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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1938年2月23日】
晨抵益阳。沅江上游水浅，清水潭不能过，遂弃舟登岸。宿城内。午后黄团长召教授及分队长议事，宣读张治中主席致湘西各寨函。步行自此始。是日行四十里，腿如灌铅。
船忽然慢了下来。
听见船工在船头喊了什么，声音急促。然后是船底传来一阵刺耳的摩擦声——粗糙的、沉闷的，像一把钝刀在刮石头。船身猛地一斜，我差点从铺盖上滚下去，手忙脚乱地抓住身边的行李袋，才稳住了。
"水太浅了。"船工回头对舱里说，"过了清水潭就这样，再往前走，船底要刮烂。"
"那怎么办？"有人问。
"靠岸。你们得下船走。"
五条船在前后不远的距离内陆续搁浅。
岸上是一个小小的渡口。说是渡口，不过是一片被踩平的泥地，竖着两三根拴船的木桩，桩上缠着烂掉的麻绳。再往上是土坡，坡上长着几棵歪脖子柳树，枝条已经泛起隐隐的青色。但冬天的尾巴还拖着，冷意从泥地里往上冒，钻进鞋底。
五条船都靠了过来，师生们在湿泥地上走来走去，把行李从船上搬下来，堆在柳树下面。有人一脚踩进泥坑里，拔出脚来时鞋已经变成了一个泥坨子，惹得旁边人笑。笑完之后那人也顾不上擦，就这么穿着泥鞋继续搬东西。
闻先生上岸的时候李师在岸边接了他一把，闻先生手捧着一个书箱，小心翼翼地跨过跳板。李师伸手扶住他的胳膊，两个人在泥地上站定，互相看了看彼此沾了泥的裤腿，都没说话。
黄子坚先生站在柳树底下，手里拿着一份名单，正在清点人数。他是总领队，从出发那天起就没有松过眉头。此刻他站在泥地里，头发被江风吹得乱糟糟的，眼镜片上蒙了一层水雾，但还是一个一个地对着名单喊名字。每喊一个，那边就应一声"到"。声音从泥地的各个角落传过来，此起彼伏。
"景行。"
"到。"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在名单上画了个勾。然后继续喊下一个。五条船的人全部上了岸，最后确认人数无误，一个不少，黄子坚才把名单折好放进衣袋，长长地吁了口气。
益阳县城离渡口大约二里路。我们沿着一条土路走过去，路两旁是水田，田里的水面上结着一层薄薄的冰，冰面下有黑色的泥。有人在田埂上走，挑着空担子，看见了我们这支长长的队伍，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又继续走他的路。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往西走的，往南走的，背着铺盖卷的，挑着行李担的，什么样的都有。益阳这地方在战前就是一个中转站，现在更是。人们在这里上岸或下船，歇一夜，第二天继续赶路。
进了城，我才第一次看清楚益阳的样子。一条主街从北到南，石板路面被踩得光滑发亮，两旁是木板铺面，有的开着门，有的上了板。开门的多是饭馆、旅舍、杂货铺，门口坐着伙计，手里捧着热茶，看着我们这群穿灰棉袍的人从街上走过。他们的目光不算好奇，显然这些天已经见过太多类似的队伍。
街上有人在叫卖烤红薯，热腾腾的香味飘过来，我这才发现自己的肚子已经饿扁了。从昨夜到现在只吃了半个硬馒头和一块咸鱼干，胃里空得发慌。我站起来，循着香味找到巷口一个推车的小贩，花了三分钱买了一个红薯。红薯很大，用草纸包着，烫得两手不停倒换。我捧着它走回旅舍门口，坐在门槛上一口一口地掰着吃，红薯瓤又甜又糯，热意从手心一直暖到胸口。
吃了半个，看见林同学从旅舍里面走出来——就是船上给我咸鱼干的那个广东人。他手里也捧着一个红薯，看见我，笑了笑，在我旁边坐下。
"老师你吃了？"他用不太标准的官话问。
"在吃。你呢？"
"也吃了。这里的红薯好吃。我们广东没有这种。"
