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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麦场上铺着一层匀匀的秋阳。
那光是金黄色的，暖洋洋地淌下来，把整座场院灌得满满的，连空气都被泡得软了、稠了，吸进肺里有一股子麦粒晒透了之后才有的干甜。场院是去年新夯的，老场院在村东头，后来地越开越多、麦子越收越厚，装不下了，赵山河就带着人在这一片高坡上重新平了一块地。夯土的时候他还看得见，亲自拉着石磙子来回碾了七遍，碾完了用脚踩，踩遍了才说：“行了，这地能管二十年。”这话是五年前说的，如今这块场院果然很平整，裂缝都细细的、匀匀的，像老陶碗开了片。
新麦堆在场心，堆成一座孤零零的金字塔。麦粒挨麦粒，挤得密密实实，风从东边来，只在塔尖那一小片上面掀起一层极薄的浮皮。没有人说话。场院上什么声音都没有，连蚂蚱都躲到麦秸垛底下去了，收住了翅膀，一声不吭。
赵山河坐在一把老杨木椅子上。
椅子是他亲手打的——那年孙韧秋怀赵承野，月份大了，坐不得硬炕，他就去白桦林里挑了一棵遭雷劈过的老杨树。那树被雷从当中劈开了，半边焦黑、半边青白，他锯了青白那半边回来，用刨子推平了，榫卯全用木楔子嵌死，一根铁钉没使。他说杨木软，坐着不硌人。那把椅子在屋檐底下躺了十四个年头，风吹雨淋的，漆都褪尽了，露出木头本来的颜色——一种熟透了的、被人的体温熨过的淡褐色。椅背的弧度已经被坐出了一个浅浅的凹槽，凹槽里汪着一层光，不知道是油、是汗、还是经年累月磨出来的包浆。
他现在就坐在那把椅子上，腰板挺得直直的，脊梁骨像一根老柞木撑在椅背和坐板之间。他的两只脚平平地踩在地上，光着脚，脚趾头微微张开，贴着晒麦场粗粝的夯土面。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扣子从领口到胸口一共三颗，都系着，最底下那颗还是孙韧秋去年秋天用灰线重新缀过的。袖口卷到小臂中段，露出一截赭色的、筋脉鼓突的前臂。胳膊上的皮肤绷得很紧，骨头和肌肉之间的界线清清楚楚。
最扎眼的是他的眼睛——蒙着一层纱布。
纱布是旧棉布拆的，洗干净了，又拆、又洗，叠了四层，白得发灰。纱布从眉骨上缘一直覆到颧骨下头，把整双眼睛遮得严严实实。边角绕过太阳穴，在后脑勺上打了一个结，结打得紧，紧得布褶子一道一道嵌进皮肤里，嵌出了痕。纱布底下是微微塌陷的——那是眼窝的位置，空着，眼皮阖着，再也睁不开了。
三天。三天前那场大火烧过白桦林之后，他就再也没看见过光。
不过他什么都闻得见。
日头把新麦的香气烤得往上飘，飘到他鼻孔底下的时候变成了一团暖烘烘的甜，细细的，像糖化在水里的那种若有若无。南边晒衣裳的竹竿上挂着孙韧秋刚洗的几件衣裳，皂角的涩味混着衣裳上没拧干的水汽送过来，水汽里还夹着一丝碱——她搓衣裳搓得狠，指头缝里常年带着碱烧过的白印子。更远处，白桦林的树皮在秋阳底下蒸出薄薄的松脂气，那种味道干净、清冽，像初雪刚化了一半的时候空气里那一层颤颤的冷。再往远了去，就是黑土了。犁开了几十年的老黑土，翻过一茬又一茬，天旱时不散、天涝时不烂，踏踏实实地蹲在地底下，吐出一股子又腥又湿的底味。那味道沉甸甸的，贴着地皮走，要蹲下来才能闻得真切。
他还听得见。
