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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突如其来的“两广事变”，惊醒了静子的鸳鸯蝴蝶梦，随着陈煜锒铛入狱，吉野特务机关认为他没有了利用价值，遂改变原计划，命令静子随同今井芳子去香港潜伏。
心里纵有一万个不情愿，静子却是不敢抗命。到了香港，她的心里老是牵挂着陈煜。她知道，不管是中国抑或日本，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只要沾上边，落败者即使躲过一死，也要蹲上几年甚至一辈子的监狱。
爱莫能助，一个弱女子除了内心凄苦般的祈祷，还能怎么样？原以为棒打鸳鸯散，这段异国情缘就此划上了句号。可未曾想，上天眷顾，他俩竟然在舞厅里相遇。
香港是租界，日本人怯于英美势力，不敢过于渗透。静子在舞厅里当舞女，为的是接触英美官员，从中套取有利于日本武力扩张的军事情报。所以说，她属于“燕子”式间谍，活动相对自由，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也没有自己人在暗中盯梢，两人得以暗筑爱巢，重温旧情。
一个月后，日寇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南大门，占领了广州。因为陈煜曾经在省会公安局特别侦缉队任职六年，有着一定的反侦探能力和社会关系网，因而他被军统列入在广州潜伏的派遣名单上。
不过，谢镇南考虑到他和静子之间的关系，允许他行走于广州香港两地。
从他俩的爱情波动线图上看，除了陈煜坐牢那年跌入低谷，整个走向还算相对稳定。虽说不在同一阵营，但他俩主打的是感情牌，不会因为战争进入白热化状态而降温或崩盘。
静子和松下启程没几天，陈煜经谢镇南批准，带着一个特工小组绕道韶关，一路跋涉，于月底也回到了雷城，他的任务是当静子的联络员，暗中监视这股日特的动态，查清他们的人数以及终极任务。
谍战剧里的谍战为了博眼球挣票房，往往是充满着惊险与悬念，节奏紧张得令人窒息，气氛恐怖得让人触目惊心。诸如在枪口下撬开保险柜窃取机密文件，甚至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等等。
而真正的谍战，是一个贝类含珠的过程，当外界的虫子或者沙子进入贝类的体内后，软肉受到刺激，就会分泌一些珍珠质，将这些异物包裹起来，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痛苦折磨，含沙成珠。
如果说情报领域有如大海波诡云谲，那么这些间谍就是蚌、蛤、牡蛎等贝类，看似不起眼沙子或虫子，就是情报的珠核。
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在对外武力扩张的过程中，离不开这些“贝类”推波助澜，他们潜入中国各个战略要地，进行长时间踏勘和探察。
1888年由井上陈政撰写的《禹域通纂》和1892年由日清贸易研究所荒尾精和根津一编纂的《清国通商综览》，堪称是日本人了解中国的百科全书，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领域，为日本侵华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大量翔实的数据与重要信息。
厚达三册长达两千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其消耗的时间、人力、财力可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这一扛鼎之作，足以彰显出日本间谍的耐力与意志力。
与吉野、中野顺三等老牌特务相比，松下和静子在雷州的潜伏时间就微不足道了，但对陈煜而言，简直有着度日如年的感受。诚然，在自己的地盘上，和静子近在咫尺却不能鹊桥相会，怕被暗中盯梢的日特察觉，连多看她一眼都成为一种奢侈。
