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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八〇年的秋天。
关里的麦子早就进了仓，松嫩平原上的庄稼却还在地里站着。高粱穗子红透了，弯着腰，沉甸甸地垂着头，像一群走累了的老人在田埂上歇脚。苞米叶子黄了大半，从根到梢，一层一层地干上去，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那声音干燥、松脆。大豆的豆荚鼓得快要裂开了，手指头捏上去硬邦邦的，能感觉到里面那几颗圆滚滚的豆粒把壳撑得薄如蝉翼。有的豆荚已经裂了口，豆粒落在垄沟里，圆滚滚的。
呼兰河的水位落了不少。夏天的几场大雨之后，河滩上漫过一回水，退下去之后留下了一层薄薄的淤泥，黑油油的，踩上去软塌塌的。河滩地的麦子收得晚，收完了的地里，麦茬整整齐齐地站着一拃来高。风从河面上吹过来，把麦茬上最后那一点金黄的颜色吹得发白。
松江屯在河湾的臂弯里趴着，四十多户人家，土坯房挨着土坯房，院墙连着院墙。这几年的光景，村里没添什么新房子，但墙根底下堆的柴火垛比前几年高了，鸡鸭也多了。村口那棵老榆树还是老样子，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树皮龟裂，裂口里积着经年的尘土和落叶。树冠已经很大了，夏天能遮住半个场院，秋天的叶子正在由绿转黄，树梢上那些先黄的已经落了，落下来的叶子被风扫到墙根底下，聚成一堆一堆的，被雨水沤着，慢慢变黑。
从村里往外看，呼兰河堤坝上那排杨树像一道灰绿色的墙。树是五十年代栽的，如今已经长得又高又壮，树冠挨着树冠。再往远看，就是河滩地了——松江屯最好的地都在那儿，黑土层厚，墒情好，种什么长什么。刘长河种了三十年的那块河滩地，就在堤坝的南坡下面，从地头能看见河，能看见对岸的杨树林，能看见更远处那道灰蒙蒙的地平线。
二
松江屯的人心跟地里的庄稼一样，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变化是从前年冬天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县里来了文件，公社开了会，大队传达了精神，说以后“不搞运动了，集中精力搞生产”。这话传到村里的时候，有人信，有人不信。前些年“运动”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政策像呼兰河的水，涨涨落落，谁也不知道明年是什么水位。吴德福蹲在自家门槛上抽烟，听邻人说起这事，吐出一口烟雾，说：“等真分了再说。”
但这一次不一样——去年春天，公社下来人，拿着皮尺在村里量地，一垄一垄地量。丈量队来了三个人，一个会计，一个技术员，一个公社的干事，背着皮尺、标杆和一本硬壳账本。他们在河滩地上走来走去，皮尺拉得笔直，一米一米地量过去，量完了在地头钉了木桩，木桩上写着各户的名字。那是分地的木桩。
吴德福蹲在自家新分的地头看了半天，拿手摸那根木桩，摸了一遍又一遍。他不识字，但那根木桩上刻着他家的姓——一个“吴”字，歪歪扭扭的，是大队会计拿烧红的铁钩子烫上去的。他蹲在那儿，摸着那个字，摸了好一阵。有人路过问他“德福你看啥呢”，他没抬头，说“看我自己的地”。那人说“地不是早分了吗”，吴德福说“分了跟分了不一样。这是刻了名的”。
刘长河家的地也分了。他分到了河滩地那一片——还是他种了三十年的那七亩。分地大会那天，全村人聚在供销社门口的空地上，大队长站在一张破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一张名单。他念名字，念到谁，谁就走到桌子前面，从一只黑碗里摸出一个纸团，展开看一眼，然后走回自己的位置坐下。黑碗是大队部用了十几年的那只粗瓷碗，碗沿磕了好几个豁口，摸上去涩涩的。刘长河的名字排在中间。大队长念到“刘长河”三个字的时候，他站起来，走到桌子前面，把手伸进黑碗里，摸了一个纸团出来，展开看了一眼，叠好揣进口袋里，转身走回了自己的位置。整个过程没有说一句话。
散会之后，韩子健问他：“刘叔你分着哪块了？”他把纸条递过去。韩子健看了看，说：“还是河滩地。”刘长河说：“嗯。”两个人没有再说话，各自扛着锄头回家了。
但地分完了，政策并没有马上落稳。公社里有人说“分地是暂时的”，有人说“明年可能又要合回去”。这些风言风语在村里传得像秋天的落叶一样，到处飘。吴德福听了这话，心里不踏实，来找刘长河。刘长河蹲在院子里磨镰刀，听他说完了，把镰刀翻了个面，蘸了水，继续磨。他说：“文件上写的是‘长期不变’。你信文件。”吴德福说：“文件我信。可人嘴不信。”刘长河停下手里的活，看了他一眼：“你信我就行了。把种子备上，把肥攒上。明年种什么，你自己说了算。”吴德福点了点头，走了。他走出院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刘长河又蹲下去磨镰刀了，镰刀在磨刀石上推过来推过去，沙沙的响。
到了秋天，地里的收成确实比往年好。往年出工磨磨蹭蹭的人，今年天不亮就下地了。往年收割拉半个月，今年十天就干完了。韩子健的拖拉机不够用，有几户人家自己凑钱买了一台旧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在田垄上跑，排气管喷出来的黑烟在秋天的空气里散成一条一条的灰带子。
