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人

我们的村子并不大，姓氏倒有十多个，形成同姓小聚集，异姓大杂居的分布。村里的人彼此之间知根知底，相处得也比较和谐，没有太多的矛盾与争吵。自从离开村子到外地求学与谋生，每年回到村子的日子屈指可数，村里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过去的青砖灰瓦逐渐被设计精巧的庭院替代，徒增几分陌生。然而人到一定年龄，就会不由自主地怀念过去。

小时候，我胆子小，遇到外人总会躲到大人的背后，不敢吱声，但在我的脑海里，对村里的几个人记忆最为深刻。有一段时间我们村里流行“把鹌鹑”。男人们在冬季农闲时，嘴里叼着一根两三毛钱一盒的香烟，右手握住一只鹌鹑，它的头从拇指和食指弯曲形成的洞口伸出来，两个爪子又从无名指和小指的间隙中伸出来。主人右手的力度把握得恰到好处，鹌鹑可以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主人的左手时不时轻轻地抚摸着鹌鹑的头部，或是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的指甲相互摩擦产生声音，测试鹌鹑是否需要进食。如果鹌鹑想要更多一些的自由，只能回到主人腰间的布袋里，因为害怕挤压到鹌鹑，布袋的下方做了特别的设计，是木制或竹制的椭圆盒子，与上面可以收口的灰色布袋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的鹌鹑袋子。拉开收口的绳子，把鹌鹑放进去，再拉紧绳子，塞在身体一侧腰间的皮带上。便能腾出双手，不影响他们做其他活动。住在村东头的王长业是一个野外捕鸟的高手。深秋的一个大清早，他在脚踝高的麦田里架起一张五六米高，十多米长的天网，又在天网下面拉起一张二三十公分高的地网，组成一个弧状的天罗地网。他和他的伙计们，有三四个人，从很远处站成一排，间隔一臂远的距离，朝支网的方向赶鸟，手里拿着细枝条，不时地抽打地面，嘴里发出低沉地吼吼声，如同从上游往下游赶鱼。离网子越近，他们的速度就越快，刚才还小步慢跑的鹌鹑这才意识到危险，想飞行逃离，但它们为时已晚，刚起飞就被“天罗地网”拦下，又被搞好赶来的王长业他们擒住，收入囊中。村里其他的男人们裹着厚实的衣服，站在不远处，等到王长业收网时，一下子围拢过来，对模样周正，身体强健的鹌鹑一番讨价还价，就这样倒霉的鹌鹑们就各归其主了。现在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颁布，政府部门加强了宣传教育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力度，大家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提高，村里再也没有人到田野里捕鸟了。

记得有一年的夏收时节，我给地里干农活的大人们送水，老远处看到一个人趴在路边的草丛处，仔细一看，原来是王长业。刚要走近，就见王长业轻轻地朝我摇手。等了一会儿，见他坐起身，我才走过去，看见他正拿着一只土灰色蚂蚱喂他的黑鸟，旁边还放着一串用狗尾巴草串成的蚂蚱。这类蚂蚱是极难徒手抓到的，它有两只粗壮的后腿，弹跳力极强，反应极快，稍微靠近它，瞬间跳到别处，加之身体的保护色，如果它不动，是很难发现它们的藏身之地。见到王长业抓到这么多蚂蚱，很是好奇。见我一直打量他，王长业便挺了挺身子，示意我靠近些，面带微笑地问：“是不是想抓蚂蚱？”我朝他点点头，放下手中的水壶，蹲下身子。他的脸色略青，有哮喘的毛病，不能干重活，所以家里人也不强求他干农活，他便心安理得地做起了提笼挂鸟的顽主。等我回过神来时，发现在草丛的一角，他一只手按在地上，一只手高高举起，五根手指略有弯曲，手掌朝下，做着逆时针旋转，犹如一架直升机在离地面一尺高左右的上空缓慢地盘旋，速度加快的同时，高度也在下降，突然猛地向下一捂，再轻轻地收拢手指，一只活蹦乱跳的蚂蚱就被他捏在手中。我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不禁赞叹他的敏捷。他十分得意，把蚂蚱又塞到黑鸟嘴里，然后朝我挑了挑眉问道：“学会没？”我还有些恍惚，嘴上却回答：“会啦！”其实，我还没有完全记住他的一招一式，只是有似懂非懂的感觉。后来，我学着他的样子尝试过多次，竟然也能轻松地抓到此类蚂蚱，也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手掌的旋转迷惑了蚂蚱的判断，当它犹豫时，一击必中。”王长业已经去世很多年，他那一辈的人，村里没剩下几个，风烛残年的。上次回去与其中的一位打招呼，好半天才认出我。