耳朵前面的那面墙是寂静的。晒麦场上没人走动，赵承野跪在他面前，呼吸压得又低又慢，但在他听来，那一呼一吸像风箱一样响。风从场院东头的白杨树梢上穿过来，带来一只蚂蚱从麦秸垛上蹦落的动静，先是翅膀张开的薄脆一声“啪”，然后是落在干土上的轻响“嗒”，紧接着是细碎的、慌慌张张的爬行声，那声音小得像针尖在纸上划道道。再远一些，场院外头的土路上有人赶着马车过，马蹄子踩在硬土上，嗒、嗒、嗒，一顿一顿的，节奏匀匀的，像一口老钟在走针。车轴偶尔吱嘎地响一下，响完了又恢复沉默。赶车人在远处甩了一下鞭子，鞭梢在空中炸出一声脆亮的响，但那响声到了场院边上就被麦堆吸走了，像一个石子投进棉花堆里，闷闷地没了动静。
他什么都摸得见。
风扑在脸上，有方向——偏东南，不大，两三级的样子，拂过脸上蒙着的纱布时带着一丝凉。日头从正面偏左的位置晒过来，晒得他左边脸比右边脸热，热的那一半皮肤底下有微微的胀感，像血液在朝那个方向聚。远处麦田里还有没割尽的最后几垄，农人们隔着一片地说话的动静模模糊糊地传过来，听不清字句，只听到声调是松快的、散漫的——那是活计快完了的人才有的声气。
秋深了。晒麦场上什么都慢下来了。
他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
那双手——怎么说呢，那不像一双六十二岁老人的手，倒像两件用旧了的工具。指头又粗又短，每个骨节都比常人鼓出一圈，关节的四周隆起硬邦邦的茧。指甲盖剪得很秃，勉强盖住指头上的肉，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泥是黑的，黑得发亮。右手虎口上横着一道疤，疤从虎口的正中间斜着切过去，把掌纹生生砍断了。那道疤是深褐色的，比周围的皮肤硬、比周围的皮肤亮。赵山河的拇指轻轻地动了一下，拇指肚蹭过食指第二节的那个老茧——那茧足足有一枚铜钱那么厚。那茧是握锄柄握出来的，握了二十一年。
握了二十一年之后，手松了，茧还在。
赵承野跪在他面前。双膝并拢，腰杆挺着，两肩平平地端住，双手端着一个红布包袱搁在膝盖上头。包袱皮是红绸子的——那是他娘孙韧秋出嫁时候的陪嫁，从山东老家一路带过来的。二十一年了，红绸子的颜色褪了一大半，只剩一种很深很沉的红，像猪血凝干了之后又兑了水、晾透了的那种暗红。包袱裹得周周正正，四只角都折得齐齐的，齐得像拿尺子比过。
赵承野二十一岁。他的脸是长条形的，颧骨微微高着，下巴不尖不方地收住，眉眼轮廓跟他爹年轻时一模一样——眉毛粗，眉峰起得高，眉尾却散着。嘴唇抿得紧，嘴角是往下走的，那不是不高兴，是他从小就习惯了这个表情，像一个人穿惯了一件衣裳，不觉得它压肩膀了。他跪着的姿势很端正，但两个膝盖的骨节还是隐隐地疼——晒麦场被日头烤了一上午，夯土面烫得能烙饼，隔着裤子渗进来，烫得他小腿肚子一阵一阵地绷紧。但他没换姿势，也没吭声，只是两只手托着红布包袱的手心微微地潮了，潮出一层薄汗，汗把红绸子洇深了一小块。
他在等。
他进来晒麦场的时候，他爹赵山河已经坐在那把椅子上了。蒙着纱布，面朝正前方，两只手平搁在膝盖上，一动不动。他叫了一声“爹”，他爹的头动了一下——就一下，下巴微微地扬起来，又落回去。那是他爹的规矩：知道了，你说。
他说：“爹，锄头拿来了。”
他爹没应声。坐在那儿，下巴扬着，耳朵朝着他声音过来的方向微微偏了一下，然后又把脸摆正了。赵承野知道爹在听。在听他的呼吸、他的声音、他托着包袱的手指有没有发抖。他屏住气，把包袱端稳了。
他爹把两只手从膝盖上抬起来了。
那双手悬在半空中，停了片刻。先是右手，缓缓地朝左边偏了偏，又缓缓地摆向右边的方向——像在辨风，试了试气流的方向。然后右手定了，定在正前方略微偏右的位置上。手指张开了，五根指头微微地岔着，岔成一个半圆的弧度。
