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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沙漫过鸣沙山，在大泉河畔莫高窟，王圆箓佝偻着背，在洞窟下方的小院清扫刮进门的沙土，忽听门外传来陌生却字正腔圆的汉话：“道长慈悲，能否容在下讨碗水喝？”
他转头望去，见一穿灰色风衣的外国人，头戴遮阳帽，满脸风尘，但目光清明。
“施主请进。”王圆箓从堂屋陶罐倒了一碗茶水，看着对方站在院里捧碗一饮而尽，忍不住问，“你从哪里来，汉话说得这么好？”
“不瞒道长，我是法国学者伯希和。久闻敦煌佛法鼎盛，特从西方法国前来求经。”伯希和放下陶碗，从怀中掏出一本线装《金刚经》，泛黄的纸页间夹着工整的汉字批注，“早年在巴黎，我就研习贵国佛理，如今更想亲见真经。”
王圆箓的目光被伯希和手中的经书吸引，那分明是莫高窟出去的经书。听到“求经”，想起唐僧西去取经故事。现在，西方人到东方求经，感到很受用。看着那些方块汉字，没几个认识，王圆箓尴尬一笑，“请施主念与我听。”
王圆箓听着伯希和对经文的见解竟与自己不谋而合，脸上露出欣喜表情。
清早，王园箓带着伯希和看他招募学士杨河清帮助抄写石刻经文售卖，看他正在修建的三清观，还对伯希和讲述要把16个洞窟改建成太清宫的想法。
伯希和趁机取出随身带来的西方望远镜，邀他眺望远处峭壁，“这叫千里镜，可助道长望远，勘破迷雾。”当王圆箓透过镜片看清一里外的洞窟时，浑浊的眼睛再次泛起亮光。
夜色渐浓，伯希和取出带来的铜制煤油灯点燃。温暖的光晕中，他娓娓道来欧洲对东方文明的向往：“敦煌的佛经典籍若能传至西方，必能让更多人西方人领悟高深佛法。”
王圆箓听说书人讲过，唐僧在雷音寺求经，要给尊者奉上“人事”，“唐僧雷音寺求经可知道？当年求经可是奉了‘人事’的。”
伯希和见王圆箓自比尊者阿傩、迦叶，便又承诺：“我愿捐赠五百两白银，助道长修缮洞窟，弘扬大道。他日完工，道长功德无量。”吩咐手下去取白银。
王圆箓盯着伯希和送的铜油灯跳跃火苗和钱袋，耳边回响着伯希和修缮洞窟五百两白银的承诺。脑海里映出那些一两银子不愿拿、却挑走经卷的大清官员摸样；还有这次到县城化缘零散不够路费的铜钱……院子破旧的木门在风沙中吱呀作响，仿佛也在催促他做出抉择。
最终，王圆箓握紧了那几袋银子：“明日一早，随我去藏经洞。”
闪烁的煤油灯光掠过伯希和嘴角若有若无的笑意，远处的驼铃彷佛已在为满载的经卷奏响启程的旋律。
天刚亮，王圆箓走出厢房，伯希和已经拿着《金刚经》坐在院内石桌前轻声诵读，石桌上放着印花精美的皮制水袋、芝麻胡饼。见到王圆箓出来，伯希和迎过去“道长您好，这里有给您准备的早饭。水袋是赠送给您的礼物。”王圆箓从未得到一名外国人这样的尊重，坐下试着用皮囊喝水，尝了略带咸味的芝麻胡饼后，领着伯希和走向藏经洞。
看到满洞窟的文书、经卷、刺绣及绘画，伯希和忍不住兴奋地搓起了手。他恨不得把这些宝贝全都搬走，但王圆箓只让他拿一部分。
当夜，伯希和在日记中写道：经过近1月交涉，1908年3月3日，进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连续24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伯希和都穿着那件条纹服，钻在藏经洞中一页页翻着挑选文书、经卷、绘画等，查理·努埃特帮着拍照、2名哈萨克护卫装箱打包。驼队领头人和几名新疆来的哈萨克护卫都是一副虔诚的摸样，陪着王圆箓清理其他洞口的沙土，整理洞窟前破损的地砖，迎接每年四月初八庙会。伯希和还吩咐手下给王园箓送来一些生活用品。
伯希和翻到一卷发黄卷着文书，打开看到卷尾部题有“ 天复五年乙丑岁十二月十五日燉煌郡金光明寺学仕张龟写”字样的敦煌写本《秦妇吟》。上有：“……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些字句让人触目心惊，伯希和赶忙放入包袱，里面都是要带走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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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沙枣花开，伯希和随身带着《秦妇吟》等敦煌文书一路览阅，伴着花香离开敦煌。探险队运着十大车敦煌文书宝藏隐秘随行。经兰州、西安，10月2日抵达郑州，随即乘火车到达北京，入住六国饭店。
伯希和在东交民巷法国驻华公使馆，找到法国驻华钦差大臣巴斯德，说明前往上海、无锡、南京，请求联系南京方面主事人。巴斯德验了护照，问清来由，即发函南京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端方协助。端方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赴欧洲考察。还从埃及买回86件文物，自己也收集了一大批石碑文字。
11月天气寒冷，巴斯德找到伯希和递给端方回信，并表示“端方欢迎伯希和博士”。
只见端方复函的信封上写：北京/大法国欽差大臣/巴大人台启/南京督署缄”。拆开信件，宣纸上几竖行秀丽楷书映入眼帘：
迳复者，接诵瑶函，备承绮注，燕云在望，结想为劳。承示有贵国博士伯希和君，拟来敝处观览古器，本大臣极所欢迎。一俟伯博士贲门临，自当依时接见，尽出所藏，以供考察，藉副贵大臣介绍之殷怀。其同行两友，自必皆好古博雅之 士，亦当优为為款接，愿得品评也。
专缄奉复，順颂台祺。名另具。
十月初十日。
伯希和大喜，请巴斯德开具介绍函，赶赴南京。
宣统元年（1909年）6月，伯希和抵达南京，拜访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端方以及端方聘请的美籍顾问约翰·卡尔文·福开森。端方举办盛大宴会欢迎伯希和。在交谈中，伯希和向端方等透露了他在敦煌的发现。端方等不以为意，因为他们手中有价值不菲的商代青铜器等藏品。
