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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五年冬，朔风卷着黔江的寒气，扑在武宣东乡的山坳里。
这座倚着黔江立了千年的古县，山是沉的，水是静的，青黑色的峰峦一层叠着一层，像压在百姓心头的愁云。东乡镇三多村，村口立着一座刘氏宗祠，青砖砌墙，黛瓦覆顶，飞檐翘角挑着寒雾，门前几株老榕树虬枝盘错，根须深扎进泥土，荫翳蔽日，把整个村口都罩得沉沉的。
谁也不曾想到，这座寻常的宗族祠堂，即将在一个寒雾弥漫的清晨，点燃桂中大地第一簇革命星火。
1926 年 12 月的天，亮得格外晚。
晨雾像一张湿棉被，裹住了东乡的山野田埂，草叶上凝着白霜，踩上去沙沙作响。一条蜿蜒的山路上，缓缓走来一个年轻人 —— 青布长衫洗得发白，裤脚沾着泥点，肩头背着一个旧布包，面容清瘦，颧骨微高，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像寒夜里不灭的灯。
他叫林培斌，是中共梧州地委派来的特派员。
一路跋山涉水，从梧州到武宣，山路崎岖，匪患暗伏，他却一刻不敢耽搁。腰间藏着的，是党的指示，是千万穷苦百姓的期盼，是要在桂中大地扎下根、立起旗的使命。
他的目的地，正是眼前这座刘氏宗祠。
祠堂里，早已聚着一群人。
没有官府的排场，没有富贵的装饰，只有十几个土生土长的武宣汉子，挤在不算宽敞的厅堂里。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佃农，手掌粗糙，指节粗大，指缝里还嵌着洗不净的泥；有握着粉笔的乡村教师，长衫整洁，眼神里藏着忧国忧民的焦灼；有走街串巷的小商贩，见惯了世态炎凉，心底憋着一股不平之气。
翁尧年、潘业俊、刘铁民、刘月高、朱文拔…… 他们名字不同，出身不同，却怀着同一个念头 —— 打倒那些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让穷苦人能挺直腰杆，吃上一口饱饭，过上一天安生日子。
此前，他们也曾自发聚拢，想为乡亲们争一口气，可群龙无首，像一盘散沙，斗不过地主豪强的勾结，扛不住官府衙役的欺压。直到林培斌要来的消息传来，这群汉子眼里，才重新燃起了光。
祠堂内，几张方桌拼在一起，权当宣誓台。
一面连夜用红布缝制的党旗，挂在正中央。镰刀斧头的图案，不算精致，却格外醒目。几支粗蜡烛点燃，烛火被窗缝钻进来的风吹得摇曳，明明灭灭的光，映在一张张年轻而坚毅的脸上，没有胆怯，只有滚烫的赤诚。
林培斌走到党旗前，转过身，目光缓缓扫过每一个人。
他的声音不高，却像重锤敲在铜钟上，低沉、庄重，字字千钧：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今日起，中共武宣县支部成立 —— 这是桂中大地，第一个党支部！你们，就是桂中第一批共产党员！”
空气仿佛瞬间凝固。
翁尧年率先举起右手，拳头紧紧攥起，指节发白。紧接着，潘业俊、刘铁民、刘月高…… 所有人齐刷刷抬手，右臂绷得笔直，对着那面鲜红的党旗，发出铿锵有力的誓言：
“我宣誓，在此以志诚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命令，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誓言撞在祠堂的青砖墙上，回荡不止，穿透了沉沉晨雾，飞向东乡的村村寨寨，飞向武宣的山山水水。
那一刻，桂中大地的第一面党旗，在刘氏宗祠里，缓缓升起。
风一吹，红布猎猎作响，像一团烧不熄的火，在寒雾里，亮得刺眼。
支部一立，武宣的天，渐渐变了。
林培斌带着支部成员，踩着露水出门，披着月光归来，一头扎进各村各寨。他们走家串户，用乡亲们最听得懂的土话，讲革命道理，讲土豪劣绅的盘剥，讲穷苦人团结起来就能翻身的希望。
办夜校，是最要紧的事。
一间间破旧的茅屋，一灯如豆，白天扛锄头的农民，晚上握着木炭在地上写字。党员们一字一句地教，不仅教他们识文断字，更教他们明白：这世上从来没有天生的贵贱，佃农不是生来就该挨饿受欺，地主也不是天生就该作威作福。
减租减息，更是动真格。