他在听。他在用耳朵丈量赵承野和锄头之间的距离。
赵承野把红布包袱往前递了半尺，没有直接送进赵山河的手里。这是他爹的规矩——给他留一半，让他自己摸。
赵山河的手指碰到了红绸布。
绸布凉丝丝的，薄薄的一层覆在指腹上。他用食指和中指夹住绸布的一角，轻轻地往下一揭，红绸滑落，露出来一截柞木锄柄。
他的指尖触到那截木柄的一瞬间，整个人顿了一下。很轻的一个顿，短到如果不看他的手根本察觉不到——但他那只手的五根指头，几乎在同一时刻微微地收拢了半寸。
那截木柄他太熟悉了。
它是柞木的。二十一年前他从延安出来的时候还是根光溜溜的柞木棍子，青白色的表皮滑滑的，带着一鼻子青木头的涩气。那时候他才多大？二十一。跟赵承野现在一个年纪。他扛着那根棍子从延安坐上车，窗户外面是黄土、是窑洞、是黄河，车越往北走颜色越深，黄变成褐、褐变成黑，最后他跳下车的时候，脚下踩着的就是北大荒的黑土了。后来他在密山垦区找了个铁匠，打了一副锄刃，刃宽三寸半，厚不到一分，铁匠问他要不要淬火，他说淬，淬硬了，这锄头要干一辈子。铁匠用三根铆钉把锄刃嵌进柞木棍的头上，又用一道铜箍箍死了。那铜箍如今还在，颜色已经发了乌，边缘磨得薄了。
从那之后，这把锄头就再没离过他的手。
锄柄的颜色早就变了。柞木由青转黄，由黄转褐，由褐转黑。那黑不是脏，是汗——他的手心握了多少汗进去？北大荒的夏天短，但苦夏的时候日头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他弯腰在田里锄草，汗从额头上淌下来，淌进眼睛里、淌进嘴里、淌进脖颈里，最后全汇到掌心。掌心的汗渗进柞木的毛孔，一层干了再来一层，像黑土上头的腐殖质一年叠一年，叠到后来木头本身的纹理全被人的体温熨平了。那柄面摸上去已经不是木头了，像一块被血养熟了的玉——温的、润的、沉甸甸的，握上去没有一丝扎手的地方，倒像是锄柄在握着你。
赵山河的指尖沿着那截木柄缓缓地往上滑。滑得很慢，比日头在地面上移动的速度还慢。
他摸到了第一道刻痕。
刻痕在离锄柄尾端大约三寸的地方。很浅的一道线，不深，但摸上去边缘是干净的，没有毛刺——那是被人用手指摩挲了无数遍之后磨圆的。他的拇指肚在那道痕上停了一瞬，然后他的嘴唇动了一下。
他记得。1954年的秋天，赵承野生下来的那个晚上刻的。
那年八月的暴雨下了三天三夜，他带人筑人墙排涝，在齐腰深的水里站了四十八个小时。孙韧秋瞒着他，挺着八个月大的肚子开着拖拉机冲进田里排水，拖拉机陷了，她被困在驾驶室。他从水里把她背出来的时候，羊水已经湿透了她的裤腿。赵承野生下来那天晚上，暴雨还没停，卫生所的铁皮屋顶被雨砸得哗哗响。他抱着儿子坐在门槛上，那孩子皱巴巴的、红通通的，哭声响亮，响亮得把雨声都盖过去了。孙韧秋躺在床上问：“叫什么名？”他想了一想，说：“承野。承接荒野。咱们这代人是来开荒的，他是来接荒的。”孙韧秋说：“承野好。比卫国好。卫国是守，承野是开。”
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处，把锄头立在墙角，点了蜡烛头，用镰刀的刀尖在柄尾三寸的地方刻了第一道痕。当时他寻思：刻满了，承野就长大了。
他没想到要刻满二十一道。
