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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之后，生产队里发生了鸭子被偷的事。
夏维良当上生产队长以后，队里集体搞了些副业，养了一头母猪，十几头仔猪，在两个池塘养鱼，另外还养百十只鸭子。
母猪是用来生猪崽儿的，十几头仔猪长肥了多半是卖给食品站，留下三四头，等腊月二十以后杀了，分给社员猪肉过年。鱼塘养的鱼一般不卖，也是等腊月积塘，分给各家各户过年。
鸭子每天都要进鸭栏的，生蛋季节，鸭蛋每天都要过秤进库房，等聚齐一笆斗了，也卖到食品站去。
除了分给社员的，其余卖猪、卖鸭蛋的收入都归生产队集体开支。
生产队的鸭栏就在牛汪塘旁边。队里安排专人放鸭子，放鸭人早上从鸭栏里点数，把鸭子吆到石羊港、芦苇荡收掉了庄稼的地里去觅食，晚上回来都要点数，确认没有讹错。进鸭栏后，由饲养员夏维聪代为看管。本来点数的事也应有看管人做，因为维聪不识数，生产队会计就安排夏有江每天点鸭数进出栏。
这天早上，鸭子要出栏，夏有江点数，发现鸭子少了一只。放鸭人与夏有江一起又点了一次，还是少一只。放鸭人、夏有江俩人分别点，还是少一只。确定九十四只无疑，比昨晚进栏时少一只。
鸭子夜里少了一只，是板上钉钉的事。可这责任由谁承担？只能是看管人夏维聪。以往最喜欢叫嚣、喜欢揭发、喜欢抓人辫子的夏有江这次没有声张，没有向生产队长夏维良报告，也没有向生产队会计汇报。他悄悄跑到大队部，直接把这事报告给了大队民兵营长夏有桥，说有一只鸭子被盗。
夏有桥说：“这事该治保主任方庆尧管。”
夏有桥虽是这么说，但心里特别想管这件事，况且他打心眼里就没瞧得起治保主任方庆尧——那小子不知交的什么狗屎运，才二十岁就当上了治保主任，嘴上都没毛。
夏有江把夏有桥当成自己坚强的后盾，才直接来向夏报告。夏要是不管，说不定自己那点卑鄙的小心思就会落空，于是说：“夏营长，你是前辈，这事你管才合适。”
夏有桥眨了眨眼睛：“倒也是，方主任到三队去，社员群众不一定把他放在眼里，队长夏维良更不会拿他当回事的。”
夏有桥马上起身，准备随夏有江去出门，后又回头转进屋，轻声念叨：“我一人去不妥。”这才叫来了治保主任方庆尧，一起带上两个民兵，背着枪，赶到三队，调查鸭子被盗事件。
他们先找来放鸭人，确认鸭子少掉一只是事实，接着就叫来了看管人夏维聪。
治保主任方庆尧不知自己是主角还是配角，见了夏维聪开口便问：“鸭栏是你看的吗？”
“是的。”
“你夜里在哪里？”
“就在牛房，醒了就到鸭栏边转转。”
“鸭子被人偷了，你知道吗？”
“不晓得。”夏有江在向大队报告前，没透露半点风声，连看鸭人夏维聪都被蒙在鼓里。
“鸭子被盗，集体财产受到损失，你知道你有多大的责任吗？”夏有桥插了一句，口气特别严厉。
“责任？！”面对突如其来的责任，连一角八和一角二哪个钱多哪个钱少都弄不清的夏维聪，如泰山压顶，一下子崩溃了。
当方庆尧和夏有桥想再往下问夏维聪话时，夏维聪不但腿抖，嘴也在不停地抖动，支支吾吾不知说的是什么。
再问下去，也问不出名堂，夏有桥和方庆尧打算去找生产队干部再了解情况。在一旁的夏有江眼珠子一转，开了口：“去夏维聪家里看看，问问他的瘸腿老婆。”
正在地里组织社员薅秧的夏维良，听说大队民兵营长夏有桥和治保主任方庆尧在生产队牛房，随即赶了过来。见夏有桥和方庆尧正在带着民兵朝夏维聪家走去，便跟了上去，他这才知道昨晚上队里的鸭子少了一只。
“鸭子少一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被黄鼠狼、水獭猫叼去的，都有可能，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维良想到去年鸭栏里也少过两次鸭子，边走边向夏有桥和方庆尧说明这一情况。
方庆尧严肃地说：“要是那样就没问题了，若是被人偷了，性质就严重了。”
正说着，他们一行人就到了维聪家门口，见瘸腿三婶在屋内做针线活，随意招呼了一下，也没问什么。瘸腿三婶微笑着对他们说：“到家里坐坐，地方小。”
“先到隔壁，到我家坐坐，喝口水。”维良感到在维聪家里坐，地方真的小了些。
夏有桥和方庆尧随着维良进了维良的家，两个民兵还有一起跟过来的夏有江没有进屋。
维良让二女儿秀兰烧点水，招待大队来的干部。秀兰从水缸里舀了两瓢水倒进外锅，在灶膛口点上火，用火叉向灶膛里推送了一把麦秸草，刚抽起风箱，锅里的水还没泛泡呢，外面的民兵就进来了：“在夏维聪家屋后的灰堆里发现有鸭毛。”
夏有桥、方庆尧，还有维良立即来到维聪家屋后，一看灰堆里正飘着鸭毛，用树枝拨了拨灰堆，一小堆鸭毛，足有一只鸭子的鸭毛多。
这一发现，让夏有桥和方庆尧再也坐不住了，他们水也不喝了，带着民兵立即返回牛房，押着饲养员夏维聪，就回了大队部。
在夏有桥和方庆尧的一番推测审讯后，认定夏维聪监守自盗，决定送公社派出所处理。
维良向方庆尧解释：“不能见毛就是鸭子，依我看，凭夏维聪的个人品行，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方庆尧反驳道：“抓奸抓双，捉贼捉赃，夏维聪把鸭毛藏在自家的灰堆里，人赃俱在，鸭子还能不是他偷的？”
夏有桥又进行补充：“维良队长，你与夏维聪是没出五服的兄弟，又是邻居，你的评价没有说服力。”
夏有桥、方庆尧都把夏维良当成了包庇偷鸭贼的说客了。
夏维良感到委屈，自己作为生产队长，在这些大队干部面前都没法说理，更何况维聪呢！维聪脑子不灵俏，见人不敢说话，面对大队干部的审问，面对咄咄逼人的强大攻势，还不知会怎么样呢！维良只好又是找大队书记，又是找公社蹲点的副书记郑秉贵，最后才争取公社同意：因夏维聪无儿无女，是五保户，可不送公社派出所，但不得再看管鸭栏，不允许再养牛了。
几天后，人们在石羊港的弯道处发现了维聪的遗体，维聪是投河自杀的！一个宁可自己吃苦也不愿让牛吃苦的人，一个宁可自己饱受委屈也不愿伤及他人的人，被人栽赃冤枉得连命都不要了。
维聪的自杀，受打击最大的是瘸腿三婶，她哭得死去活来，几次昏厥过去。有福虽小，但他内心藏着大人们不知道的东西，还不能说出来，也伤心地哭了。整个三队，稍有一点天理良心的人都哭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老夏说起这件事，还几次从角铁床边的床头柜上抽出纸巾，擦拭那不止的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