蓝衬衣，英姿飒爽，像整装待发的士兵。

“你看这些学生，”他指着照片背景里的学生，手指微微发抖，”现在想来，那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求知若渴的孩子。”他的眼睛在晨光中闪闪发亮，仿佛回到了那个风华正茂的年代。妻子轻轻握住他的手，两人无名指上的婚戒碰在一起，发出细微的声响。

钟晴天收起手机走过来，身上飘着剃须后香水的味道。“睡不着，”他解释道，“公司还有几个文件要处理。”我注意到他眼下浓重的青黑色，显然一夜未眠。他掏出一盒进口巧克力分给大家，包装上的外文标签已经磨得有些模糊。”上次去瑞士带的，一直没机会吃。”

刘强在妻子的帮助下终于走到我们跟前，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医生说......每天......必须走......五百步。”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右边的嘴角不受控制地抽搐。他的妻子——那个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女人——耐心地为他擦汗，动作轻柔得像对待一个孩子。

“我们结婚十年了，”她突然说，声音很轻，“他中风后第三年，前妻带着孩子去了澳洲。”阳光照在她粗糙的手上，我注意到她指甲修剪得很短，有几个还留着细小的裂口，像是常年做家务留下的痕迹。

我们沿着湖慢慢走，刘强坚持要自己走完剩下的步数，妻子只是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随时准备伸手搀扶。湖面泛起微波，倒映着天空的蓝和我们佝偻的身影。

“其实我离过三次婚。”钟晴天毫无预兆地开口，眼睛盯着远处的教学楼，“第一次是因为我总加班，第二次是我出轨，第三次......”他苦笑一声，“她说受不了我退休后整天在家无所事事的样子。”

我们都愣住了。在所有人印象里，钟晴天一直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成功人士——最早提干，最早分房，最早坐上专车。同学群里偶尔流传他的消息，不是升职就是又拿了什么奖。没人知道他的婚姻如此坎坷。

“孩子们呢？”唐克明的妻子轻声问。

“老大在美国，一年发一次邮件；老二跟着她妈，上次见还是三年前。”钟晴天从钱包里抽出两张照片，边缘已经磨损得起了毛边。一张是个穿学士服的年轻人，另一张是扎马尾的小女孩，都笑得灿烂。“这是五年前的照片了。”

我们沉默地走着，只有刘强的拐杖敲击地面发出规律的声响。一只白鹭掠过湖面，翅膀拍打出的水珠在阳光下像散落的钻石。

早餐安排在教职工食堂，据说还保留着四十年前的部分风味。我们到时，李雯的视频已经接通，投影在餐厅墙壁上，五只花色各异的猫在她脚边打转。

“我养的第一只猫叫‘屈原’，”她笑着说，眼角堆起细纹，“第二只叫‘李白’，后来觉得太孤单，又陆续养了‘杜甫’、 ‘东坡’和‘清照’。”她端起印着中文系标志的马克杯——那是我们毕业二十周年时定制的纪念品——啜了一口，“孩子们觉得我疯了，给猫起这种名字。”

我们这才知道，她的大女儿在温哥华当律师，已经三年没回家；小儿子在华尔街工作，上次通话还是半年前。视频里，她背后的书架上整齐排列着中文典籍，在一屋子欧式家具中显得格格不入。

“有时候半夜醒来，恍惚间还以为躺在宿舍的架子床上，”她的声音突然哽咽，“听见王芳在上铺说梦话，闻见老赵偷煮方便面的味道......”画面突然晃动，她伸手调整镜头，我们看见她迅速抹了下眼睛。

早餐上了我们当年最爱的豆浆油条，味道却大相径庭。塑料杯里的豆浆太甜，油条没有那股子碱味儿。但谁都没说破，只是默契地小口啜饮，仿佛这样就能骗过自己的味蕾。

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我独自溜达到新建的图书馆，在古籍阅览室门口遇见正在抄碑帖的孙文斌。他还是那副“老夫子”做派，花白头发束成一个小髻，手腕悬空执笔，宣纸上的颜体字方正端庄。

“退休后开始学书法，”他头也不抬地说，“临了三十年教案，总算能写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了。”笔锋一转，一个“永”字跃然纸上，八法俱全。我认出这是当年王教授在第一堂古代汉语课上教的，他说“永”字包含所有基本笔画，是书法入门必修。

