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账本”

母亲记账是从我记事起便知晓的，但关于母亲“账本”的点滴详情，却是今年春节才知道一些。

春节带妻儿回沧州过年，儿子对母亲陪嫁的一对枣红色樟木梳妆匣子产生了兴趣，儿子打开匣子发现了母亲的“账本”，怀着好奇心和儿子一起仔细赏阅了母亲已经记了五十多年的“账目”。翻看母亲的“账本”，会不自觉地沉浸于亲情之中，细细体味，每笔账目、每个数字背后都有一个值得回忆的故事。

母亲的“账本”样式随性，有不同规格、大小的笔记本；有我们上学时淘汰的作业本；有单页的草纸或是白纸；甚至还有爸爸抽完烟的空烟盒……有些纸张已经微微卷边泛黄，留下了深深的岁月痕迹。其中有一个红色软皮笔记本颇有特点，扉页上两竖排错位红色草书：“大海航行靠舵手，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着的是两页毛主席语录，再后面才是浅蓝虚格儿本纸。对于我们70后、80后，一看就知道笔记本出自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对于儿子这个21世纪10后，理所充满着新奇和疑惑。在儿子的再三探寻下，不但回顾温补了那段历史，也意外挖掘到了父亲母亲年轻时的“爱情”故事。

在以往的认知里，父亲母亲的婚姻是纯纯的“媒妁之言、明媒正娶”的旧式婚姻，虽然结婚时已经解放了近二十年，但身在冀鲁交汇之地农村的他们未必能逃脱“包办”的命运，眼见了太多“转亲”“换亲”1.的婚姻，他们都比父母还要年轻许多。通过儿子的追身“采访”，我才知道父母的结合虽然谈不上真正意义的自由恋爱，但也绝非父母包办。这都归功于我的奶奶，那位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开明、善良的小脚老太太。奶奶结婚前从未见过爷爷，而且在婚后才知道年龄小了爷爷十几岁。最为悲愤的是直到嫁进爷爷家，才知道家里穷得一塌糊涂，日子过得“缺吃短穿”。奶奶却从未抱怨，甚至说起过，媒婆给年轻女孩编织的美好未来和新婚喜悦瞬间被冷酷现实击碎的苦痛、失望以及发现被欺骗后的愤怒都被倔强刚强的奶奶揉碎、消磨进了平凡日子里。奶奶踏踏实实与爷爷过了一辈子，不悲无怨，只是在对待6个子女的婚姻问题上，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和平等。随着年代的更迭，奶奶爷爷式的婚姻生活再难出现。

母亲是先被奶奶相中的，缘于一次“送戏下乡”的演出。

母亲姓王，属沧州“天官王”王氏宗族，是姥爷最小的女儿，老姥爷曾师从“大刀王五”，跟随师傅除了习武，在镖局里还学会了打绳和编制拉车、耕地用的绳套、绳索等手艺。在参加“义和团”天津保卫战失败后，他逃回家乡。因习武之人性情豪爽，且外出历练见过世面，加上有一门子手艺，虽时逢战乱，但日子也算过得去，折枝续叶过成了一大家子人家。我们兄弟姊妹没有见过老姥爷，对他的念想只是单纯地停留在母亲的碎碎念里：“你们老姥爷的钢刀、红缨扎枪，你们小时候都见过吧，多好的“东西”，翻盖你姥姥家老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不知道哪去了？也不好意思问你大舅，哎……”。后来姥爷子承父业，学会了打绳手艺，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县皮麻厂当过师傅，挣过工资。因此母亲虽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上学受教育并没有耽误，1962年初中毕业时还考上了沧州卫生学校（当时叫沧县专区医学院，1963年改建为河北沧州卫生学校），只是舍不得远离已经生病的姥姥，选择了放弃。那时母亲的姐姐们已经婚嫁，大舅还小，舅妈尚未过门，姥姥的病时好时坏，母亲心疼姥姥，自己决然放弃离家求学的机会，只为陪伴照顾姥姥，让姥姥少遭点罪。于是亲手烧掉了录取通知书，牺牲了自己的美好人生，尽显一片孝心。

那个年代的农村人，有文化的很少，有文化的女孩子更是少之又少。初中毕业留乡的母亲理所成了生产队里的“人才”，一人身兼数职，当上了保管员、出纳员、记工员、宣传员、卫生员和农村夜校识字教员。卫生员是母亲自己申请的，因为姥姥需要常年吃药打针，经过培训掌握基本医疗常识，学会打肌肉针、拿药，能更好地照顾姥姥。宣传员是生产队队长强行赋予的“政治任务”，而且动用了乡邻、闺蜜等“各种”关系，经多人多次劝说，母亲才勉强同意。

