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天记

二零二一年，遭遇了一场人生的倒春寒。

起因其实简单——眼里容不得沙子，看不惯某些人与事。那些自以为是、不务正业的行径，那些将百年树人的基业视作“开矿挖矿”、唯利是图的作风，那些肆意践踏教育规律与法规的野蛮与无知。我凭着一点未泯的良知，直言弊端，就此触怒了某些人。于是，一纸调令，将我安置于某招商办的冷板凳上。同僚调侃我，说是做“招蜂引蝶”的工作。那时心头，确也曾掠过“虎落平阳”的苍凉。四周是若有若无的明枪暗箭，我却只愿守着那“宁为玉碎”的坚韧。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那年四月。当权力的缰绳彻底脱缰，便如入无人之境，唯剩下“我是老板我说了算”的霸道，与朝令夕改的荒唐。偌大的事业，竟沦为某些人手中可以随意揉捏的玩物。沉寂的火山，终究要喷发。我将那些无法回避的真相、那些背离初心与常识的决策一一罗列，毫不犹疑地写下对权力任性的《三点质疑》。那不再只是为我个人所受的冷遇，更是为那被虚掷的三十多份资源与纳税人的心血，为那被反复折腾的人民的教育事业。质疑如石投静湖，激起层层不止的涟漪。

后来的发展，印证了那“正义或许迟到，但不会缺席”的道理。我目睹那场人为的喧嚣，如何起于青萍之末，又如何归于万籁俱寂。一场闹剧，终至落幕。对此，我并无多少快意，只觉得一片悲凉——为这不应有纷争，为这不该有的内耗，也为这迟来的清明。

然而，我深知，真正的收获并非结局本身，而是这三百个日夜的淬炼之中，我所寻回的那片内心的“园林”。

正是在那三百个，外人眼中最为困顿的日子里，我依然每日点卯，恪尽职守，将分内之事一丝不苟地完成。这是我不变的底线，也是不改的初心。

过去，虽有不少选考改行的机会，却始终未曾奋力追逐，只因心中那份对教育的执念，从未遗忘。

那段日子，久违地有了余裕。于是动了修缮乡下老宅的念头，也想为故土留下一抹历史的厚重。那是一座颇有年岁的侗家老屋，风雨岁月已将它侵蚀得有些颓唐。我亲自设计，亲手劳作，一砖一瓦，一椽一木，皆倾注心血。不追求华而不实的材料，只寻相仿的旧木旧瓦，力求“整旧如旧”。当飞檐重新扬起它骄傲的檐角，青壁黑瓦在阳光下泛出沉静的光泽，房前屋后，曲径通幽，韵味渐生，心中便泛起一丝慰藉。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我建起小花园，植下一片竹林，又养起了大鹅。园中，山花烂漫，绿树如盖，间杂着“嘎嘎”的鹅鸣，将寂静的院落叫得热闹而灵动。后来，又添了些鸭子与小鸡，鸡鹅鸭成群，自成一方小小的王国——当然，鹅是其中的“老大”。墙根处，安放了几箱蜜蜂。这些小精灵终日忙碌，穿梭于院中花草间，酿造着生活的蜜。

闲暇时，我常上山采摘野果。刺梨，酸甜可口；八月瓜，滋补润肺；五味子虽带苦涩，却是泡酒的良材。火棘果红艳枝头，入口绵软。野生猕猴桃更是漫山遍野，挂满藤蔓。板栗与尖栗，树上地下，随你捡拾。微风拂过，果实落地的簌簌声，格外悦耳。

傍晚时分，时而与邻家叔伯和兄弟小酌几杯，闲话家常，海阔天空，纵论古今。常常是就着苞谷老烧，谈论的却是南海风云、家国天下。我们都庆幸生逢盛世，得以享受这般安逸的生活。

身体与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老宅修缮告一段落，我便背起行囊，踏上远行的路。我要去登高，去望远，让祖国的壮阔山河，涤荡胸中或许尚存的些许阴霾。

我曾站在新疆无垠的赛里木湖畔，感受她那如七千年时光般深沉的等待；也曾立于山西晋祠苍老的门前，聆听风中回荡的千年钟磬余音；又行至河南，在红旗渠的青年洞前凝望，仿佛听见那段人定胜天的壮歌仍在绝壁间回响——那是一条渠水贯穿岁月的传奇。

在此期间，我也埋首书卷，从诗骚至唐宋八大家，心神随文字遨游。兴之所至，也写些文章。小小说《桥头故事》等，便是在那时一气呵成。

三百天，是抗争的三百天，是呐喊的三百天，也是思考的三百天。没有一刻停歇，也没有一刻泄气。我仿佛同时活于两个世界：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屈的斗士，为公平与正义摇旗呐喊；另一个世界里，我是恬淡的农人，专注的匠人，逍遥的旅者，沉潜的文人。

如今，工作与生活皆已回归正轨。我却常常怀念那三百天，感激那三百天。它教会我，即便走在逆境逼仄的窄路上，依然能迈出从容不迫的步伐，听见内心真实的声音，将一片精神的荒芜，经营成生机盎然的园林。

那三百天，那十个月，是我人生的“闰月”，是额外得来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