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坐在最后一排的男生,我至今记得。在被称为“慢班”的教室里,他的眼神总飘向窗外。班主任曾叹息:“刚入学时,他眼里有光。” 这不是孤例。在按成绩划分的班级里,“慢班”的标签,成了师生心头沉重的枷锁,教学,也成了一场看不到希望的跋涉。
后来,我成为校长,那个男孩的眼神和那个问题,始终萦绕着我: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才能真正看见每一个孩子,点燃每一个孩子?直到我们毅然踏上“平行班小班化”的探索之路。
那一年,九年级三百二十多个孩子面临中考。按“传统”,分“快慢班”似乎是效率最高的选择。但我们无法接受——凭什么在十三四岁的年纪,就要被贴上“快”或“慢”的标签?我们决定,将孩子们均衡分成八个班,每班约四十人。分班时,我们像绘制一幅丰富的画卷,综合考虑学业、品行、特长、性别乃至家庭背景,让每个班都成为一个健康的微型社会。
结果是令人欣慰的。第二年中考,学校成绩取得了突破。而更让我触动的,是校园氛围的微妙变化:曾经因“快慢班”而产生的无形隔阂冰消雪融,老师们的心聚到了一起,而孩子们眼中的光,更亮了。
从第二年起,我们将这个模式推广到七、八年级,校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教育质量逐步实现了“高普及率”“高合格率”“高升学率”的目标,学校发展进入持续向上的良性循环。
走过这段路,我愈发体会到,平行班小班化绝非简单的分班方式改变,其内核是对教育公平的坚守。它意味着教育起点的公平。平行分班拆除了‘快慢班’的无形高墙,避免了过早的标签化,让所有学生享有同等的师资与关注。而小班化,则为因材施教提供了真正的舞台——在这里,分层教学、个性辅导得以实现,这远比简单粗暴的分等更为科学与人性。
不仅如此,小班化带来的,更是生均教育资源的‘隐性’提升。这里所说的教育资源,不仅包括硬件设施,更涵盖了教师的精力、时间、关注度以及情感投入。其中,教师的精力与时间,才是最宝贵的资源。在班级规模过大的情况下,教师分配到每位学生身上的管理时间、个性化关注与学业辅导必然相应减少。笔者曾多年承担两个班级的数学教学任务,甚至有过跨年级授课的经历。一日连续授课后,面对百余份作业,批改成了‘流水线作业’,只能追逐对错符号,无暇顾及字迹工整与否,更别说思考过程。学生在我眼中,有时只是一个模糊的姓名和一堆亟待订正的错题。相反,班级规模缩小后,我不仅能仔细批改每份作业,还能在空白处写几句鼓励的话。更重要的是,我能看清每个孩子解题时的思维轨迹,知道小芳会在函数这里卡住,小明总是在最后一步粗心。这种对个体的洞察,是教育最珍贵的部分。这样,学生学得更好、效率更高,学习负担相对减轻,也真正享受到了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
当然,这条路并不平坦。笔者曾在某县城民族中学当校长期间,亲历改革困境。由于学生规模大、师资相对紧张,加之部分领导、教师乃至家长观念尚未转变,对平行分班不理解、不支持,“择班”“选班”现象盛行,甚至出现行政干预。最终导致改革步履维艰。这段经历让我明白:没有坚定的信念和系统的支持,再好的理念也难以落地。特别是观念阻力与制度惯性是比资源不足更顽固的障碍。
如今,回想起来,平行班小班化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它回归了教育的本质——关注每一个具体的人。当班级规模适度,教师才能成为真正的园丁,了解每株幼苗的习性,知道谁需要更多阳光,谁需要适当修枝。而平行分班,则让每个孩子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相信自己也拥有无限可能。
现在,我虽已离开了那个岗位,但那段岁月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我时常想,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在那广袤的义务教育原野上,为每一株幼苗,争得一方同样肥沃、同样能沐浴阳光雨露的土地。我们不要那催生的温室,也不要那被遗忘的角落。我们只愿,春风入座时,这四十个座位上的每一个孩子,都能被暖意轻轻地、稳稳地托住。
教育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教育者的勇气,需要制度的保障,更需要社会各方的理解。而当我看到孩子们在公平、有爱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时,我深信:这条路,值得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因为教育的使命,不只是让一部分孩子发光,而是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