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秋,洛阳城的城门楼高耸入云,丽景门斑驳的青砖缝里,蒿草疯长,半尺多高,在风中摇曳,像一道被遗忘的伤疤。守城的兵卒斜挎着步枪,枪托在古老的城砖上拖行,发出刺耳的刮擦声。
十字街弥漫着胡辣汤的浓烈香气,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穿绸衫的少爷搂着脂粉气浓的姨太从洋行里踱出,金丝眼镜片反射着正午刺目的阳光,晃得人眼晕。守门的老校工打量着刘子龙和谢文甫的眼神,如同审视一件沾满泥泞的农具——长衫下摆还挂着汝河的水草的青色,布鞋的鞋底磨出个小洞,露出的脚趾沾着河泥,散发着故土的气息。
“新生报到处在东厢房。”老校工的旱烟袋往地上磕了磕,烟锅里残留的火星落在“洛阳师范学堂”的“堂”字上,瞬间熄灭,像一个微小的预兆。“看你俩这样子,是从乡下来的吧?去年也有个郏县的娃来报考,住不起客栈,就在操场边的槐树下睡了三晚。”他语气平淡,言语间充满了轻视。
刘子龙和谢文甫刚踏入东厢房,一股嗤笑声便迎面扑来。一个穿月白纺绸衫的少年,正用象牙折扇的扇骨,轻佻地指向刘子龙的布鞋:“张兄你看,这布鞋上的补丁,倒比先生讲的《楚辞》还古朴几分。”说话的是刘少甫,洛阳商会会长的独子,袖口绣着金线牡丹,指甲修剪得比姑娘还精致,腰间晃荡的怀表链是纯金的,在绸衫上划出冰冷的弧光。
被称作“张兄”的少年只是鼻孔轻哼,那眼神刘子龙再熟悉不过——轻蔑里藏着算计,如同龙山雪夜里窥伺猎物的饿狼。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怀里的铁皮盒,一股混合着干槐花清香与河泥腥气的熟悉味道,在这充斥着脂粉与香料的房间里悄然弥漫,像一道无声的屏障。
“乡下来的怎么了?”刘子龙将铁皮盒稳稳地放在桌上,盒子里的银镯发出一声轻响,清脆而突兀,“俺穿布鞋,走的是脚下的路;总比某些人穿绸衫,却站不稳脚跟的强。”他想起父亲的那句“脚正不怕鞋歪”,故意将沾着河泥的布鞋,轻轻蹭过刘少甫锃亮的皮鞋边缘。
刘少甫的脸腾地涨红,折扇“啪”地合拢:“你知道我是谁吗?家父一句话,就能让你卷铺盖滚回乡下!”他身边的几个跟班立刻起哄。一个油头粉面的家伙伸手就要抢夺刘子龙的铁皮盒,指节上还残留着浓重的烟油渍。
“住手。”一个沉稳的声音响起。门口立着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比刘子龙高出半个头,颧骨上一颗朱砂痣格外醒目,眼神锐利,亮得如同月夜里的寒星。“入学须知第三条,禁止以出身取人。”他手中的书往刘少甫面前一晃,封面上《新青年》三个烫金大字赫然在目,书页边缘卷曲,像被晒干的荷叶。
刘少甫瞥见那本书,嚣张气焰顿时矮了半截,悻悻道:“王老师,你别护着这个泥腿子……”话音未落,便带着跟班灰溜溜地退了出去。被称为王教师的中年人弯腰,小心翼翼地捡起掉在地上已经散开的铁皮盒,用袖口拂去上面的灰尘:“我叫王光宇,国文教师。看你这盒子里装的是槐花?去年我去郏县采风,龙山的槐花确实香,能吃,还能入药治便血。”
刘子龙接过铁皮盒,指尖触到对方的手,粗糙的茧子,是长期握笔磨出的印记。“俺叫刘恒心,从郏县来的。从现在开始就改名叫刘子龙了,常山赵子龙是俺的榜样。”他顿了顿,想起董秀芝临别时的话,声音清晰,“拐河村的槐花,比洛阳的香。”他接过盒子,取出半朵干透的槐花,递过去,“你闻。”
王光宇笑了,手指上还沾着未干的墨迹:“我信。将来的天下,该是咱穷苦人的。”那笑容里,有种穿透阶级壁垒的暖意。
宿舍是间朝北的厢房,挤着四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刘子龙的床铺靠门,里侧是谢文甫。对铺住着刘祥庆,临颍人,家境尚可,是个思想激进的青年。
