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一、我之所以写《贞观大帝》
那是上世纪八零年代,我还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利用一个暑假,沉浸在学校图书馆二个月,完成这样一部壮观的历史画卷。按理说,像我这种资历水平的年轻人,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我竟然完成了它,尽管自己也并不十分满意,尽管中间几经波折。这主要靠着一种巨大的推动力,也就是创作此剧的目的。
我看了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传记,看了罗马尼亚斯特凡大公和法国拿破仑的电影,我激动了,我冲动了。外国有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有人民敬爱的民族英雄,难道我中国就没有?中国五千年文明之邦,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岳武穆……英雄人物何其多也。我要写,把它写出来,拍出来,演到你们欧洲去,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历史人物、民族英雄比你彼得大帝强,比你拿破仑的雄!近于幼稚的情感,也是高尚的朴素的民族感情、爱国感情,正是数年前促使我要创作此剧的原动力。
我选择了盛唐的缔造者李世民,这个威震全球的朝代和这个光彩夺目的帝王。美国的埃德温·赖尚尔在《日本人》中说的话:“唐代作为经济上与政治上最先进的国家开始确定了此后将近一千年的世界领导地位”,也促使我写唐朝,写李世民。还有一个原因,近年来,写历史小说、剧本以及评书、说唱等等不是没有,而是不少。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中原帝国如何如何腐朽无能,外寇如何如何入侵……。这是事实,但是过多了,过头了,却使人感到窝囊。哦,你中国进步、发达,可你们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都是挨打、受欺?
事实上,在几千年的奴隶封建社会中,中国周围的国家都是些小国、行国、游牧民族,甚至是还未形成国家的未开放的民族。中国文化灿烂、经济发达、军队强大,很早就进入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这不仅在中国四周,就是在整个世界,也无有匹敌之手,包括罗马帝国。汉武帝击败了匈奴,匈奴西迁,就灭了罗马帝国。我们应该承认古代中国的先进、强大、富庶,而不要过分强调外寇入侵和中国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这不是全部事实,也不利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勇气。毕竟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诞生过灿如星河的杰出的历史人物。总而言之,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
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才使我的创作欲如此强烈,百折不挠。我在创作中途,看到了颜海平的《秦王李世民》,曾一度产生了动摇情绪。但冷静一想,我与颜海平虽然同是写李世民,然而着笔点却是不同的。她严肃的笔细嫩地刻画了唐初的宫廷斗争,而我的笔则是在更广泛的历史画卷上描写了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才干、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叱咤风云的领袖气质。
我的创作条件与环境都很困难,付出的代价也是加倍的。我边写边学,学习了中国通史、蒙古秘史、日本史、朝鲜通史,查阅了资治通鉴,贞观政要,新旧唐书等大量资料。如此继续了几年,凭着爱国感情产生的强烈的经久不减的创作欲,完成了这部历史剧。
二.我的创作观念
我当时碰到的问题,首先是帝王能不能写。在我的创作初期,还没人触及这个问题,现在虽然有了肯定的答案,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谈谈我当时的看法。我认为,李世民虽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个剥削者,但他创立了强大的唐帝国,对历史发展还是有推动作用的,对中华民族还是有贡献的。他毕竟与其他帝王不同,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开明、有能力的帝王。法国写的拿破仑,苏联写的彼得大帝,罗马尼亚写的斯特凡大公,我们就不能写我们民族引以为傲的帝王?
我的历史观点,同范文蔺先生一致。我极其赞同他的《中国通史》,但不包括别人为他续写的后几本。另有一处,我与范先生观点不同,即李渊与李世民的关系。一般认为也就是范老的看法,李渊是个暴君,他与李世民无丝毫父子之情,并且始终不赞成李世民。我认为,李渊至少是很有才能的将军,有勇气的贵族。他是赞赏李世民的,与李世民是有感情的,只不过表现得复杂化,时合时离罢了。我曾经看过一篇文史学家的专题论文,作者引用大量经典文献、历史著作论述了李渊、李世民父子之见的感情和共同政见。我赞成这种观点,可惜作者名字忘记了 。另外就是我读的旧唐书等书, 从其中的李渊要李世民提防建成,要立李世民为太子以及世民俘获颉利后、父子同乐等许多细节,也可看出李渊、李世民父子之间感情。就我们生活逻辑推理,父子之间、家庭之中,不管如何和谐,如何感情深,也不可能没有矛盾,没有纠纷。故此,我以为说他们父子之间既有共同观点,又有利益冲突;既有感情,又有矛盾;说李渊这个人既有糊涂之时,也有清醒之际……,这是合情合理合逻辑的。所以,我剧作中的李渊是以其本来面目出现的。
三.我的创作手法
天才的历史剧作家郭沫若说:“写历史剧不是写历史,这是初步的原则,是用不着阐述的。剧作家的任务就是把握住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又说“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即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在。”我写的《贞观大帝》,不是历史专著,是文学作品,因此,其中倾注了我的观点,我的再创作。这是与一切历史剧作家一致的,不同的是,我在把历史文学化的同时,吸取了大量的群众喜爱的民间传说中的人物、故事。虽然有些东西与历史有所出入,但我想,这并不影响历史,反而更易为大众所接受所喜爱。许多优秀的受人欢迎的古典作品都突破了历史事实的束缚。另一方面,我的《贞观大帝》,它是一部真实的历史画卷,而不是大仲马似的拿历史为自己作品的传奇性服务的纯浪漫作品。故此,许多重大历史文件,历史人物,我都力求真实,并且庄重的加上了字幕。我采用的是历史与传说、现实与浪漫的结合的手法。
我修正了传统的正面人物描写手法。在中国古典作品中,正面人物如刘备、宋江等,一个个都被写成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的救世主,他们甚至连一点脾气也没有,只会流泪,悲天悯人。很明显,这是大众的愿望,历史上的刘备、宋江肯定不是如此。他们能统率一支大军,统治一个地区,得到民众的拥护,除了他们诚实的品德外,一定还具有严厉的果断的气魄。故此我写的李世民,除了有中国的传统美德仁义、善良、诚实、忠孝外,还有压服一切的魄力,发起脾气来,比拿破仑还凶。
我也订正了现代的历史人物描写手法。在现代历史作品中,正面人物似乎都成了高瞻远瞩、战无不胜的现代无产阶级英雄。其实革命英雄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也有各种不同的爱好,况乎历史人物。我写的李世民是正面人物,总的来说,是赞颂他的历史功绩,但也写了他的独特的性格,脾气甚至他的私事、缺点,这样会更使人感到真实一些,生动一些。
文学批注是必要的,但是吹毛求呲,生剥硬整就大可不必了。目前有这种现象,电影里老前辈张俊祥在《论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法》中总结了一些影片的最佳场景、人物数,是正确的。但是要把它作为一个金字塔公式来一切电影作品就不行了。日本的《罗生门》有几十多人物,仍是一部世界名片;苏联的《夏伯阳》只有六、七十个场景,而日本的《人证》多至它的二倍,但都是优秀影片。张老讲的是一般情况,具体情况就不同了。《贞观大帝》反映的是几十年的一个大变革时期的历史,人物较多。但是实质上作笔描写的也就是十几个,其它的可有可无。对于这样可有可无的人该不该写呢?起初我不想写,但后来还是写了。理由是:第一,因是历史剧,人物多一点,人们觉得很自然;第二,写出来,一晃而过,也不影响主要人物的刻画,不影响观众对主要人物的认识。不懂历史的人也就不注意这些一晃而过的人,而懂历史的人看后,哦,这个地方还有这个人。如此还有益处,增加历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