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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1938年2月19日】
夜登民船，离长沙。五船先后解缆，沿湘江北去。江雾甚重，灯火渐远。有人在船头诵《九章》。余怀中《楚辞》一册，纸边已起毛。是日，长沙空袭后第三日。
船是下午就泊在大西门码头的。
五条民船，每条能坐四五十人，舱里塞着行李、书籍、仪器、标本夹，还有从长沙临时大学带出来的几个大木箱，里面是闻一多先生托人从北平带出来的线装书。装船的时候天还亮着，码头上一片忙乱，学生们扛着铺盖卷上蹿下跳，像一窝被惊动的蚂蚁。有脸盆掉进水里，扑通一声，在暮色中格外响亮，旁边的同学笑了，但笑到一半就收住了，因为江对岸的废墟上还冒着似夜幕又似雾霾的烟。
那烟来自三天前的轰炸，虽然没有直接命中校舍，但南门口一片民宅成了瓦砾。我在废墟边上站了一个下午，看见一个老妇人在碎砖里翻找着什么，找了好久，从灰里抽出一块蓝印花布的残片，用袖子擦了擦，叠好，放进怀里。日机轰炸在年前就开始了，炸弹落在长沙火车东站，铁轨瞬间扭曲如濒死的铁蛇，站台瓦砾中绽开猩红的花。小吴门一带浓烟滚滚，七枚炸弹夺走了五十四条性命，众多人倒在血泊中。
天色完全暗下来，船工们开始解缆。有人在岸上喊话，大概是说注意安全、到了沅陵来信之类。声音被江风撕成碎片，听不真切。
我们的船先离岸，船篙在石阶上一顿，船身慢慢横过来，船头指向北面。紧接着第二条、第三条船也动了。码头的灯火渐渐被拉长成一条条颤动的光带，在水面上漂着，像有人不小心打翻了油灯，倒影婆娑。
我坐在船尾靠左的位置，背后是行李堆，前面有十几个学生，他们挤在船舱口，起初还有人说话，慢慢就安静了，远眺着江岸。岸上的灯火越来越小，越来越密，最后变成一片模糊的橘色斑点，贴在黑沉沉的天际边。
闻一多先生坐在船舱里面，借着一盏小油灯翻书。灯罩上蒙了一层烟炱，光线昏黄，照见他下颌上刚刚蓄起的胡须。胡须还不长，只一层薄薄的青色，像早春地面上的嫩芽。年前长沙被轰炸的那天他决定蓄须，说什么时候把日本人打跑了，什么时候剃。这个打算他只跟李继侗先生说过，李师当天夜里也蓄起了胡须。两位教授，在炸弹落下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收拾行李，而是不再剃胡子。这事情回想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郑重，像古人结发盟誓，只不过他们用的是下巴上那一抹黑色。
李师此刻坐在闻先生对面，正在一张小纸上写字。写了几行，又用铅笔在上面画了一个草图，大概是这一路可能遇到的稀有植物。他是生物学家，出发前就跟我交代过，这一路三千五百里，从湘中丘陵到云贵高原，垂直高差两千米以上，植被的垂直分布会非常典型。他用铅笔头敲了敲纸面，对我说：“景行，你来看，这是我们要经过的路线——益阳、常德、桃源、沅陵、芷江、晃县、镇远、贵阳、曲靖、昆明。每一段的地形、海拔、植被都不一样，你一路的标本记录要跟上。”
李师目光炯炯，不像是长途跋涉躲避战火，倒像是要去赴一场盛宴。对于李师来说，三千五百里的山路确实是一场大宴，每一种他不认识的植物都是一道菜，每一座他没爬过的山都是一杯酒。战争可以把一所大学从北平赶到长沙再赶到昆明，但赶不走一个植物学家对每一株陌生花草的好奇心。
行船大约一个时辰，江面开始起雾。先是薄薄的一层，贴着水面浮着，船篙划过去，雾气卷起来，像被搅动的棉絮。过了一会儿雾浓了，岸上的灯火彻底看不见了，船头船尾也彼此模糊起来。有人点了一支烟，一点红光在雾中像一只萤火虫，忽明忽灭。
雾里忽然响起一个声音。
是有人在念诗，声音不大，因为江上安静，每一个字都很铿锵：
“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
