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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故事后来漫长的叙述里，母亲死去的那个清晨并未被任何人郑重记下。她从睡梦中醒来，看见母亲仍旧侧身躺着，只是那具身体早已枯萎，连夜的雨从破损的窗缝间渗进来，一滴一滴落在母亲灰白的脸上，替世间完成一场迟来的清洗。死亡并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早已在这间屋子里徘徊了许久，预先宣告过自己的到来。她没有哭，也没有呼喊，只是照常洗净脸，梳好头发，扣紧衣领，随后轻轻掩上房门，回到那份长久的工作中去。
饭馆在公司后面的巷子里，门脸不大，靠窗的位置全坐满了人。他们到得不算早，桌上的冷盘已经动过一轮，几个同事正为了谁该给新来的部门经理敬酒而争执。她坐在靠墙的位置，外套搭在椅背上，一整晚都没有喝那杯服务员替她倒好的温水。
雨是在八点多下起来的，起初没有人注意，窗外的霓虹灯亮得很，雨丝落在玻璃上，吹得桌上的纸巾一张张翻起。他们散席时，清蒸鱼已经只剩下一副骨架，有人提议再去喝一杯，有人站在门口给家里打电话，也有人把手机贴在耳边，反复说明自己没有喝多。一个男人替几个同事叫车，问清他们住在哪里，又把一个人忘在椅背上的外套递过去，他做这些事时不显得特别耐心，也不显得不耐烦，仿佛周五夜里替人收拾残局本就是他应当做的一部分。她手里捏着一张被雨气浸软的纸巾，站在车站檐下等他。
电子屏上显示六路车还有三分钟，三分钟过去以后，六路车仍然还有三分钟，等车的人只是把湿了的鞋尖往里收了收，继续低头看手机。雨水沿着站牌往下流，落进路边的积水里，里面漂着烟头、落叶和一枚不知道是谁掉下来的硬币。
他问她要不要叫车，她说不用，过了一会儿，六路车终于从高架桥下面开出来，在他们面前停稳。车门打开，里面的人很少，靠窗还有两个空位。他先迈出去一步，才发现她没有跟上来。她站在原地，把手放进外套口袋，摸到那串一直没有换掉的旧钥匙。忽然觉得今夜的雨下得太久，久得像有人正从很远的地方往这里赶。
“怎么了？”他问。
她看着那辆车关上门，从他们面前慢慢开走，过了很久才说：
“再等一辆吧。”
他们在一起快一年了，而春天的雨总是伴随着黏稠和青涩，从餐馆出来的时候她闻到自己身上沾着清蒸鲈鱼的烟草味，还有红酒不小心洒在袖口留下的那一小块深色的印记，这些气味混在二月的夜风里很快就散了。他走在旁边，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忽然说起附近新开了一家小酒馆，调酒师据说是从北方某个城市来的，会调一种加了柚子皮和某种他说不上名字的烈酒的鸡尾酒。她说好，声音轻得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他们看到很多的后脑勺和侧脸，被一种介于金黄和琥珀之间的灯光浸泡着。氛围是从门缝里先漏出来的，屋内的声音保持着一种低沉的、持续的节奏，门推开之后就完整了，酒杯碰在大理石台面上清脆的一声，某个女人突然爆发的大笑，冰块在金属调酒器里被摇碎的哗啦哗啦的声响，还有那始终铺在底下的贝斯。
他找到角落里的位置，牵着她绕过一张又一张小圆桌，她的手肘轻轻擦过一个男人西装外套的袖管，那面凉得像某种爬行动物的皮肤，她下意识地说了一声不好意思，那个人没有听见，或者说听见了也没有回头。坐下来之后她看着他的嘴唇在动，他在说话，在跟走过来的服务员点酒，他的嘴巴一张一合，她忽然想起今天下午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的那个时刻，手边放着一杯运动饮料，打印机在身后咔咔地吐着纸张，那种机械的、持续的声音和此刻的爵士乐在某一个频率上惊人地相似。那些穿着绸缎裙子和西装的人们从她身边走过来又走过去，他们笑得很大声，杯子举得很高，牙齿在琥珀色的灯光下闪着湿润的光泽。她看着他们，就像隔着公交车窗看一场暴雨中的街景，一切都近在眼前，但她知道自己是淋不到的。