拇指继续往上滑。第二道，1956年的痕，那年风调雨顺，麦子长得比人高，晒麦场装不下，他在场院边上又新夯了一块地。那晚上他多喝了两口酒，刻痕刻深了，如今摸上去，拇指能陷进那道槽里。第三道，1958年的痕，那一年贺金戈挑着两筐空穗到马号来找他，把筐往地上一摔，说“山河，地骗不了人”。第四道、第五道……
他的拇指像一把熟路的犁铧，顺着锄柄的纹理一路往前翻，每翻过一道痕，就翻过一个秋天。
第六道，1960年。那年大饥荒，他摔了孙韧秋的粥碗。第七道，1961年。张文畦被下放去养猪，他每天夜里去猪圈找张文畦，两个人蹲在猪食槽边上合计育种的事。第八道，1962年。赵承野饿得啃白桦树皮，他把儿子拉到后院麦田里，指着那些杂交麦穗说：“这地里的每一粒，明年能变一百粒。”第九道、第十道、第十一道……
他的拇指到了第十道以后，节奏慢了下来。后面的刻痕越来越深，越来越密，彼此之间的距离从一指宽缩到了半指宽，有的地方两道痕几乎挨着，中间只有薄薄的一片木棱隔开。那是日子挤的——后来那些年，每一年的重都压在前一年的背上，秋天连着秋天，刻痕也挨着刻痕，像赶路的人越走越急，脚印就越踩越密。
第十二道。
他的拇指在那里停住了。那道痕是歪的，在刻到一半的时候拐了一个弯，歪歪扭扭地绕了一截才又回到原来的线上。那是1966年的痕，刻的时候他的手在抖。
1966年夏天，红卫兵要烧张文畦的育种笔记。他拎着这把锄头堵在资料室门口。后来贺金戈来了。贺金戈那时候已经是“造反派”的头目了，带着一帮人扛着旗来的，说要“破四旧”。贺金戈站在他面前，说：“山河，让路。”他说：“金戈，你让开，让我过去。”两个人面对面站着，锄头横在他胸前。后来贺金戈转身对红卫兵说：“赵山河是革命功臣，暂不追究。”放过了他。
但第二年的春天，贺金戈被那帮人反过头来揪住了。批斗会开了整整一夜，到后半夜人没了。赵山河去收尸的时候，掰开贺金戈的右手，掌心里攥着一把死蝗虫——1951年蝗灾那年留下来的，他竟一直留着。赵山河把蝗虫埋在“火痕地”的边角上，回来之后在锄柄上刻了那道痕，手一直在抖，刻歪了。
他把拇指从第十二道上挪开，继续往上。
第十三道、第十四道、第十五道……
第十七道的时候，他的指腹碰上了一片粗糙的、微微焦糊的木头表面。那是被火烤过的——1968年秋天，山火烧到白桦林，他拎着这把锄头冲进去，锄柄被火苗舔着了，烧掉了外头薄薄的一层皮，留下了一片网状的焦痕。他用指腹在那片焦痕上来来回回蹭了三趟，像在摸一道刚结痂的伤口。
第十八道、第十九道、第二十道。
第二十一道。
他的拇指停在了那里。第二十一道刻痕离锄刃的铜箍只剩一根手指的距离，是前几天孙韧秋替他刻的。刻完之后她用红绸子把锄头裹好，放在东屋的柜子顶上，说：“等承野来拿。”他的指腹轻轻压下去，那道痕的边缘还是毛糙的，没被磨圆。他感觉到那痕迹的内壁上有细碎的木屑屑，一粒一粒的，黏在他的指纹上。
二十一道。
二十一年。
赵山河把整把锄头握住了。握得很紧——不是那种用力攥紧的“紧”，而是一种合拢的、归位了的“紧”。他的手一握上那个柄，五根指头便自然而然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食指和中指贴着锄柄的上弧线，无名指和小指扣着下弧线，拇指横跨过去压住背面。那个位置是他握了二十一年的位置，手指头认得。
他把锄头缓缓地翻转过来，锄刃朝上，平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他的头微微仰着，纱布蒙着的脸朝着太阳的方向——他不知道太阳在哪边，但他的脸感觉到了一团暖意，暖融融地敷在纱布上，敷得那层白棉布微微地发烫。
