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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三十那天，二姐陈芳从南京赶回来了。
她是一个人回来的。丈夫王建国没有来，说是工地上还有活要收尾，过了初三再来。二姐拎着一个大行李箱，里面装的全是给母亲买的东西——保暖内衣、羊毛袜子、护腰垫、还有几罐蛋白粉。她进门的时候，母亲正坐在堂屋里晒太阳，三姐在旁边给她梳头。
“妈！”二姐放下箱子，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蹲在母亲面前，“我回来了！”
母亲抬起头，看了她一眼，眼神浑浊而茫然。她的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二姐的笑容僵在脸上，眼眶慢慢地红了。她转头看向陈静，陈静冲她微微摇了摇头。
“妈最近状态不太好，”陈静低声说，“有时候认不出人。”
二姐点点头，转回去，握住母亲的手。那双手瘦得只剩下骨头，青筋凸起，像干枯的树枝。她把母亲的手贴在自己脸上，闭上眼睛，不说话。
母亲低头看着她，看了一会儿，忽然开口了：“你是……芳？”
二姐猛地睁开眼，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妈！你认出我了？”
母亲没有回答。她只是看着二姐的脸，目光从她的眉毛看到眼睛，从眼睛看到鼻子，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她伸出手，颤颤巍巍地摸了摸二姐的头发，说了一句：“头发白了。”
二姐哭出了声。
陈静站在旁边，鼻子酸得厉害。二姐今年五十七了，比三姐还大两岁，头发早就白了大半，一直靠染发遮着。这次回来得急，没来得及染，花白的头发从鬓角冒出来，藏都藏不住。
母亲记不得她是谁，但记得她的头发白了。
吃过年夜饭，三姐在厨房收拾碗筷，陈静和二姐坐在堂屋里陪母亲。母亲靠在椅子上，半睁着眼睛，像是睡着了，又像是醒着。电视里放着春晚，热闹的声音填满了整个屋子，但没有人真正在看。
“二姐夫怎么没来？”陈静问。
二姐沉默了一下。“他不来也好。妈现在这个样子，来了也是站着，帮不上什么忙。”
“他不是帮不上忙，”陈静说，“是不敢来吧？怕妈认不出他？”
二姐没有回答。她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过了一会儿才说：“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妈。爸走了以后，他就很少来家里了。不是不想来，是……每次来，妈都会问他，‘你是谁？’他就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陈静想象那个画面——王建国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东西，母亲坐在椅子上，抬起头，用一种陌生的目光看着他，问：“你是谁？”他该说什么？说“妈，我是你女婿”？母亲不记得了。说“我是建国”？母亲也不记得了。
他就那么站着，站成一个外人。
王建国这个人，陈静一直觉得亏欠了他。
在她家，二姐夫是最不受待见的那个人。不是因为他不好，而是因为父亲看不上他。当年二姐把他带回家的时候，父亲当着全家人的面问了他三个问题：干什么工作的？一个月挣多少？家里什么条件？
王建国老老实实地回答：在工地上干活，一个月一千多，家里是农村的，父母种地。
父亲的脸当时就沉了下来。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配不上我家闺女。”
二姐哭了。王建国站在那儿，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没有争辩，没有保证，没有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跪下来发誓“我一定会对她好”。他只是站在那儿，低着头，像一棵被风吹弯的树。
后来二姐还是嫁给了他。婚礼很简单，在村里的祠堂里办了几桌酒席，连婚纱都没有穿。父亲没有去。他坐在家里，看了一天的报纸，一张都没有翻过去。
母亲去了。她坐在酒席上，笑得很勉强，回来以后跟父亲吵了一架。“你闺女嫁都嫁了，你还想怎样？”父亲没有说话，站起来，进了里屋，把门关上了。
那之后的很多年，王建国在这个家里的位置都很尴尬。逢年过节，他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不是不想来，是来了也不知道该干什么。父亲不跟他说话，他就坐在角落里，喝茶，看电视，偶尔帮着搬搬东西。三姐有时候跟他聊几句，陈静也会叫一声“二姐夫”，但那种客气里带着疏远，像是家里来了一个不太熟的亲戚。
只有母亲对他好。每次他来，母亲都会多炒两个菜，把最好的肉夹到他碗里。他不说话，她就一直夹，直到他的碗堆成一座小山。
“妈，够了够了。”他不好意思地说。
