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母亲不识字，记忆力超人，那怕是幼时好些事情，能记得一清二楚。

解放那年，母亲刚20岁，我父亲27岁，他俩结婚，后来听母亲讲，典型的包办婚姻。出嫁之前，外公对我母亲说：嫁溪东，过了江就到，叫锦绣村，夫家虽穷，人本分，敦厚，诚实，长得端正，能安心度日。看夫家祖屋，牌匾ji落的是家庙，明建筑，青砖墙就80公分，夫家住大房，祖上底蕴不差。溪东四面环江，地肥，好耕种，不挨饿，能出人。

对外公说的一切，母亲什么概念都没，人没见过，溪东在哪？她也不知，从小在富裕家庭生长，足不出户，只专心女红，嫁溪东，要耕田？行吗？要命的是，要走两个小时路，到一个叫乌树的渡口坐船，人工摆渡，过一条大江，上岸就是锦绣村，回一趟娘家，就要好几个钟。

母亲对外公的安排，默默接受，母亲相信她亲爹不会骗她，更不会看错人，外公肯定已经见过人了。毕竟，外公是一个开大行铺的商人，有头脑，见过世面，母亲自小就极崇拜外公，她认可。

母亲嫁给我父亲，恰切来说是下嫁。也不知外公看中我父亲哪一点，为何急于把女儿及早嫁出去？外婆产七女一男，母亲排三，上有大姐二哥，后面五个妹妹。母亲出嫁那年，外公把在浮洋沿铁路的行铺全部盘给别人，带着子女回乡下生活。据母亲说，是一位先生给外公指点，后来评成份时，不受影响。

母亲长得比我父亲略高点，脸稍圆，肤干净，眉眼间透出秀气，说话不紧不慢，外公给她起的名字叫秀娥。按乡下人标准，母亲是美女，就算不是大家闺秀，也是小家碧玉。母亲嫁到锦绣村，初见我父亲时，她心目中的丈夫与外公描述的一切，相差一万八千里。我父亲除了长得还算端正，人朴素诚实外，几乎没什么优点，值得庆幸的是，父亲拥有十几平方米的一间房。后来十几年，母亲产两女三男，一家七口就挤在一起过日子，艰难度日，母亲依然毫无怨言。

父亲老实得像耕田的黄牛，在村办豆腐厂当师傅，总是第一人到，最后一人回家，同事多数让父亲帮忙多干点活，父亲也不讲究，他说村里的，也像是家里的，挣工分比在生产队下地里干活好，必须尽责尽职。

父亲最让人尊重的是，一生从没与人发生口角，对母亲更是言听计从。而母亲最担惊受怕的事，在她一生中，也没发生过。母亲的一生，从来没下过地里干活，她说自己手无缚鸡之力，只会做抽纱绣花，不会干农活。在锦绣村，母亲是唯一一位经大队特批、不用下田干农活的女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下是走生产队集体化干活的形式，村里分十几个生产队，每个成年人都要下田干活。农忙时节，学校要放假，民办教师和十五、六岁的学生，也必须下田帮忙干活，计工分按耕作能力评，到年底分配稻谷、花生、小麦、等等，也是按积分来分配给各个家庭。

从我懂事开始，我们五姐弟，从没穿过有补丁的衣服，全家人日常穿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做，后来大姐也学会，帮母亲为弟妹做衣服。母亲为自己做的衣服，是民国式上衣（俗称大同衫），配上裤子，她匀称的身材就出来了。因她女红手艺了得，偶尔会在自己的服饰和大姐二姐的服饰上绣上一些小花，那衣服就活了。

母亲的绣花手艺，在锦绣村，那是妥妥的头牌，无论任何抽纱、镂空、雕绣、平绣等等工艺，她无所不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溪东公社抽纱、手工绣花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家里拥有几条针能绣花的，经济都过得去。母亲带着大姐、二姐，以绣花换工分，在生产队算是有稳定的收入。村里每一届负责抽纱绣花的妇女主任，都对母亲另眼相看，因为任何高难度的工艺，最后一定是找母亲完成，公社负责这条线条的领导，经常得到上级部门嘉奖，那时，这可是出口创汇的一大产业，所以母亲获得大队领导特批，不用下田干农活。