“王教授去年走了，”孙文斌突然说，“九十三岁，无疾而终。葬礼上来了两百多个学生，从五十年代的一直到最后带的博士生。”他蘸了蘸墨，“我站在人群最后面，忽然想起他当年说我‘太过拘泥章句，不解风情’。”一滴墨从笔尖坠落，在宣纸上洇开，像一声叹息。

上午，我们被安排与在校生座谈。看着教室里那些二十出头的面孔，我恍惚看见四十年前的自己。他们问我们最遗憾的事，最骄傲的事，如果重来会怎么选择。问题像箭一样射来，我们这些老人却没了当年的伶牙俐齿。

“我最遗憾没能在母亲去世前让她住上我买的房子，”岳向群说，他母亲在我们毕业第五年因肺癌去世，那时他还在郊区中学教书，“最骄傲的是参与编写的教材现在还在用。”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听不见。

唐克明的妻子说她的遗憾是没有坚持学术道路，骄傲是培养了十几个考上医学院的学生。”但如果重来......”她看着丈夫笑了笑，“我还是会选择跟着这个穷教书匠去山区。”

轮到刘强时，全场安静下来。他费力地组织语言，妻子在一旁轻声补充。“他说......遗憾是......没看到......女儿......毕业......骄傲是......重新......学会......写字......”他颤抖着从轮椅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开给我们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满了“刘强”两个字，从最初像幼儿涂鸦到渐渐成形，最后一页已经接近他以前的签名。

下午的告别会上，我们交换带来的小礼物。钟晴天收到一包永明香米——正是当年实习时我们最羡慕的那种；李雯的礼物是一本手抄《楚辞》，由留在国内的几个同学合力完成；唐克明夫妇得到一套机器人三件套的迷你模型；我则意外收到一个发黄的笔记本，扉页上是我二十岁的笔迹：“80级陈默”。

“打扫老宿舍时发现的，”负责校友工作的年轻老师说，”在墙缝里，可能是当年不小心掉进去的。我翻开内页，里面记满了课堂笔记，空白处还画着些幼稚的漫画。最后一页用红笔写着：“十年后我要成为著名作家！”墨迹已经褪色，像一句遥远的嘲讽。

聚会结束前，我们约定五年后再聚。这次没有人说”不知道还能来多少人”，而是纷纷掏出手机叫子女到时帮忙提醒。刘强用还能活动的左手和我们挨个击掌，他妻子在一旁笑着流泪；李雯承诺下次一定亲自飞回来；钟晴天悄悄塞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是他刚创办的文化公司地址。

“来当顾问吧，”他说，“咱们一起做点自己想做的事。”阳光透过玻璃穹顶照在他脸上，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右耳上方有一道疤——那是大二那年打篮球留下的，缝了五针。

走出校门时，夕阳正好照在那棵歪脖子松树上。我回头望了望现代化的校园，忽然想起入学第一天，辅导员说的话：“你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这几年积累了什么。”现在想来，何止是那几年，之后的四十年里，我们每天都在成为新的自己。

清晨，出租车驶过繁华的街道，电台里放着老歌：“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我摇下车窗，让风吹乱我的白发。手机震动起来，是妻子发来的短信——她终于学会了用手机发短信——只有简单几个字：“饭做好了，等你回来吃。”

我摩挲着那个失而复得的笔记本，忽然明白，人生最大的奇迹不是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大人物，而是在经历了所有失望、背叛、病痛和失去后，我们依然能够为了一顿家常便饭而期待回家。

回程我选择了火车。飞机太快，不适合消化这四十年的重量。硬卧车厢里，我翻开那个失而复得的笔记本，纸页已经泛黄脆化，翻动时发出细微的碎裂声。二十岁的字迹张牙舞爪地爬满纸页，除了课堂笔记，还夹杂着许多即兴写下的诗句和小说构思。

“当暮色吞没最后一缕阳光，老教授的白发在风中飘舞......”这是某篇未完成小说的开头，字迹被水渍洇开，可能是当年趴在图书馆桌上睡着时流的口水。我抚摸着那个模糊的“风”字，突然想起这篇小说的灵感来源于教古典文学的郑教授——他在我毕业那年突发脑溢血去世，终年五十九岁，差一年就能评上教授。

