扈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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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长篇小说《黑土地三部曲之丰年》
松花江的冰排一年一年地撞开春天，撞了七十多年。撞到一九七九年的那个春天时，冰排的声音和往年没什么两样——沉闷的、厚重的、一截一截往下游挤的声音，在呼兰河窄窄的河道里回响着。可那一年站在河堤上听冰排的人，心里知道，这次不一样了。
《黑土地三部曲之丰年》是“黑土地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第一部《捧土》回答的是“土地归谁”——那个在血与火中完成的农民觉醒；第二部《生根》追问的是“有了土地之后，人如何扎根”——那个在集体化道路上摸索、在风暴中坚守的漫长过程；第三部《丰年》面对的，是一个更复杂、更艰难、也更贴近我们当下生活的问题：当土地可以流转、当农民可以进城、当拖拉机取代了锄头、当推土机推到了村口，人与土地之间那条几千年来不可分割的脐带，还能不能接得住？
故事从一九七九年秋收之后开始。刘长河蹲在河滩地的田埂上，把最后一把麦粒埋进了土里。他修完了该修的田埂，留完了该留的种子，然后靠着那棵他爷爷种下的老榆树，走完了一生。他的死是安静的——像秋收后空旷的田野，像封冻前最后一条河，像一棵老树在冬天来临之前把所有的养分都收回了根里。王桂兰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把老屋的窗户纸重新糊了一遍，把刘长河的衣服一件一件拆了洗了缝了，把红英留下的蓝底碎花围裙改成了麦子的小罩衫，在围裙上绣了一朵小小的麦穗。她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才在腊月二十三那天晚上，跟着丈夫去了。
铁柱升任了呼兰县委书记。他把父亲用了一辈子的锄头把带到了办公室，立在墙角。每天早上走进办公室，他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把锄头把——锄柄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纹，裂纹里嵌着一粒干了的泥，那是刘长河最后一次握锄头时留下的。铁柱管着全县的农业改革，推行土地流转，被省里叫去谈话，回来后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对着那把锄头把坐了一整夜。他在想什么，小说里没有直接写。但读者会知道，那把锄头把比任何政策文件都沉。
刘建设从东北农学院毕业了。他站在留校和回村的路口——系主任说“你的毕业设计有实践基础，留下来带学生”；赵春梅问他“你是想留还是想回”；林薇从省农科院寄来一封信，说“那些数据放在你抽屉里，就是一堆纸”。他最终回了松江屯。但回村之后，他和赵春梅的婚姻遭遇了最大的危机——林薇的出现让赵春梅第一次面对自己埋藏了十几年的秘密：她曾经也想过回城。她曾经也是知青，她也有过离开松江屯的机会。她没有走。这个选择在她心里是什么分量，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赵春梅在第三部中不再是“刘建设的妻子”或“穗儿的母亲”或“村里的赤脚医生”。她是一个有自己历史的人。她与林薇之间不仅有一个男人，还有两条道路。林薇是“回城的人”，她是“没回城的人”。林薇激活了她心底那个从未愈合的伤口。但刘建设没有用“忠诚”来回应危机，而是用“信任”——他把她拉进了他的事业，让她管合作社的账。赵春梅拿着账本愣了很久，然后说：“你不让我管账吗？我写的。”那本账本后来跟刘建设那沓数据资料放在一起，一个管钱，一个管技术，成了合作社的两根柱子。
韩子健当选了松江屯的党支部书记。他引进新品种失败了，两百亩水稻绝收，村民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祖上就是地主，现在又拿我们的地瞎折腾”。他蹲在绝收的稻田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刘建设蹲在田埂另一头等着他，手里拿着一沓农技资料，说“试错了就再试”。韩子健的父亲韩少鹏从香港回来了——这个三十七年前抛下妻儿逃往香港的男人，带着一笔钱和满心的愧疚回到松江屯。他修了一条路，村里人叫它“赎罪路”。吴德福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沉默的话——“钱是好东西，但钱买不回我爹的命。”韩子健没有原谅他，但也没有拒绝他。韩少鹏死的时候，韩子健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直到手变凉。他在韩少鹏的旧皮箱里找到一件旧棉袄，里子上缝着两个字——“回家”。