“二五减租” 一推行，佃农交给地主的租子，硬生生少了两成五。高利贷被废除，苛捐杂税被抵制，多少农户从饿死的边缘被拉了回来，捧着一碗糙米饭，眼泪掉在碗里，哽咽着说：“共产党，真是救我们的活菩萨！”
光有道理不够，还要有刀枪护身。
农民自卫队迅速组建起来。土枪、大刀、长矛，哪怕是最简陋的武器，也攥出了穷人的骨气。一千多人的队伍，日夜操练，脚步声震醒了沉睡的山坳，成了革命成果最坚实的屏障。
1927 年春，刘氏宗祠再次鼓乐喧天。
东乡区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会员一下子涌来两千五百多人，农民自卫队也扩至千余人。刘月高当选农协会主席，翁尧年挑起支部负责人的重担。村头巷尾，红纸标语贴得到处都是，笔墨淋漓：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友们奔走相告，脸上是压抑多年的笑容：“有了共产党，咱们穷人，终于有靠山了！”
可土豪劣绅的黑心，不会轻易凉透。
那年夏天，东乡圩场，一杆 “众秤”，成了压在百姓心上的另一块石头。
豪强劣绅相互勾结，私设这杆秤，百姓卖粮、卖牲口、卖农副产品，必须过这杆秤，每一笔交易，都要被抽走一笔 “行佣”。说是手续费，实则是明抢。秤是他们的，轻重他们说了算，钱进他们的腰包，百姓只能忍气吞声，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敢怒，不敢言。
1927 年 6 月的一天，圩场上人声嘈杂，突然一阵骚动。
刘铁民带着几名农民自卫队员，大步流星闯了进来。他一身短打，腰杆挺得笔直，目光如刀，径直冲向那杆 “众秤”。不等豪强家丁反应过来，他一把夺过秤杆，高高举过头顶，对着围上来的百姓，厉声喝道：
“乡亲们！这秤，是黑心秤！是土豪劣绅吸我们血的工具！从今天起，没收归农会 —— 再也不许他们用这秤，欺压我们！”
话音未落，他猛地一用力，“咔嚓” 一声，秤杆当场断成两截，狠狠摔在地上。
全场先是一静，随即爆发出震天的欢呼。
“好！夺得好！”“共产党给我们做主了！”
百姓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拍手称快，积压多年的怨气，一下子冲了出来。
土豪劣绅气得脸色铁青，却不敢当面发作，连夜派人赶往县城，恶人先告状，污蔑农会 “聚众作乱”。
七月，县城方向尘土飞扬。
国民党武宣知事唐熙年，带着一队团丁，耀武扬威直奔东乡，张口就要捉拿翁尧年，扬言要镇压农会。
可他刚一进村，就被团团围住。
翁尧年站在最前面，身后是密密麻麻的农友，锄头、扁担、大刀，黑压压一片。百姓们怒目圆睁，质问声一浪高过一浪：“我们减租活命，何罪之有？”“不准抓我们的人！”
唐熙年看着这阵仗，吓得腿肚子发软，心里清楚，真要动硬的，自己根本走不出东乡。他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硬话，最后只能灰溜溜放人，带着团丁狼狈逃窜。
这一仗，穷人赢了脸面，赢了底气。
武宣的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可谁也没有料到，乌云，正从天边滚滚而来。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一夜之间笼罩全国。
广西，桂系军阀紧跟其后，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大肆 “清党”。
屠刀，挥向了每一个革命者。
10 月 14 日，桂林丽泽门外，枪声刺耳。
中共桂林县支部书记李征凤，党员苏鸿基、谢铁民等九人，倒在血泊之中。桂林的党团组织，一夜之间被摧毁殆尽。
噩耗传到武宣，翁尧年、潘业俊攥着信纸，指节发白，心头像被重锤猛击。
他们知道，最黑暗、最残酷的时刻，来了。
1928 年 2 月，国民党武宣当局，终于露出了獠牙。
东乡一夜之间，沦为人间炼狱。反动兵丁冲进村寨，烧房、抢粮、抓人。十一名农协骨干的田产被充公，房屋被付之一炬，火光映红了夜空，哭声、喊声，撕心裂肺。
敌人以为，烈火和屠刀，能吓退这些共产党人。
可翁尧年站在残垣断壁前，一身尘土，目光却比铁还硬。他对着聚拢而来的农友，声音嘶哑却掷地有声：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共产党人，砍头只当风吹帽！今天他们烧了我们的房，明天，我们就要把这吃人的世道，彻底掀翻！”