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稳，像一块石头扔进井里，沉到底了才发出一声闷响。
“承野。”
赵承野的背挺了一下：“爹。”
“你摸摸这把锄头。”
赵承野往前膝行了两步，伸出手去。他的手指先碰到的是锄柄的尾端——冰凉的，那是木头被秋风吹透了之后才有的凉，凉得扎手。他顺着木柄往上滑，滑到赵山河手掌方才握过的位置时，他的指腹触到了一片温。那片温留在一个人的掌心里，只是一点点，像一杯茶喝完之后杯壁上留下的那一层若有若无的热气。
然后他就摸到了那片木头。
他的手指僵在了那里。那不是他想象中木头该有的样子——粗糙是粗糙的，但粗糙底下有一层腻，像河底的石子被水冲久了之后那种滑；硬是硬的，但硬里头又带着微微的弹，像干透了的老牛皮；凉已经过去了，现在从木头深处透出来的一层温意正在往上返，返到他的指腹上，暖融融的。他感觉到那柄面上有无数的凹点，细小得像针尖扎过的，那是汗碱腐蚀出来的；又有一条一条纵向的细纹，像微缩的垄沟，那是掌纹一遍一遍磨出来的；还有一层暗沉沉的、发着哑光的包浆，黑中透褐、褐中透红，那是人的手和黑土混合在一起，一层一层叠上去的，像一件东西被用了太久之后自然养出来的那种面子。
赵承野的手指在锄柄上慢慢地游走。他摸到了第一道痕、第二道、第三道……他的食指顺着那些刻痕一路往前走，走过了他还没出生的年代、走过了他刚会走路的年代、走过了他啃白桦树皮的年代。他摸到第十二道的时候，指尖碰上了那个歪歪的拐弯，他的喉结动了一下。
他一直摸到第二十一道。最靠近锄刃的那一道，新的，边缘还是毛的，有几粒木屑没擦干净，嵌在槽里。他的指甲尖轻轻刮了一下那道痕的内壁，刮出一小撮碎末，碎末黏在他的指甲缝里。
他忽然觉得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的那一片皮肤有一点热——热的不是皮肤，是那片皮肤贴着的木头。
他抬起头来，看着他爹。赵山河坐在椅子上，纱布蒙着眼，面朝太阳的方向，脸上的表情是平的，平得像晒麦场的地面，但下巴那条线上有一块肌肉在微微地抽搐。
赵山河说：“承野，你把锄刃举起来，让爹摸一摸。”
赵承野把锄头托起来。两只手托着锄柄的两端，把锄刃平平地端到赵山河面前。锄刃的铁面泛着暗沉的灰光，边缘那一线刀刃薄得像一片柳叶，刃口上有几处豁口，豁口里嵌着洗不掉的黑土。
赵山河没有立刻伸手。他先偏了一下头，用耳朵去辨认锄刃的位置。赵承野的呼吸就在正前方两步远，锄刃应该在那片呼吸的上方。他抬起右手，手指在半空中张开。指尖朝前探——第一下探空了，只有风从指缝间穿过去。他又探了第二下，第二下擦过了锄刃的背脊，铁面的凉意让他本能地缩回半寸，然后定了定，又伸过去。这一次，他的食指和中指并拢，挟住了锄刃的刃口。
薄。真薄。
他用两根手指挟着刃口轻轻一刮，指腹上的老皮被划开了一道口子，一丝热乎乎的东西洇了出来。他把手指拿回来，送到鼻尖底下闻了一下。铁腥味和血腥味混在一起，那味道像夏天里犁开了二尺深的底土之后翻上来的那层黑泥——又腥又凉，带着一股子铁锈似的暗香。
他脸上浮起了一层极淡的笑意，淡到只是嘴角那块肌肉微微牵了一下，又立刻合上了。
“还好，”他说，“刃没钝。”
赵承野的眼眶热了一下，他用力把那股热气压回去了。他爹的规矩：干活的时候不准哭。眼泪是咸的，咸的东西锈锄刃。