念诗的人看不见在哪里，大概在第三条或第四条船上，声音隔着雾传过来，一句一句，像有人在黑暗里往你手心里放石子，每一颗都有棱有角。他念到“吾方高驰而不顾”时，声音忽然顿了顿，大概江风呛了嗓子，然后又接上了。
船舱里的闻先生抬起头，听了一会儿，没有说话，只是把书合上，闭了眼。油灯的光在他脸上照出一个柔和的轮廓，胡须的影子落在下巴上，让他的侧脸看起来比平时老了好几岁，其实他今年只有三十九。过了片刻，闻先生睁开眼，对李师说：“你听。”
“是屈子的《涉江》——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
“对，是屈子的《涉江》。我今天听，跟以前听，不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闻先生没细说。但坐在后排的我知道他的意思。以前读这两句，读的是屈原的孤高与自负——我心端正，你把我放到哪里我都不怕。但此刻在江上、在雾中、在长沙被炸三天后的湘江上再诵读这两句，“僻远”不是一个修辞，是实打实的三千五百里山路；“伤”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字眼，是饿、是病、是脚上的血泡、是不知道这一走要走到哪一天甚至哪一年。在课本上读《涉江》和在船上听人诵《涉江》，隔着的不是两千年的漫长岁月，而是一层薄薄的纸，一捅就破了。
雾那边的声音停了下来，江上重新归于安静，只有桨声——欸乃、欸乃——一声接一声，像某种古老的节拍器在替这条江数着点子。
我低头看了看怀里的《楚辞》。这本小册子是上中学时父亲给的，纸已泛黄，书脊用白棉线重新装订过，线头露在外面。扉页上父亲用毛笔写了四个字：“温故知新。”我那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要温故，难道旧书里有什么新东西？但此刻江风灌进袖子，船身在雾中摇晃，远处念诗的人已经沉默了，我心里却有一个声音在跟着他念下去，一句一句，念到句终。
那天夜里我们没有睡，在湘江上漂了一夜，舍不得闭眼或是不敢闭眼，隐隐约约江面有月光。
船舱里挤了四十多人，铺盖卷一个挨一个，几乎没有转身的地方。有人靠着舱壁打盹，有人坐在行李上发呆，或者几个学生凑在一起低声说话，话题无外乎两样：一是三天前长沙那场轰炸到底炸死了多少人，二是到了昆明之后临时大学会变成什么样子。关于轰炸的事，谁也没有确切的数字，传得最多的说法是死了一百多，伤了三百多，没人知道真相。空袭之后连报纸都来不及印，人们只是在废墟之间走来走去，把一具具尸体从瓦砾里抬出来，然后找一个地方埋了，再然后就是收拾东西往西走。
关于昆明，那就更说不准了。有人说临时大学到了昆明就跟西南联大合并。实际上“西南联大”这个名字这时候还没定下来，北大的、清华的、南开的凑在一起，叫来叫去都叫“临时大学”，好像所有人都在等着“临时”这两个字变成“正式”，又好像所有人都怕“临时”变成“永久”。我们这批人先走，还有一批走海路的，从广州、香港、越南绕过去，据说那条路虽然远，但不用走路。有人悄悄说：“早知道能坐船坐火车，我何必受这个罪。”旁边立刻有同学回他：“那你怎么不去走海路？又不是家穷，出不起路费。”那人就不说话了。
其实谁都知道，没有“早知道”这回事。走海路的名额有限，是给教授、女生和体弱的同学，剩下的两百多人一律徒步。再说，就算有的选，真会选海路的人恐怕也没那么多，嘴上抱怨归抱怨，心里谁都明白，日本人的飞机在天上飞，轮船在海上跑，不一定比两条腿更安全。
两条腿走的是山是水，是日本人一时半会儿打不到的地方。
我靠着船舷，半躺半坐，腿伸在行李缝里，膝盖上搁着那本《楚辞》。江面上雾气时浓时淡，月光偶尔从云缝里漏下来，在雾中变成一圈毛茸茸的白光。有一条船离我们很近，能看到船尾站着一个人，看不清脸，只看见他手里夹着一支烟，烟头的红光在他的手指间明明灭灭，像在打什么暗号。过了一会儿那条船慢慢偏了方向，往东边靠了，红光就隐进雾里去了。