母亲不识字，却喜吹听人唱潮州歌册，隔壁嗳姐（全村人都叫她姑娘）和蜜笋姑、碧吟姨都会唱歌册，这三个人是村里最后一代自梳女，吃长斋，姑娘最受村里人尊敬。母亲与她仨要好，用现代语言来说，叫闺蜜。母亲出嫁时，从外公家带过来好几套潮州歌册，后来三姨又帮母亲带来另外几套。每天下午，母亲几乎是天天在姑娘那边，大姐二姐也常去，我家没房住，大姐从十来岁开始，每晚都在姑娘房里跟着姑娘睡，也许是耳濡目染，大姐居然也识字。她们几个人绣花，听姑娘唱歌册，我小时候，偶尔也跟在母亲身边，去听过几次。

听姑娘唱潮州歌册，是一种享受。唱潮州歌册也是讲究技巧，有抑扬顿挫，语速快慢和个人情感，角色互换等，姑娘拿捏到位，几乎与看台上唱潮剧的角色演唱一样，每次都有十几人围着姑娘，听她唱歌册。有好几部歌册让我至今极有印象，比如《扬令婆辩本》、《罗通扫北》、《刘明珠》、《金花牧羊》和《井边会》，等等，姑娘偶尔也会读一些《增广贤文》和《弟子规》之类的文章。可惜，这种文化，在乡里没法继承下来，而古老的潮州歌册读本，现在也很少见。

取消生产队集体化、包产到户那时，大队的豆腐店也散了，两位姐姐出嫁，家里的收入骤然只剩下母亲一支绣花针，父亲也只得耕自家的田，自留地种些蔬菜，卖点菜钱，帮补家里。我依稀记得，那段日子里，家里是最拮据的，要命的是，大哥已20岁了，却从不下地干活，几乎终日游荡，说干农活苦。我15岁，还在读书，弟弟也在读书，父亲和母亲拉扯三个儿子，要吃饭，要穿衣，那是实实在在的要银子。而母亲是要面子的人，不让儿子们挨饿受冻，更不肯孩子们被人家取笑，说宁愿自己苦点，也不苦孩子。

家庭贫穷带来左邻右里的讥讽，在乡下是十分正常的，叔伯婶姆开始挖苦我们家：一个一个长大，度日都难，一间旧房，快倒掉，没钱盖新房，看这家人怎么过日子，几个孩子咋娶媳妇……等等难听的话语。也难怪，村里办了个服装厂，家有几个女儿的，都进服装厂做衣服，家里经济一下子就好起来，而我们家，却越来越不好过。

父亲的性格，他倒无所谓人家嘲笑，也不生气，默默做好自己。母亲则不同，她心里忍不下这口气，母亲最经典的语言是：孩子，能养他们大就好，日后盖房娶媳妇，就靠他们自己了。确实，也难怪人家挖苦，那时族亲建新房，都是大家相互帮忙做工，没工钱，众人帮忙做工能省好多钱，族亲里几乎都建新房，我哥从不帮工，人家心里生气十分正常。母亲回怼：等我家建房，不用你们帮，我全雇人，让人承包建。人家取笑问她：阿娥，看来这几个儿子要出息难啊，书不一定读得下去，高中大学读不了，能有多出息？母亲柔柔说了句：狗眼看人低，增广贤文不是说，深山藏猛虎，草堂隐相儿吗，时到花自开。

母亲的话，一度让乡里人笑掉大牙。后来我问她，怎么有这种底气，她说：娘少时，大约七、八岁，虽没上学，你外公经常给我们兄弟姐妹讲故事，说人虽穷，志不倒，有志者事竞成。你记得，人不能让人看扁。难道等你们长大了，自己也养不活自己吗？我听收音机里面说的，社会在变，你只要有志气，始终会有出人头地的一日，你外公对我说过，咱这祖上底蕴好，能出人，我相信你外公。你虽没上高中大学，难道靠自己就不能创造新天地，母亲虽没读过书，但懂这些道理，儿啊，母亲相信你们。再说，最艰苦的日子也经过，咱不也是活得好好的，要看人家眼色过日子，咱们不用这样做。

也许母亲是个预言家，她说的话十几年后都兑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实行改革开放，我在1984年去深圳创天下，那年20岁，从打工开始，到1990年回家乡建房，建筑行业已完全是承包制了，不用请族亲帮忙。随后，我于1997年回家乡，创办了一家制衣有限公司，事业略有小成，当年在镇的企业中，能排前五位。2012年后，我到北京，研学于国家画院和凤凰岭书院，在学术上也略有成绩，2015年加入中国美协，成为中国美协会员，近七、八年来，又转攻文学创作，也有成绩，第一部长篇小说《姿娘》，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或许应了外公对母亲说的那句话：能出人。

母亲的一生，实际是极平常的一生，和天下所有母亲一样。虽然，她已经离开我已有20年了，可我却觉得她每天都在我的身边。母亲的忌日是腊月初九，以此文作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