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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的三月，春寒料峭的黄土高原还未挣脱冬日的余威。凌晨时分，兴隆台村的窑洞群还浸在墨色里，唯有几星昏黄的油灯从窗棂漏出来，像大地惺忪的睡眼。突然，一阵嘹亮的鸡鸣划破天际，紧接着，此起彼伏的鸡叫声在村子里蔓延开来，给这片沉寂的黄土地注入了几分生气。
赵大山家的窑洞前，那棵老槐树的枝桠上还挂着未融化的残雪。赵大山蹲在槐树下，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杆是用山里的老黄杨木做的，被他粗糙的大手摩挲得油光锃亮。烟雾在他眼前缭绕，模糊了他古铜色脸庞上深刻的皱纹，却遮不住那双深邃眼眸里的光。
他身上那件粗布棉袄，领口和袖口都打着补丁，补丁的颜色深浅不一，像是岁月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但棉袄洗得干干净净，散发着阳光和皂角的味道。他微微侧着头，望着远处泛着淡淡绿意的田野——那是冬小麦在冻土下积蓄了一冬的力量，正悄悄探出头来。
“爹，天儿还冷，咋不多穿点？”窑洞里传来女儿赵玉兰的声音。十七岁的姑娘端着一碗热米汤走出来，棉袄外面罩着件靛蓝色的粗布褂子，乌黑的辫子垂在胸前，辫梢用红头绳系着，显得格外精神。
赵大山接过碗，哈了口热气暖暖手：“玉兰啊，你看这地，快醒了。”他用烟杆指了指远方，“等土地改革成了，咱就能在自家地里种庄稼，再也不用看地主的脸色了。”
赵玉兰把棉袄往爹身上拢了拢：“娘走的时候总说，咱家人勤，只要有自己的地，日子准能好起来。”她眼眶微微发红，却很快扬起笑脸，“爹，我去给您热个窝头。”
赵大山看着女儿的背影，心里一阵酸楚。孩子娘走那年，玉兰才十岁，就学着缝补浆洗，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他吸了口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灭不定：“老婆子，你看着吧，我一定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
这时，赵小刚从窑洞里出来，手里攥着个磨得发亮的锄头。他刚满二十，身板像爹一样结实，脸上还带着少年人的青涩，眼神却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爹，我去看看咱家租种的那几亩地，冻土该化了。”
赵大山点点头：“去吧，顺便看看村东头那片黑土地，听说那儿的土肥得流油。”
赵小刚眼睛一亮：“爹，您是说……”
“能不能分到，还得看政策。”赵大山磕了磕烟锅，“但咱得有准备，到时候好地到手，得立马翻耕。”
赵小刚用力点头，扛起锄头大步流星地往村东头走去。晨雾中，他的身影越来越远，像一颗投向希望田野的种子。
田富贵家的窑洞在村子中央，是村里少有的青砖箍顶，门口还砌着半人高的石墙，透着股与周遭格格不入的阔气。此刻，田富贵正坐在铺着红毡的土炕上，手里捻着几枚铜板，哗啦啦地来回倒腾。
他穿着件月白色的绸缎马褂，袖口绣着暗纹，是年前托人从县城里捎来的。白白胖胖的脸上，肉堆在眼角，把那双小眼睛挤成了一条缝，可那缝里透出的精光，却能把人的心思看穿。
“当家的，这都半晌午了，您倒是拿个主意啊。”他老婆王氏从里屋出来，手里捏着块绣花帕子，时不时往脸上扇两下。王氏穿着件湖蓝色的棉旗袍，虽然是旧款，但料子是上等的杭绸，在这黄土坡上，显得格外扎眼。
田富贵斜了她一眼：“妇人之见！土地改革是大事，能莽撞吗？”他把铜板往炕桌上一拍，“你以为就咱惦记村东头那片地？村西头的刘老财，北坡的张扒皮，哪个不是盯着这块肥肉？”
王氏撇撇嘴：“那刘老财去年给儿子娶媳妇，家底都掏空了；张扒皮上个月赌钱输了两亩地，他俩能跟咱比？”
田富贵冷笑一声：“你懂什么？这土地改革，可不是比谁家底厚，是比谁跟干部走得近。”他忽然压低声音，“我听说新来的王干事是山西人，爱喝两口汾酒。”