赵山河把那根沾了血的手指塞进嘴里吮了一口，又拿出来。他把锄刃重新搁回自己的膝盖上，两只手再次握住了锄柄，这一次握得比刚才深——手掌完全包住了锄柄的末端，连同那二十一道刻痕一起包进了掌心里。
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站起来了。
没有任何预兆——没有用手撑椅子的扶手，没有让赵承野扶一把，就是腰上那两把老骨头猛一使劲，直挺挺地从那把杨木椅子上立了起来。椅子被他起身的力道推得往后滑了半尺，四条腿在晒麦场的夯土面上蹭出四道浅浅的白印子。
他站着。赤脚，脚趾头抠着晒麦场的泥土面。秋阳照在他后背上，把他的影子长长地投在麦堆旁边的空地上，影子黑沉沉的。
他把锄头举起来了。
双手握柄，锄刃朝下。他举得很高，高到锄刃的尖角越过了他的头顶，在日头底下翻出一道暗沉的光。他的两只胳膊上爆出了青筋，在皮肤底下凸起来。他的肩膀那块旧伤——当年拉犁时绳索勒进肉里留下的——在用力的时候鼓成了一个硬邦邦的疙瘩，疙瘩在粗布褂子下面一突一突地跳着。
他停顿了半秒。然后手腕猛地往下一压——锄头带着风落下来了。锄刃在空中翻了一个面，铁面擦过气流，发出一声尖利的、像哨子似的啸叫。
锄刃落进了晒麦场的地面。
锄刃的尖顶先触到了夯土的表皮，那一层被日头晒得发白的硬壳薄得像奶皮子，刃尖刺进去的时候发出了轻微的“咔嚓”声，像踩碎了一片薄冰。接着整个刃面跟着楔了进去，干土朝两边翻卷，卷到半道上碎了，碎成粉末状的土雾，从锄刃的两侧噗地喷出来。锄刃继续往下走，穿过了干土层，碰到了底下的潮土——那一层的颜色从浅黄骤然变成了深褐，土质从粉末变成了泥屑，被锄刃挤压着朝两边拱，拱成两条小小的、湿漉漉的垄。
锄刃的尖顶碰上了更底下的东西。
那是晒麦场底下三寸深的老地基。二十一年前赵山河带着第一批拓荒人用石磙子一寸一寸砸实的，砸得像山岩一样硬。锄刃撞上那层地基的一刻，刃尖钝了一下——没有钉进去，但整个锄头的重量加上赵山河手臂下压的全部力道在那一瞬间汇聚成了一个极细的点，那个点钉在了老地基的表面上。
锄头立住了。
刃尖入土三寸。
锄柄垂直地立在晒麦场上，在秋阳底下投下一道细长细长的影子，影子歪歪地倒在麦堆的方向上，像一根钟表的指针指着下午两点的位置。
赵山河的手还握着锄柄，没有松开。他的身体微微地前倾了一些，重心压到了锄柄上，整个人靠着那把锄头站着。他的气息粗了，刚才那一下子发力把他身上剩下的力气几乎全抽空了。他闭着嘴，喉咙里发出一阵沉闷的、带着痰音的气流声，胸口一起一伏的，像是大风天里一扇没闩好的门在吱呀吱呀地晃。
赵承野站了起来。站起来的动作很轻，没有声响，只是膝盖离开了地面，身子缓缓地直起来，站在他爹身后半步的位置上。他没有去扶——他爹向来不让人扶。以前不让人扶，现在瞎了眼，更不让人扶。他只是站在那儿，近到如果赵山河往后倒，他能一伸手就接住。
孙韧秋从晾衣裳那边走过来了。
她的围裙上沾着一大片湿漉漉的皂角沫子，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擦干了才走过来。走得不快，一步一步的，踩得很稳。她走到赵山河身边的时候，偏头看了一眼那把立在地上的锄头，又看了看赵山河蒙着纱布的眼睛，没说话。她伸手，把赵山河右边胳膊上卷起来的袖口往下理了理，理平整了，又伸手摸了摸他耳后那个纱布结子，结子有点松了，她重新打了一遍，这次打得松了些——没勒那么紧。
“山河，”她说，“你歇一歇。”