松下和静子以兄妹相称，租住在曲街一幢两层小骑楼里，这里商号林立，是雷城人气最旺的一条街。每逢赶圩日，车水马龙，水泄不通。而他俩整日忙于生意，似乎没有什么异常行动，其周围也没有可疑人物出现，可见这股日特真的是沉得住气。
1939年11月，日军大本营为切断桂越国际交通线，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派遣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及海军陆战队共3万余人于15、16两日在钦州湾多处登陆，占领防城、钦州后向北挺进，24日占领南宁，据守外围高峰隘和昆仑关两个战略据点，切断了桂越交通线，对国民党政府造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策应桂南地区的作战，牵制中国军队增援桂南战场，扩大在广州以北的占领区，日本南支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于12月中旬指挥104师团、18师团、近卫混成旅团、160师团一部等约5万多人，分三路向粤北进犯，企图攻占翁源、曲江、韶关，消灭粤军主力。
桂南和粤北都打成了一锅粥，粤军主力知耻而后勇，浴血粤北，苦战日寇。
为了配合粤军主力作战，活跃于敌后的国共抗日游击队、情报人员也和敌人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破袭战、情报战。
军统广州分站的特工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面对着日军凶悍的宪兵和狡猾的特务机关，他们无所畏惧，执行伏击、暗杀、爆破、投毒、窃取情报等任务，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几乎伤亡殆尽。
这个时候，谢镇南像一个输光了钱的赌徒，顾不上雷州的日特了，急调陈煜率特工小组回广州收拾残局，重建情报站。
陈煜不敢抗命，留下心腹黄畅生，面授机宜后，即带上特工小组，日夜兼程，赶到佛山平洲，和汤化平的别动队会合。
汤化平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
1937年，他奉广州市长曾养甫之命，在广州河南区招募训练两个营壮丁，成立广州市抗日自卫团。
广州沦陷后，汤化平并没有随粤军主力逃往粤北，为了掩护难民向东，西郊，白鹤洞一带疏散。他率部在小港路和日军步兵骑兵300余人激战。终因粮尽弹绝，伤亡过大，被迫转移到佛山。
一路上，他奉命收容粤军散兵游勇，计有数千人，组建为“广州区游击别动队”，在平洲，三山，龙眼洞，容奇，江门，一带打游击。
陈煜和汤化平私人关系很好，曾经带着军统广州站的特工于1938年底配合别动队在广州与日军作战20余次，毙伤敌200余名，击沉敌艇3艘。翌年一至四月，协同作战，出击30余次，毙伤敌100余人，击沉敌船5艘，焚毁敌机5架。
不幸的是，他手下悍将梁容焕、黎庭、黄福、李福、梁权、同方在战斗中受伤被捕。这六名铁骨铮铮的汉子，不屈服于日军酷刑，英勇就义。
陈煜的代号是“青狮”，文殊菩萨的坐骑，静子的代号是“谛听”，地藏菩萨的坐骑。厨役李昌德毒死19名日军后，日军特高课机关长吉野从代号中也曾怀疑“青狮”藏在寺庙里，对广州所有僧人杂工遂一一甄别，而在此时，陈煜已回雷州，从而躲过吉野的追捕，也躲过了日军宪兵和特高课网格式的清剿。
军统广东站是在陈济棠垮台后才建立的，在发展过程中又受到余汉谋的限制，力量比较薄弱。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岑家焯、研森洲、吴日昌、李式曾先后任站长。广州沦陷后，李式曾叛变投敌，任广东维持会保安处副处长，这对军统广东站而言，无疑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在这个紧要关头，谢镇南临危受命，率百余人潜回广州，支撑岌岌岌可危的局面。这些从香港过来的军统特工，虽然没有群众基础，但凭着一腔热血和过人的胆识，一度与敌人杀得难分难解。