供销社里也变了。柜台后面摆的东西比以前多了——不光是盐、碱、煤油、火柴这些必需品，还多了几匹花布、几双胶鞋、几把新式镰刀。小周在柜台后面贴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本店新到：山东大红枣、河南红薯粉条、内蒙古羊毛毡”。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但红纸鲜亮，远远一看就知道有新东西。柜台上的价签也重新换了一遍——红糖从七毛二一斤调到了八毛五，肥皂从两毛八一块调到了三毛五，火柴还是两分钱一盒。小周把旧价签撕下来的时候，有几张贴得太牢，撕了半天，他拿湿抹布洇了一遍才揭下来。新价签一张一张地贴上去，贴得格外仔细。
村里的喇叭也不一样了。大队部那根电线杆子上绑的喇叭，以前每天早中晚三次放“东方红”，放完了就播通知。今年秋天开始，喇叭里早上放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调子又亮又软，跟以前那些硬邦邦的语录歌完全不一样。吴德福有一次蹲在树底下听完了整首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这歌好听”。旁边有人问他好听在哪儿，他说“听着心里敞亮”。那天晚上他回家吃饭的时候多吃了半碗。他老婆问他“你今天咋吃这么多”，他说“喇叭里那歌好听”。他老婆说“你还能听出好听来”，他说“就是好听”。
三
秀兰带着麦子从县里搬回松江屯的那天，刘长河蹲在院门口等她。秀兰是坐韩子健的拖拉机回来的——她提前托人给韩子健捎了信，说想把家搬回来。韩子健开着拖拉机去县里接她，把她的行李、麦子的摇篮、一袋小米、两罐咸菜，还有红英留下的那件蓝底碎花围裙，全都装在拖斗里拉了回来。麦子已经会走路了，摇摇晃晃的。秀兰一手牵着麦子，一手提着一个包袱，走到院门口的时候，刘长河站起来，看了麦子一眼，说：“回来了。”秀兰说：“回来了，爹。”刘长河伸手把麦子抱起来，麦子在他怀里动了动，伸手抓他的胡子。他的胡子扎手，麦子抓了一下就缩回去了，然后咯咯地笑。刘长河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他抱着麦子的手很稳，稳得像抱着一穗刚成熟的麦子。
秀兰把西屋收拾出来，带着麦子住了下来。她每天早起做饭，喂鸡，给麦子洗衣服。麦子哭的时候她哄，麦子笑的时候她也笑。刘长河有时候蹲在院子里磨镰刀，听着西屋里秀兰哄麦子的声音，磨刀的动作会慢下来。他不说话，但他听。
秀兰刚回来那几天，夜里睡不着。她在县里住了两年多，忽然回到村里，有些不习惯。夜太静了，静得能听见呼兰河的水声。她躺在炕上，听着麦子在旁边均匀的呼吸，想起红英——想起红英生麦子那天，她不在。她去了县里。她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那天去了县里。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王桂兰给她新絮的，荞麦皮的，有股干草的香味。她闻着那股味道，慢慢睡着了。
穗儿是跟着赵春梅一起回来的。那天下午，赵春梅背着药箱从卫生所回来，穗儿跟在她后面，扎着两根小辫子，辫梢上系着红头绳。穗儿五岁了，已经懂事了，知道红英姨不在了，知道麦子是小不点儿，知道自己是大姐姐。她跑进院子，先叫了一声“太奶奶”，又叫了一声“奶奶”，然后跑到西屋门口，往里探了探头。麦子正坐在炕上玩一块花手帕，看见穗儿，咧开嘴笑了，伸出手要抱。穗儿爬上炕，坐在麦子旁边，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是赵春梅给她的，她没舍得吃，攥了一路，糖纸都揉皱了。她把糖剥开，塞进麦子嘴里。麦子含着糖，腮帮子鼓鼓的，眼睛眯成两条缝。
“甜不甜？”穗儿问。
“甜。”麦子说，含含混混的。
穗儿笑了，伸手把麦子嘴角的口水擦掉。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很自然，像是做过很多遍。赵春梅站在门口看着，嘴角弯了一下，没有进去。她转身走到灶房，帮秀兰烧火。两个人蹲在灶台前，灶膛里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她们的脸映得红扑扑的。
“穗儿跟麦子亲。”秀兰说。
“嗯。”赵春梅说，“她天天念叨小不点儿。”
“你把她教得好。”
赵春梅沉默了一会儿，说：“她像她爸。心实。”
秀兰没有再说话。她往灶膛里添了一根柴，火更旺了，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起来。穗儿在西屋给麦子念小人书，念得磕磕巴巴的，但麦子听得很认真，两只小手搁在膝盖上，眼睛跟着穗儿的手指头在书页上移动。阳光从窗户纸透进来，照在两个孩子身上，暖烘烘的。
四
刘长河在这块地上活了一辈子。
他今年七十四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老话他从小就会背，背了一辈子，去年他七十三，阎王没来叫他，今年七十四了，他反倒不背了。这两年他的腰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弯下去要慢慢弯，直起来要慢慢直。蹲在地头的时候，得先用手撑着膝盖。
