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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1938年2月28日：晨自常德启行，沿沅水西上。红梅初放，绿柳吐芽，菜花蚕头亦满田灿烂，路旁多采皮小屋。行五十里抵桃源县城。城甚小，无城墙，街窄屋矮，然商贾云集，市声喧阗，玉器作坊沿街十数家，匠人琢石之声不绝。宿桃源女中，夜闻沅水声甚近，月光入窗，照壁间旧联“红树青山斜阳古道，桃花流水福地洞天”，字迹已漫漶。】
从常德西门出来，天刚亮。
我们走的这条路是沿沅水西上的官道。路不算宽，但夯得结实，能并行两辆板车。左边是沅江，太阳还没出来，但它的光已经先到了，从山背后漫过来，把江水的上半截染亮了。右边是田野，露出黑褐色的泥土，泥土裂着细密的纹路，像一张巨大的蛛网。田埂上长着枯黄的草，但草根处已经有了一些绿意。
林同学走在我旁边，他今天换了一双新草鞋，编得比上一双更密实，鞋底还加了一层旧布，大概是昨晚在常德祠堂里缝的。
“老师，今天要走到桃源？”他问。
“嗯。五十里。”
他没再问，只是把肩上的行李袋往上颠了颠，加快了步子。
走了大半个时辰，太阳终于从山背后跳了出来，光线一下子亮得晃眼，照在沅江上，满江的金色碎屑。
李师走在队伍前面不远处，忽然放慢了步子，在一棵柳树旁边停下来。他仰头看了看枝条上的嫩芽，伸手轻轻折了一小段，举到眼前端详了一会儿。我走过去，看见他在看芽点的排列方式。
“李师，这是什么柳？”
“垂柳。你看，叶芽是对生的，花序是葇荑花序，还没出来。再过半个月，这一路的柳树就全绿了。”
我把枝条还给他。他没有扔掉，而是夹进了随身带的标本夹里，那标本夹已经厚了，里面压着常德城外采的几片松针和一棵不知名的野草。他合上标本夹，阳光正好照在封面上，照出上面用钢笔写的“李继侗”三个字。
往前走了一段，路右边的田野里现出一片灿色，是油菜花，还没有全开，但已经开了大半，黄澄澄地从田埂一直铺到远处的山坡脚下，像是有人把一桶金粉泼在了大地上。花丛中有蜜蜂在嗡嗡飞，隔着十几步都能听见那细密的振翅声。
闻先生也停了下来，站在田埂上，看着那片油菜花田，看了好一会儿。阳光照在他脸上，照在他下颌上那层薄薄的胡须上。那胡须比在常德时又长了一些，在阳光下泛着青黑色的光泽。
曾昭抡先生从后面挤上来，站在闻先生旁边。他今天依然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大褂，大褂下摆的破口又大了一些，露出了更多的棉絮。但他似乎浑然不觉，只是双手插在大褂的口袋里，眯着眼看那片花田，下巴微微抬着，眉头还是皱着的，像在计算什么东西。喃喃自语道：
“油菜籽榨油，是湘西老百姓最重要的食用油来源。这片油菜田要是收成好，够一个村子吃半年。”
午时前后，路开始变窄，路面也从夯实的土路变成了碎石路，踩上去硌脚。有些路段被雨水冲出了沟壑，要绕着走。走了不知多久，前面忽然传来喊声：“桃源到了。”
我抬起头，看见街尽头有一道石牌坊，上面刻着三个字——“桃源县”。牌坊不大，石头已经发黑了，爬着些枯藤。牌坊底下蹲着几个卖柑橘的妇人，面前摆着竹筐，筐里的柑橘黄澄澄的，堆成一座座小山。一个妇人看见我们走过来，站起来喊：“买橘子不？甜的！”声音又脆又亮，在午后的空气里传得很远。我摸出几枚铜板买了一捧，橘子不大，皮薄，剥开来一股清香扑鼻。掰了一瓣放进嘴里，汁水涌出来，又酸又甜，酸得人眯了眼，甜得人又舍不得吐。
林同学也买了一捧。他剥橘子的手法很笨拙，指甲掐进皮里，汁水溅了一手。但他吃得认真，一瓣一瓣放进嘴里，嚼完了再剥下一瓣。