母亲最初强烈抵触和反感当宣传员，是因为宣传员不仅要动员、组织社员学戏、唱戏，而且自己更要参与学戏、唱戏。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一个决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送戏下乡”就是戏剧支援农业、提升乡村文化生活水平的一个主要体现。那时，一批又一批的文艺工作者从城市来到乡村，县戏剧团的演员，每过立冬，社员们把最后一棵白菜砍下，晾晒入仓，农忙结束，便进驻村里，教社员唱戏、组织社员演戏。

母亲骨子里是看不起“戏子”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母亲再一次主动放弃了吃“官饭”的机会，但这次学戏、唱戏也让母亲成就了一辈子的姻缘。

母亲虽然对宣传员这个“岗位”非常“厌恶”，但在学戏、唱戏上却如同对待其他工作一样，十分认真和用心。母亲在这个最不应心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所有工作中最“光辉的业绩”。担任宣传员不到二年，便能出演《大登殿》《打金枝》《辕门斩子》《铡美案》等河北梆子曲目的主角，参加各级汇演屡次得奖。后来更是凭借主演样板戏《红灯记》，在当地名声渐起。因此也赢得了县剧团领导的赏识，多次给生产队发征调函，准备把母亲选进县剧团，并答应不用实习，直接转正，成为正式演员。可是母亲是铁了心的不同意，谁劝都没给面子，母亲也再一次主动放弃了改变人生的机会。

剧团可以不去，但戏还是要唱的，而且还要无偿地在规定的时间里，跟着“送戏下乡”的剧团，到各村、各生产队巡演。母亲到我们村巡演那年，父亲已经入伍，没在村里。那天，坐在戏台下面听戏的奶奶一眼就相中了母亲。奶奶常说：舞台上饰演李铁梅的母亲，年轻美丽，身段优美，虽只是略施粉黛，但一对乌黑的大长辫子，衬着两根红头绳……非常惹人喜爱，看着就和我家“三儿”2般配。母亲在我村演第二场、第三场戏时，台下前排坐着的都是以我奶奶、二奶奶为首的我家“亲友团”……。剧团还没有离开，奶奶便和亲戚们四处打听母亲的情况，找寻能和母亲家搭上关系的媒人。

母亲“送戏下乡”演出还没有结束，奶奶就托出了媒人。奶奶在媒人的选择和说亲细节的处理上很“精明”。经过筛选，奶奶选定的媒人是和爷爷一起在生产队喂牲口的红大伯，红大伯为人实在、做事准成，和爷爷住在生产队喂牲口多年，两家走的也近，关系很好。最为关键的是红大伯的姥姥家正好和母亲娘家是前后院的老邻居，而且红大伯的大舅还是生产队的大队长，在母亲娘家很有话语权。奶奶几次登门请红大伯保媒，再三说清了提亲的原则，一要实话实说，必须实事求是介绍父亲家的条件，兄弟姊妹多负担重，三个儿子都需要盖房娶媳妇；二要按新式婚姻办，两个孩子的个人意见要放在前头，父母不会强迫；三要两人先通通信，彼此了解熟悉了、再见面，两人都同意了再订婚、成家。

在奶奶的多次催促下，红大伯很快就拿着庚帖、父亲的“军装照”和通信地址去姥姥家上门提亲了。因为奶奶的真诚和开明思想，事情进展得很顺畅。经过半年多的书信往来，在当年的9月，奶奶带着母亲去了父亲的部队，这是提亲时奶奶的承诺，见过面的父母彼此都很满意，在奶奶的主持见证下，亲事正式定了下来。父母的婚姻虽谈不上“爱情至上”，但绝没有受到“彩礼、婚房、汽车、三金（五金）”等物质因素的影响，人品、性情是第一位的，家庭、条件、金钱、物质排在了其次。

离开部队时，父亲把那本红色软皮笔记本作为“定情信物”送给了母亲。那个红色笔记本，也成了母亲人生中的第一本“账本”。

母亲的“账本”不仅载体和会计账不同，记账方式、记载内容也与会计账有着很大的差别，“账本”没有借贷和收支符号。母亲的第一笔账目是这样记录的：“栾县火车站，一位穿四个兜军装的男同志送人民币5元，全国粮票2斤3，男同志20多岁，籍贯不详、姓名不详”。母亲和奶奶离开爸爸的部队后，在滦县火车站，准备坐火车回家时，遇到了困难。排队买火车票的她们，在窗口准备拿钱买票时，发现钱和粮票都不见了，掏遍了所有的衣兜，打开了所有的包裹，翻遍了每一件衣物，也没有找到。就在奶奶和妈妈急得眼泪巴嚓，不知所措、一筹莫展时，排在她俩后面的一位男同志，拿出了5块钱，帮奶奶和妈妈买了到天津的车票，并把剩下的钱和2斤全国粮票给了她们，不仅解决了回程车票问题，还让途中两天4的生活有了保障，不用忍饥挨饿。那位陌生的男同志把她俩送上站台，才匆匆告别。母亲提及此事满是说不尽的悔意：“哎，当时只知道着急上火，忘记了问清楚人家的姓名、住址……，欠下了这还不上的人情”。萍水相逢，不问何乡客，却能不求回报、慷慨相助，着实让人感慨、感叹，在那个年代，条件虽然艰苦，但生活是真实的，人心是真诚的，人与人之间有着充分的信任和尊敬。人情交往没有任何的话术，皆是诚恳的帮助与安慰。