伯希和在上海、无锡拍攝了端方、裴景福的古物藏品。端方的藏品中，陕西省宝鸡斗鸡台出土的十几件商代青铜器格外引人注目，那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国宝级文物。又在南京，伯希和图书馆总办繆荃孙陪同下，到江南图书馆阅览古籍。
宣统元年（1909年）7月，端方改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南京来到北京。10月，端方带着他的美籍顾问约翰·卡尔文·福开森在北京宴请京城名流。宴席上，端方在谈论中说：法国伯希和博士在敦煌发现一批唐及五代之前的文书。
参加宴会的大理寺推丞、学部谘议官兼度支部清理财政处谘议官王式通、刑部主事董康听到，对伯希和的发现很感兴趣，希望端方的顾问福开森引荐拜访伯希和。福开森答应介绍。
伯希和离开南京，从水路北上，经上海、天津抵达北京，听到北京在传他在敦煌发现珍贵文书的事。伯希和在北京的行程非常低调隐秘，他担心在敦煌的发现会给他引来“麻烦”，每天只出没于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选购各类古旧图书，很少与外界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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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开森引荐下，王式通和董康在北京六国饭店伯希和的住处，仔细听了伯希和的介绍，又观看了伯希和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极为震惊。
王式通和董康计划出钱把伯希和拿到的敦煌文书影印出版。但是这批文书数量巨大，而且大部分运往巴黎，凭他们二人很难完成。于是，董康邀请刚从日本考察归来的学部参事罗振玉参与此项工作。
罗振玉、蒋伯斧曾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设“农报馆”。为译日文书及与日人交往之需，在1898年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培养日语人才。戊戌变法时，任农工商大臣的端方来信询问兴农的方法，并请罗振玉进京供职。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在武汉设农务局、办农校，电邀罗振玉主持农务局兼农校监督(校长)，1900年秋赴武昌就任。后经端方等人的推荐，罗振玉充任学部参事厅行走、参事。
罗振玉邀约学部候补郎中蒋伯斧、吏部主事王仁俊、大理院推丞董康等，前往伯希和处参观抄录。
罗振玉等在伯希和寓居的八宝胡同住处看到《老子化胡经》《尚书》等残卷时，又喜又惊。喜的是失传文献重见天日。惊的是国内失传文献竞在外国人手中。
宣统元年（1909年）9月28日，罗振玉写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并投送《东方杂志》发表。文章介绍唐代唐临所撰志怪小说集《冥报记》及数十件敦煌写本、刻本和拓本的情况。
在北京的日本人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也得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宝藏消息。他单独拜访伯希和，还从东方杂志社印刷纸中得到了罗振玉的文稿，并连夜加上自己的见闻，写稿发表在《燕尘》杂志。这是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创办的杂志。田中庆太郎一再叮嘱《燕尘》杂志社，要赶在《东方杂志》前发行。果然，《燕尘》杂志早《东方杂志》一周时间，于1909年11月1日发行。《东方杂志》11月7日发行。
田中庆太郎署名“救堂生”，在《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中说：“我们也想用记事本做些记录，但我们前后见过的人当中，有罗叔言留下了他写的东西，又因为他的东西是我们见到最准确的，所以照录如下。”
文章出版之后，外国人在敦煌的发现被公之于众，京师学界为之震动。他们以为现存最古老的纸本是宋版书，想不到，在西北的“边陲之地”，居然还藏有六朝和隋唐的文书。学者们欣喜不已，奔走相告，争相购买杂志。一些收藏家到处打听敦煌莫高窟文书等，出高价收购。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赶到敦煌，从莫高窟买走了为数不少的经卷文书。
宣统二年（1910年）4月26日，伯希和敦煌收集品进入法国图书馆抄本部。罗振玉听说敦煌藏经洞尚存六朝至唐宋写本六千卷，就立即将此事呈报大清学部——教育行政机构，请求转运京师保存。
在学部左丞乔树楠的协助下，1911年，敦煌石室劫后遗书被全部从敦煌解送京城，由京师图书馆编目8679卷收藏，放在位于广化寺馆舍中的善本书库。
曾经参加明清内阁档案整理的教育部佥事鲁迅（周树人）知道此事后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不单是对于书籍和古董。”
因为武昌起义爆发，王国维带着家眷、跟着儿女亲家罗振玉到日本避乱，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并且其治学方向也随着罗振玉转向了经学、史学以及甲骨文字。新任命的候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入川，在资州因兵变被杀。王国维知道后，写悼亡诗《蜀道难》，深表惋惜。罗振玉和端方都对古器物有浓厚兴趣，罗振玉少了一个学术交流支持者和交流者。1916年，王国维辞别罗振玉回国讲学。
1917年，位于前国子监旧址的京师图书馆新馆开馆，敦煌文书被运到新馆收藏。俞泽箴、孙初超、江味农、张书勋、邓高镜等馆员，对敦煌文书研究整理收藏，同时开始编纂更加详细的敦煌文书分类目录。