“好吃。比广东的甜。”
“广东也产橘子？”
“产。但没有这么甜。”他把最后一瓣放进嘴里，含了一会儿才咽下去，“这边的水土好。”
我们把多余的橘子分给同学们吃。
我们正式进了桃源县城。
城小，没有城墙，一条主街从南到北贯穿全城，两旁伸出几条横巷，便算是全部的格局了。街面也算不得宽，两辆板车并行便有些勉强，但街上的店铺倒是齐全，一家挨着一家，挤挤挨挨，闹闹攘攘。
进了城，最先触目的是那些贴在墙上的布告。土墙上、电线杆上、店门板上，到处是纸，有的新贴上去，纸边还没卷起来。有的贴了有些日子了，被日头和雨水洗得发白，字迹模糊了，但“印花税”“公债”“征购”几个词还认得出。我站在一张布告前面看了片刻，是一个月前贴的，上面盖着朱红的官印，印色已经洇开了，像一滴凝固的血。旁边还有一张手写的告示，墨笔写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八个字，字迹端正，但纸张已经起了毛边。
街左边第一家是棺材铺。门面比旁的店铺窄一些，门板紧闭，只留了一道缝。透过门缝能看见里面几口白茬棺材，还没有上漆，木头的纹理清清楚楚。铺子门口坐着一个老婆婆，膝上放着一只簸箕，正低头挑拣簸箕里的豆子。她的手指很瘦，关节粗大，但挑豆子的动作又轻又稳，豆子从指缝间漏下去，发出细小的噼啪声。她抬头看了看我们，目光平淡，又低下头去继续挑她的豆子。
棺材铺旁边是一家官药铺。这家的门面大得多，门板全卸了下来，敞亮亮地对着街。柜台上摆着几排瓷罐，罐口塞着布塞，布塞上插着标签——“当归”“川芎”“黄芪”“甘草”。药名用毛笔写在红纸上，字迹工整。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手里拿着一杆小秤，正在给人称药。抓药的是个老妇人，手里攥着一张方子，嘴里念念有词，像是背药方，又像是念经。柜台旁边的长凳上坐着两个等药的人，一个抱着孩子，一个抽着旱烟。烟雾袅袅地升上去，和药铺里固有的那种苦涩气息混在一起，酿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
药铺斜对面是一家茶馆。茶馆的门脸最阔，三间铺面打通了做店堂，里面摆了七八张八仙桌，坐了大半。壶嘴的蒸汽从门口涌出来，白蒙蒙的一团。茶客们的声音也随着蒸汽往外涌，嗡嗡的、杂杂的、此起彼伏的，有高声说话的、有低声议事的、有拍桌子的、有笑的。
“老师，进去喝一碗？”林同学发出邀请。我知道他不是想喝茶，是想多看一会别人喝茶。
“赶路呢，晚上再说。”
我们继续往前走。街面上忽然响起一阵有节奏的叮叮声，循声望去，街边坐着两三个匠人，面前摆着木桌，桌上放着大大小小的石头和工具，手边一盏煤油灯，灯芯捻得长，火苗跳动着。
他们在琢玉。
这就是沈从文先生在《湘行散记》里写的那些玉器作坊。我放慢脚步，在一家作坊门口停下来看。匠人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低着头，手里握着一把细小的锉刀，正在一块翠绿色的石头上打磨。石头大概有鸡蛋大小，已经粗粗磨出了一个形状，一只酒杯的坯子，杯口圆了，杯身还没成形。他的动作极慢，锉刀在石面上来回推着，每推一下，就有一层极细的石粉落下来，落在桌面上积成一小堆，像冬天的初雪。他旁边还放着几件成品：一个笔架，颜色是赭红的，雕成山峦的形状，层峦叠嶂，颇有几分气势；两只酒杯，染成翠绿色，杯壁薄得近乎透明；还有几方印章，印面已经磨好了，还没有刻字。
店主看见我在看，从里面走出来，是个年轻人，比匠人年轻许多，大概二十来岁，穿着一件半新的蓝布袍，袖口卷到肘弯。