他还是每天天不亮就醒。醒了就躺不住，穿上衣服，扛着锄头出门。王桂兰有时候拦他：“你歇一天不行？”他说：“歇了腰疼。”王桂兰说：“你下地腰也疼。”他说：“下地疼得轻。”王桂兰拿他没办法，就往他口袋里塞一张饼子，说“晌午别回来吃了”。他把饼子揣上，扛着锄头走了。
那天早上他出门的时候，天还没亮透，东边的天边上只有一线灰白。他走到河滩地，蹲在地头，先看天。天是灰蓝色的，太阳还没出来，远处的杨树林还沉在晨雾里。他看完了天，看地。地里的麦茬经过一个秋天的风吹日晒，已经干了，颜色从金黄变成了灰白，踩上去发出细碎的咔嚓声。他蹲下来，用手扒开麦茬，看底下的土。土是黑褐色的，潮润润的，扒开之后能闻到一股涩涩的、带点腐叶味的土腥气。他把那把土攥在手里，攥了一会儿，又松开，让土粒从指缝里漏下去。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很慢，很安静，像在跟一个很老的朋友打招呼。
麦子收完了，地也分完了，该做的事做完了。但他没有停下来。他把那块地的田埂从头到尾走了一遍——从北头走到南头，再从南头走回北头。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在田埂的脊背上，像在检验一条路修得合不合格。他走到田埂中间的时候蹲下来，用手把一处被雨水冲塌的缺口填上了，填完了用手掌拍实。他继续往前走，又填了一处。他走完了整条田埂，填了三处缺口，把田埂上那些被风刮下来的枯枝败叶拢成一堆，推到地头的沟里。
他蹲在田埂的末端，掏出烟袋，装了一锅烟，划火点上。烟是自家种的旱烟，晒干了揉碎了，劲大，呛嗓子。他吸了一口，烟气从鼻孔里冒出来，在晨光里散成一团青灰色的薄雾。他蹲在那儿，一边抽烟，一边看着面前那片刚收完的麦地。麦茬在晨光里泛着一层白霜似的银光，远处有两只乌鸦落在麦茬地里，蹦蹦跳跳地啄食落下的麦粒。它们啄了一会儿，扑棱棱地飞起来，落在老榆树的方向去了。
抽完了烟，他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磕出来的烟灰里还有一丝没灭的火星，亮了一下就暗了。他在田埂上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扛着锄头往回走。他走的时候没有直接回村，绕了一段路，走到红英的坟前。坟在河滩地边上那个小土坡上，坟头的野花已经谢了大半，只剩下几朵干枯的蒲公英茎秆在风里晃着。他站在坟前看了一会儿，没有说话，只是把坟头上一棵被风刮歪的小树苗扶正了，用手把根部的土按实了。然后他转身走了，往村里走。他走路的步子跟来的时候一样，不快不慢，踩在化冻后又冻硬了的土路上，发出沉闷的脚步声。
五
回到家，王桂兰正在灶台前忙活。
她看见他进来，头也没回地说：“锅里有粥。你先吃。”刘长河在灶房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她的背影。王桂兰的背也驼了，但还结实，腰上系着那条蓝布围裙，围裙上沾着面，手上也是面——她正在揉面，准备中午蒸饽饽。他看了一会儿，说：“地都拾掇好了。”王桂兰说：“嗯。明天再拾掇。”刘长河没有再说话。他走到院子里，站在老榆树底下，仰头看着树冠。秋天的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叶子在夜风里簌簌地响着，声音很轻。
他忽然想起来一件事。那是一九四〇年的冬天——三弟刘长山牺牲的那一年。那一年他在抗联，跟着队伍在松花江边的林子里打游击。有一回他奉命回村侦察，夜里摸回家，趴在院墙外面，看见王桂兰在灶房里烧火，火光映着窗户纸，一闪一闪的。他听见铁柱的哭声从窗户纸里透出来，又细又亮。他在墙外蹲了一刻钟，然后站起来，走了。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棵老榆树，树在月光里站着，光秃秃的，像一个人站在那儿替他守着家。
后来他每次回来，都先看一眼那棵树。树还在，家就在。这个习惯他保留了一辈子。如今他站在树底下，想起那些年月，想起那些跟他一起打游击的弟兄——有的死在林子里，有的死在江边，有的饿死在雪地里，活下来的没几个了。他闭上眼睛，站了一会儿。风把一片落叶吹到他肩膀上，他睁开眼，把叶子摘下来，放在掌心里看了看。叶子是黄的，干透了。他把叶子放回地上，走回了屋里。
他洗了脚，换了干净衣裳，把烟袋和火柴放在炕桌上。他坐在炕沿上，靠着墙，看着王桂兰在灶台前忙活。她背对着他，手上揉着面，肩膀一耸一耸的，有节奏。他看了一会儿，说：“桂兰。”王桂兰没有回头，说：“嗯？”他说：“面别揉太硬。”王桂兰说：“知道。”他又坐了一会儿，然后闭上了眼睛。
他的呼吸很轻，很慢，胸腔微微地起伏着，跟墙上那面挂钟的摆针一个节奏。那面挂钟是他爹留下的，钟壳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木头本色，但走时还很准，整点报时的时候，铜铃铛会发出叮当一声，声音清清脆脆的，在安静的屋子里传得很远。
王桂兰揉完了面，把面团放在盆里，盖上湿布，让它醒着。她擦了擦手，转身看见他靠着墙坐着，头微微偏着，嘴角有一点往下的弧度，跟平时睡着的时候不大一样。她走过去，叫了一声：“长河。”他没有应。她又叫了一声：“长河，上炕睡。”他还是没有应。她伸手碰了碰他的手背——凉的。她把手停在那儿，停了一会儿，又碰了碰他的脸——也是凉的。她的手指从他的脸颊上滑下来，滑到他的下巴，又滑到他的领口。她站在炕沿边，手还停在他的胸口上。