笔记本最后几页记着一些零散的地址，大部分已经无法辨认。只有一个用红笔反复描过的地址依然清晰：“上海市虹口区山阴路132弄201314号”。这是我初恋女友的住址，我们分手后，我曾计划毕业后去上海找她，后来听说她早早就嫁了人，随丈夫去了美国。

火车穿过隧道时，车窗变成一面模糊的镜子。我抬头看见镜中的老人：花白头发，松弛的眼袋，嘴角两道深深的纹路。这个老人和笔记本里那个梦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真的是同一个人吗？窗外忽明忽暗的光线中，我仿佛看见四十年前的自己正坐在对面铺位，用质疑的眼神打量着我。

“叔叔，能换个铺吗？我想和朋友一起。”一个戴耳机的年轻人打断我的思绪。他指了指中铺，那里有个同样年轻的女孩正冲他招手。我点点头，拖着僵硬的双腿爬上了中铺。躺下后，笔记本不小心从手中滑落，飘到了下铺。年轻人捡起来瞥了一眼，惊讶地说：“哇，这字写得真好看！是您年轻时写的吗？”

我接过本子，突然意识到在电子屏幕统治世界的今天，手写体已经成了稀罕物。“是啊，四十年前了。”我试图用轻松的语气回答，却听见自己声音里的颤抖。

“您一定是大作家吧？”女孩凑过来问，眼睛里闪着天真的光。

列车员推着餐车经过，喊着“盒饭矿泉水”，救了我一命。我买了份最便宜的盒饭，里面的红烧肉肥得发腻，却让我想起大学时为了省钱，每次坐火车都自带干粮的日子。母亲会烙几张糖饼，用油纸包好塞在我书包里，够吃两天。

傍晚时分，火车停靠在一个小站。站台上有个卖煮玉米的老人，让我想起父亲。他退休后就在家附近的电影院门口卖煮花生，直到查出肺癌晚期。病床上，他拉着我的手说：“早知道该多出去走走。”那年我四十岁，刚评上中级职称，正为买房子发愁。

到家时已是深夜。推开门，客厅里亮着一盏小灯，餐桌上罩着防蝇罩。掀开一看，是一盘青椒炒肉丝和半碗冷掉的紫菜汤。妻子蜷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里正无声地播放着午夜新闻。我轻手轻脚地放下行李，她还是醒了。

“吃了没？”她揉着眼睛问，声音里带着睡意。

“火车上吃了。”我撒了个谎，其实那盒饭我只扒了两口。

她起身去厨房，不一会儿传来微波炉运转的声音。“热热再吃，”她端着碗出来，”外面的东西不干净。”灯光下，她的白发像一层薄雪覆在头顶，家居服领口露出嶙峋的锁骨。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已经这样生活了三十八年。

睡前，妻子递给我一片胃药和半杯温水。“你脸色不好，”她说，“是不是又没按时吃饭？”我没有反驳，乖乖吞下药片。她关灯时，我看见床头柜上摆着新配的老花镜，镜腿上缠着胶布——是她用惯了的修理方式。

第二天清晨，我被厨房传来的剁馅声吵醒。妻子正在包饺子，案板上排着十几个元宝似的饺子。“韭菜鸡蛋的，”她头也不抬地说，“你最爱吃。”我站在厨房门口，闻着韭菜的辛辣香气，突然想起结婚第二年，我们为了要不要在孩子出生前回老家修房子吵得不可开交。后来孩子没保住，房子也没修起来。

“老钟昨天来电话了，”妻子突然说，“问你到家没。”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钟晴天。“他留了个号码，说让你回电。”她用沾满面粉的手指了指冰箱门，那里贴着一张便利贴，上面是一串电话号码和“钟总”两个字。

电话接通时，钟晴天正在开会。背景音里有人用PPT汇报的声音，让我想起退休前那些冗长的教研会议。”老陈！”他的声音透过话筒传来，依然洪亮，“考虑得怎么样了？来当我顾问的事。”我支吾着说还没想好，他立刻说可以预付工资，还包一年两次的旅游。

挂掉电话，我翻开笔记本最后一页，盯着那个用红笔写的“十年后我要成为著名作家”发呆。妻子端着饺子进来，瞥了一眼本子，什么也没说。但晚饭时，她递给我一个牛皮纸包：“路过文具店买的，看你本子快用完了。”