王氏眼睛一转：“咱家不是还有瓶三十年的老白汾？那是前年您做寿，亲家送的。”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田富贵站起身，踱到墙角的柜子前，小心翼翼地打开锁。柜子里整齐地码着几匹绸缎，还有些银镯子、玉坠子，都是这些年巧取豪夺来的。他从最里面摸出个黑陶酒瓶，瓶身上蒙着层薄灰，却掩不住那醇厚的酒香。
“再把那匹杭绸取出来，”田富贵掂量着酒瓶，“王干事家有个闺女，听说快出嫁了，这料子做件嫁衣正合适。”
王氏有些肉疼：“那杭绸可是……”
“妇人之仁！”田富贵打断她，“这点东西换十亩好地，划算！”他把酒瓶和绸缎包在一起，塞进个蓝布包袱里，“晚上我去王干事住处，你去厨房吩咐，杀只老母鸡，炖锅鸡汤，我请王干事过来坐坐。”
王氏虽不情愿，但还是点头应了。她知道自家男人的脾气，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田富贵看着包袱，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他想起十年前，用两斗小米从赵大山手里换走半亩菜地的事，那时赵大山的婆娘刚生完孩子，家里揭不开锅。如今风水轮流转，但他田富贵的精明，可不会输给任何人。
孙有才家的窑洞在村西头，是土坯砌的，门口堆着几捆晒干的柴火，墙上挂着犁、耙等农具，锈迹斑斑却擦拭得干净。窑洞内，烟火气混着淡淡的草药味，那是孙有才的婆娘李氏常年咳嗽，熬药留下的味道。
孙有才正蹲在地上，用錾子修补一个豁了口的犁铧。他身材瘦高，背有点驼，那是常年弯腰种地压出来的。皮肤黑得像炭，那是日头晒、风吹雨打的印记。但他脸上总挂着笑，眼角的皱纹像朵盛开的菊花。
“他爹，歇会儿吧，喝口热水。”李氏端着个粗瓷碗走过来，碗沿缺了个小口。她穿着件打满补丁的夹袄，头发用根木簪子挽着，脸色有些苍白，却透着股麻利劲儿。
孙有才直起身，捶了捶腰，接过碗一饮而尽：“没事，这犁铧得赶紧修好，等分到地，立马就能用。”
李氏坐在他旁边，拿起针线纳鞋底：“听说土地改革按人口分，咱家四口人，能分不少地吧？”
“咋也得有个五六亩。”孙有才咧嘴笑了，露出两排黄牙，“到时候咱种三亩麦子，两亩玉米，再留半亩种白菜、萝卜，够吃了。”
“我寻思着，再种点豆子，秋天能做豆腐。”李氏补充道，“小虎爱吃豆腐脑。”
“对，对，”孙有才连连点头，“再给你种半亩草药，你这咳嗽，得常喝着。”
李氏眼圈一热：“净瞎花钱，我这老毛病，不碍事。”
“咋不碍事？”孙有才板起脸，“等有了自己的地，多打粮食，就能给你抓药了。”
这时，八岁的孙小虎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攥着根麦芽糖，是隔壁二奶奶给的。“爹，娘，我刚才听王大叔说，分了地，就能盖新房子了？”
孙有才把儿子拉到怀里，摸了摸他枯黄的头发：“等咱粮食多了，就把窑洞翻新一下，给你盖个带窗户的房间。”
孙小虎舔着麦芽糖，含糊不清地说：“我要在窗户上贴窗花，像过年那样。”
“好，贴窗花。”孙有才笑着答应，心里却一阵发酸。这孩子长这么大，还没穿过一件新衣服，麦芽糖都是稀罕物。他暗暗使劲，手里的錾子敲得更响了，仿佛每一下，都在为未来的好日子奠基。
李福来家的窑洞在村子最边上，孤零零地杵在土坡上，像是被遗忘的孩子。窑洞的门是用几块木板拼的，关不严实，风一吹就吱呀作响。院子里，几棵枣树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蒙蒙的天空。
李福来正坐在小板凳上，用砂纸打磨着一把镰刀。他中等身材，背挺得笔直，虽然面容消瘦，但眼神里透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袖口磨破了，用线简单缝了缝。
“爹，我来帮您。”十二岁的李大宝端着盆清水过来，把磨好的镰刀放进水里泡着，防止生锈。大宝长得跟爹很像，就是个头矮点，皮肤黑黢黢的，手上已经有了薄茧。
李福来点点头，拿起另一把镰刀：“大宝，你记住，这农具就跟人一样，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磨得锋利了，割麦子才省力。”
“嗯，”大宝蹲在爹旁边，“王老师说，土地改革是让咱穷人翻身的机会。”王老师是村里的小学教员，识文断字，经常给孩子们讲新政策。