“先生要不要看看？”他指着那几件成品。“这是本地珉石做的，颜色是染上去的，不上釉，不掉色。”
我蹲下来看那个笔架。山的走势确实不错，但石头本身的质地一般，颜色也染得艳了一些。但我没有说破，只是拿起来端详了一会儿，问：“多少钱？”
“这个便宜，五毛。”
五毛，确实不算贵。我放下笔架，又看了看那两只酒杯。酒杯做得精巧，杯壁很薄，对着光照能透过来。光透过翠绿色的石壁，变成了一种温润的青碧色，像春天刚泡开的茶汤。
“这个要贵些，料小，费工。一个酒杯要做三天。”
我没买，但蹲在那里看了很久。匠人从头到尾没有抬头，只顾锉他手里的石头。我想象他把这块粗粝的石头一步步磨成酒杯的过程，磨掉棱角、磨出形状、磨出弧度、磨出薄壁、磨出光泽，每一步都用的是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耐心，同样的慢。几百里外有人在打仗，有人在逃难，有人在生离死别，但这个人坐在午后的阳光里，锉一块石头，锉得那么认真。
我们继续往前走。
街边的玉器作坊还有好几家，隔几步就是一家，有的匠人在打磨，有的在钻孔，有的在染色。最靠里的一家作坊门口坐着一个老匠人，头发全白了，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根极细的钻针，正在一块已经磨好的印章上刻字。他的左手握着印章，右手握着钻针，针尖在石面上移动得极慢，慢得几乎看不出在动。但他的神情专注得让人不敢打扰，嘴唇抿成一条线，眉毛微微皱着，整个人像是被那枚印章吸进去了一样。
街角拐弯处围着一小圈人，走近了看，是一个道士在做场。道士穿一件黑底金边的法衣，头上戴着道冠，手里摇着一把铜铃，正在一张供桌前念念有词。供桌上摆着香烛和几碟供品，香烧得正旺，青烟笔直地升上去，在无风的午间连一丝弯曲都没有。围观的都是些妇人，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提着菜篮，有的空着手，都看得认真。道士念完一段，摇一下铃，叮的一声，清脆响亮，在午后的空气里传得很远。旁边一个妇人递过去几张纸钱，道士接了，放在香火上点燃，纸灰在烟中旋转着升起来，像一群黑色的蝴蝶。
我忽然觉得，这座小城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忙着：杀猪的忙杀猪，琢玉的忙琢玉，念经的忙念经，看热闹的忙看热闹。战争在几百里外，但这城里的人还是照样过他们的小日子，棺材铺里有人在做棺材，药铺里有人在抓药，茶馆里有人在喝茶，城隍庙前有人在抽签。日子像沅江的水一样往前流，拐了一个弯，又拐一个弯，但还是在流。
从城隍庙再往前走，街面上的气味又变了。一股淡淡的煤油味和铁锈味混在一起，从前面飘过来。走到近处，是一家脚行，门口停着几辆板车，车把上系着红布条，已经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几个脚夫蹲在门口的台阶上吃面，每人捧着一只粗瓷大碗，碗里的面条冒着热气，油汪汪的。他们吃得很响，呼噜呼噜的，像是饿了很久。一个脚夫吃完了面，把碗往地上一放，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骨头咔咔响了几声，然后走到板车旁边，把车上的货重新捆了捆，绳子拉得死紧。
脚行对面是一家经纪媒婆的铺子，门上贴着红纸，写着“说媒订婚、买卖田产”几个字，字迹很新，大概是春节前后刚贴的。铺子里面黑洞洞的，看不见人，但能听见有人在说话，一个女人的声音，高高低低的，像是在跟谁商量什么事。