说到赵中瑞，关于他的人生，我是替他遗憾的。他是我本家的一位伯伯，我们两家住得很近，相隔五六户。印象中他个子不高，皮肤因长年的日晒显得黝黑，走路时总是匆匆忙忙赶路的样子。他是一个十项全能选手，就是所谓的全活。会炸油条、炸麻花、织渔网、写大字、打算盘，更绝的是还会拉二胡。有一年春节前，我家蒸完过年用的馒头后，要炸丸子，因为嘴馋街上才能买到的麻花，我们就央求家里的大人，趁着炸丸子的机会炸些麻花，炸麻花不同于蒸馒头，父母没有操作经验，怕炸的不好，浪费油，就让我们去喊中瑞伯。他丢下手中的活就过来了，我们围拢在他的周围，看他如何和面，加多少苏打粉，发面需要多长时间，他边做边兴趣盎然地给我们讲解，脸上充满着骄傲。油锅已经翻滚，一团发好的白面，被他搓揉成一根根细长的粗如小手指般的面条，见他拿起一条捏着两端逆向拧，再对折，再拧，再对折，两端捏在一起后下锅，原本螺旋状的中间部分在油花中翻滚的同时，向外膨胀后弯曲，从白色逐渐变成焦黄。一个一个麻花下锅，不多时满锅的麻花在中瑞伯手中笊篱的拨动下浮出油面，满锅金黄。他用笊篱舀把炸好的麻花舀出来，并没有急于放到一旁的小竹篮里，而是在油锅上抖落多余的油，又把麻花连同笊篱一起放在一个大瓷碗上，一方面控油，一方面冷却。如此几番，冷却后的麻花很快装满小竹篮。我们几个孩子早已急不可耐，忍不住拿一个，掰开一支放到嘴里，焦脆嫩稣的麻花，惹得满嘴香，嘴角的油汁溢出来，怕被看见，连忙用手抹去。现在逛超市，见到有散装的本地麻花，还有买一袋的冲动。我们几个对麻花的欢喜，也许是对中瑞伯炸麻花技术高超的最好评价。

早些年还没有分队时，中瑞伯做过村干部，因为自视甚高，在处理邻里矛盾中缺乏变通，大家对他的评价并不好。他的这种孤傲的性格，也给他的第一段婚姻做了最好的注脚，娶的新媳妇被他瞧不起，又有大男子主义，很快两人就因为打闹而分道扬镳，这些都是我后来听说的。打我懂事起，他已经又有了一个外地媳妇。她矮矮胖胖的，听不懂外地口音，走路有些踮脚，智商明显发育不全，除了吃什么也不会做。我们从不和她打招呼，背地里说起她都称之为傻子。记得是入秋后的一天晚上，我还在父亲的诊所里玩耍，中瑞伯从外面进来，诊所里最后一个患者离开后，他走近我的父亲，小声地说着什么事，我见他面色既兴奋又紧张，很好奇，等他离开后就去问父亲，可父亲只是敷衍地说：“小孩子不懂。”晚饭上，我还是从父母的聊天中听到，中瑞伯的老婆似乎怀孕了。中瑞伯是独生子，如果他没有儿子，从家族来讲他们这一支就绝户了。这对于一个旧时代出生的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他在人前抬不起头的原因，毕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几天后，父亲跟随瑞伯去了他家，诊断的结果并不是怀孕。我不知道中瑞伯听到结果后会是怎样的心情，这时的中瑞伯已经有五十多岁了，父亲谈起这件事，从他的话语中听出了遗憾。

一辈子要强，在村里算得上能人的中瑞伯，有一句名言：“我睡着了都比你们能。”而在二零零几年，他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连同他的老婆和院子。

村西的李子贵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几岁，懒散的性格，放荡不羁的外形，着实让小时候的我着迷。留着长发，虽然不飘逸，但由于长时间不洗头而产生的油光，更是一种态度。他会在河道里放羊，躺在斜坡上，翘着一只腿，膝盖以下的部分，上下有规律地摇动，黝黑的脚趾上耷拉着一只破了几个洞的布鞋，摇摇欲坠的样子。嘴里悠然地叼着一根茅根草，似乎在咀嚼，榨取里面的一丝丝甜味。他的特长是说书，三根木棍支起一个盘子大小的羊皮鼓，两手各执一个鼓槌，坐在一个矮凳上，就开始了他的精彩表演，故作沙哑的嗓音，吸引着晚饭后那个娱乐项目匮乏时代的街坊邻居。我也常常混入其中，痴痴地听他口若悬河地讲民间故事或历史演义。因为坐得太近，还会感受到他喷溅的唾沫星子。那些耳熟能详的评书说辞，如“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留下不少的悬念的同时，也加深了我对故事的记忆。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一个小团队，团队里有说书的，有拉二胡的，有弹古筝的。他们有时候在我们村里表演，当然是免费观看的。有时候会到外面巡演，像走村串巷的流浪艺人，每到一处表演完，会向观众收取一角两角钱，多是自愿给的，保证了大家的温饱，以免过于清高而饿着肚皮。

我上高中时，他已经结婚了，理掉了长发，瘦长的身材变得粗壮，完全符合一个农村人吃苦耐劳的标准，一晃好多年过去，这期间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了。前年我也被拉进了村里的聊天群，几百人的一个群，每天都是热热闹闹，有村干部布置工作，提醒大家不可以乱倒垃圾；也有村民丢失物品的寻物启事；有做生意的趁机打个广告。我也会翻看一下里面的各类信息，有时候关系到在老家居住的父母，可以及时给他们提个醒。有一天，群里有人发了一段视频，我点开后看到，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打扮得有些佛系，全身心投入地拉着二胡，嘴里咿咿呀呀唱着，这个腔调和内容我再熟悉不过，再仔细瞧瞧表演的人，留着络腮胡子，虽然已经花白，但根据整体轮廓和两只眼睛，我还能认出来这个人就是李长贵。我赶快点开他的头像，名字备注的叫：寻梦人。本想添加他的微信，刚要发送时我犹豫了，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联系过，我们两个又会有怎样的共同话题呢？我不敢给予肯定的回答。也许，他年轻时候给我的印象才是最好的，就把这段美好留在记忆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