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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中学的教师办公室，永远是这一层楼里最热闹也最压抑的地方。
下午大课间，各个年级组的老师聚在办公桌前批作业、备课、接家长电话。空气里浮动着油墨味、咖啡味，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中药味——是隔壁教数学的赵老师，刚做完甲状腺手术，还坚持带两个毕业班。
“这次月考，七班的物理平均分又掉了一点。”物理教研组长把成绩单拍在桌上，对李建国说，“李老师，你们班有几个学生，明显不在状态。张帆上次物理还考年级前二十，这次直接滑到一百名开外。怎么回事？”
李建国看着成绩单上张帆的名字，旁边那根下滑的曲线像一道刀痕。他抬起头：“我找他聊聊。”
“不光是聊，”组长压低声音，“你看看他的作业，最近几次提交的都是空白。这才高三上学期，就这个状态，下学期怎么办？咱们学校可从来没有‘高开低走’的传统。”
李建国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那天晚自习，他把张帆叫到了走廊。
走廊里很冷，顶上的日光灯坏了一根，另一根忽明忽暗。张帆站在灯下，影子被拉得很长。
“说说吧。”李建国递给他一杯热水，自己靠在栏杆上，“怎么个情况？学习上有什么困难，还是……家里出了事？”
张帆捧着纸杯，低着头。热气扑在他脸上，雾气模糊了眼镜片。
“没有。”他说。
“没有？”李建国盯着他，“你物理作业连续三次空白，这叫没有？”
张帆的嘴唇动了动。他其实不是不想做，是每次打开练习册，脑子里就嗡嗡地响，像有台老式收音机在耳边调频。他盯着题目的第一行字，能看十分钟，一个字都进不去。那种感觉像溺水，越想挣扎越往下沉。
“我……最近有点累。”他终于说出一句。
“累？”李建国直起身子，“你现在不累，以后就得累一辈子。你知不知道你爸妈为了你，在城里租房子住？你妈每天给你送饭，站在校门口等一小时，就为了你能吃口热乎的。你现在跟我说累？”
张帆的头更低了。眼前浮现出母亲的脸——那是一个瘦削、焦黄、总是带着讨好的笑的女人。每次送饭，她都站在学校铁栅栏外，踮着脚朝里望。饭盒里装着他爱吃的红烧排骨，有时候还有一盒切好的水果，用保鲜膜包得整整齐齐。
“我知道……”张帆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李建国沉默了。他看见这个十六岁少年瘦弱的肩膀在微微颤抖，校服领子都磨起了毛边。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模样——那时候高考刚刚恢复，他点着煤油灯复习，鼻孔被熏得漆黑。他多渴望有个老师能把他骂醒。可现在他骂醒了学生，然后呢？
“进去吧，”他拍了拍张帆的肩膀，动作生硬，“把错题本拿出来，不会的问老师。物理组的门，随时开着。”
张帆“嗯”了一声，转身走回教室。
李建国站在原地，看着那个佝偻的背影消失在后门玻璃窗后。他掏出烟，又塞了回去。学校里禁烟，他每次想抽，就叼一根在嘴里解馋。
他想：每个孩子都不容易。可这世上，谁又容易呢？
与此同时，在另一栋教学楼的女生宿舍里，赵小雅正躲在厕所的隔间里，用一把小刀片在自己的手腕上轻轻划。
一下。两下。细细的红痕渗出来，像初春冰面下的裂痕。不深，甚至不疼。她就是需要这种刺痛，来确认自己还活着。
她十八岁，脸上的胎记从小就有，青紫色，盘踞在左颊，像一片被墨水泅染的地图。家里穷，没钱做激光。初中时被同桌男生叫“地图脸”，全班哄笑。从那时起，她就留了很长的刘海，把左脸遮住。走路永远低着头，沿着墙根。
进入金城中学后，赵小雅在班里几乎不说话。她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墙角的位置，像一只把自己缩进壳里的蜗牛。成绩中等偏下，没有任何朋友。唯一的爱好是画画——偷偷画。课本的空白处、练习本的背面，全是她的画：窗外的树、飞鸟、一只在墙头打盹的猫。
有一次，林晚晴偶然看见她的美术作业本，被里面的画面震撼了。画上是一个女孩，站在河流中央，水没过膝盖，远处是一座灯塔，光线像巨大的羽毛落下来。画的右下角，用极小的字写着：“我想去的地方。”
林晚晴没有声张。她只是在赵小雅的作业本里夹了一张纸条：“你的画会飞。”
赵小雅看到纸条后，蹲在卫生间哭了整整一节晚自习。
那天之后，她开始往林晚晴的办公桌上放画。有时候是一朵花，有时候是一片云，有时候是一个只有背影的男生。林晚晴每一张都收好，夹在《诗经》里。
可今天，她没有去送画。她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因为下午的英语课上，老师让同桌互相批改作文，她同桌是一个男生，故意拿笔指着她的胎记方向，对旁边的人小声说：“你说这玩意儿像不像……外星地图？”
周围的几个男生笑了。赵小雅的手在桌斗里攥紧了刀片。
此刻，刀片躺在手心里，凉得发烫。她盯着腕上的红痕，听见外面响起熄灯前的最后一声铃。她该回宿舍了。
她把刀片用纸巾包好，塞进书包最底层。书包最底层，还有一只纸船。那是她刚上高中时折的，紫色的，很小，船身上画了一盏灯。她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着它，也许是因为，那是她唯一敢画“光”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