“对，”李福来放慢了打磨的速度，“但翻身不是靠嘴说的，得靠力气，靠实在。分到好地，要好好种；分到差地，更要好好种。这黄土坡上，没有懒人的饭吃。”
大宝似懂非懂地点头：“爹，我会好好学种地的，等我长大了，给您盖砖瓦房。”
李福来放下镰刀，摸了摸儿子的头，眼眶有点湿润。他这辈子没读过书，就认一个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爹当年给地主扛长工，累死在地里，连口棺材都没捞着。如今要分地了，他心里不是不激动，只是把激动藏在心里，变成了打磨农具的力气。
“下午开会，你仔细听着，”李福来叮嘱道，“记不住的，回来问我。”
“嗯！”大宝用力点头，拿起一块抹布，仔细擦着泡在水里的镰刀，阳光照在水面上，反射出细碎的光，像撒了一把星星。
日头升到头顶，暖洋洋地照在兴隆台村的土路上。村民们扛着锄头、挑着担子，三三两两地往家走，土地改革的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
村头的老槐树下，围了一群人。六十多岁的张大爷拄着拐杖，唾沫横飞地说：“想当年，我爹给田地主种地，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够地主家吃三年，咱自家却得啃树皮。这下好了，有自己的地了，死也能瞑目了！”
旁边的年轻人二柱子叼着根烟卷，皱着眉说：“张大爷，话是这么说，可这地咋分啊？我家五口人，就我一个劳力，能分到好地吗？”
“放心吧，政府说了，按人口分，兼顾劳力。”说话的是王老师，他刚从学校出来，手里还拿着本课本，“我昨天去乡上开会，王干事说，这次土地改革，就是要让咱穷苦人都有地种，绝对公平。”
“公平？”人群外传来一声冷笑，是刘老财的儿子刘二狗，“我爹说了，这世上就没有绝对的公平，谁有关系，谁就能占好处。”
“你这话啥意思？”二柱子瞪起眼，“难道还能像以前那样，你们家仗着有俩钱，就把好地都占了？”
“咋不能？”刘二狗梗着脖子，“我爹已经去乡上找亲戚了……”
“你放屁！”二柱子一拳挥过去，打在刘二狗脸上。刘二狗也不是吃素的，扑上来就厮打起来。众人赶紧拉开，乱糟糟一片。
张大爷气得直哆嗦：“都啥时候了，还打架！这土地改革是咱全村人的事，要团结，懂不懂？”
王老师也劝道：“大家别冲动，有问题找干部反映，政府会给咱做主的。”
正说着，村里的广播响了，“各位村民请注意，下午两点，在村公所召开土地改革动员大会，请大家准时参加。”
广播声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刚才的火气。众人慢慢散去，各自回家吃饭，只是每个人的心里，都多了些想法。有人期待，有人担忧，有人盘算，兴隆台村的这个中午，注定不平静。
赵大山家的午饭很简单：窝头、咸菜，还有一碗玉米糊糊。赵小刚从地里回来，把看到的情况跟爹说了说：“村东头那片地确实好，黑油油的，离河边也近，浇水方便。田富贵家的长工刚才在那儿转悠，还跟我打听啥时候分地。”
赵大山扒着玉米糊糊，沉声道：“他肯定也盯上那片地了。”
“爹，那咋办？”赵小刚急了，“田富贵跟村支书关系好，万一……”
“别急，”赵大山放下碗，“政府的政策是公平分配，他想搞小动作，没那么容易。但咱也得有准备。”他看向赵小刚，“你下午开会的时候，找机会跟王干事说说咱家的情况——你娘走得早，四个孩子，就靠我跟你俩劳力，看能不能照顾一下。”
“我知道了。”赵小刚点头。
赵玉兰端着碗走过来：“爹，我下午也想去开会。”
赵大山愣了一下：“你个姑娘家，去凑啥热闹？”
“王老师说，妇女也能参加会议，了解政策。”赵玉兰认真地说，“我去听听，说不定能帮上忙。”
赵大山想了想，点头同意了：“行，你去听听也好，多个人多双耳朵。”
这时，两个小儿子吵着要去村头玩，赵玉兰赶紧放下碗，拉着他们出去了。窑洞内只剩下父子俩，气氛有点凝重。
“爹，要是田富贵真把好地抢去了，咱咋办？”赵小刚低声问。
赵大山沉默了一会儿，猛地一拍桌子：“他敢！这土地改革是毛主席的政策，谁敢违抗？真要是不公，咱就去乡上告，去县上告，总有说理的地方！”他的声音不大，却透着股狠劲。