她站了很久。灶膛里的余火在厨房那边发出最后一点微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长长的，安静的。她走到灶房门口，把灶膛里剩下的那点火种拨了拨，让它自己灭掉，然后回到屋里，在刘长河旁边坐下来。
她坐在那里，一直坐到天亮。中间她起来了一次，走到院子里，站在老榆树底下，抬头看了一眼天。天是墨蓝色的，满天的星星密得像筛子眼。她站了一会儿，又回到屋里，重新坐下来。
天亮的时候，她走到门口，推开院门。老榆树底下，刘长河昨天坐过的那把旧竹椅还放在那儿，椅子上落了几片叶子，椅背上搭着他的一件旧棉袄。她把那件棉袄拿起来，抖了抖，叠好，抱在怀里，走回了屋里。她走进灶房，把灶膛点着了，往锅里添了水，抓了一把小米放进去。她蹲在灶台前烧火，火光照着她的脸，把皱纹照得格外清晰。她烧了半个多小时，粥煮好了，稠稠的。她盛了一碗，放在炕桌上，旁边摆了一双筷子。然后她坐在炕沿上，看着那碗粥，看了很久。
六
韩子健是第一个知道的。
那天早上他出工路过刘家院门口，看见王桂兰站在院子里，怀里抱着一件棉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他叫了一声“奶奶”。王桂兰转过头来看了看他，说：“爷爷走了。”韩子健站在院门口，没有立刻进去。他把肩膀上的锄头放下来，靠在院墙上，走进了院子。他走进屋里，看见刘长河靠在炕沿上，像睡着了。韩子健在炕边蹲下来，蹲了很久。他伸出手，把刘长河垂在炕沿上的那只手轻轻放回到他的膝盖上，摆正了。然后他站起来，对王桂兰说：“奶奶，我去叫人。”
韩子健走出院子，先去了吴德福家。吴德福正在院子里劈柴，看见韩子健进来，把斧头放下了。韩子健说：“刘叔走了。”吴德福站在那儿，手还攥着斧柄，过了好一会儿才松开。他跟着韩子健往外走，走到院门口又折回去，从屋里拿了一瓶酒揣在怀里。韩子健又去了刘大烟袋家、去了供销社、去了村东头的赵会计家。他走了一早上，把消息传遍了全村。人们从各自的院子里走出来，往刘家方向聚拢，没有人招呼，没有人组织，但大家都知道该去哪儿。
铁柱是从县里赶回来的。他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开会，秘书在耳边说了一句，他手里的笔停了一下，在文件上留下一个小小的墨点。他把文件合上，站起来，跟主持会议的副书记说“我家里有事”，然后走出会议室，下了楼，骑上自行车就往松江屯赶。从县城到松江屯，走大路二十五里，他骑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村口的时候浑身是汗，棉袄的后背湿透了。他在村口下了车，推着自行车走进院子，看见王桂兰坐在灶房门口的矮凳上，怀里抱着那件旧棉袄，旁边站着几个来帮忙的邻居。
铁柱走到母亲面前，蹲下来。王桂兰看着他，说：“你爹走了。”铁柱点了点头。他没有哭。他站起来，走进屋里，看见父亲躺在炕上，身上盖着一张白布。他把白布掀开一角，看了看父亲的脸——眉头是松开的，嘴角微微抿着，跟平时睡着的时候一模一样。他把白布盖回去，在炕边站了很久。
刘建设是第二天从哈尔滨赶回来的。他接到电报的时候正在东北农学院的教室里上课。他请了假，坐了一个小时的火车到呼兰，又走了二十里路回松江屯。他走进院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秀兰正在灶台前烧火，看见他进来，说：“回来了。”刘建设说：“嗯。”他走进屋里，在炕边蹲下来，看着躺在炕上的刘长河。刘长河闭着眼睛，呼吸很浅，胸膛的起伏几乎看不见——那是昨天的事。现在他闭着眼睛，胸膛不再起伏了。刘建设伸出手，把爷爷的手握在自己手心里。那只手很轻，骨头外面包着一层薄薄的皮，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黑泥。他把那只手攥了一会儿，然后放回去，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韩子健站在老榆树底下等他。两个人蹲在树根旁边，韩子健递给他一根烟，他接过来点了，吸了一口，呛得咳了两声。韩子健说：“你在学校咋样？”刘建设说：“还行。毕业设计快做完了，做的是小型拖拉机悬挂犁的改进设计。”韩子健说：“你爷爷前几天还跟我说，说你念了大学，以后能修更大的拖拉机。”刘建设把烟掐灭了，说：“我不去城里。我回来。”韩子健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话。两个人蹲在树底下，听着风把老榆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
赵春梅是傍晚来的。她背着药箱走进院子，先看了一眼刘长河，又给他号了号脉。脉已经没有了。她松开手，把药箱合上，走到灶房门口，对王桂兰说：“奶奶，爷爷走了。”王桂兰正在切菜，刀在案板上笃笃笃地响着。她切完了最后一刀，把刀放下，说：“知道了。”赵春梅站了一会儿，在灶房里坐下来，帮着王桂兰烧火。两个人没有再说话。
穗儿也跟着赵春梅来了。她五岁了，已经懂事了，知道太爷爷不在了，但她不明白“不在了”是什么意思。她站在院子里，看着大人们忙来忙去，看了一会儿，走到老榆树底下，蹲下来，用手抠地上的土。她抠出一小块，放在手心里看。土是黑的，湿的，里面有一根细细的草根。她把那块土攥了一会儿，然后撒回了地上。她站起来，拍了拍手，走到西屋门口，往里探了探头。麦子正坐在炕上玩一块花手帕，看见穗儿，咧开嘴笑了，伸出手要抱。穗儿爬上炕，坐在麦子旁边。