假如不是谢镇南回韶关履行站长之职，假如不是陈煜回雷州监视松下等日特，也许，军统广州站就不会输得那么惨。
然而，世间没有假如……现在只剩下陈煜的特工小组了，要想重建军统广州站谈何容易？
殚思竭虑之下，陈煜想到了汤化平，只有借兵，才有可能纾困解难。
汤化平倒是爽快，一听陈煜的来意，从部队里挑出数十名身体强壮且枪法较准的广州籍或佛山籍的士兵，经过快速培训，正式入编于军统广州站。
潜入广州第一天，陈煜率部夜袭天河区的日军航空修理厂，击毙日军和日籍技术员几十人，焚烧日军飞机数架。
长途奔袭，陈煜并没有因为成功而沾沾自喜。他知道，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日军宪兵和特务队必定是炸了营乱成一团，特别是李式曾这条认贼为父的恶狗，准会第一时间扑过来。
李式曾是复兴社香港区十三太保之一，曾任澳门组组长。复兴社改名为军统后，他任军统广东站站长。如此，他的叛变，敌占区里的军统还有活路吗？
军统局本部曾经多次派遣超级杀手潜入广州，意欲清理门户，但李式曾熟悉军统套路且在日本特高课卵翼之下，这些军统的超级杀手不是遭到李式曾反杀，就是铩羽而归。
谢镇南急调陈煜回站，纯属一种无奈之举，明知这是飞蛾扑火，可也要扑呵。不然，他如何向军统局本部交代？死一个陈煜无所谓，至少让敌人知道，军统广州站还在。
死鸡撑硬颈，这回倒是让他撑对了。陈煜入军统仅三年，不是军人出身，属于书生型特工，思维方式、出牌套路和李式曾截然不同。
他在汤化平的别动队里挑选广州籍或户籍在郊区的士兵培训为特工，就是为了长期潜伏。飞蛾扑火的精神固然可赞，但如果不能孵化出自己的力量，凭什么扑火？
夜袭日军航空修理厂后，按事先制订的计划，陈煜将特工们化整为零，遣返原籍，转入地下活动，发展外围人员、暗杀日寇汉奸、搜集敌人情报等。
这种布局，用陈煜的话来说，就是在黑暗之中抓一把小钉子乱散在敌人的脚下，既有隐蔽性又有震慑性，由于每枚小钉子独立存在，和别的钉子没有依赖的必要，即使敌人拔掉一枚或数枚小钉子，也不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威力。
遣散完毕，陈煜带着吕一品的行动组转移到番禺区市桥附近的沙头乡，和刘文楷的情报组会合，这里是汪伪第20师副师长兼第40旅旅长李辅群的地盘。在此之前，李辅群已被刘文楷策反，在李辅群的庇护下，他们设置秘密电台，有条不紊地开展谍报工作。
1940年5月，广东汪伪政府在日军枎植下正式成立，由汪精卫内弟陈耀祖代理广东省主席，兼任建设厅厅长、保安司令，原维持会会长彭东原遭到汪家势力排斥，屈居伪广州市长之职。
维持会保安处改为省警务处，原维持会副会长兼保安处处长的吕春荣任伪广东省政府副主席兼广东和平救国军总司令。警务处长则由李道轩出任，李式曾也分到一块骨头，当上警务处副处长。
伪省府下设警务处，直隶于汪伪中央警政部，兼受伪省政府领导，负责处理伪政权统治区警务，指挥、监督下级警察机关。它的性质与南京特工总部76号相同，是汪伪政府锐利的獠牙，充当日本军事侵略的帮凶和日军经济掠夺的工具。
李道轩接管警务处后，除设秘书室，改设第一、二、三、四科外，警审所、督察室、技士室、拘留所等与之前的保安处相同。
为了极力强化统治，进一步加强对广东的军事、金融控制等，汪精卫于翌年一月份授意陈耀祖任命自己的侄儿汪屺为伪广东省警务处长，亲信郭卫民为伪广东省会警察局长，另外增设保警大队，辖四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
这些汉奸为了争权夺利，手段已是公开化，派系之间的矛盾，也是日趋于激烈化。
广府汉奸大斗法，没有靠山的李式曾只能靠边站，虽然挂着一个警务处副处长的头衔，但没有实权，充其量是一块角料。幸亏日军特务机关长洪矢畸义郎认为他还有利用价值，让他在特务处行走，才不至于他被政敌当为软柿子捏。
