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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的端午，随县这一带，旱了快一个月。坡上的苞谷叶子卷着，拧成一根根绿绳。早豌豆已经结荚，荚是空瘪的，指头轻轻一捏，就碎了。地里失了水气，表层浮着一层干土面，风一吹，扑得人睁不开眼。
赵满仓这天起身比往日更早。天还蒙蒙的，窗纸刚透出一点灰白，他已经坐在炕沿穿衣裳。杨拴娃听见响动，翻了个身，看见舅舅弓着腰系鞋带——后颈上新拔的火罐印，紫黑一块，像只壁虎贴在皮肉上。
“舅舅，你再躺会儿。”
“地里草疯长，再不打理，苞谷就撑不住了。”赵满仓没有回头，声音里裹着痰音，“你接着睡，我一个人去，不用管。”
杨拴娃不再言语。等舅舅出门，他也起身穿戴。草绳系住腰，镰刀别在腰间，裤脚挽两道，赤脚踏进院子。地上的土还留着夜里的凉，堂屋台阶缝钻出一丛灰灰菜，叶片沾着露水。门框边靠着一捆艾蒿，是前些日子舅舅从坡上割回来的，预备端午插在门楣。一个多月不落雨，艾蒿大半枯了，叶子缩成灰绿小卷，手一碰，簌簌往下掉碎渣。坡下曹家的门首已经挂了菖蒲，长长两把，青绿鲜亮，风里轻轻摇晃。舅舅那日瞧见，说：“等落了雨，咱们也换束新的。”
拴娃伸手把枯艾蒿往墙根扶稳，才往坡上去。
赶到苞谷地，舅舅已经锄完小半畦。锄头一上一下起落，不慌不忙，像是人和土地慢慢搭话，一下都不空。锄下的草翻过来，根朝上摊在干土上，日头一晒，很快就蔫。舅舅只穿一件汗褂，后心全被汗水浸透，贴在脊梁。肩胛骨一动一动，像两只静卧的鸟。
“东头那几行交给你。”舅舅头也不回，“锄到豆棵旁边，手轻些。绿豆刚长出真叶，碰断了就结不出豆子。”
杨拴娃往手心啐一口唾沫，攥紧锄柄。东头的苞谷长得矮小，秆细，叶子发灰。行间套种的绿豆，已经顶出两片嫩叶，嫩生生的绿，在干黄土上格外显眼。他锄地的法子和舅舅不一样，腰弯得深，锄头扬得高，落下去倒是准，可干不多时，后腰就发酸。舅舅锄地，腰只半弯，锄头贴着地皮走，深浅刚好，带起的泥土不多。他从前教拴娃：“娃，你记着，锄地好比站桩。腰沉住，力气才匀。你光用胳膊使劲，一会儿就累。”
日头慢慢升起来。地里的土渐渐发烫，赤脚踩上去，如同踏在烧热的灶台上。杨拴娃看见脚下土地裂开一道道弯弯曲曲的缝，最宽处能插进两根手指。他把锄刃探进裂缝，轻轻一撬，土块翻开来，底下更是干硬，半分湿气也寻不见。
“舅舅，这地旱透了。”
赵满仓停下锄头，蹲下身抓一把土。土顺着指缝簌簌流走，没有一点潮气。他捏了捏，再摊开手掌，全都成了细粉末，风一吹，便散了。
“得浇水。”他站起身，朝坡下的水塘望过去。塘在沟底，远远看去，只剩中间一小汪黄水，四周圈着一圈发白的干泥。塘边有个人影晃动，是村里魏老汉，挑着两桶水往坡上挪，走三步，歇一歇。赵满仓望了那人片刻，开口：“锄完这块，你下去挑两趟水。一棵浇半桶，润根。水要浇在根旁，莫往叶顶上泼。”
“塘里的水还够吗？”
“今天够用。明天，不好说。”舅舅拄着锄头，又望向北边的天。天是明净的蓝，一片云都没有。“井也快干了。昨天打上来的水，半桶混着泥。”
锄头翻起的土里，刨出一条土蚕，白白胖胖蜷成一圈，被锄刃截成两段。舅舅弯腰，又在苞谷叶背面捉到一条青虫，寸把长，绿莹莹的，正啃食嫩叶。两根手指轻轻一捏，虫身破开，绿浆沾在指尖。
“今年虫子凶。苞谷叶子都被咬花了。前几日我过来，这一片还好，一夜功夫，半行叶子全啃出窟窿。”他抬眼打量那行苞谷，叶片卷缩，叶尖泛黄。“浇完水，把灶膛里的草木灰撒在根边。灰带碱，虫子就不爱来。”