纸包里是两本精装笔记本，封皮是仿皮革材质，内页带着淡淡的米黄色。这种本子要七八十块一本，远远超出我们平时节俭的标准。我摩挲着封面，想起四十年前她送我第一本日记本时说的话：“写吧，我等着看你写的书。”那时她还是扎着麻花辫的图书管理员，我是总去借书的穷学生。

一周后的早晨，妻子在浇花时突然说：“刘强又住院了。”我手里的报纸抖了一下，茶水洒在裤子上。”他老婆刚发朋友圈，“她递过手机，屏幕上是一张医院走廊的照片，配文”求保佑”。“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我们坐了四小时大巴到省城医院。刘强的病房在走廊尽头，安静得能听见输液管里药水滴落的声音。他比聚会时更瘦了，颧骨高高凸起，右眼几乎睁不开。妻子正在给他按摩萎缩的右臂，见到我们，疲惫地笑了笑。

“医生说......这次......不太乐观。”刘强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声音像砂纸摩擦。他妻子红着眼眶解释，这次是肺部感染引发并发症，各项指标都不好。

我们带了些水果和营养品，临走时偷偷在枕头下塞了个信封。走廊上，妻子突然抓住我的手，力道大得惊人。“明天开始，我们每天早上去散步，”她声音发紧，“你那个血脂，医生说了多少次了。”

回程的大巴上，夕阳把车厢染成橘红色。妻子靠在我肩上睡着了，呼吸间有淡淡的药香。我轻轻握住她的手，发现掌心和指腹布满细小的裂纹——是常年接触水和清洁剂留下的痕迹。这双手为我洗了三十八年的衣服，做了三十八年的饭，却从未做过一次美甲。

到家已经晚上九点多。手机微信里闪着红灯，是钟晴天的留言：“老陈，我联系了几个出版社的老朋友，他们对你的散文集很感兴趣......”另一条信息是社区网格员发来的：“这里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明天上午九点有免费体检......”

第二天清晨，妻子果然六点就把我叫醒。我们沿着河边步道慢慢走，晨跑的青年男女从身边掠过，带起一阵阵风。妻子走得很认真，时不时停下来做几个拉伸动作，像个用功的学生。回家路上，她突然说：“你想写就写吧，别等走不动了才后悔。”

一周后，我收到了钟晴天快递来的合同和一沓资料。随附的信里写道：“老陈，人生没几个四十年。公司不大，但够我们折腾到八十岁。”合同条款很宽松，年薪却高得让我不安。资料最下面是一本崭新的《退休人员创业指南》，扉页上钟晴天用毛笔题了”老骥伏枥”四个字。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回到大学宿舍，室友们正围着一台老旧打字机轮流敲字。轮到我的时候，纸页上却显出妻子年轻时的脸，她笑着说：“写啊，我等着看呢。”醒来时天刚蒙蒙亮，妻子已经起床，厨房传来煮粥的声响。

我轻手轻脚地走到书桌前，打开那本新笔记本。在第一页郑重写下：“卌年后，第一章”。笔尖在纸上划出的沙沙声，像极了四十年前图书馆里翻书的声音。

妻子端着粥进来时，我已经写了三页。她放下碗，默默把我的老花镜和降压药摆在旁边，又轻手轻脚地带上门出去了。粥是皮蛋瘦肉粥，切得细细的姜丝漂在表面，是我最喜欢的做法。

窗外，一群鸽子掠过晨空，翅膀拍打的声音像远去的掌声。我忽然明白，这四十年并非虚度，而是为此刻的提笔积累了足够的悲欢。那些未能成为著名作家的岁月，化作了笔下真实的人生。

电话铃响起，是钟晴天。“老陈，考虑得怎么样了？”背景音里有机场广播的声音，他大概又出差了。

“我想先写完这本书，”我听见自己说，“关于我们这代人的故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爽朗的笑声：“好！公司给你留着位置，书写完了我们一起出版！”

挂掉电话，我继续写那个关于老教授的故事。这一次，暮色中的白发不再孤独，而是映着书房的灯光，和一双递来热茶的手。

写作进行到第三周，我卡在了一个奇怪的节点上。那些鲜活的记忆突然变得支离破碎，像打翻的拼图散落一地。我试图描写毕业那年全班去永明实习的情景，却怎么也记不清当时是谁和我是临铺。笔记本上潦草写着“岳、李、唐”，但究竟是岳向群、李勇还是唐克明？记忆像一面起雾的镜子，越用力擦拭越模糊。