穗儿伸手把麦子嘴角的口水擦掉。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很自然，像是做过很多遍。她不知道太爷爷走了意味着什么，但她知道麦子还小，麦子需要有人照顾。她坐在麦子旁边，陪着她吃糖，陪着她玩手帕，陪着她在炕上度过这个安静的下午。
七
刘长河是抗联老战士的事，村里知道的人不多，但韩子健知道，铁柱知道，吴德福也知道。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事。那年秋天，刘长河跟着三弟刘长山进了抗联。他在队伍里当过侦察兵，给主力部队送过情报，在松花江边的林子里打过游击。
解放后，县里统计抗联老战士，名单发到村里，让各户自己报。刘长河没有报。大队长问他“你有没有参加过抗联”，他说“没有”。大队长说“你三弟是抗联的，你没跟着去？”他说“去了几年，回来了”。大队长说“那咋不报”，他说“报那个干啥，地还得种”。他后来再也没有提过那些事。有时候村里放抗战电影，孩子们围在晒场上看得热闹，他坐在人群外面，抽着旱烟，不说话。麦子小时候问他“太爷爷你打过鬼子没”，他说“打过”。麦子问“你怎么打的”，他说“等你长大了告诉你”。麦子长大了，他没有来得及告诉她。
他走了之后，韩子健翻他的旧物，在一个旧木箱子的最底层，翻出来一块粗白布。布上别着几枚旧徽章——一枚抗联纪念章，铜的，已经发黑了；一枚解放纪念章，漆掉了一半；还有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几个字，歪歪扭扭的，是他自己写的——“三弟，长山，一九四〇年冬，松花江北岸”。那几个字写得很用力，笔尖把纸都戳破了。韩子健把那张纸条拿给铁柱看。铁柱看了很久，把纸条折好，揣进了怀里。
八
下葬那天是十月末。天阴着，没有下雨，但空气里潮润润的，有一股冷意从河面上飘过来。棺材是松木的，薄薄的，刷了一层浅红色的漆——这是刘长河自己存的木料，五年前就备下了，放在老屋的房梁上晾着。他说过“人老了得有个准备”，当时王桂兰还骂了他一句，说他“净说丧气话”。如今那副棺材就停在院子里，四个角用麻绳绑着杠子，等着抬到河滩地去。
出殡的时候，全村人都来了。男人们站在前面，女人们站在后面，孩子们蹲在墙根底下。韩子健和刘建设一人抬着一根杠子，另外两个抬杠的是吴德福的小儿子和刘大烟袋的侄子。铁柱走在棺材前面，手里端着一个瓦盆——里面是烧过的纸灰。王桂兰跟在后面，怀里抱着麦子。秀兰牵着穗儿的手。赵春梅走在秀兰旁边，手里提着一只篮子，篮子里装着纸钱。
队伍从村口出发，沿着村道往河滩地走。路过老榆树的时候，铁柱停了一下。他抬头看了一眼那棵树，树上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他看了两秒钟，然后继续往前走。棺材抬到河滩地的边上了。坑是昨天挖好的，就在刘长河种了三十年的那块地的地头，紧挨着田埂。韩子健跳下坑去，把底部的土又平了平，然后爬上来。棺材被慢慢地放下去，四个角用绳子拽着，一点一点地往下落。铁柱蹲在坑边，看着棺材到底了，把瓦盆往地上一摔——瓦盆碎了，里面的纸灰被风卷起来，扬了一小片灰白色的粉末。
铁柱从怀里掏出那块粗白布，放在棺材盖上。布上的几枚旧徽章在灰白色的天光里闪了一下，就暗下去了。他说：“爹，你是打过鬼子的人。你不说，我替你说。”他的声音不高，但在场的人都听见了。人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有人开始小声议论——有人不知道，有人知道但从来没有说过，有人想起来了一些事。吴德福蹲在坑边，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滴在膝盖上，滴在脚下的土上。他怀里那瓶酒从怀里滑出来，他没有去捡，就让酒瓶躺在脚边。刘大烟袋站在他旁边，一句话不说，伸手拍了拍吴德福的后背。
王桂兰从怀里摸出一个红布包。那是刘长河留下的——里面是空的，头粮的麦粒已经被他埋在了田埂下面。她把那个空红布包攥在手心里，攥了好一会儿。然后她把它打开，放在棺材盖上。她说了一句话，声音不高，但站在前面的人都听见了。她说：“你爹这辈子就惦记这个。”
第一锹土落下去的时候，吴德福哭了。他没有出声，就是蹲在坑边，眼泪往下淌。第二锹土落下去，第三锹土落下去。填到一半的时候，铁柱接过一把铁锹，自己铲了一锹土，撒进坑里。他铲得很慢，那一锹土从铁锹上滑下去，落在棺材盖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然后他把铁锹递给韩子健，退后一步，站到人群外面去了。
韩子健填完了最后几锹土，用铁锹背在坟头上拍了两下，拍实了。他站在坟前，看着那个新垒起来的小土包。土是黑的，湿的，从坑里挖出来的时候还带着草根的碎屑。他弯下腰，用手把坟头上一块被拍扁的土疙瘩捏碎了。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手指头上的土嵌进了指甲缝里，他没有管。他直起腰来，看了一眼远处的河面——呼兰河的水在阴天的光线下泛着灰白色的光，河滩上的麦茬地一望无际。