事实上，他并不在乎这些汉奸在背后使坏，反正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捆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蹦不了多远也跳不了多高。他所害怕的是军统的家规，只要上了局本部的黑名单，任你躲入十八层地狱，也逃不过严厉的惩罚。
李式曾虽然知道背叛军统，背叛国家，有朝一日会死得很惨，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当上了汉奸，只好破罐破摔，抱着侥幸心理，绝地反击，不给军统有暗算自己的机会。
因为他知道，反击是一种最好的自我保护方式。诸如李士群和丁默邨等人，在上海杀得军统中统闻风丧胆，让自己的对手不敢起觊觎之心。
虽说他没有李士群丁默邨那样凭着实力与军统一决雌雄，可也是日军豢养的一条恶狗， 四处搜捕、屠杀抗日人士，摧毁军统广州站，还数次狙杀从重庆过来的军统特工。
血腥的手段，侥幸的成功，着实助长了他嚣张的气焰，认为有皇军当靠山，不说戴笠，就是蒋介石对他下追杀令，也是废纸一张。
狗仗人势，终有一天挨上一记闷棍，狐假虎威，到头来死在猎人的枪口下。说来让人难以置信，李式曾人生起点在澳门，而生命终结也在澳门。正是“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澳门是葡萄牙殖民地，1940年9月，葡萄牙与日本签订了《日葡澳协定》，宣布澳门中立，表示远离重庆政府，与日汪政府和谐”。日本则回应葡葡牙称，“澳门可以维持现状”。
在澳门当局默许下，日本特务机关在澳门大行其道，设立大量特务机构，宣扬“大东亚共荣圈”，暗杀反日人士。特务机关长叫泽荣作，军衔中佐，副职是山口久美。
与他们对决的是军统澳门站，站长郑鹤影，副站长张唯勤。广州沦陷后，军统澳门组撤组设站，直属于重庆军统局本部，下辖澳门、中山、石岐、小榄等地军统组。
在一场场殊死较量中，双方互有胜负，但总体上而言，军统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他们铁血锄奸，誓灭倭人，从而激发了澳门华人的抗战热情。
军统澳门站的暗杀行动愈发频繁，引起洪矢崎义郎惊恐不安，即派遣李式曾随同吉野的特务队潜往澳门，协助泽荣作特务机关反击，试图一举摧毁军统澳门站。
李式曾过去是军统澳门组的组长，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倘若他在澳门助纣为虐，军统澳门站将是在劫难逃。
此时的澳门，似乎还看不到战争的阴影，街道两旁的骑楼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招牌和广告，最为热闹的是福隆新街，近百家妓院打造了“濠江风月”色情圈，与数不清的赌场、烟馆等混杂在一起，构筑成一道灰色的产业链，远近闻名，不少达官显贵、三教九流在这里寻找刺激，嫖娼、赌博、吸毒，流连忘返。
临街有一个新华大旅店，并非位于喧闹的市中心和赌场区，门前整条老街沐浴在昏黄的灯光下，柔和得叫人分不清历史的棱角，路上青石的每一道缝隙，仿佛都是历史留下的伤痕。
这里曾经接待过来自葡国的使节或清廷高官，也是孙中山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到了民国，新华大旅店沦为平民化的私人会所，商贾士绅，赌徒狎客都可以入住，其中不乏有粤剧红伶、情报人员、港澳联络员等等。
吉野特务队进入澳门也是不敢招摇过市，一怕引来澳门当局干涉，误了大事；二怕遭到军统澳门站的狙击，出师不利。所以，他们以各种身份掩护，分批抵达指定地点，诸如日本领事馆、某某报社、日语培训班、商行等。
这些日本人的机构都是日特藏身之所或是秘密活动据点，泽荣作不相信中国人，因怕有泄密的可能，故他早就订好房，将李式曾和随来的三汉奸特务安置于新华大旅店二楼下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