“晚上别看书太晚,”刘祥庆往煤油灯里添了勺油,灯芯爆出的火星,恰好落在一本旧的《新青年》杂志的封面上,“舍监查房时,看见这些书会没收的。”他突然压低声音,从床板缝隙里摸出个油纸包,里面是手抄的《资本论》选段,字迹工整得如同刻印,“但你要想看,我这里有手抄本,用的是《论语》的封面。”
刘子龙摩挲着铁皮盒里的银簪子,指尖传来凉意。他忽然想起被土匪焚毁的私塾里那些线装《论语》,和眼前这本《新青年》,仿佛在诉说同一件事——人要活出个人样,不能任人欺凌。他将银簪取出,放在枕头底下。冰凉的金属贴着粗布枕套,像姑娘在耳畔低语:“夜里别着凉。”
第二天国文课,先生王光宇让新生自我介绍。刘少甫起身,宣称“三岁能诗,五岁能文”,当场背诵了一首《洛阳怀古》,词藻华丽,引来一片附和的掌声。他得意地用折扇敲着桌面,鞋跟在地板上叩出轻佻的节奏。轮到刘子龙时,他从怀里掏出槐花标本,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俺来自郏县拐河村。那里的槐花能吃,蒸着吃、炒着吃都香;那里的人,不会因为穿布鞋就被笑话。”
台下哄堂大笑,刘少甫的折扇摇得更欢,扇面上的“富贵牡丹”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刘子龙却捕捉到刘祥庆在偷偷点头,他手中的1926年第一期《新青年》杂志正翻到“青年如初春,如朝日”那一页,阳光透过窗棂,恰好落在书页上,那些字仿佛在发光,穿透了满室的喧嚣。
晚自习的钟声响起,刘子龙在宿舍门口遇见刘祥庆。他正迅速将一本《新青年》塞进墙缝,砖缝里还露出半本《向导》周报的边角。见刘子龙,他招了招手:“跟我来。”两人绕到学堂后废弃的菜园,一个破败的菜窖里藏着个木箱,里面全是禁书——《向导》周报的纸边磨得卷曲,《资本论》的封面套着《论语》的封皮,最底下压着一张油印的《共产党宣言》,其中“工人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那句话被红笔重重圈了三遍,墨迹已有些晕开。
“这些书,比枪杆子还有劲。”刘祥庆在微弱的油灯下,眼睛亮得惊人。他用手指点着《共产党宣言》的封面,“你知道吗?去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就是这些字,唤醒了上万学生走上街头。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连洋行里的丫鬟都敢摔碎洋老板的茶杯。”他给刘子龙讲述巴黎和会的屈辱,青岛被割让的国殇,讲述那些穿着长衫的青年,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如何用笔墨为武器,“笔杆子能唤醒沉睡的人,枪杆子能打倒压迫的敌人。两样,都得有。”
刘子龙摩挲着槐花标本上细密的棉线,突然明白了董秀芝为何要画野菊花。那些在石缝里倔强绽放的植物,和这些在禁书堆里悄然生长的思想,原是一样的——都带着一股不服输的、穿透黑暗的劲。他想起村里井台边围栏上李老财的铁锁,原来锁住人的,何止是铁锁,更是那不让人读书、不让人知晓真相的规矩。
夜里,刘子龙把从刘祥庆那里借的《新青年》压在枕头下。铁皮盒里槐花的清香,混着书页上淡淡的油墨味,钻进他的梦里。他梦见董秀芝在汝河岸边采槐花,篮子里装满了《新青年》;刘祥庆站在洛阳城头大声朗读文章,那些字竟化作长枪的红缨,在风中猎猎作响;而刘少甫那身华美的纺绸衫,被风吹得鼓胀,像一面空荡荡的旗子,飘着飘着,最终坠入十字街的污水沟里,溅起浑浊的浪花。