“吃！”母亲瞪他一眼，“瘦成这个样子，风一吹就倒了，怎么干活？”
他就不说话了，低下头，把碗里的东西一口一口吃完。
后来陈静才知道，那些年王建国的日子有多难。他在工地上搬砖、扛水泥、扎钢筋，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挣的钱刚够养家。二姐生完孩子以后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家里全靠他一个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唯一的爱好是下象棋，但连一副像样的象棋都舍不得买，在工地上用粉笔在水泥地上画棋盘，拿石子当棋子。
有一年冬天，他出了事故，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断了三根肋骨。二姐打电话回来，哭着说“建国住院了”。父亲接的电话，听完以后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在哪个医院”，就挂了。
那天下午，父亲骑着自行车，骑了四十多里路，去了县医院。他到医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王建国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看见父亲进来，整个人都僵住了。
父亲站在床边，看了他一眼，把手里提着的一个袋子放在床头柜上。袋子里是几个苹果、一罐奶粉、还有一包红糖。
“吃好点。”父亲说。
然后他转身走了。
从进病房到离开，不超过五分钟。
但那五分钟，王建国记了一辈子。后来他跟二姐说，那是他这辈子收到的最重的礼。
父亲走的那年，王建国来了。
那大半年里，父亲瘫在床上，大小便失禁，需要人贴身照顾。三姐白天上班，晚上回来照顾，累得腰都直不起来。陈静和二姐远在外地，只能偶尔回来几天。王建国二话没说，请了长假，从工地上回来，承担起了白天照顾父亲的任务。
他给父亲翻身、擦身子、换尿垫、喂饭、喂水。父亲一百六十多斤的体重，他一个人翻来翻去，累得满身是汗。父亲有时候意识不清，会骂人，会打人，有一巴掌扇在他脸上，他躲都不躲。
“爸，没事，你打，你打。”他说。
父亲瞪着他，嘴里含含糊糊地骂：“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他不生气。他只是笑笑，继续给父亲擦身子。
有一次陈静回来，看见王建国蹲在院子里，一个人抽烟。他的眼睛红红的，手指在发抖。她走过去，叫了一声“二姐夫”。他赶紧把烟掐了，站起来，揉了揉眼睛。
“没事，没事。”他说，“爸今天精神不太好，闹了一阵。我没事。”
陈静看着他，心里堵得慌。她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辛苦你了。”
他摇摇头。“不辛苦。爸对我……其实挺好的。”
陈静愣住了。她不知道王建国说的“挺好”指的是什么。是父亲那五分钟的探病？是那袋苹果和奶粉？还是父亲临终前那句母亲转述的“我对不住他”？不管是什么，她觉得王建国太容易满足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了那么一点点，他就记了一辈子，回报了全部。
父亲走的那天，王建国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磕得额头上青了一块。他站起来的时候，腿在发抖，二姐扶着他，他摆摆手，说“没事”。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喝了一整瓶白酒。二姐说他从来没有喝过那么多酒，那是第一次。
后来母亲病了，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认识人。王建国来得少了。不是不想来，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每次来，母亲都会问他“你是谁”，他说“妈，我是建国”，母亲摇摇头，说“不认识”。
他就站在那儿，手足无措，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有一次，他来送东西，母亲正好清醒了一会儿。她看着王建国，忽然叫了一声：“建国。”
王建国整个人都愣住了。他蹲下来，凑到母亲面前，声音发颤：“妈，你认出我了？”
母亲点了点头。她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说了一句：“瘦了。”
王建国哭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蹲在母亲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那是母亲最后一次认出他。
大年初一，王建国来了。
他骑着他那辆破摩托车，从四十里外的村子赶过来，后座上绑着一箱牛奶和一袋水果。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脸被风吹得通红，手上全是冻裂的口子。