赵小刚看着爹坚毅的眼神，心里踏实了不少。他拿起一个窝头，用力咬了一口，仿佛那是田富贵家的地契。
田富贵家的午饭可就丰盛多了：炖鸡汤、炒鸡蛋、还有一碟腊肉，都是平时舍不得吃的。田富贵喝着小酒，哼着小曲，心情不错。
“当家的，您真打算请王干事来家里吃饭？”王氏一边给儿子夹肉，一边问。
“那还有假？”田富贵抿了口酒，“王干事刚到咱村，正是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咱把他伺候好了，还愁分不到好地？”
“可我听说，王干事是个清官，不爱收礼。”王氏有点担心。
“清官？”田富贵嗤笑一声，“再清的官，也架不住人情往来。我不直接说分地的事，就跟他唠唠家常，聊聊老乡情，他能不明白？”他放下酒杯，“下午开会，你也去听听，看看干部们咋说，有没有啥漏洞可钻。”
“我一个妇道人家，去那儿干啥？”王氏不乐意。
“让你去你就去！”田富贵瞪起眼，“多个人多双眼睛，万一有啥重要信息，漏了咋办？”
王氏不敢再顶嘴，只好点头答应。
田富贵的儿子田小宝今年十五，正上初中，平时娇生惯养，这时插嘴道：“爹，我同学他爸是乡干部，要不我去找找他？”
田富贵眼睛一亮：“你同学他爸是哪个干部？”
“就是主管土地改革的李干事。”田小宝得意地说。
“好小子！”田富贵拍了拍儿子的肩膀，“下午放学，你就去同学家，别提分地的事，就说想他了，多跟他爸套套近乎。记住，嘴甜点。”
“知道了。”田小宝扒着饭，心里却想着晚上去哪里玩。
田富贵看着儿子，心里盘算着：双管齐下，这下村东头的地，跑不了了。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仿佛已经喝到了庆功酒。
孙有才和妻子将最后一把锄头的木柄用麻绳缠紧，李氏用袖子擦了擦额角的汗，望着墙角码放整齐的农具，眼里泛起亮闪闪的光。窑洞外的日头正盛，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照得那些修补过的犁铧、镰刀都泛着暗光。
“他爹，咱再数数种子吧。”李氏从炕柜深处拖出个粗布口袋，倒出里面的麦粒、玉米粒，摊在簸箕里细细挑拣。饱满的颗粒留在中间，瘪的、带虫眼的都拨到一边，“这麦子是去年留的种，晒得透透的，准能出好苗。”
孙有才蹲在旁边，用粗糙的手掌捻起一粒玉米，放在嘴里咬了咬，咔嚓一声脆响。“这玉米种也成，饱满得很。”他抬头看向妻子，“要是能分到村西那片沙土地，咱就多种玉米，耐旱；要是分到黏土地，就按你说的，多种麦子。”
“我还想着，分点近地种蔬菜。”李氏拿起颗饱满的菜籽，“去年从娘家带来的菠菜籽、萝卜籽，都攒着呢。开春种上，夏天就能吃上新鲜菜，不用总啃咸菜了。”
“对，对。”孙有才连连点头，忽然想起什么，往窗外看了看，压低声音，“昨天我去磨面，听见田富贵家的长工说，他们家准备了好酒好肉，要去打点关节。”
李氏的手顿了顿，眉头皱起来：“他还想搞以前那套？政府不是说公平分地吗？”
“不好说。”孙有才叹了口气，“不管他，咱只管把自己的事做好。就算分到差地，咱多上肥、勤除草，未必收成就比好地差。”他拿起一把菜籽，撒在手心，“你看这籽，落在石头缝里都能发芽，咱庄稼人，就该有这股劲。”
李氏看着丈夫黝黑脸上的朴实笑容，心里的担忧散了大半，低头继续挑拣种子，簸箕里的谷物沙沙作响，像在为未来的日子伴奏。
李福来把最后一把镰刀用稻草捆好，靠在墙根。阳光穿过窑洞顶上的小窗，在地上照出个圆圆的光斑，随着日头慢慢挪动。李大宝蹲在光斑里，用树枝画着圈，圈里写着老师教的“地”字。
“大宝，过来。”李福来拍了拍身边的炕沿。儿子跑过来坐下，手里还攥着那根树枝。他的小手粗糙得像块小老树皮，那是帮着爹拾柴、喂猪磨出来的。
“下午开会，记着三件事。”李福来扳着儿子的手指头，“一，别乱跑，干部说话要仔细听，特别是说分地咋丈量、咋登记的时候，不懂就记下来，回来问我。”
大宝点点头，把树枝在地上写了个“听”字。
“二，看看村里哪些人去了，特别是田富贵、刘老财他们，看看他们啥反应。”李福来的声音沉了沉，“以前他们占着地，咱只能看他们脸色，现在不一样了，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大宝似懂非懂，又写了个“看”字。