1923年春，王国维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溥仪南书房工作，有机会接触到皇宫内收藏的珍稀书籍。
王国维曾在巴黎拜访过伯希和。根据伯希和整理出的国外藏《秦妇吟》足本，加上自己从日本狩野博士那里抄录的残本等，题为《韦庄的秦妇吟》，校勘后发表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12月《北大国学季刊》第1卷第四号。
1925年，比《敦煌经卷总目》更加细致的《敦煌经典目》编纂完成；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在这纷繁的时事中，并无人关注一本书编纂完成，只有几人小聚，分享着大功告成的喜悦。
1932年底，伯希和再次来到中国，为走访中国学术界、采购普通书籍而来，在北平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1933年1月13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欧美同学会名义举行公宴，欢迎伯希和访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致辞，北平研究院李麟玉、李书华，故宫博物院李宗侗，北大陈受颐、罗庸，清华冯友兰、蒋廷黻、黎东方，燕京许地山，辅仁余嘉锡，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徐森玉、刘节、谢国桢、孙楷第，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袁复礼、黄仲良等作陪。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胡适、清华俄裔汉学家钢和泰、营造学社林徽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专门秘书任鸿隽及其夫人陈衡哲等也参加。林薇因、萧红、张爱玲等都曾是陈衡哲的学生。
1935年深秋一天，被保送在巴黎的高等美术学院深造的常书鸿，从卢浮宫出来，散步路过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翻开画册，顿觉震撼：敦煌竞有此宝藏。已在法国7年的常书鸿决定尽快回国。
回到国内，常书鸿一直挂念着莫高窟。在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代理校长，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兼秘书期间，常书鸿一直游说保护敦煌莫高窟。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建议下，1942年9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成立，常书鸿任副主任。肩负着重任，常书鸿从重庆出发，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1943年3月27日，终于到达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1944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挂牌成立，常书鸿为首任所长。敦煌莫高窟文物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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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冬日的一天，北京八宝胡同，伯希和原来住过的房屋已经成为普通居民住宅。阳光斜射在室内地面，暖意融融，戴着金边眼镜的北京学者、韦家后人韦轩，坐在这个四合院西厢房窗前，拿着一本琉璃厂旧货市场淘来的《北大国学季刊》，翻开《韦庄的秦妇吟》页面细细阅读。这篇文章已读了不下十次。
半晌，韦轩眯眼迎着窗外干瘦树枝间透过来的刺眼阳光，和一旁看书的妻子商量：《秦妇吟》是唐末五代诗人韦庄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抒写了在晚唐熊熊不绝的战火中，朝廷和百姓的丧乱漂沦之苦难。《秦妇吟》是现存唐诗中的第一巨制，全诗238句、1666字，几乎是白居易《长恨歌》的两倍。研究者都将这首诗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木兰辞》并称“乐府三绝”。现在发现有七个抄本。去年，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今年，京师图书馆《敦煌经典目》编纂完成刚刚一百周周年。这一百年来，先贤们为保护敦煌莫高窟做了许多事，我们该做点什么？
妻子曹教授拿过杂志阅读后说，建议写一篇有关《秦妇吟》的小说。既是对保护敦煌遗书、莫高窟的纪念，也是警示后人，不忘前事之师。唐代许多历史资料难以查找，写学术文稿难以求证和写得准确无误。可就现有资料写小说，其中有实有虚，既可以写历史事实，也可加虚构内容承接，虚实结合，文字也可以朴素一些，不要淹没真实内容，也可给后人有个警醒，我中华民族虽遭受无数苦难和教训，历史文脉还是绵延不断，传承有序。
韦轩感伤地说：敦煌写经总数是5万多件，英国有1万多件，法国有5千多件，加上日本、俄国、美国等是3万余件，留在中国的应该有2万多件，在国外的3万多件都在各个博物保存着，国内现存在国家图书馆只有1万6千件左右，至少还有1万多件不知去向，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
韦轩思索片刻，认同写小说建议。儿子听了也开始帮着查找资料。
十几日后，韦轩开始动笔，写下第一行文字：
唐大中十三年阴历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