妻子见我整天对着稿纸发呆，悄悄从书柜底下搬出一个纸箱。“你以前的东西，”她放下箱子时灰尘在阳光里飞舞，“可能对写作有帮助。”箱子里有发黄的照片、车票存根、几本绝版的文学杂志，还有我大学时用的钢笔——英雄牌，笔尖已经氧化发黑。

我拿起钢笔，金属的冰凉触感唤醒某个深夜的记忆。那年冬天，我在图书馆用这支笔抄写《红楼梦》判词，手指冻得发僵。当时坐在对面的女生——后来成为我妻子——默默推过来一个灌满热水的玻璃瓶。那年月，这种无声的关怀比任何情话都动人。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吗？”妻子突然问，手里捏着一张电影票根，《庐山恋》，1980年。

“记得，”我接过票根，“你迟到了半小时，说是帮王教授整理资料。”其实我当时怀疑她是故意考验我，站在寒风里的每一分钟都在纠结要不要离开。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像扇子般展开：“我早到了，躲在柱子后面看你急得跺脚。”这个秘密她守了四十年，此刻说出来时竟带着少女般的狡黠。阳光透过窗帘照在她花白的鬓角上，我突然发现，我们认识的时间已经比不认识的时间长了。

纸箱底层有个牛皮纸信封，用褪色的红头绳系着。解开时，一些细小的粉末飘落——是干燥的桂花，当年校园里最浓郁的秋天气息。信封里是一沓信，我写给她的情书，每封都按日期排好。最早的那封抬头还写着“尊敬的林素芬同志”，后来渐渐变成“亲爱的芬”，再后来是“我的芬”。这些信她保存了四十年，搬了五次家都没丢。

“你文笔其实很好，”她轻轻抚平一封信的折痕，”就是太爱用生僻字。“信纸上我二十岁的笔迹张扬跋扈，满纸“叆叇”、“蘧篨”之类的怪字，现在自己看了都脸红。

傍晚，我们并排坐在沙发上读这些信。有些情节让她捂嘴偷笑，有些则令她眼眶发红。读到描写毕业分配时我痛苦挣扎的那封，她突然说：“其实当时我可以跟你去甘肃的。”这是她第一次提起这个可能，我差点被分去西北，最后是靠王教授帮忙才留在本省。

“为什么不说？”

“怕你为难，”她叠好信纸，“你母亲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我这才想起，母亲那时已经查出肝硬化，确实离不开人。为了照顾母亲，我们婚后一直挤在父亲单位分的小套间里，直到母亲去世才搬出来。这些年来，我竟从未意识到妻子为此付出了什么。

夜里，我被雷声惊醒。窗外暴雨如注，妻子不在床上。书房门缝透出灯光。“我帮你理清思路，”她头也不抬地说，“你写得太乱，编辑看了要退稿。”她的钢笔尖在纸上划出沙沙声，与雨声混在一起，像一首安眠曲。我站在她身后，看见稿纸上已经誊好三页，我的文字在她的笔下变得清晰流畅，连我自己都认不出了。

回到床上，我辗转难眠。雷雨渐歇时，手机突然震动。同学群里，刘强的妻子发了一条紧急消息：“老刘进了ICU，医生说可能......熬不过今晚。”后面跟着一张照片：插满管子的刘强像一片枯叶陷在病床里，只有监护仪上的波纹证明他还活着。

群里立刻炸开了锅。钟晴天说他马上订机票飞过来；唐克明发了一长串佛经；李雯问需要什么加拿大特效药；连常年潜水的岳向群都冒出来，说认识北京某医院的专家。凌晨三点，二十多个六旬老人隔着屏幕手忙脚乱，仿佛这样就能拽住死神衣角。

天亮时分，刘强妻子发来新消息：“暂时稳定了。”配图是刘强微微睁开的眼睛，浑浊但清醒。群里一片“阿弥陀佛”和“谢天谢地”。钟晴天私信问我：“老陈，你文笔好，能不能写写我们这代人？就写真实的，别那么虚头巴脑的。”还没等我回复，他又发来一条：“稿费按千字五百算。”