雨停的时候，吧台顶部那盏琥珀色的灯忽然闪了一下，就在那个瞬间，杯底的冰块全部停止了融化。她低头看着自己那杯酒，柚子皮的碎屑悬浮在某个固定的深度，不远处的笑声也在那个瞬间断裂成碎片。她的目光忽然越过他的肩膀，落在靠窗第三个座位的女人身上，那个女人穿着一件深绿色的丝绒裙子，正在低头翻一本看不出名字的杂志，手指翻页的动作极其缓慢，慢到纸页与纸页之间的摩擦声像某种乐器在远处被拨动，那本杂志的封面上似乎印着一些会动的人——或者只是光线太暗，她看着不真切。
“在看什么？”他的声音像从水底浮上来的。
她没有回答。调酒师在那头摇动调酒器，冰块撞击金属的声音在某个瞬间听起来像钟声，像凌晨两点教堂里没有人听见的那种钟声。他在她面前放下一只很小的玻璃杯，里面的液体接近透明，只在杯底沉淀着一丝类似蓝的东西。他说这是他新调的，还没取名字，请她尝尝。她端起来，手指触到杯壁时感觉到一阵极其轻微的震颤，像是有一颗极其细小的心脏在里面跳。她把它凑到唇边，那蓝沿着杯壁缓缓爬上来，在液面上画出一种缓慢变化的图案，看起来像某条她从未见过的河。
“你知道吗，”她放下杯子说，“我母亲死的那天早晨，雨是从窗户缝里渗进来的。”
他看着她，嘴唇动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他的脸上没有出现惊讶或疑惑，就好像这件事他已经听过很多遍，或者他觉得自己早就知道。
“她在床上侧躺着，脸朝墙，雨就那么一滴一滴落在她脸上。我觉得那些雨滴是早就等在那里的，等了一整个冬天，就为了等她在确定要死之后替她洗脸。”
她说完这句话，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哭。反而是被邻桌那个穿深绿裙子的女人吸引住了，她看着她微笑，看着她在杂志上指指点点。
“我该回去了，”她说，“家里窗户还没关。”
他点头，把两个人的酒钱放在桌上。出门的时候，外面的街道已经干了。地面反射着路灯的光，像是刚刚被一层很薄的冰覆盖过。
雨停了，但空气里还残留着那种雨后的、近乎甜的腥气。她走在前面，他在后面大约半步的距离，经过站台的时候，六路车的电子屏已经熄了。站牌下那枚硬币还在积水里，表面凝结着一层透明的膜。她停了一下，弯下腰想把那枚硬币捡起来，但手指触到水面的时候，那膜破了，水重新流动起来，硬币沉下去，不见了。
“有时候，”她说，直起身，“我觉得雨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是从地下长出来的。”
他没有接话，只是走快半步，把自己的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悬在半空中，在等她的手自己放进去。她没有放。
到家的时候，她发现母亲那间屋子的窗户不知被谁关上了。窗缝里夹着一片干枯的梧桐叶，叶脉清晰得像是用墨水描过的。她站在门口看了很久，觉得那片叶子是某种书签，夹在一本她还没有读完、可能永远也读不完的书里。
夜还很深。她在自己房间里坐下来，外套没有脱。窗外的天是那种极深的蓝色，近于黑，但仔细看又透着一丝亮。她忽然记起来，去年八月他们也曾在一家酒馆里坐过，那家酒馆的后门外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那天晚上的风把银杏叶吹了一地，她用脚尖踢着那些叶子走，一直走到街角的便利店才停下。