我们并排坐在门槛上吃红薯，谁也没再说话。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有挑担的、有赶牛的、有抱着孩子的妇人、有拄着拐棍的老人。一个普通的上午，一个普通的县城，但因为我们坐在这里，一切忽然有了一种特别的分量。我在心里默默地记：益阳。红薯。三分钱。门槛上的凉意。
正吃着，一个学生从街那头跑过来，脚步急促，踩得石板啪啪响。他跑到旅舍门口，喘着气说："黄团长通知，下午开会！教授们和各队队长，都去！"
"开什么会？"有人问。
"不知道。说是要紧事。在街尾那个祠堂里。"
他把话带到就走了，又一路啪啪啪地跑远了。
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好。真的很好。从清晨的雾和泥泞里走出来，到了午后忽然阳光普照，晒得石板上腾起一层若有若无的热气。我和几个同学沿着主街往街尾走，路过一家铁匠铺，炉火烧得通红，锤声叮叮当当，打铁的人光了膀子，汗珠在煤火光中闪闪发亮。路过一家杂货铺，柜台上摆着一排粗瓷碗，碗里盛着深色的茶水，供路人自取。一位老者正端着碗慢慢喝，看见我们，点了下头，又继续喝他的茶。
街尾的祠堂叫"福星祠"，门楣上的匾额已经褪了色，但"福星"两个字还能辨认。祠堂不大，前厅摆着几张八仙桌，桌上铺着蓝布，大概是临时从哪家借来的。桌旁围着十几把木椅，有的高有的矮，没有一把是成对的，但都在那里等着人来坐。
教授们已经到了几位，李继侗先生坐在靠里的一张椅子上，手里捧着一个搪瓷缸，里面冒着热气。曾昭抡先生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灰布大褂，大褂的下摆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刮破了一道口子，露出里面棉絮的白。他正和黄子坚先生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内容，但曾先生说话的时候眉毛一直皱着，像在计算一道很复杂的化学方程式。
闻先生来得最晚。他进来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个本子，封面上画着几笔速写，大概是上午在城里转的时候画的。他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把本子放在桌上，用手压了压纸角，抬头看了看周围，什么也没说。
过了大约一刻钟，黄师岳将军走了进来，他受湘省主席张治忠之托，任我们旅行团团长。
他今天换了身干净的便装，深蓝色的棉袍，外面罩了件黑色马褂，脚下是一双新布鞋，鞋底的白布边崭新崭新的。头发也梳过了，往右边分了缝，还蘸了点水，看得出用手指抿过的痕迹。他这副模样跟船上那个裹着旧大衣、胡子拉碴的军人判若两人，倒像个来主持婚丧仪式的乡绅。
在场的总共不到二十位。教授这边有闻一多、李继侗、曾昭抡、黄子坚，还有几位不太熟的先生，大概来自不同的学校。学生那边是五个小分队的队长。另外三个穿军装的，是随行的中队长，协助黄师岳将军负责军事化管理和安全联络，此刻坐成一排，腰板笔直，跟旁边松垮垮的学者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黄将军开始讲话：
"各位先生，各位队长，现在请大家来，有几件事要说。"
他把那卷纸拿起来，但没有打开，只是握在手里，像握着一样很要紧的东西。
"第一件事，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上岸。因为清水潭过不去，大家都知道。水浅，船过不了。这是我们被迫上岸的原因，但也不全是坏事。本来这一路就是打算走陆路的，船只是前面一程。从今天开始，我们正式步行。往后三千多里，靠两条腿。"
没有人插话。
"第二件事，要给大家看一样东西。"
他慢慢打开了那卷纸。纸已经发黄，折痕很深，有几处甚至磨破了边缘。他把纸摊平在桌面上，用手指压住四角，然后抬起头来。