“三，回来把听到的、看到的都跟我说，一个字都别落下。”李福来摸了摸儿子的头，“咱没读过书，不懂那些弯弯绕绕，但耳朵得灵、眼睛得亮。这地分下来，是咱李家几辈子的大事，不能出半点岔子。”
大宝把树枝攥得紧紧的，用力点头：“爹，我记住了。我给您画下来，谁坐哪儿，谁说了啥，都画下来。”他拿起树枝，在地上画了个小人，旁边画了个方框，说是田富贵。
李福来看着儿子认真的模样，嘴角露出丝笑意。他这辈子没跟人争过啥，就认一个理：力气不会说谎。只要有地，他就能把力气使在地里，长出粮食来。他望着墙上挂着的那顶破草帽，那是爹留下的，草帽沿都磨没了，他却一直舍不得扔。“爹，您看着吧，咱也有自己的地了。”他在心里默念。
午后的阳光把黄土路晒得软软的，踩上去噗噗作响。村民们三三两两地往村公所走，像一股缓缓流动的黄土地上的河。
赵大山走在前面，脊梁挺得笔直，赵小刚跟在旁边，手里攥着个旱烟袋——那是爹让他带着，说万一遇到干部，递根烟能多说几句话。父子俩没咋说话，可脚步都透着股劲，像要去赴一场盼了一辈子的约。路过田埂时，赵大山弯腰揪了把草，搓了搓，闻了闻，那是春天泥土混着草芽的味，他说：“这味，就是好日子的味。”
田富贵走在另一边，手里拎着个蓝布包袱，鼓鼓囊囊的。他没跟别人搭话，脚步轻快，时不时摸一下包袱里的酒瓶，嘴角挂着笑。路过村东头那片黑土地时，他特意放慢脚步，用脚跺了跺地，仿佛在丈量自家的地盘。迎面碰上王老师，他笑着打招呼：“王老师也去开会？这土地改革，真是大好事啊！”
孙有才一家走得热热闹闹。李氏抱着小女儿，孙小虎跑前跑后，手里举着根柳条，喊着“分地咯，种地咯”。孙有才跟旁边的邻居唠着：“你说咱分到地，是不是就不用给地主交租子了？”邻居说：“可不是嘛，以后打多少粮食都归自己！”这话让孙有才嘿嘿直笑，脚步都轻快了。
李福来和大宝走在最后，父子俩手牵着手。大宝时不时问：“爹，地是方的还是圆的？”李福来答：“有方有圆，只要能长庄稼，啥样都行。”路过一片荒坡，李福来指着说：“这坡看着荒，其实底下土肥，要是分到这儿，咱就垒个梯田，照样能种麦子。”
村公所院子里挤满了人，土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人人平等”。村民们互相招呼着找地方坐，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抽烟的、说笑的、紧张地搓手的，嗡嗡的人声像要把屋顶掀了。
两点整，村支书敲了敲铜锣，院子里顿时安静下来。他清了清嗓子，刚说“土地改革”四个字，底下就有人红了眼眶。当说到“穷苦老百姓都能有自己的土地”时，张大爷哭得直抹泪，好多人跟着掉眼泪，不知是喜是悲。
王干事讲政策时，院子里静得能听见风吹树叶的声。赵大山往前凑了凑，耳朵竖得老高，生怕漏了一个字。田富贵看似在听，手指却在包袱上敲着，盘算着晚上的事。孙有才把小虎搂在怀里，让他也好好听。李福来则让大宝蹲在前面，看得清楚、听得明白。
提问的时候，二柱子站起来问：“要是有人多占了地，咋办？”王干事斩钉截铁地说：“谁敢违法乱纪，政府绝不姑息！”这话让好多人松了口气，赵大山悄悄挺直了背，田富贵的手指停了停。
散会时，太阳已经西斜，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往家走的路上，没人咋说话，但脚步都跟来时不一样了。赵大山的脚步更沉了，像揣着块沉甸甸的希望；田富贵的脚步有点急，大概是想赶紧回家准备晚上的“活动”；孙有才哼起了不成调的小曲，李氏抱着孩子，脸上笑盈盈的；李福来牵着大宝，走几步就回头看看村公所的方向，仿佛那里面藏着自家未来的收成。
夜幕像块大黑布，慢慢罩住了兴隆台村。窑洞里的灯一盏盏亮起来，星星点点，像撒在黄土地上的希望。赵大山家，父子俩对着油灯比划着地块；田富贵家，正忙着炖鸡炒菜；孙有才家，在清点种子数量；李福来家，父子俩在磨镰刀，沙沙的磨刀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那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土地，磨亮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