杨拴娃说：“草木灰剩得不多，今早我掏灶，只余下小半筐。”
“够撒半亩。先顾东头那些长势弱的。”舅舅走到一株苞谷跟前。这株比旁边的矮上一截，秆细，叶子耷拉着，像生了病。他蹲下身，拿锄刃在根旁浅浅剜个小窝，从衣兜里摸出几粒绿豆放进去，掩上土，轻轻拍实。“这株保不住了。补点豆子。立秋前收，好歹能收一捧。”
舅舅嘴角浮起一点笑意，淡淡的，像尘土里冒出的一小片青苔。
他随手掰下一片苞谷叶。叶子边缘生着细锯齿，齿上蒙一层白绒。拿叶边，在左手腕轻轻一勒。叶齿在皮肉压出一排浅白印子，白印慢慢泛红，过一阵又淡回去。他低头看了看那道印，把叶子丢在地上。
日头越来越毒。坡下槐树丛里，知了一声长一声短地叫，听得人心头发燥。舅舅歇下锄头，再朝北望。北边一层叠一层的黄土岗，岗上的草尖全都枯黄。
“环县这时候，该下雨了。”
杨拴娃停下手里的活，顺着舅舅的目光望过去。环县的模样，他记不太清，只记得沟很深，井沿结的冰有一指厚。还有荞麦。舅舅从前跟他说，荞麦皮实，坡地再薄、石头再多，撒下去就能长。花开得白花花，漫遍山坡，像落了一层雪。
“等雨下来，就能种荞麦了。”舅舅的声音放轻，像是对着远处什么人说话，“你外爷在世的时候，年年都种。荞麦收了磨面，蒸馍。你娘蒸的荞面馍，就这么大，”他抬手比出碗口大小，“暄软得很。”
拴娃还记得荞面的味道。灰黑的饼子，嚼着有些硌牙，却顶得住饿。
坡下传来脚步声。皮靴底踩在干土上，一步一个响，不紧不慢。舅舅没动，握锄把的手却紧了紧，指节凸出来，白白的。
钟棒头从坡下走上来，身后跟着两个护院，一个提绳，一个扛锄。他穿灰布短褂，敞着怀，裤腰上别一根牛皮短棍。还没走到跟前，一股子酒气先到了，热的，带腥。是雄黄酒。端午还没到，他倒先喝上了。走到地头，站住，拔一根狗尾巴草叼在嘴里嚼。
“赵蛮子，这地里的草锄得蛮勤啊。”他把嚼烂的草吐在地上，“刘老爷让我来传个话，今年的租，一亩地二斗半。端午前交齐。”
“白纸黑字，一亩二斗。”赵满仓说。
“年头不同了么。”钟棒头往前走了一步，靴尖碰到一株苞谷，“么事都涨。刘老爷也是冇得法。”
赵满仓的锄头从土里抽出来，锄刃朝下，轻轻杵在脚边。“加租咋也得有个说法。你让刘老爷自己来跟我说。”
“刘老爷忙得很。让我来，就是给你脸。”钟棒头又往前走一步，那株苞谷被靴尖碰得歪了歪。他低头看了看，像才看见似的，抬脚踩了下去。苞谷从根上折了，叶子贴在地上，绿得发黑。
赵满仓脖子后面鼓起一根筋，突突地跳。
钟棒头还要踩第二株。舅舅动了。锄头贴着地皮挑起来，锄柄照着钟棒头的小腿杆子扫过去。这一下不快——伤寒还没好透，力气只使得出三分。但准。锄柄不偏不斜，正敲在钟棒头小腿骨上。钟棒头没防住，腿一软，单膝跪在了地里。
两个护院慌了，一个抻出短棍，一个举起锄头。舅舅的锄头已经翻了个面，铁刃向里，横在钟棒头后颈上。钟棒头跪在地上，脸朝着那株被踩断的苞谷，鼻尖离地不到一尺。他想抬头，后颈上的锄刃往里收了半分，不敢动了。
“我赵满仓在环县，马鸿逵的税警来了也得先下马。”舅舅的声音从上面落下来，像一瓢凉水浇在午后燥热的土上，“你一个护院，踩我的苗。你再动一下，我让你把这株苞谷吃下去。”
钟棒头的汗从额角淌下来，滴在土面上，打出一个小小的泥点。两个护院举着家伙，往前不敢，往后不走。
僵了有那么一会儿。舅舅把锄头慢慢收回来，重新杵在脚边。钟棒头爬起来，把膝盖上的土拍了拍。他看了一眼舅舅，又看了一眼拴娃，最后看了看那株断了的苞谷。