我放下手机，看见晨光中妻子正在厨房煎蛋。她穿着已经洗薄的睡衣，肩胛骨在布料下清晰可见。我突然想起三十八年前那个暴雨夜，她流产时身下的血泊，和之后长达一年的沉默。我们从未真正谈论过那个失去的孩子，就像从未谈论过所有被岁月掩埋的遗憾。

“今天去医院看看老刘吧，”她端着煎蛋出来时说，”我熬了粥，容易消化。“蛋煎得金黄，边缘微微焦脆，是我最喜欢的火候。

医院消毒水的气味让我想起父亲临终的病房。刘强比照片上更憔悴，见到我们却努力扯出笑容。他妻子正用小勺给他喂水，动作轻柔得像对待婴儿。“你们......聊......”刘强费力地说，指了指微信群。他妻子解释说，他整晚盯着群消息，比看监护仪还认真。

离开时，我们在电梯口遇见匆匆赶来的钟晴天。他西装革履，却穿着运动鞋，显然是下了飞机直接过来的。腋下夹着个文件袋，额头上的汗都没擦。“专家会诊意见，”他气喘吁吁地说，“北京那边刚传真来的。”文件袋上印着某著名医院的logo，不知他动用了什么关系。

回家的公交车上，妻子一直望着窗外。路过一家母婴店时，她突然说：“是个女孩。”我愣了几秒才明白她在说什么。“那天......医生说的，”她的声音轻得像羽毛，“我一直没敢告诉你，你那么想要女儿。”阳光透过车窗照在她颤抖的睫毛上，折射出细小的彩虹。

我们提前两站下了车，沿着河堤慢慢走。初夏的风带着槐花香，吹散了一些沉重的记忆。“我给她起了名字，”妻子从钱包最里层摸出一张泛黄的小纸片，“林念秋，你取的。”纸片上用铅笔写着这个名字，字迹已经模糊，下面还有一行小字：“生于1987年9月15日，卒于同日。”

我完全不记得自己取过这个名字，但纸片上的笔迹确实是我的。1987年，我们结婚第三年，正是最拮据的时候，住在学校筒子楼里，厕所都要去楼道尽头公用。流产那天我正与同事在外地教研，赶回来时一切已经结束了。我们谁都没再提起，仿佛那只是一个不太愉快的梦。

“我留着这个，”她小心翼翼地把纸片放回原处，“还有她的小衣服。”我终于明白阁楼上那个上锁的小皮箱里装的是什么——每次搬家她都亲自抱着，从不让搬家公司碰。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一起看了当年为未出世孩子准备的衣物：小小的袜子，绣着鸭子的肚兜，一顶兔毛帽子。妻子把它们一件件摊在床上，动作轻柔得像在布置摇篮。“蓝色的，”她抚摸着肚兜说，“其实该买粉色的。”月光透过窗帘照在这些从未上过身的衣物上，仿佛时光倒流回三十八年前那个本该充满婴啼的夜晚。

凌晨三点，我悄悄起身去书房。妻子的坦白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写作的瓶颈。我不再纠结修辞和结构，只是让记忆自然流淌。写到天亮时，已经完成《我们这一辈》的第一篇散文《卌年时光》。文章结尾处我写道：

“四十年过去，我们终于懂得，人生最珍贵的不是巅峰时的掌声，而是跌落时有人伸来的手；不是毕业照上光鲜的面孔，而是病床前依然认得你的眼睛；不是那些实现或破灭的梦想，而是有人记得你年轻时的模样，并爱着你如今沧桑的容颜。”

我把文章发到同学群里，附言：“给老刘加油。”十分钟后，钟晴天打来电话，声音沙哑：“老陈，写得真好......真好......”背景音里是医院特有的嘈杂，他似乎在哭。接着群里陆续弹出回复，唐克明发了个合十的表情，李雯说“看得我泪流满面”，连很少发言的周志强都发了段语音，背景音是火车轰鸣，他说正在赶来医院的路上。

妻子推门进来，手里端着热牛奶。“写完了？”她问，眼睛还红着。我点点头，把屏幕转向她。她凑近看了会儿，突然伸手摸了摸我的脸：“你写出来了，真好。”她的指尖有面霜的香气，温暖干燥，像一片秋叶轻轻拂过。