她不知道八月的风为什么会吹来二月，也不知道母亲的身体会在这间屋子里慢慢变凉之后，是否还会恢复到某种她无法理解的温度。她伸手摸了摸自己脸颊，发现那上面并没有雨水，但湿漉漉的，刚被谁用指腹轻轻擦拭过。
窗外，雨又开始下了。这一回，雨滴落下来的声音和下午在办公室里打印机吐纸的声音一模一样，咔咔咔，在深夜里显得极其空旷，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替她把一页一页还没写完的东西撕下来，叠好，放进口袋里，然后继续走路，穿过那些还没到来的季节，走进一个她可能永远也到不了的、永远的立春之后的第一个周五。
第二天醒来时，雨已经停了。
她仍旧穿着昨晚的衣服，侧身躺在沙发上，外套的一角压在脸下面，留下几道很浅的折痕。手机掉在地板上，屏幕朝下，闹钟已经响过一次。窗帘没有拉，上午的光从楼房之间照进来，把房间里所有东西都照得比平时旧了一些。
她坐起来，先看见床边那双沾了雨水的鞋。
鞋尖已经干了，边缘结着一圈灰白色的泥。她盯着它们看了一会儿，才记起母亲还在隔壁。
房门仍旧虚掩着，和昨天早晨离开时没有区别。母亲侧身躺在床上，面朝墙壁，被子只盖到腰部。那片夹在窗缝里的梧桐叶不见了，地板却是干的，连昨夜雨水渗进来的痕迹也没有。她走近一些，看见母亲脸上的水已经蒸发，只在耳根和枕套接触的位置留下一小块深色。
她伸手碰了碰母亲的肩膀。
身体比她想象中更硬。
这个发现使她感到一丝轻松。她忽然想起自己还没有报警，没有叫救护车，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昨天一整天，她坐在办公室里修改一份并不紧急的表格，参加部门聚餐，在公交站错过一辆车，又去酒馆喝了一杯几乎没有味道的酒。那些事情曾经依次发生，现在却像同时挤在她脑子里，没有一件能够说明另一件。
她拿起手机拨打急救电话。
接线员问她病人是否还有呼吸，她说没有。
“什么时候发现的？”
“昨天早晨。”
说完以后，她才意识到自己使用了“昨天”这个词。窗外有人拖动金属垃圾桶，发出一阵漫长而刺耳的摩擦声。她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日期，星期六，二月七日。
接线员沉默了一下，让她不要移动死者，保持房门畅通。
救护车到得很快。两名急救人员进门时带进来一股室外的冷气，其中一个年纪很轻，鞋套在玄关处撕坏了，他低头重新换了一只，向她说了声抱歉。另一个人走进卧室，检查母亲的瞳孔、颈动脉和手腕，随后掀开被子看了一眼。
他们说话时尽量压低声音，却并没有低到让她听不见。
“家属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昨天早上。”
年长的急救人员抬头看她。
“确定是昨天？”
她点了点头。
那个人没有继续问，只让年轻人联系派出所和社区医生。年轻人走到客厅打电话，反复报了两遍地址，中途回头看了她一眼。他的眼神里没有怀疑，更接近一种工作中突然遇到不合常理之处时的迟疑。
她站在卧室门口，问：“有什么问题吗？”
年长的急救人员把被子重新盖回母亲身上。
“具体死亡时间要由医生判断。”
“她是昨天早晨去世的。”
“我们不能现在下结论。”
他说得很客气，但没有看她。
社区医生半小时以后赶到。他检查得比前两个人更仔细，在母亲的手臂和腿部按了几次，又询问她是否患有慢性疾病、最近有没有服药、前几天是否出现过胸痛或呼吸困难。她把药盒拿给他看，盒子里从星期一到星期四的格子都是空的，星期五那一格里还剩着两粒药。
医生将药盒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的生产日期。
“你们平时住在一起？”
“是。”
“昨天一天，你没有再进过这个房间？”
“没有。
”也没有和她说话？”
她没有回答。