麦子和穗儿在长大。麦子是红英用命换来的孩子，从出生就没有娘。她小时候问秀兰“我娘长什么样”，秀兰给她看照片；长大了问韩子健“我娘喜欢什么”，韩子健说“她喜欢吃青麦粒”；她问赵春梅“我娘生我的时候你在吗”，赵春梅说“我在哈尔滨，我没赶上”——那是赵春梅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麦子十岁那年，一个人去了红英的坟前，抠了一块坟前的土带回家，种在一个小碗里。过了几天，土里长出了一棵小草。她把那棵小草拿给韩子健看，说“爹，这是我娘”。穗儿是刘建设和赵春梅的女儿，她身上流着三重血——湖南的、哈尔滨的、松江屯的。她考上了大学，去了北京，做了关于东北黑土地保护的研究。她问自己“我的家乡在哪里”，答案不在任何一张地图上，而在她走过的每一条路上。
一九九八年，松花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呼兰河水位暴涨，河滩地全部被淹。韩子健组织全村人上堤坝抗洪，铁柱从县里赶回来站在堤坝上，刘建设带着合作社的拖拉机运送沙袋，赵春梅在堤坝上设了临时救护点。麦子开着拖拉机一趟一趟往堤坝上运沙袋，穗儿从哈尔滨赶回来，跑到堤坝上找到麦子，两个人站在浑黄的洪水面前争吵——“你回去，这里危险”“我不回去，这是我家”。那天夜里，堤坝保住了。第二天早上，铁柱站在堤坝上，看着浑黄的河水慢慢退去，说了一句——“地还在。”
二〇〇二年，松江屯的稻田一片金黄。韩子健开着拖拉机收割，刘建设在合作社里指挥调度，麦子开着另一台拖拉机在田里来回。铁柱坐在老榆树下，看着这一切。刘丰从学校跑回来，手里拿着一张奖状。赵春梅从卫生所下班，看见秀兰在院子里晒干菜。秀兰说“今年又是丰年”。那天傍晚，所有人都聚在老榆树下。麦子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红布包——刘长河留下的头粮麦粒，她一直留着——把麦粒撒在了老榆树的树根下。她说：“太爷爷，今年是丰年。”穗儿站在旁边，拿着笔记本记录着什么。她记录完了，把本子合上，说：“小不点儿，我毕业了。我申请回松江屯工作。”
这本书写的是这些人。是刘长河蹲在田埂上修完最后一段土埂然后靠着老榆树坐下来的那个傍晚。是王桂兰把红英的围裙改成麦子的小罩衫时绣上去的那朵麦穗。是铁柱把锄头把立在办公室墙角、每天看一眼的那份沉默。是赵春梅在煤油灯下复习考试时穗儿在旁边写作业、麦子趴在炕上画画的那些夜晚。是韩子健蹲在绝收的稻田里坐了一整夜、天亮时看见刘建设蹲在田埂另一头等他的那个清晨。是麦子把坟前的土种在小碗里、等它长出一棵小草的那个十岁的春天。是穗儿在堤坝上对麦子喊“这也是我家”的那个洪水滔天的夏夜。是二〇〇二年秋收之后，麦子把红布包里的麦粒撒在老榆树根下的那个傍晚。
《丰年》是“黑土地三部曲”中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从一九七九年一直写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三十多年，是中国农村变化最剧烈的三十多年。土地从集体到个人，又从个人到流转；农民从村里到城里，又从城里回村里；拖拉机取代了锄头，推土机推到了村口，电视进了家，手机进了口袋，有人在网上卖大米。松江屯从一个封闭的东北村庄，变成了一个跟整个国家、整个世界连在一起的地方。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老榆树还在。呼兰河还在。河滩地还在。那些种了一辈子地的人，他们的手掌上还有老茧，他们的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黑泥，他们蹲在地头看庄稼的眼神，跟几十年前刘长河蹲在地头看庄稼的眼神，一模一样。
在这部书的结尾，麦子把红布包里的麦粒撒在了老榆树的树根下。穗儿站在她旁边，说“我申请回松江屯工作”。两个人站在老榆树下，一个学会了认字，一个学会了开拖拉机。一个从城市回来，一个从未离开。她们是红英的女儿、刘建设和赵春梅的女儿，她们也是这片黑土地上长出来的新的根。
作品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阵痛、失落与重生，不回避问题，但始终以农民的坚韧与党的政策自我完善为底色，最终走向希望的田野。
这部作品的完成，离不开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激励，也离不开黑龙江这片黑土地的深情滋养。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大幕全面拉开的历史时刻，《丰年》试图为这个伟大时代留下一份来自田野的文学证词。
谨以此书，向周立波先生及其不朽的《暴风骤雨》致以最深切的致敬——那份对黑土地人民的赤诚与对现实主义的坚守，始终是我们前行的灯塔。
谨以此书，向世世代代耕耘在这片黑土地上的父老乡亲致以最虔诚的礼赞——你们捧起的是土，养育的是天下。
松花江还在流。老榆树还在长。地还在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