街快到头了。尽头处是一座小小的阁楼，建在沅江边的石崖上。阁楼两层，飞檐翘角，檐下挂着一块匾，写着“魁星阁”三个字。阁楼下面就是沅江，江面很宽，水流不急，但能看见水面下的暗流在翻涌。水色深碧的地方就是水深的所在，水色浅黄的地方是浅滩。魁星阁下泊着几条小船，船身窄长，船头尖尖的，船尾搭着篷。船工们蹲在岸边抽烟闲聊，船绳拴在岸边的石桩上，松松地垂着，随着江水的波动一荡一荡。
我站在魁星阁旁边的石阶上，面对着沅江。夕阳照在江面上，碎成亿万片亮晶晶的鳞。一条大船正从上游下来，船帆收了一半，船工在船尾掌舵，船身顺着水流稳稳地往下游滑去，船尾拖出一道长长的水痕，像一条蜿蜒的绸带。江水从西北方向来，绕城而过，往东南去。这条路和我们的路方向相反，但走的是同一个水系。江上的船工和路上的我们，都在沿着沅水走，一个顺流，一个逆流。
有人在后面叫我。是林同学，他跑过来，喘着气说：“黄团长说，今晚住桃源女中，在城西那边。已经安排好了，走，过去吧。”
我跟着他离开魁星阁，沿街往回走了一段，然后拐进一条横巷。巷子窄，只容一人通过，两边是高高的土墙，墙头上长着野草。出了巷子是一片坡地，坡上种着菜，几畦青菜绿油油的，旁边有一口水井，井沿被井绳磨出了深深的凹槽。再往上走百来步，便看见一座院子，院墙是青砖砌的，比民房整齐得多。大门上方挂着一块木牌，写着“桃源县立女子初级中学”几个字。
这就是我们今晚的住处了。
桃源女中不大，前后两进院子，前面是教室，后面是宿舍和厨房。学校已经放了假，或者说，学校的师生大概已经走了大半，剩下几间空屋子正好腾出来给我们住。黄子坚先生已经安排好了分配：教授们住前院的教师办公室，学生们住后院的几间大教室，地上铺了稻草，和李师在益阳时描述的一样。
晚饭是在女中的厨房里做的。伙夫们用几口大铁锅烧了饭，菜是白菜煮粉条，加了几片腊肉，油汪汪的，很香。学生们三三两两地坐在院子里或教室门口吃饭，粗瓷碗里冒着热气，筷子碰着碗沿，叮叮当当地响。
我端着碗坐在教室门口的门槛上，看着院子里的暮色。天还没有全黑，但已经是那种将暗未暗的灰蓝色了。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干上绕着几根枯藤，藤上还挂着几片去年的叶子。树下的石桌石凳落了厚厚一层灰，没有人坐。旁边的花坛里种着几株月季，月季还没有开花，枝条上只有小小的红芽，像一粒粒朱砂。
吃完饭，我在院子里走了一圈。后院有个小操场，操场上竖着一根旗杆，旗杆顶上光秃秃的，没有旗。旗杆旁边的墙上画着一幅地图，是手绘的中国地图，各省的轮廓用墨线勾出来，颜色已经褪了，但“东三省”三个字还清晰可辨。地图下方用红笔写着一行字：“还我河山。”四个字写得很大，占了大半面墙，笔画粗壮，像是在喊。
我站在那四个字前面看了很久。天已经快黑了，墨色从四面的山背后漫上来，把天空一点点染深。“还我河山”——这面墙上的字是某个人用红笔写上去的，也许是老师，也许是学生，也许是一个过路的人。写在墙上的字，风吹日晒，慢慢就褪了，但“还我河山”这四个字，在某个人的心里写上了，就不会褪了。
回到教室，天已经全黑了。林同学点起了一支蜡烛，他从行李里翻出来的，半截，用纸卷着。烛火跳了跳，然后稳住了，在教室里照出一小圈昏黄的光。光晕之外是沉沉的暗，暗处只有稻草和墙壁的模糊轮廓。
我躺在稻草上，面对着窗户。夜闻沅水声甚近，月光入窗，照壁间旧联“红树青山斜阳古道，桃花流水福地洞天”，字迹已漫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