王桂兰站在坟前，抱着麦子。她看着那个土包，看了很久。麦子在她怀里动了一下，伸手朝坟头的方向指了指，说：“太爷爷。”王桂兰低下头，把脸埋在麦子的头发里。麦子的头发细细软软的，带着灶火的烟火味和米汤的甜味。王桂兰在那个温度里停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说：“走吧。回家了。”
人们陆陆续续地散了。穗儿跟着秀兰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土包。她看见韩子健还站在坟前，一个人。他蹲下来，用手抠了一块坟前的土，攥在掌心里。穗儿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她觉得那个动作跟太爷爷很像。她想问秀兰，但她没有问。她拉住秀兰的手，跟着人群回了村。
韩子健最后离开坟地。他走的时候把手里那块土撒回了坟头上。他沿着田埂走了一段，走到那棵老榆树底下，站住了。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是刘长河生前爱抽的那种旱烟。他没有点，只是把烟夹在耳朵上。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进院子，去帮王桂兰收拾碗筷。
九
下葬后的第三天，大队部门口敲锣打鼓地来了一拨人。是县民政局和公社的干部，送来了一块牌匾。牌匾是木头的，红底金字，上面刻着“英雄之家”四个大字。字是隶书，笔画粗重，金漆刷得亮亮的，在阳光下闪光。韩子健把牌匾接过来，扛在肩上，往刘家走。村里人跟在后面，有人帮着扶匾，有人拿着锤子和钉子。到了刘家院门口，韩子健把牌匾钉在门楣上。钉的时候他踩在一条板凳上，手举得高高的，钉子对准了位置，一锤一锤地敲。钉好了，他从板凳上跳下来，退后两步，仰头看了看。匾挂在门楣正中，红底金字，端端正正的。
王桂兰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块匾。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阳光照在匾上，金字闪闪发光。秀兰抱着麦子站在她旁边，麦子仰着头看那块匾，问：“奶奶，那是什么？”秀兰说：“那是给你太爷爷的。”麦子说：“太爷爷在哪儿？”秀兰说：“太爷爷在地里。这块匾是替他领的。”麦子点了点头，又仰头看了一会儿。
穗儿也来了。她站在人群里，仰着头看那块匾。她不认识匾上的字，但她认得那个“家”字——赵春梅教过她。她问赵春梅：“妈，上面写的啥？”赵春梅蹲下来，指着匾上的字，一个一个地念给她听：“英——雄——之——家。”穗儿跟着念了一遍，念完了，她看着那个“家”字，说：“那太爷爷是不是也在家里？”赵春梅说：“在。他在每个人心里。”穗儿想了想，跑进院子里，蹲在老榆树底下，用手抠了一块土，放在手心里。她攥着那块土，跑到门口，踮着脚，把土撒在匾下面的地上。她拍了拍手，说：“太爷爷，你看见了吗？你家有匾了。”
吴德福站在人群外面，看着那块匾，蹲下来，从怀里摸出那瓶酒，拧开盖子，往地上洒了一口。酒液渗进门槛下面的土里，洇开一小片暗色。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了。
那天晚上，铁柱从县里回来了。他在院门口站了很久，仰头看着那块匾。月光照在匾上，金字变成了银灰色，但字还是清清楚楚的。他看了一会儿，走进院子，在灶房里坐下来。王桂兰给他盛了一碗粥，他接过来，喝了一口，说：“妈，这块匾——”王桂兰说：“挂着吧。你爹受了。”铁柱没有再说什么，低头喝粥。
十
那天晚上，铁柱没有回县里。他在老屋住了一夜。
他睡在东屋的炕上，炕烧得很热，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起来走到院子里，站在老榆树底下。月光从树枝间漏下来，在地上铺了一层碎银。他抬头看着那棵树，树冠在夜风里轻轻地晃着，偶尔有几片落叶飘下来，落在他肩膀上，又滑到地上。他站了很久，然后回到屋里，从墙角拿起父亲用过的那把锄头把。锄柄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纹，裂纹里嵌着一粒干了的泥。他用手指把那粒泥抠出来，放在掌心里看了看，然后把锄头把夹在胳肢窝底下，回县里去了。
他骑自行车回县城的路上，天还没亮。月亮挂在西边的天上，又薄又白。他骑了二十多里路，骑到县城边上的时候，东边天已经泛白了。他把自行车停在路边，下来推着走了一段。他把那把锄头把从胳肢窝底下拿出来，看了看。锄柄上的那道裂纹在晨光里格外清晰，像一条干涸的小河。他把锄头把重新夹好，继续往前走。进了县委大院，他上了楼，打开办公室的门，把锄头把立在墙角。他站在办公桌前，看着那把锄头把，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坐下来，翻开昨天没开完的会议文件，在那一页上，他看见自己昨天留下的那个墨点——小小的，圆圆的，像一颗落在纸上的种子。