“赵蛮子，你有种。你蛮狠。”他说。转身走了。两个护院跟在后头，像两条影子。
舅舅站在地头，一直看他们下了坡，上了土路。
他慢慢蹲下来。练武人的蹲法，脚后跟着地，膝盖向外打开，两条大腿平架在脚跟上。背还是一根直线，肩胛骨在汗褂下面慢慢起伏。这是在“收气”：练拳的人，筋疲力尽的时候不兴大口喘，要一口一口地收，把散掉的气重新摁回丹田里去。可舅舅收了半天，呼吸的拍子还是乱的。像一口漏风的风箱，一下长，一下短，一下悬在半空没了下文。
膝盖先塌了半寸。整个人往旁边一倾，用手在地上一撑，又撑住了。那只手杵在干裂的土面上，手指头张得很开，指节是黑的，像五根从地里顶出来的铁钉。杨拴娃抢上去扶，抓住舅舅的手腕。腕子细了，一圈都能攥过来了。他顺着腕子往上摸，摸到手心，摸到肩膀，摸到脖颈。哪里都烫。不是日头烤的，是从肉里头往外烧。
“这世道，”舅舅说，声音很平，不像在骂谁，“是把人摁在地里磨。磨的不是粮食。磨的是人的骨头。”
停了一下，他又补了一句：“地是硬的，人是软的。软的总要给硬的让路。”
舅舅的后背，那件汗褂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已经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霜。
把舅舅扶回家，安顿在炕上。舅舅躺下就不大说话了，只闭着眼，出气很粗，像嗓子里卡着一团棉花。炕沿底下的米罐子，空的，连几粒陈谷子都没有。
他走到里屋，从墙洞里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那只银手镯。很细，银子已经发乌，上头刻着几道水波纹，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母亲临死前从手腕上褪下来，塞进他手里。那一年他七岁。后来跟着舅舅逃荒，一路上要饭、住破庙、给人打短工，这镯子一直没动。穷到最厉害的时候，舅舅说：“留着吧，你娘就剩这一件了。”
他攥着镯子走到堂屋。舅舅睁开眼，看见他手里的东西。
“当了。”舅舅说，声音从嗓子深处挤出来，“去。换几副药吃。人活着比镯子要紧。”
杨拴娃把那只银手镯用蓝布包好，揣进贴身的衣兜里，出了门。
杨拴娃走山路先到镇上。镇上才有当铺。
日头在头顶烤着，路两旁的槐树都蔫了，叶子软塌塌的。他光着脚板，脚底下烫得生疼。当铺门脸不大，青砖门框，门槛磨得凹下去一块，不知被多少人踩出来。门楣上吊着一块木匾，上面的字他不认得。门口蹲着一条黄狗，瘦得肋巴骨一根根支着，见他来了，只抬了抬眼皮，又把头搁回爪子上。
柜台高，他要仰着脸说话。柜台面是青石板的，磨得发亮，上头搁着一把铜算盘，算盘珠子让掌柜的手盘得黄澄澄的。掌柜的五十来岁，戴一副铜边眼镜，一个镜腿折了，用纳鞋底的麻绳缠着。他正歪在柜台后头打盹，听见动静，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
杨拴娃把蓝布包打开，搁在柜台上。里头是那只银手镯。
掌柜的用两根手指头捏起来，凑到窗边看了看，又放回手心里掂了掂。镯子落在柜台面上，发出一声极轻的响。
“五个铜板。”
“六个。”杨拴娃说。
掌柜的抬起眼皮看了他一下。眼睛在镜片后头眯着，像在估一件东西的分量。他从钱匣子里数出六个铜板，在柜台上一字排开。杨拴娃伸手去抓，掌柜的按住两个，说：“月底不来赎，就熔了。莫怪我。”