五条船出发时说好了保持队形，但夜里江流有缓急，风向也乱，不知不觉就散开了。有时候某条船突突突地赶上来，船舷几乎擦着我们的船舷，能看见对面船上的脸，被江风吹得发紧，嘴唇抿成一条线。彼此对望一眼，谁也不说话。船又错开了，重新消失在雾里。那种感觉很奇怪，明明知道另外四条船上都是自己人，但雾气一隔，就变得很远很远，远得像江面上漂着的另外几座孤岛。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从船舱里摸出来，站在船头撒尿。哗啦哗啦的水声混在江流里，听不出来哪一声是桨声哪一声是尿声。尿者提好裤子回来，在过道上被绊了一下，骂一句粗话，声音很年轻，带点长沙口音，忽然觉得很亲切，忍不住多看他一眼。
后半夜雾气更重了，冷得厉害。我从行李里翻出一件旧棉袍裹在身上，还是冷。棉袍是母亲在南京缝的，袖口磨出了絮，棉花露出截灰黄色。我把手缩进袖子里，缩成两只空荡荡的布袋。
这时候才想起来，从昨天下午装船到现在，我还没有吃一口东西。我摸了摸旁边的行李袋，里面有几个馒头，是早上从学校伙房带的。拿出来一看，馒头已经邦硬，表面结了层干皮。我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干巴巴的，要用唾沫润半天才咽得下去。正嚼着，旁边伸过一只手来，是坐在我斜对面的一个学生，瘦瘦小小的广东人，一路上没怎说过话。他手里托着一块咸鱼干，递到我面前，也不说话，就是伸着那只手。
我说：“谢谢。”
他用粤语回了句什么，我没太听懂，大概是“不用客气”之类。他把咸鱼干放在我的馒头上，缩回手去，又重新靠着舱壁闭上了眼睛。
吃完馒头，我在棉袍里缩成一团，终于迷迷糊糊地睡了，准确地说，是半睡半醒，因为耳朵里还能听见细碎的声音。
醒来时还未大亮，雾已经薄了些，江面一层灰青色，像一块没有打磨过的璞玉。两岸的轮廓从雾中慢慢浮现，先是黑的树荫，再是灰的田埂，再是隐约的远山。那些山层层叠叠，越远越淡，消融在天际边。我从未在江上看过日出之前的景象，此刻看了，才知“水墨画”三个字不是形容词，是写实。江面上的波纹、岸上的树影、远处的山峦，浓处漆黑如铁，淡处如一抹呵气，江天一色。
船工开始换班。一位中年汉子从舱里钻出来，接过另一人手里的篙，两个人用长沙话说了几句，大概是关于水情和风向的。我听不太懂，但听到“沅水”“险滩”几个词。我们先下湘江入洞庭，再溯沅水而上，一直走到沅陵。这中间有好几段险滩，船能不能过、什么时候能过，都是未知数。
同学们陆续醒了，有人在舱里叠铺盖，有人蹲在船舷边用江水洗脸。水冷得吓人，洗脸的人被激得打哆嗦，水珠挂在眉毛上，亮晶晶的。两位扎着辫子的女生从船舱里探出头来，看了看两岸的景色。两人不是我们临时大学的学生，是长沙女师的，搭顺风船回沅陵。
闻先生已经起来了，站在船头，负手而立。他的棉袍是深灰色的，在晨光中显得很厚实，像一座小型的山。我走过去，站到他旁边，顺着他的目光往前看，弯弯曲曲的江道，江面越变越窄，两岸的树密密地压过来，像是钻进了一条林间小道。
“景行，你昨晚在船上，听到有人诵读《涉江》了吗？”闻先生问我。
“听到了。”我答。
“那是工程系的陈小舟。他嗓子不错。”
我不知道陈小舟是谁，工程系的人我不太熟，但昨晚上那句“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我听得真切，大约从今往后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闻先生的目光始终落在前方弯弯曲曲的江道上，他的胡须在晨光中泛着一层柔和的光，比昨晚看起来更长了些，大概是被夜里的潮气润湿了，显得黑了些、密了些。我想象着三个月后的他、半年后的他、一年后的他，胡须一寸一寸地长下去，从干净的学者变成蓄着长须的行者。这个想象让我忽然有一种很强烈的不真实感，所有这些事情——五条船、三百来人、三千五百里路、两位蓄须教授，这一切真的正在发生吗？