问起母亲记账的初衷，母亲说：“咱普通老百姓过日子，过的是什么？过的就是家里有个大事小情，有人凑活、有人围护、有人帮助、有人安慰。闭门过日子，千万不能过成死门子死户。无论对谁都要懂得感恩，都要知道报答，亲人也不例外，获赠别人的要永远牢牢记住，给予别人的要学会忘记。”母亲以时间为序，详细记录了平凡岁月里，因“大事小情”而收到的亲朋、乡邻……给予的馈赠和帮助，这是母亲日积月累攒下的“人气”和过下的“日子”。

母亲的“账本”只有收入没有支出，满满的都是“盈余”。

从父亲部队回来大约半年后，奶奶便张落着筹办父母的婚事。在那个年代，普通单个家庭的财力非常有限，单靠个体的力量很难完成人生必须经历的“大事”，每件“大事”都是在亲朋好友、邻里乡亲的帮助下完成。正是“一家有事百家帮，百家有事我到场，有钱的捧钱场，没钱的捧人场”。母亲说：“这既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更是自家需要经营的人情世故。”那时的人们族群观念、共情同存的意识还都很强。

翻看账本，母亲结婚期间收到的不仅有钱、票，还有实物。

母亲结婚时，城里人的嫁妆标配是“三转一响、三铺三盖、十二条腿”，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床新棉花的被子、三床新褥子和炕柜、饭桌、大衣柜。大姨父是木匠，打制赠予了带腿的家具，二姨父是国营厂的会计，弄到了“三转一响”的票儿，由奶奶家给的90块结婚钱（分家后90块结婚钱成了父母需要偿还的债务）和舅姥爷、姑姥、姨姥和姥姥、姥爷一起凑的钱买齐，也让父母的婚礼赶了把时髦。特别是那台上海牡丹牌缝纫机成了母亲婚后十多年利用率最高的“家用机器”，扎衣服、扎裤子、扎鞋帮，孩子的、大人的，亲人的、邻居的，村子里大多数人家都求母亲免费扎过衣物，尤其每年年前，母亲总是在不分昼夜的赶制新衣，无怨无悔，哒哒、哒哒……针脚行走的声音，一次次在清冷的深夜传遍整个村子上空……。

叔婶、大伯大娘们，给的“压腰钱”，有一块的、二块、三块的，零零散散。同学、玩伴、农友或是一起，或是个人，给买了脸盆、暖壶、毛巾、被面和布料等生活用品。还有给粮票、布票、食用油票的，有的实在拿不出钱、票，送了一个个按天攒出来的鸡蛋。正是母亲账本上记载的这些“帮衬”和“赠予”，才让父母的婚礼不失体面，也尽到了应有的礼数。嫁妆实实诚诚、风风光光，给娘家亲人的回门礼，给婆家亲人的“饽饽活儿”、见面礼5，样样儿、件件儿都有着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进步，母亲账本所记金额越来越大，物品也逐渐贵重。但叫人走心、叫人感动的还是父母结婚以后那十几年间的账目。仔细想来，近期的账目大多是“锦上添花”，早期的账目每一笔都是“雪中送炭”。

“盖房：娘家爹送红砖3000块，檩条34根；婆家二叔给“过木”两根、苇子10捆；婆家二哥给檩条2根……。”

父母结婚2年多后，父亲复员返乡，随着我的出生，奶奶家的三间小土房实在住不下包括二姑、小姑、二大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在内的八九口人，盖房已经成了不得不马上就办的事。在那个年代，农村都是土坯房，主家提出盖房申请，生产队给指定地基，安排盖房计划，从打地基、制坯到垒墙、上梁、起房都由生产队安排的社员完成，人工费不多，年底按盖房用工数和日工分产值向生产队交现金，或用房主参加生产的工分抵减。但是盖房用的主要材料红砖、檩条、椽子、门窗等需要自家筹备，刚刚自己过日子的父母，不但没有任何积蓄，还背着分家单过分到的债务。眼看到了起地基的日子，父母借到的钱还是难以买齐盖房的材料，每天愁得唉声叹气、上火掉泪……。一个太阳很毒的中午，姥爷雇用生产队的大马车给拉来了檩条，又到窑厂买回来了红砖。两个多月后，我和父母搬进了新房，虽然门窗不齐、四处透风，但总算有了自家的房。