他进门的时候，母亲正坐在堂屋里打瞌睡。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把东西放在地上，搓了搓手，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二姐夫，进来坐。”陈静招呼他。
他点点头，走进来，站在母亲旁边，低头看着她。母亲闭着眼睛，呼吸很轻很轻，胸口微微起伏。他看了很久，嘴唇动了动，想叫一声“妈”，但声音卡在嗓子里，没有发出来。
“妈最近怎么样？”他低声问陈静。
“不太好。不怎么吃东西，也不怎么认人。”
他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我带了点蛋白粉，芳说这个有营养，可以掺在粥里喂。”
“嗯，二姐跟我说了。”
他站在那里，又看了一会儿母亲，然后转身走到院子里。陈静跟出去，看见他蹲在院子角落，点了一根烟。他抽烟的样子很小心，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
“二姐夫，”陈静走过去，“你坐会儿，我去给你倒杯水。”
“不用不用。”他赶紧站起来，把烟掐了，“我坐一会儿就走，工地上还有事。”
“大年初一，工地上还有事？”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工地上看大门的老张回家过年了，我去替他两天。有钱的，一天一百五。”
陈静看着他，忽然觉得鼻子酸得厉害。五十多岁的人了，大年初一还要去工地看大门，一天一百五。他不是缺那点钱，他是习惯了，习惯了一年到头不闲着，习惯了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习惯了在这个家里做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二姐夫，”陈静说，“爸走之前，跟妈说了一句话。”
他抬起头，看着她。
“爸说，‘建国那孩子，是个好的。我对不住他。’”
王建国愣住了。他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茫然，从茫然变成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他的嘴唇哆嗦了几下，眼眶慢慢地红了。
“爸……真的这么说？”
“真的。三姐亲耳听见的。”
他低下头，沉默了很久。再抬起头的时候，眼睛里全是泪。
“我……我配不上爸这句话。”他的声音哑得厉害，“爸是嫌我没出息，我知道。我确实没出息，没本事，让芳跟着我吃苦……爸看不上我，是对的。”
“不是的。”陈静说，“爸不是看不上你，他是怕二姐吃苦。后来他知道了，你对二姐好，对这个家好。他只是……说不出口。”
王建国没有说话。他转过身去，面朝着墙壁，肩膀一抽一抽的。他没有哭出声，但陈静知道他哭了。
过了一会儿，他用手背擦了擦脸，转过身来。他的眼睛还是红的，但表情平静了很多。
“我进去再看看妈。”他说。
他走回堂屋，站在母亲面前。母亲还在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像小鸡啄米。他蹲下来，平视着母亲的脸，轻轻地叫了一声：
“妈。”
母亲没有醒。她的呼吸很轻很轻，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在做一个很好的梦。
王建国蹲在那里，看了她很久。然后他伸出手，把母亲滑下来的毯子往上拉了拉，盖住她的肩膀。
“妈，我走了。”他轻声说，“过两天再来看你。”
他站起来，朝陈静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了院子。那辆破摩托车在巷口响了几下，突突突地远去了。
陈静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冬日的阳光照在青石板路上，把一切都照得明晃晃的。
她想起父亲那句话：“建国那孩子，是个好的。”
她想起母亲那句话：“瘦了。”
她想起王建国跪在灵前磕的那三个头，想起他蹲在母亲面前哭得像个孩子，想起他在工地上用粉笔画棋盘、拿石子当象棋，想起他骑着摩托车顶着寒风跑四十里路，就为了送一箱牛奶和一袋水果。
这个人，被嫌弃了半辈子，却用最笨的方式，爱了这个家一辈子。
陈静转过身，走回堂屋。母亲还在打瞌睡，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像镀了一层金。她蹲下来，握住母亲的手，轻轻地叫了一声“妈”。
母亲没有醒。但她握了一下陈静的手，很轻很轻，像是一片落叶飘在掌心里。
陈静没有抽开手。她就那么握着，坐在母亲身边，听着她轻轻的呼吸声，看着阳光一寸一寸地移过堂屋的地面。
窗外，县城的鞭炮声零零落落地响着，像是这个年，正在一点一点地走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