赵山河没有松手。他握着锄柄，面朝前方。纱布底下他的眼皮微微动了一下——他知道前方是什么方向吗？他不知道。他的脸朝着的是白桦林那边，是二十一年前他亲手种下的那排小白桦树长成的那片林子。如今那些树已经有一抱粗了，秋天了，叶子全黄了。
“韧秋，”他说，“承野拿了锄头，就该知道地有多沉。”
孙韧秋没有接话。她只是又伸手，这一次没有碰他的胳膊，也没有碰他的纱布，而是把手搭在了他握着锄柄的那只手的腕子上。她的手指扣着他的腕骨，轻轻地、慢慢地，像是在给他把脉。
赵山河把锄头从地里拔出来了。拔得很慢，一点一点地往起提，锄刃从土层里一寸一寸地退出来，带出一小团湿漉漉的黑泥。他把锄头扛到肩膀上，然后侧过头，朝孙韧秋的方向说：“白桦林那边，走不走得正？”
孙韧秋扶着他的胳膊：“方向对，一步没歪。”
赵山河点了点头。他迈了一步，光脚踩在晒麦场的夯土面上，步子迈得慢，前脚掌先落地，踩实了，再跟后脚跟。他的脚趾头在泥土面上微微地张开，又迈了一步。两步。三步。每一步都踩在场院的老垄沟里——那些垄沟是他自己踩出来的，踩了二十一年了，脚底板认得它们，比眼睛还认。
赵承野握着锄头站在原地，看着他爹的背影一步一步地朝白桦林那边走去。纱布蒙着眼睛，但赵山河走得直，笔直笔直的，脚掌印在晒麦场的地面上，印出一串浅浅的、边缘模糊的凹痕。孙韧秋走在左边，半扶半跟着，两个人的影子被午后的日头拉得长长的，一个高、一个矮，高的那个微微佝着背，矮的那个腰杆是直的。他们走过了麦堆旁边，走过了晾衣裳的竹竿底下，走到了晒麦场的边沿——再往前就是白桦林了，金黄色的叶子一片一片落下来，落在赵山河的肩膀上、落在孙韧秋的头发上、落在他们身后那条笔直的脚印垄沟里。
赵山河一边走，一边开口说了几句话。声音不大，不像是说给谁听的，倒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赵山河这辈子，挖过战壕，开过荒地，烧过大火。”
他走过了晒麦场的中心，快走到那排白桦树底下了。
“赔进去一双眼睛，值了。”
孙韧秋的手在他的胳膊上紧了一下。
“山河不远，”赵山河说，他的脚踩到了第一片白桦树的落叶——焦黄色的一片，已经干了，边缘卷着，脚踩下去发出细碎的一声脆响，“就在这把锄头锄进的黑土里。”
他停住了。站在白桦林边上，面朝着林子的深处。秋天午后的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斑斑点点地落在他脸上、落在那层白纱布上。
“往后，你们种地的时候，”他的声音低下去，低到几乎听不见，“踩到的每一垄，都是我趟过的路。”
风从白桦林深处穿过来，带着落叶的干香和树皮的苦涩。赵山河站了很久，久到赵承野以为父亲不会再说下去了。
然后他听见了一句很轻很轻的话，轻得像一粒种子在黑土底下翻身时弄出的那一点动静：
“地心里有光。”
风起了。白桦树上的金叶子哗啦啦地响了起来，像数不清的手在鼓掌、在拍手、在欢呼。赵山河站在那一片声音里，站着，一动不动，像一根已经在地里生了根的老柞木桩子——风摇不动了，雨冲不走了，火烧过了，他还在那儿。
赵承野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的锄头。他的掌心贴着锄柄的末端，贴着那二十一道刻痕中最新的一道。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收紧了，指节嵌进那些凹槽里，严丝合缝的。