父母分家单过之后的日子非常艰难。父亲在县里工厂上班，母亲和我们生活在农村，孩子越生越多，负担越来越重。母亲挣不了工分，父亲上班挣的工资除了自己在外开销，根本不够交我们娘几个的“缺粮款”和抚养费。结婚、盖房欠下的旧账还没有还完，因姥姥、奶奶相继病重去世，又欠下了新账。最艰难时连做饭的干柴都没有。那个时期，母亲的“账目”记得翔实、细碎。

“五奶奶给鸡蛋三个、九奶奶给白面一碗……五奶奶给鸡蛋四个……三奶奶给玉米苞一筐、给芝麻秸两捆……宝吉婶给沙果4个、苹果3个……五奶奶给腌咸菜两颗……”。

母亲说：“小时候我没有饿死，要感谢五奶奶、九奶奶……。”我出生没几个月，母亲就怀上了二妹，本来就不多的奶水，越吃越少，直到吃不出一滴，年轻的母亲还一无所知。一连几日我都在不分昼夜地哭闹，不明缘由的母亲只知急得抱着我满村子走，善良的奶奶、婶子大娘们提醒母亲：“你奶水够吗，孩子是不是饿啊？……”此时的母亲才明白过来，可是知道了原因的母亲更加的痛苦和焦心，这么小的孩子可喂啥啊？奶、奶粉、炼乳即买不到也买不起，就是鸡蛋和白面家里也没有啊！坐在从东屋能一眼望到西屋的家里，我哭、母亲也哭……。在母亲最无助的时候，五奶奶颤颤巍巍地来了，手里捧着三个鸡蛋。一小碗热乎乎的鸡蛋水喂完，我停止了哭闹。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我的主要食物就是五奶奶隔三岔五给的鸡蛋水和九奶奶给的面糊糊……。

五奶奶有“疯病”，间隔一段时间就会对着村子正北的方向，大哭、大喊，撕心裂肺地说着一些村民们永远听不懂的话，样子非常可怕。但五奶奶从未打过或骂过乡亲们，对待村里的孩子也特别好，常把自己攒下的吃食送给孩子们。母亲说：“五奶奶上午犯完‘疯病’，下午正常了还不耽误给我送鸡蛋。”五奶奶是生产队大队长在村西头的地头捡回来的，时间大概是文革初期，带回村子时一句话也不说，大家都以为是聋哑人，直到有一天，“疯病”上来，才知道不聋也不哑，只是有个“疯病”。后来可以和大家简单地交流，但对自己的姓名、年龄、身世等情况概不回应。大概过了半年多时间，在大队干部的主持下嫁给了光棍五爷，可惜没过几年，五爷去世，五奶奶成了村里的“五保户”，由全体村民养着，成了全村人的官“五奶奶”。稍稍长大些，我和妹妹也和其他孩子一样，给五奶奶抬过水、抱过柴。可是直到90年代中期“五奶奶”去世，村子里也没人知道她的姓名和身世。听说清理遗物时，在她带来的小包袱里，发现了一件旗袍和一支钢笔，由村干部决定一起随葬。

“坐月子生二丫头，二婶红糖2斤、三叔小米5斤、春嫂子鸡蛋20个……”

盖新房……

……

“冬天摔膝盖住院，大侄子200元、三侄子200元、东子媳妇200元……”

年过八十的母亲，还在坚持记账，那不是简简单单的数字、实物记载，那是母亲为人准则、生活信仰、人情世故的坚守：“做人常念别人好，做事先报别人恩”。

 尾注：

     1.因为贫穷或男方有残疾、年龄大，让自家的闺女嫁给对方的男人，娶回对方的闺女，两家兄妹、姐弟的直接嫁娶为“换亲”，三家以上交叉嫁娶为“转亲”，时有悲剧发生，但大多能安稳生活，离婚率反而很小。

  2.父亲哥兄弟三个，排行老三，巧合的是母亲姐妹三个，也是排行老三

  3.90年代以前，国家实施计划经济，除了流通人民币外，还发行粮票、油票、布票、糖票、肉票等，日常生活用品定份、定量，都是凭本供应、凭票买卖，没有票儿只有钱也买不到所需的物品，粮票还分为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全国粮票更为珍贵。

  4.到达天津站后，便没有了通往家乡的交通工具，需要步行100公里回家。

  5.按照习俗，婚后新人要给双方的至亲亲人准备礼物，父母结婚那个年代一般会买衣服、鞋子；新媳妇回门回来，要给没出五服的本家送些喜馒头、喜花儿，油炸三角（老家也叫麻叶子、糖馍叶）等吃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