"这是张治中主席亲笔写的函件，出发前交给我的。张主席兼着湘黔滇边区绥靖主任，我们这一路要经过湘黔滇，有些地方的情况，我不瞒各位，比如湘西这一带，向来治安复杂，土匪横行。我们三百来人的队伍，带着行李、书籍、仪器，就这么走进去，没有武装护送，跟羊入虎口差不多。"
一个队长小声问了一句："那怎么办？"
黄将军看了他一眼。继续道：
"张主席在出发之前，派了快马，连夜派了快马，把这封信送进了湘西的各寨。给谁的呢？给各个山寨的'大当家的'。"
我坐在角落的一张小凳上，能感觉到身边人的呼吸都收了收。"大当家的"四个字在官话里听起来文绉绉的，但放在这个语境里，意思很明白，湘西那些山头上的土匪头子。
"张主席在信里说了几层意思。第一，我们这群人不是军队，是学生和老师，是去昆明办学的。第二，沿途各寨若肯行方便，他日抗战胜利，政府必有回报。第三——"
他抬起头来，看着所有人。
"第三。我等既是抗日之民，当存民族大义。莘莘学子西迁就学，关乎国家未来。若诸寨能明此理，不阻不扰，沿途果腹之需，本省当尽力供给。若存他念——"
祠堂里安静得若一口井。
闻先生的手指停在速写本上，没有动。李师手里的搪瓷缸端在半空，也没有动。曾先生的下巴微微抬着，眉毛还皱着，但皱的幅度比刚才小了一点。
我坐在角落里，忽然觉得自己的心跳声很大，好像忽然知道了此前不知道的重量。原来我们这些人，不只是自己在走。在几百里之外，有人坐在煤油灯下写了信，让快马送进了深山，然后山里面那些我们从未见过面的人，在灯下读了那封信。
"我们从长沙出发的头一天，有回信来了。"
黄将军把手伸进马褂的内袋，又掏出一张纸。这张纸比刚才那张更旧、更破，边缘像被什么咬过似的，不整齐，上面有些模糊的深色印迹，可能是雨水，也可能不是。他把这张纸展开，那纸已经裂了好几处，他展开的时候小心翼翼，像在展开一片枯叶。
"这是其中的一封回信，我念给大家听。"
黄将军清了清嗓子，目光落在纸上，一字一句道：
“湘省张主席治中麾下：展信安！湘西草莽，久闻将军大名，国难当头，山河破碎，我等虽落草为寇，亦是炎黄子孙，岂有不知大义之理！
长沙临时大学数百学子，乃中华文脉所系，读书救国之种，将军一纸书信，字字泣血，句句铿锵，我等绿林兄弟，无不感佩。
即日起，湘黔滇沿线各寨，凡我部所辖，必为学子们保驾护航，沿途哨卡一律放行，盘缠干粮按需补给，更遣精锐暗随，护其周全，绝不让日寇、匪类伤学子分毫。
我等生于乱世，落草为寇，本为活命，然今日，愿为中华文脉，为国家未来，守这一路平安，待山河光复，国泰民安，我等自当解甲归田，再谢将军今日之托！”
黄将军放下纸，手心有点湿，在蓝布桌面上留下一个浅浅的手印。
"落款没有名字。只画了一个记号。"
什么记号，他没有说，也没有人问，但所有人似乎都懂了。那个记号是某种约定俗成的凭证，在湘西的山林里，比签名和红章都好使。
稍停，闻先生先问：
"黄团长，这封信的事，你怎么一直没跟我们提过？"
"我想上了岸，大家安顿好了，当面把话说清楚，比隔着船递纸条让人提心吊胆强。"
闻先生点了点头，没有追问，只是低头翻了一页速写本，用铅笔在旁边写了几个字。我离得远，看不清他写了什么，后来我想，他大概是记下了"炎黄子孙"四个字。
"第三件事，跟大家商量接下来的行程。"
黄将军在桌面上摊开一张地图——不是李师那张军用地图，是一张更粗糙的手绘路线图，用墨水笔画着粗细不一的线条，地名用毛笔楷书标注。图边上有"黄师岳制"四个小字，笔画工整，一看就是他自己画的。
"我们目前的位置在这里——益阳。"他指了一个点，"从这里往常德，大约两百里。以我们目前的速度，每天走四十到六十里，大概四天到五天能到。常德之后——"
他的手指沿着路线图往下移。
"常德之后我们往西，经过桃花源，然后沿着沅水走，到沅陵。这段路风景好，但路不好走，有些地方要翻山。沅陵我们可能要停几天，修整补给，然后往贵州方向。整段路，从益阳到昆明，大约三千二百里。"
一个队长举手问："黄团长，路上安全吗？"
黄将军看了他一眼。