窗外，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微信群里，刘强的妻子发来新消息：“老刘醒了，说要听老陈的文章。”配图是刘强戴着氧气面罩竖起大拇指的手。那只手曾经在篮球场上所向披靡，如今枯瘦如柴，却依然倔强地举着，像一面不倒的旗帜。

《卌年时光》发表的那天，我破天荒地请妻子去了街口的饭馆。这家店我们路过无数次，却从未进去过——总觉得外面的饭菜不卫生，又贵。但今天不一样，钟晴天转来的稿费足够我们吃二十顿这样的饭。

“两份红烧肉，两碗米饭，再加个青菜。”我对服务员说，声音比平时高了八度。妻子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这家店的红烧肉要38元一份，是我们平时自己做饭三天的菜钱。

“再来瓶啤酒。”我补充道，看见妻子皱眉，赶紧解释，“就一瓶，庆祝一下。”其实我酒精过敏，但这句“就一瓶”让我想起大学毕业那天，我们宿舍六个人喝光了小卖部所有库存的啤酒，醉倒在操场上数星星。

服务员端上来的红烧肉油光发亮，肥瘦相间，上面撒着白芝麻。妻子小心地夹起一块，在碗边刮掉多余的油才送入口中。“好吃，”她眼睛微微睁大，“比我自己做的入味。”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三十八年来我第一次请她在外面吃像样的一顿饭。

饭吃到一半，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起来是个年轻女声：“陈老师您好，我是《岁月》杂志的编辑，您那篇《卌年时光》读者反响很好，我们想约您开个专栏......”我手一抖，筷子掉在桌上，惊得邻桌客人纷纷侧目。

妻子默默捡起筷子，用茶水冲洗干净递还给我，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微笑。她总是这样，在我得意忘形时保持冷静，在我沮丧时又第一个鼓励我。电话那头，编辑还在热情地介绍专栏构想，我却只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声。

“我得......考虑考虑，”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和我老伴商量下。”挂掉电话，发现妻子已经叫服务员打包了剩下的红烧肉。“回家慢慢说，”她递给我打包盒，“肉凉了腻。”

回家的路上，我们走得很慢。夏末的风吹落几片早凋的梧桐叶，妻子弯腰捡起一片形状完美的，夹进刚收到的杂志里。“当书签，”她解释道，“比你那些发票条强。”杂志封面是钟晴天帮忙拍的照片——我的侧脸和那棵歪脖子松树的合影，标题烫金字《卌年后：一代人的记忆与告别》。

家里电话答录机闪着红灯。播放键按下去，第一个是钟晴天洪亮的声音：“老陈！杂志社老周是我哥们，专栏必须写啊！稿费我给你谈到千字八百......”背景音里有汽车喇叭声，他大概又在路上奔波。第二个是李雯，从加拿大打来的越洋电话：“文章我看了三遍，哭湿了两张纸巾......”她的声音有些失真，但激动之情清晰可辨。第三个是唐克明的妻子，说老唐读完文章连夜写了幅书法要送我。

最意外的留言来自岳向群：”老陈，我......我想请你写写我的故事。”他的声音比聚会时苍老许多，“有些事，憋了四十年......”背景音里有电视机的声音，正在播放晚间新闻。

妻子泡了茶，我们坐在阳台上翻看杂志。我的文章印在“往事”栏目，配图除了那张封面照，还有钟晴天提供的毕业合影。二十岁左右的我们挤在照片里，笑容灿烂得刺眼。编辑在题记里写道：“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是每个个体生命的独特印记。”

“写吧，”妻子突然说，“专栏。”她抿了口茶，目光落在远处某个看不见的点上，”你写了四十年教案，该写写自己了。”茶是茉莉花茶，廉价的品种，但她泡得恰到好处，花香不掩茶味。我突然想起她年轻时最爱喝咖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喝茶的？是我母亲说喝茶省钱的那年吗？

晚上，微信群炸开了锅。刘强妻子发来照片：病床上的刘强举着杂志，虽然还插着氧气管，但气色好了许多。钟晴天宣布要成立“卅五”出版基金，专门帮同学出自传。李雯提议每月一次视频聚会，“别等五年了，谁知道五年后......”她没说完，但大家都懂。最让人意外的是岳向群，他发了一段长长的文字，讲述自己如何从农村考出来，又如何因为”门路不够”错过一次次升迁机会。