他没有躲，没有逃，依旧坚守在最危险的地方。白天隐蔽联络，晚上坚持到夜校讲课，给乡亲们打气，给同志们信心。
6 月 1 日晚，马台村夜校，油灯昏黄。
翁尧年正站在台前，给农友们讲革命道理，讲到激动处，手势铿锵。突然，门外一阵嘈杂，国民党兵丁破门而入，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
被捕。
狱中，酷刑轮番上阵。
皮鞭抽在身上，血肉模糊；烙铁烫在肩头，滋滋作响；老虎凳、辣椒水，种种折磨，惨无人道。敌人只有一个目的：逼他交出党组织名单，逼他背叛革命。
翁尧年咬紧牙关，满嘴是血，却始终一字不吐。
他痛得浑身颤抖，眼神却始终轻蔑：“你们可以杀了我，但你们杀不尽天下穷人，扑不灭革命的火！”
6 月 21 日，东乡刑场。
翁尧年被押来的时候，衣衫破烂，满身伤痕，却依旧昂首挺胸，不肯弯下一丝脊梁。他望向家乡的山，家乡的水，望向那些偷偷赶来送行的乡亲，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放声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必胜！”
枪声响起。
29 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黔江之畔。
鲜血，染红了脚下的泥土。
翁尧年倒下了，潘业俊没有停下脚步。
他化名 “潘异凡”，强忍悲痛，告别家乡，隐姓埋名，辗转各地，继续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哪怕党组织被破坏，哪怕经费断绝，哪怕三餐不继，他依旧咬牙坚持，串连同志，发展党员，不肯让革命火种熄灭。
1931 年春，叛徒出卖，他在容县县城被捕。
威逼利诱，不动其心；严刑拷打，不改其志。最终，28 岁的潘业俊，英勇就义。
同一场腥风血雨中，农协会主席刘月高，也壮烈牺牲。
从 1926 年 12 月成立，到 1928 年 6 月被严重破坏，桂中第一支部，只存续了短短一年半。
它像一颗流星，划过桂中黑夜的天空，短暂，却耀眼至极。
支部散了，人牺牲了，可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
它埋进了武宣的泥土，藏进了百姓的心底，等着后来人，重新点燃。
1938 年，抗日战争烽火连天。
武宣东乡平岭村，一个青年站在自家老屋前，望着墙上自己刚写下的诗句，久久不语。
笔墨未干，字字滚烫：
“故乡诚可爱，亲朋情更深。为了民族故，献上我青春。”
他叫韦天强。
他的父亲韦廷献，是当年桂中第一支部领导下的农民运动骨干。从小，他就在父辈口中，听那些为穷人拼命、为信仰献身的故事。翁尧年、潘业俊、刘月高…… 一个个名字，刻进了他的骨血。
国难当头，他毅然投笔从戎。
墙上题诗，告别亲人，踏上抗日救亡的征程，接过先烈手中未竟的旗帜。
他奔走在抗日最前线，宣传、组织、游击，九死一生。1947 年 5 月，他奉命前往贵州从江县做统战工作，不幸被捕。敌人的酷刑，没能让他低头；死亡的威胁，没能让他弯腰。
最终，39 岁的韦天强，惨遭杀害。
多年后，他的儿子韦以忠已是白发苍苍，提起父亲，依旧老泪纵横：“我父亲这一生，对党忠诚，对人民无私。这份精神，是我们家最宝贵的财富，一辈子都忘不掉。”
黔江流水，日夜不息。
武宣的山，依旧叠嶂；武宣的水，依旧如练。
刘氏宗祠门前的老榕树，依旧枝繁叶茂，虬枝盘错，像在默默守护着一段烽火岁月，守护着一群用生命点灯的人。
翁尧年、潘业俊、刘铁民、刘月高、韦天强……
他们是普普通通的武宣儿女，是农民，是教师，是青年，是父亲，是儿子。
他们也是桂中大地第一批举起党旗的人，是第一批为革命流血牺牲的人。
桂中第一支部，存续虽短，却把革命的火种，深深播撒在八桂大地。
风一吹，火便起；
火一起，便成燎原。
那些倒在黑暗里的先烈，未曾亲眼看见黎明，却用自己的血，照亮了后来人走向黎明的路。
黔江作证，青山作证 ——
火种不灭，精神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