船身拐了一个弯，江面豁然开朗，两岸的山势退远了，露出一大片平阔的田野，田里没有庄稼，只有一片片水面在晨光中发亮，像破碎的镜子。远处好像有个村庄，屋顶上的烟囱正在冒青烟，笔直地升上去，在无风的早晨里连一丝弯曲都没有，直直地升到天上，变成一抹若有若无的灰。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便问：
“闻先生，我们今天晚上会到洞庭湖吗？”
他想了想：“按船程，大概要到明天。今夜应该还在湘江上。”
“洞庭湖大吗？”
“大。八百里洞庭。你到了就知道了。”
八百里。在陆地上，这是要走十几天的距离。但在水上，也许一天一夜就过去了。水上的路和陆上的路是不一样的，水的速度是一种欺骗，你以为你在往前走，但江流在替你走。等上岸之后一切就不同了，每一步都得自己迈，每一里都得自己丈量，江水帮不了你。
李师从船舱出来，手里拿着一张军用地图，尺幅很大，对折了两次，用铅笔在上面画着什么东西。他皱着眉头看了一会儿，对闻先生说：“过了常德之后，沅水有一段特别弯，绕来绕去，走水路比走路慢得多。”
“那就走陆路。”
“你走得动？”
闻先生笑了。“走不动就走慢一点，又不是去打仗。唉，若有机会上前线，我们……”
李师收起地图，拍了拍闻先生的肩膀，闻先生便不语。船工在船尾唱起了一支很老的船歌，调子拉得很长，拖着颤颤的尾音，我听不清词，只觉得那调子和江水的节奏合在一起，一下一下地，把船往北推。
太阳终于出来了。
是从东岸的山背后跳出来的，一出来就是完整的、白晃晃的一轮，并不红，只是亮。亮光照在江面上，满江的金色碎屑，每一片波纹都在闪。岸上的树木被照出长影，横在田埂上，像一道道墨线。有人从舱里探出头来，被阳光刺得眯了眼，又缩回去了。但更多的人爬了出来，一个接一个，头发蓬乱的、睡眼惺忪的、披着棉被的，都站在船舷边看湘江日出。
我也站在船舷边，脚底是颤动的船板，耳边是桨声、笑声、歌声。江面上五条船在晨光中彼此可见了，一条在东一条在西，散落得像被风吹开的叶子，但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洞庭湖的方向，沅水的方向，然后是一整个西南的方向。
我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本《楚辞》的封面。纸已经软了，被体温焐得温热。我没有把它拿出来，只是用手指摩挲着那个“辞”字，一笔一划，像在数什么东西。
船又拐了一个弯。江面更阔了，两岸的田野退得更远。前方水天一色，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雾彻底散了，阳光无遮无拦地照下来，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身上、行李上，把长沙留在身后，把希望推向前方。
船继续前行，船工换了一支歌，他在唱春天。在冬天还没有结束的湘江上，一个中年人唱着一首关于春天的歌，调子不悲伤也不欢快，就那么平平地唱着，像在说一件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五条船像五片被风吹落的叶子，朝前方漂去。江雾散尽后的阳光洒在水面上，碎成亿万片亮晶晶的鳞——船过去，它们碎了；船过去，它们又合拢了。
有人在另一条船上又念起了诗。这次不是一个人念，是好几个人一起。隔着水面听不清楚，但调子还是《楚辞》的调子，长长短短，像江水的波纹一样起伏不定。闻先生侧耳听了一会儿，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回船舱。李师还在船头站着，手里的地图被江风吹得哗哗响，他用一只手按住纸角，另一只手在图上画了一个小小的圈。
那个圈的位置，后来我知道，是沅陵。
但那天我还不知道。我只知道船在走，水在流，太阳越来越高，前方的江面越来越阔，阔到看不见岸。
桨声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