“我一直嫉妒老钟，”他写道，“直到上个月儿子对我说‘爸，你虽然没当大官，但教我做了一个好人’。”这段话后面跟着二十多个点赞和流泪的表情。

临睡前，妻子从衣柜深处拿出一个铁盒。“给你，”她递给我，“可能用得上。”盒子里是几十封信，有些信封已经发脆。我认出那是我早年出差时写给她的家书，每一封她都编了号，按时间排好。最早的信邮戳是1985年，那时我们新婚不久，我去外地参加教师培训，每天一封信，絮絮叨叨写培训班的伙食、同屋的鼾声，还有多么想她。

“你文笔一直很好，”她轻声说，“只是后来忙，不写了。”我这才意识到，停止写作不是因为我“江郎才尽”，而是被评职称、养家糊口这些“正事”挤占了时间。铁盒最底下压着几张泛黄的稿费单，金额小得可怜——那是我发表在校刊上的小散文挣来的，当时够买两包烟。

第二天清晨，我五点就醒了。轻手轻脚来到书房，发现书桌上整齐摆放着稿纸、钢笔和我的老花镜。妻子不知何时准备的，还留了张字条：“写吧，我等着看。”字迹娟秀如初，只是笔画有些颤抖——她的关节炎又犯了。

我提笔写下专栏的第一篇：《信》。写那些纸短情长的岁月，写等信的焦灼和收信的喜悦，写如今电子邮件的便捷如何消解了等待的甜蜜。写到一半，妻子推门进来，放下一杯热茶和两片降压药，又悄无声息地退出去。茶是茉莉花味的，热气在晨光中袅袅上升，像一缕消散的时光。

中午时分，钟晴天突然登门。他西装革履，却拎着个土气的编织袋，活像个下乡调研的干部。“给，”他把袋子往桌上一倒，哗啦啦倒出一堆磁带和笔记本，“刘强的回忆录素材。”最上面那本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刘强口述，王秀兰记录”，字迹工整得不像出自病人之手。

“他老婆记的，”钟晴天自己倒了杯茶，咕咚咕咚灌下去，“老刘说不动话就眨眼睛，一次眨几下代表什么标点符号，他们夫妻俩自创的密码。”他掏出手帕擦汗，我注意到那手帕一角绣着“晴天”二字，针脚细密——不知是第几任妻子的手艺。

接下来的日子像被按了快进键。我的专栏《我们这一辈》陆续刊出，意外收获不少读者来信。有老知青说读着读着哭了，有中年人说终于理解了他们父辈，甚至有个高中生来信说“羡慕你们那个写信的年代”。

刘强的《病榻琐记》由钟晴天的公司出版了，首印五千册一个月售罄。唐克明夫妇在社区活动中心开办公益书法班，学生从八岁到八十岁都有。李雯真的从加拿大飞回来，带着中加文学交流基金的策划书。连最内向的周志强都开始写家族史，每周在同学群里更新一章。

至于我，在妻子和编辑的鼓励下，开始动笔写长篇小说。故事从1980年秋天开始，一群年轻人走进大学校园，各自怀揣梦想......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我就坐在书桌前写作。妻子总会适时出现，放下一杯热茶和两片降压药。有时她会驻足片刻，读几句我刚写的内容，然后轻轻“嗯”一声——这是她最高的褒奖。

深秋的一个早晨，我写完小说最后一章。主人公——那个曾经梦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在同学卌年聚会上，看着满屋白发苍苍的老同学，突然明白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成就了什么，而在于经历了什么，记住了什么，又被谁记住。

妻子推门进来，照例端着茶和药。但今天多了一样东西——一个牛皮纸信封。“杂志社来的，”她说，“稿费单。”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发梢上，镀了一层金边。我接过信封，触到她粗糙的指尖，突然想起四十年前那个帮我暖手的女孩。

窗外，一群鸽子掠过湛蓝的天空。远处传来学校的上课铃声，和四十年前一模一样。我打开稿纸，在新的一页写下：“后记：献给林素芬，我的第一个读者，也是最后一个编辑。”

放下笔时，一片梧桐叶飘落在窗台上，金灿灿的，像一枚来自岁月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