医生把药盒放回桌上，摘下手套。就在手套脱离指尖的一刻，发出了一声很轻的脆响，和昨晚酒馆里冰块撞击杯壁的声音相似。
“从尸体现象看，”他说，“死亡时间可能不止一天。”
她抬起头。
“什么意思？”
“只是初步判断。”
“她昨天早晨还活着。”
这一次，医生没有立刻纠正她。他看向床上的母亲，随后又看了一眼封好的窗缝。
“你最后一次看见她活着，是什么时候？”
她想说昨天早晨。
这句话已经到了嘴边，她却忽然记不起来，昨天早晨的母亲是否真正睁开过眼睛，但她记得窗外下着雨，记得雨滴落在母亲脸上，也记得自己洗了脸、梳了头、扣紧衣领，但在这些画面之间，似乎缺少一个极小的部分。
可能是一句话，一个动作，或者只是一次呼吸。
“前一天晚上。”她最后说。
医生低头在表格上写了几笔。
警察到达以后，又把相同的问题问了一遍。她的回答变成了星期四晚上。她说母亲当时已经睡下，她从门口经过，看见屋里没有关灯。警察问她们是否发生过争执，她说没有；问母亲是否有自杀倾向，她说没有；问家里是否丢失财物，她仍旧说没有。她说得越多，越觉得这些回答并不完全属于自己。
楼道里逐渐聚起了邻居。有人穿着拖鞋，有人抱着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青菜，还有人站在楼梯转角给别的人打电话。母亲被抬出去时，住在对面的老太太拍了拍她的手背，说她母亲前几天还替自己拿过一次快递。
“哪一天？”她问。
老太太愣了一下。
“就前几天。”
“星期几？”
“这谁记得。”
母亲的身体从她们中间经过，装进一只深蓝色的袋子里。拉链合上之前，她最后看见的是母亲的左手。那只手垂在担架边缘，无名指微微弯曲，像还握着某件已经被人取走的东西。
人全都离开后，屋子忽然变得很大。
她在母亲房间里坐了很久。床单上保留着身体压出来的轮廓，枕头旁边落着几根灰白色头发。她把药盒重新打开，发现星期五的格子里只剩下一粒药。
她记得刚才明明有两粒，她把药盒倒过来，在桌面上轻轻磕了几下，没有东西掉出来。抽屉、床底和墙角都找过以后，她开始怀疑是自己看错了。
下午，公司部门经理打来电话。
他先说自己已经听同事提起这件事，又说下周的工作可以暂时交给别人，最后问她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他的语气比平时慢，每句话之间都设想留出一段足够她哭泣或者道谢的时间。
她说不需要。
挂断电话以前，经理忽然想起另一件事。
“昨天你走之前打印的那份材料，还在打印机旁边。”
“什么材料？”
“项目季度总结。二十多页，没装订。”
“我没有打印。”
电话那边安静了几秒。
“系统显示是你的账号。”
她想起昨天下午打印机在身后持续吐纸的声音。当时她没有回头，只觉得那种机械的节奏和酒馆里的爵士乐在某个频率上十分相似。
“可能是我忘了。”她说。
星期一回到公司时，那份材料已经被人放在她的桌上。
纸张边缘微微卷起，曾经受过潮。前二十六页都是她熟悉的表格、图表和修改意见，只有最后一页没有页码。
那一页上没有文字。
纸张中央印着一张灰暗的照片。照片里是一间她从未见过的办公室，桌椅的式样十分陈旧，窗外正在下雨。一个年轻女人坐在最靠里的工位上，侧着脸，低头整理一沓文件，女人穿着母亲衣柜里那件深绿色的旧外套。
她把照片从文件中抽出来，翻到背面。背面有一道浅蓝色的水痕，从纸张左下角一直延伸到右上角，像一条尚未画完的河。水痕旁边用铅笔写着一行很小的字：
周五，她没有回家。
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身后的打印机忽然启动了，没有人发送文件，指示灯也没有亮。机器内部传来齿轮缓慢转动的声音，随后，一张空白的纸从出纸口一点一点伸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