他把锄头从地上提起来，扛在肩上，转过身，朝着拖拉机库的方向走去。锄刃上沾着的黑土碎屑一路往下落，落在他走过的脚印里，落在晒麦场的夯土缝里，落在正午的秋阳底下，像撒了一把细密的黑芝麻。红绸子还系在锄柄的根部，风一吹，飘飘地拂过他后脖颈的皮肤，凉凉的、痒痒的，像有人在后面轻轻推了他一把。
他推开拖拉机库的铁皮门。库房里黑洞洞的，一股子柴油和铁锈混在一起的气味扑面而来。那台“德特-54”拖拉机静静地停在库房中央，铁壳子在日头下晒了一上午，摸着微微发烫。赵承野拉开驾驶室的门，坐进去，然后把那把锄头从车窗伸进去，把锄柄的上半截挂在了后视镜的支架上。支架上原先就系着一截红绸子，是多年前系上去的，褪了色，但红还是红，沉沉暗暗的。他把锄头挂好，锄刃悬在驾驶座右侧半臂远的地方，一伸手就能够到。
红绸子和红绸子挨在一起，被风轻轻地吹着，一下一下地蹭过锄柄上那些刻痕。
赵承野把手搁在方向盘上，仰着头，看着那把挂在后视镜支架上的锄头。锄刃的铁面上模模糊糊地映着他的脸——高颧骨、粗眉毛、抿着的嘴角，跟他爹年轻时一模一样。他发动了拖拉机。机器抖了一下，排气管里喷出一团灰蓝色的烟，然后浑身的铁零件开始轰隆隆地响起来，驾驶室跟着微微地震，锄头跟着那频率轻轻地晃，红绸子一下一下地扫过那二十一道刻痕。
他把拖拉机开出了库房。库房外头是晒麦场，晒麦场外头是田间路，田间路两边是收完的麦茬地，金黄色的茬子整整齐齐地排着，一直排到天边，排到地平线上融成一条灰蒙蒙的细线。拖拉机颠着、晃着，车头朝着那片麦茬地的尽头开过去。
驾驶室里，那把锄头挂在后视镜的支架上，刃尖朝着前方。二十一道刻痕在穿过车窗的斜阳里一道一道地亮起来，又一道一道地暗下去。
白桦林边上，赵山河还站着。孙韧秋扶着他，两个人并肩站在落叶堆里。风把白桦树的金叶子吹起来，吹得满天都是，落在他俩的肩上、头发上、脚背上，落得满满的、厚厚的一层。
赵山河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说了句什么。但风把他的声音卷走了，没有传出来。
孙韧秋偏过头看他。她看见他蒙着纱布的脸上，有一道细细的水痕，从纱布的底边沁出来，沿着鼻翼的凹槽流下去，流进嘴角那道竖纹里，就停住了，不再往下走了。
她没有去擦，只是把自己扶着赵山河胳膊的那只手往下滑了半尺，握住了他的手指。他的手指粗，硬，虎口上那道疤硌着她的掌心。
晒麦场上的日头一点一点地偏西了。麦堆的影子越拖越长，越拖越远，从场院的东边一路扯到场院的西边，像大地慢慢地伸出一只胳膊，把整个场院揽进了自己怀里。最后一颗麦粒从麦堆的尖顶上骨碌碌地滚下来，沿着麦堆的斜坡磕磕绊绊地滚到底，停在赵山河方才站过的那片地上。
地上有一个浅坑。锄刃扎过的坑，口大、底窄，边缘的土翻卷着。泥土的切面上能看见清晰的层次——最上面是一层发白的干土壳，薄薄的；中间是一层浅褐色的粉土；最底下是三寸深处那一点深黑色的、微微泛着潮气的底土。那一小点底土被锄刃的尖顶压实了，压成了一小片光亮的、像釉一样的硬面。
秋风吹过来，碎土粒顺着坑壁滑落下去，填进了坑底。填得很浅，只是薄薄的一层。但那片被压实了的黑土，在日头底下泛着一点幽幽的亮光——像一只很小的、闭着的眼睛，正悄无声息地睁开来。
有些东西沉下去了。
有些东西正在浮上来。
白桦林里的风停了一瞬，然后又开始吹。金叶子落得更快了，一片接一片的，像有人在数着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