当秋蝉在师范学堂的梧桐树上鸣叫得最响时,刘子龙的长衫已洗得发白。他在伙房帮工换取饭票,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劈柴。斧头落下的节奏,总让他想起在龙山练武时的韵律——父亲说过,劈柴和劈刀一个理,都要“稳、准、狠”。他还帮校门口刻字铺的掌柜拓印石碑。那是个留着辫子的老头,总念叨:“字是骨头,刻深了才立得住。”他教刘子龙用坚硬的枣木刻章,说这手艺既能糊口,也能传信——在章底刻上暗号,懂的人自然能看懂。刘祥庆常来帮他搬柴,两人蹲在灶台边啃着窝头,就着跳动的柴火光读《新青年》。
“你看这篇《庶民的胜利》,”刘祥庆用烧黑的树枝在地上划出重点, “说的就是咱这样的人,不该被那些穿绸衫的踩在脚下。李大钊先生说,‘劳工神圣’,你劈柴挣饭票,我抄书换灯油,都是正经营生,比刘少甫他们啃老强百倍。”他指甲缝里还沾着油墨,是昨夜抄写文章时蹭上的。
那天晚上,刘祥庆将一份《向导》周报塞进刘子龙手里:“刘少甫他爹在商会勾结洋人,垄断了洛阳的棉花生意,压低收购价,还克扣工人工资。学生们正准备去请愿,你敢不敢来?”报纸上的标题用红笔圈着:“打倒买办阶级,还我民族工业!”旁边画着一幅简笔画:洋老板踩着中国工人的脊梁,手里高举着银元。
刘子龙眼前闪过拐河村被抢的粮缸,闪过李老财井台上的锁,一股熟悉的、灼热的愤怒在胸中升腾。他握紧拳头:“有什么不敢?”他将槐花标本仔细放回铁皮盒,藏在床板下,又将董秀芝送的银簪放在手掌心——冰凉的金属紧贴皮肤,像姑娘在耳畔叮嘱:“小心点。”他找出自己刻的第一个木章,上面是个遒劲的“龙”字,准备印在请愿的标语牌上。万一被抓,也算个记号,一个来自龙山的、不屈的印记。
请愿队伍在洛阳街头行进,刘子龙和谢文甫高举着刘祥庆书写的标语:“劳工神圣,学生爱国”。他的长衫被人群挤得变了形,腰背却挺得笔直。队伍从西大街走向十字街,经过丽景门时,守城的兵卒举枪拦路。刘子龙抓起路边的竹竿,横在身前,护住几个惊慌的女学生。竹竿横握的姿势,正是父亲当年教的“拦马式”,稳、准、狠,带着龙山刀法的影子。
混乱中,刘祥庆被警察的枪托狠狠砸中额头,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滴在《新青年》的封面上,将“新”字染成一片刺目的红。他踉跄着,将书塞进刘子龙怀里,声音微弱却清晰:“记住,字……比血更有力量。”刘子龙接过书,指尖触到温热的血迹,眼前瞬间闪过——周先生在烈焰中倒下的身影,那根刻着“忠”字的戒尺,董秀芝含泪的双眼,还有父亲护粮缸时额角的血——所有这些血,都在滋养着同一种东西。
回到学堂,月光已悄然爬上窗台。刘子龙将染血的《新青年》摊在桌上,用董秀芝送的银簪压住书页。铁皮盒里的槐花标本依旧完好,只是宣纸边缘多了些细小的褶皱,像经历了风雨的拐河村。他摩挲着书页上的血迹,突然觉得这血与周先生的血并无二致,都在无声地滋养着什么——就像汝河的水,表面平静,底下却奔涌着不可阻挡的暗流。
他铺开信纸,给董秀芝写信。 “洛阳的槐花没有咱村的香,”他写道,“但我在这里认识了新朋友,他们教我,除了枪杆子,笔杆子也能护家。就像你爹的草药,有的能治外伤,有的能调理内里,都有用。”他顿了顿,笔尖悬停片刻,又添了一句:“等我学会了刻字,给你刻个野菊花章,盖在你爹的药方上,作为董记药铺的印记。”不知不觉间,刘子龙已经把常挂在嘴边的“俺”字变成了“我”字,随着口语一起蜕变的,还有他的思想。现在,他的视野已经不在局限于郏县拐河村,而是方言全中国了。
窗外的秋蝉依旧不知疲倦地鸣叫,刘子龙的字迹在灯光下渐渐清晰。那些字里,有汝河的水,有龙山的枪,有槐花的香,还有一个戴着银镯的姑娘,在埠头的老槐树下,等着他回家。信纸的角落,他用铅笔轻轻描了个小小的、五瓣的槐花。那花蕊里,仿佛藏着一个姑娘的诺言,和一条沉睡巨龙的呼吸。线条稚拙,却像怕姑娘忘了家乡的模样,忘了那个约定——野菊开时,我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