铁柱坐在办公桌前，把那页文件看了很久。窗外天已经大亮了，县委大院里有人走动，脚步声从楼下传上来。他把文件合上，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杨树叶子正在由绿转黄，有几片已经落了，落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被风吹着跑。他看着那些叶子，想起父亲——想起父亲蹲在地头的背影，想起父亲磨镰刀的声音，想起父亲最后靠在墙上的样子。他把手放在窗台上，手指头在窗台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他回到桌前，拿起笔，在文件空白处写了一行字——“松江屯，土地承包合同，十一月底前签完。”他把笔放下，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电话通了，他说：“我是刘铁柱。通知各公社，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工作提前到十一月中旬。对，不等了。”
他挂了电话，把椅子往后推了推，坐下来，重新翻开那份文件。墙角的锄头把静静地立着，
十一
刘长河走了之后，王桂兰在老屋里住着。
她一个人，但不孤单。秀兰带着麦子住在西屋，穗儿放学了也往这儿跑；韩子健隔三差五地来看看，问问她缺什么；赵春梅来给她量过一回血压，说“婶子你身体还行”。王桂兰跟赵春梅说“我没事。你忙你的”。但赵春梅还是每隔十天半月就来一趟，给她留几包草药，说“泡水喝，补气血”。
王桂兰没有喝那些草药。她把药包放在灶台旁边的架子上，摆得整整齐齐的。她每天照常做饭、扫地、喂鸡。她喂了五只鸡，三只母鸡两只公鸡。母鸡下蛋，她把蛋攒起来，放在一个柳条筐里。攒够了十个，就送给秀兰，说“给麦子蒸鸡蛋羹”。秀兰不要，她就放在炕上，转身走了。
她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是走到院子里，看一看那棵老榆树。她看树的时候不说话，就是站着，仰着头看。有时候风把叶子吹到她脚边，她弯腰捡起来，放进灶膛里当引火的柴。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很慢，但很稳，像一棵老树在风里摆动的节奏。
她还多了一件事——每天早晨扫院子的时候，她会顺便把门楣上那块“英雄之家”的匾擦一遍。她拿一块干布，站在板凳上，把匾上的灰擦掉，把金字擦亮。她擦得很慢，从左边擦到右边，一个字一个字地擦。擦完了，她从板凳上下来，仰头看一眼，然后回屋做饭。
秀兰的日子也慢慢稳下来了。她每天早起做饭，喂鸡，给麦子洗衣服，送穗儿上学。穗儿在村小读一年级，背着一个秀兰用旧布缝的书包，书包上绣着一朵小花。秀兰绣的，针脚密密的，跟王桂兰当年绣麦穗一样认真。麦子还小，跟着秀兰在家里，有时候蹲在院子里看鸡，有时候跟着穗儿去学校门口等她放学。穗儿放学回来，把书包往炕上一扔，就去找麦子。两个人蹲在院子里，穗儿教麦子认字，麦子跟着念，念得含含糊糊的，但很认真。有一天穗儿念到“麦子”两个字，麦子忽然指着自己说：“我。”穗儿高兴地跳起来，跑去找秀兰：“奶奶！小不点儿知道自己的名字了！”秀兰正在灶台上做饭，手里的勺子掉在锅里，她转过身来，把麦子抱起来，说：“再说一遍。”麦子说：“我——麦子。”秀兰抱着麦子，很久没有松手。
赵春梅在村卫生所上班。她每天早上背着药箱出门，走村串户，给老人量血压，给孩子打疫苗，给孕妇做检查。她的药箱里多了一本新的《农村妇幼保健手册》，是她托人从县里买的。她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翻几页，用铅笔在边角划一些重点。穗儿写作业的时候她就在旁边看，有时候穗儿问她一道题，她答不上来，就说“等你爸回来问你爸”。穗儿说“我爸修机器还行，数学不行”。赵春梅笑了一下，说“那你等老师讲”。
有一天傍晚，赵春梅从卫生所回来，路过老榆树底下。她看见王桂兰站在树底下，仰着头看树。她走过去，叫了一声“奶奶”。王桂兰转过头来，说：“春梅，你说这棵树多大了？”赵春梅抬头看了看，说：“得有一百多年了吧。”王桂兰说：“我嫁过来的时候，它就这么粗。现在还是这么粗。”她伸手摸了摸树干，说：“人走了，树还在。”赵春梅站在她旁边，没有说话。两个人站在树底下，看着那些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风把一片干了的叶子吹下来，落在王桂兰的脚边。她弯腰捡起来，放在掌心里看了看，然后放进了口袋里。
十二
一九八一年的春天。
三月刚过，呼兰河的冰就开始裂了。冰排一截一截地往下游挤，挤到窄处就卡住了，后边的冰又涌上来，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像是河底有什么东西在翻身。老榆树的枝丫上冒出了嫩芽，紫红色的，小小的，缩着，像攥紧的小拳头。村道上的雪化了，露出底下黑褐色的泥土，踩上去软塌塌的。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混合着腐叶和泥土的味儿，那是大地正在从冬天里醒过来。
王桂兰的身体比冬天的时候好了一些。腿上的肿消了，走路的时候轻快了一点。她照常做饭、扫院子、喂鸡。她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还是走到院子里，看一看那棵老榆树。她看树的时候不说话，就是站着，仰着头看。有时候风把新芽吹到她脚边，她弯腰捡起来，放在掌心里看一看，然后又放回去。
她跟秀兰说：“今年春天来得早。种地能早点动手。”
秀兰说：“娘你还种地？”
王桂兰说：“种。院子那块地，种点豆角黄瓜。”