"刚才那封信，你们听了。张主席安排了三名军官随行，任三个中队队长——"他朝那三个穿军装的人抬了抬下巴，"他们的任务就是联络沿途驻军和寨子。另外，黄子坚先生负责总调度，各位教授负责带队伍。我们不求快，但求稳。每天该走多少就走多少，走不动了就让体弱的同学上滑竿，实在病了的，沿途找地方休养。三千多里，不是一个星期走完的，至少要两三个月。各位还有什么问题？"
祠堂里安静了一会儿。阳光从门口斜照进来，在地面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光影。
"黄团长，沅水上游的船既然过不去，沿江的陆路好走吗？"李师问
"有一段好走，有一段不好。从益阳到常德这一带是湖湘平原，路还算平。过了常德往西，进了湘西山区，山路就多了。到时候大家要有准备——不是平路，是上坡下坎，翻山越岭，有些地方要手脚并用。"
"正好。"李师一笑，"手脚并用才能把植物看仔细。"
这句话引来笑声，笑声不大，但祠堂里紧绷的空气有了松动，连黄将军都咧了咧嘴，那笑容在他那张方脸上显得有点笨拙，但确实是笑容。
"明天一早出发往常德，行李能精简的精简。从明天开始，每走十里休息一次，午间用饭干粮，到了宿地再开伙。"
黄将军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看了看，又收回去。
"各位先生，各位队长，这一路三千多里，大家辛苦。但辛苦的不只我们，全中国都在辛苦。我们在走，别人也在走，往西走的、往南走的、从北边逃出来的。我们比一部分人幸运，因为我们至少还有书、有老师、有方向。这不多，但也不少了。"
黄将军说完这句话，把椅子推回去，转身走了出去。三位军人也站起来，跟在他身后，军靴踩在青砖地上，声音整整齐齐，咔、咔、咔。
祠堂里还剩下一群教授和几名小队长。有人开始低声交谈，有人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有人凑到闻先生旁边看他速写本上的画。李师走到门口，站在门槛上，仰头看了看天。我也站起来，走到他旁边。
"李师，明天真要走四十里？"
他回头看我，笑了笑。
"四十里，不算多。第一天可能有点吃力，走几天就习惯了。你年轻，腿脚快。"
"我的鞋，鞋底快磨穿了。"
"到了常德再买新的。益阳也有鞋铺，你要实在撑不住，现在去买也来得及。"
我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到常德再买吧。李师没有坚持，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你今天晚上把鞋底再补一层，多用几针。"
我们走回旅舍，在门口看见了林同学。他手里多了一双新草鞋——用稻草编的，编得很密实，鞋底上还打了几个绳结防滑。他看见我，把草鞋举了举："刚买的。八分钱。"
"你那双鞋呢？"
"扔了。全烂了。"
我进到屋里，在铺盖卷上坐下来，掏出针线盒开始补鞋。
窗外有人唱歌，调子很简单，翻来覆去就那两句。歌声混着铁匠铺的锤声、街上小贩的叫卖声、旅舍后厨切菜的笃笃声。所有声音混在一起，成了一个益阳午后的全部声响。
我站在窗前，手里拿着刚补好的鞋，鞋底上的新针脚还是温的，手指的温度留在上面。我忽然很想把这一刻记住：益阳，福星祠，黄将军念信时的声音，那两张纸上的字迹，"炎黄子孙"四个字，李师在门槛上仰头看天时的侧影，还有我手里这双补了一层底的布鞋。
这些事，我以前只在书上读过。逃难、迁徙、流亡，都是书上的词。但此刻它们变成了脚下的泥、手上的针、纸上的信、明天要走的路。书上的词从纸面上浮了起来，变成可触摸的东西，落在了我二十二岁的这个下午。
我放下鞋，在铺盖上躺下来。稻草有点扎人，但我不在乎。我闭上眼睛，听见街上的声音还在响，铁匠还在打铁，小贩还在叫卖，那个唱歌的人还在翻来覆去地唱那两句简单的调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