他点了点头。抓起铜板出了门。铜板被掌柜的捏得发烫，攥在手里，汗和铜腥味混在一起。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蓝布包——还在柜台上，软塌塌的一小块，像褪下来的一层皮。
从镇上到县城，还有三十里。日头把他晒得发昏。路两旁的苞谷地黄梢了，叶子卷成筒，风一吹，簌簌地响，像无数只干手在搓。
走过一片芦苇荡。苇子长得比人高，叶子阔，青里泛着黄。端午前正是摘苇叶的时候，路过的人在苇丛边上挑最宽的叶子打，回家包粽子。有的打了满满一包袱，背在肩上，叶子从包袱角探出来，在风里刷刷地响。拴娃想起环县的端午——母亲用糜子面蒸凉糕，凉糕上用红枣摆出花来，切成方块，蘸着井水镇过的蜂蜜吃。母亲在灶前忙，汗把额前的一绺头发贴在脸上。
再翻一道土岗，就望见县城的城墙了。城墙是青砖砌的，年深日久，砖缝里长出些野枸杞枝子，结了几粒红果子，在灰扑扑的墙面上格外扎眼。城楼破败了，飞檐上的琉璃掉了几块，露出一角发黑的木椽。城门洞子又深又黑，像一张嘴。城门口站着四个团丁，灰布军装，扎着皮带，枪斜背着。离城门还有几十步，他们就拿眼睛把人一个一个地过筛。
保甲长在城门旁边摆了张条桌，桌上放着个铜锣。锣面是黄的，边上磕掉了一块。桌子腿上用绳拴着个豁口的铁皮喇叭。保甲长五十来岁，穿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长衫，袖子挽到胳膊肘上。他跷着腿坐在桌后头，面前摊着一沓册子，册子边角卷着，毛烘烘的。有人要进城，他就敲一下锣，拉着嗓子问：“哪村的？姓么事？进城搞么事？你家户主是哪个？是不是红军的探子？”
问最后一句时，眼珠子总要在人脸上停那么一会儿。停了就停了，也不挪开，像在人脸上找一块能下脚的地方。
杨拴娃排在队伍里。前面是个卖柴的老汉，挑着一担干松柴，柴捆上还插着一把豁了刃的斧子。保甲长拿手拨了拨他的柴捆，问：“哪村的？”
“赵家坳的。”老汉欠了欠身。
“挑进去卖？”
“是喽。换点盐钱。”
保甲长从桌上翻起一个册子，用指头一页一页地翻，翻了老半天，抬头说：“上个月的牌税还冇交清。先把税补了，再进城。”
老汉慌了：“我冇带钱哪。这担柴卖了才有钱。”
“那不中。”保甲长把册子往桌上一扣，“冇交税不能进。拉回去。”
老汉还要说话，后头一个团丁上来，用枪托在他那担柴上一磕。“磨叽么事！走！”
柴捆散了，几根松柴滚到地上。老汉弯下腰去捡，手哆嗦着，还没够着那根柴，团丁的靴子已经踩住了。团丁脚一挪，柴断了，白生生的茬子露出来。
老汉捡起那截断柴，拿袖子擦了擦上头的泥，插回柴捆里。他不再说什么，挑着担子从队伍里退出来，往城外的土路上走。走几步就回头望一眼城门口，望一次，背就弯下去一截。
轮到杨拴娃了。保甲长把铜锣轻轻一敲。
“哪村的？”
“刘家集。”
“姓么事？”
“杨。”
“进城搞么事？”
“抓药。”
保甲长抬起眼，在他身上溜了一遍。瘦，矮，脚上没穿鞋，裤腿挽着，腰里别着把镰刀。他伸出一根指头，点了点那镰刀：“抓药带刀搞么事？”
“路上割草喂牲口。”
保甲长盯着他看了一气，最后往册子上写了几个字，不耐地一挥手：“去。莫在城里惹事。”
杨拴娃走进城门洞。洞子里阴凉，脚踩在青砖上，发出空洞的响。
他没有回头，没看见身后的事——保甲长把册子又翻回刚才那页，在他的名字旁边，添了小小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