她说这话的时候站在院子里，阳光照在她脸上，把皱纹照得格外清晰。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挽在脑后，用一根木簪子别着。她的背驼了，但还站得稳。她站在那儿，像一棵老树，枝叶不如从前繁茂了，但根还扎在土里。
麦子跑过来，拉着她的手说：“太奶奶，你教我种豆角。”
王桂兰低头看着她，说：“行。等天再暖和一点。”
麦子说：“那什么时候暖和？”
王桂兰说：“快了。你看老榆树都发芽了。”
麦子仰头看着那棵老榆树，看了一会儿，说：“它每年都发芽吗？”
王桂兰说：“每年都发。”
麦子说：“那它不累吗？”
王桂兰笑了一下，说：“它不累。它就得发。”
麦子想了想，没有再问。她蹲在老榆树底下，用手抠地上的土。她抠出一小块，放在手心里看。土是黑的，湿的，里面有一根细细的草根。她把那块土攥了一会儿，然后撒回了地上。她站起来，拍了拍手，跑去找穗儿了。
那天下午，刘建设从学校寄回来一封信。信是写给赵春梅的，里面夹着一张图纸——是他的毕业设计，小型拖拉机悬挂犁的改进设计。他在信里写：“春梅，这个设计我改了三遍，老师说可以报省里的农机推广项目。我想回松江屯之后，在咱村的维修站里做一台样机试试。”赵春梅把信看了两遍，折好，放在抽屉里。穗儿放学回来，看见赵春梅坐在炕沿上看信，问：“妈，叔叔来信了？”赵春梅说：“嗯。”穗儿说：“他说啥了？”赵春梅说：“他说要回来。”穗儿说：“啥时候？”赵春梅说：“等他毕业。”穗儿点了点头，把书包放下，跑到院子里去找麦子了。
那天傍晚，铁柱从县里回来了。他带回来一袋面、一桶油、几尺布，还有一包红糖。他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跟王桂兰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到院子里，蹲在老榆树底下抽了一根烟。他抽完烟，把烟头掐灭，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他走到院门口，仰头看了看门楣上那块“英雄之家”的匾。月光照在匾上，金字泛着一层银灰色的光。他看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匾的下沿，然后转身走回院子里，进了屋。
王桂兰躺在炕上，闭着眼睛。她听见铁柱的脚步声从院子里传进来，听见他关上门，听见他上了炕。她听见秀兰在西屋轻声哄麦子，听见麦子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她听见窗外有风，把老榆树的嫩叶吹得沙沙响。她听了一会儿，嘴角微微往上翘了一下。她翻了个身，面朝墙，睡着了。
十三
那年春天，松江屯的田埂上多了一道新土。
是刘建设修的。他把爷爷修过的那条田埂又走了一遍，把几处被春水冲塌的地方重新填上了土。他干这些活的时候，韩子健蹲在地头看着他。韩子健看了一会儿，站起来，也拿起一把铁锹，帮他填土。两个人一句话不说，你一锹我一锹地把缺口填实了，用脚踩平了。填完了，韩子健把铁锹往地上一插，说：“行了。”刘建设说：“嗯。”两个人站在田埂上，看着远处呼兰河的水面。河面上的冰已经化尽了，水清凌凌的，泛着一层淡青色的光。水面上有几只野鸭在游，游着游着扎进水里，过一会儿又从另一处冒出来，在身后留下几圈细碎的波纹。
韩子健说：“爷爷要是还在，看见你修田埂，肯定高兴。”
刘建设说：“他看见了。”
韩子健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话。两个人沿着田埂往回走，走到老榆树底下的时候，麦子正蹲在地上抠土。她看见刘建设过来，仰起头说：“舅舅，你修田埂干啥？”
刘建设蹲下来，跟她平视，说：“地是咱的，埂也是咱的。埂不牢，地就不牢。”
麦子想了想，说：“那我也修。”
刘建设说：“你还小。等你长大了再修。”
麦子说：“那我什么时候长大？”
刘建设说：“快了。你看老榆树都发芽了。”
麦子仰头看着那棵老榆树，看了一会儿，说：“它每年都发芽。”
刘建设说：“嗯。每年都发。”
麦子蹲回去，继续抠土。刘建设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进院子里去了。韩子健站在老榆树底下，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是刘长河生前爱抽的那种旱烟。他点上了，吸了一口，烟气在春天的空气里散成一团青灰色的薄雾。他看了一会儿那棵树，然后转身走了。
风从河面上吹过来，把老榆树的新叶吹得沙沙响。那声音跟往年一样——轻轻的，脆脆的，在春天的空气里飘得很远。田埂上那道新土在阳光下泛着一层湿漉漉的黑，像是大地自己伸出来的一条胳膊，把这一年的盼头都攥在了手心里。
那天傍晚，王桂兰坐在灶房门口的小板凳上，看着院子里的老榆树。老榆树的嫩叶已经展开了，毛茸茸的，在夕阳里泛着一层浅绿色的光。穗儿和麦子蹲在树底下玩——穗儿在教麦子认字，拿一根树枝在地上写。麦子跟着念，念得含含糊糊的。王桂兰看着她们，嘴角有一丝极淡的弧度。她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老榆树底下，伸手摸了摸树干上那道旧疤。她摸了一会儿，转身回屋了。
灶膛里的火点着了，锅里的水开始冒热气。新的一天结束了，日子还在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