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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夏天，黄土高原的麦收像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从东塬烧到西塬，金红的麦浪在塬风里翻滚，把天空染得透亮。风裹着麦秸秆的焦香漫过来时，总带着股灼人的温度，落在皮肤上，是糙糙的热。泥阳师范校门口那棵老洋槐，怕是有几十年的岁数了，枝繁叶茂得能罩住小半块操场，细碎的白色花瓣被风卷着，成团成团地飘，混着麦香和黄土特有的腥气，扑在人脸上，黏糊糊的，带着股让人鼻子发酸的热乎劲儿。花瓣落在土路上，被来来往往的脚步碾成细碎的白泥，和黄土搅在一起，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颜色，像极了此刻我们这些毕业生的心情——浑浊里藏着透亮，伤感中裹着期许。
土路被晒得滚烫，踩上去能感觉到热量透过鞋底往上窜，我下意识地把脚往树荫里挪了挪。鞋底是娘纳的千层底，密密麻麻的针脚磨得有些薄了，露出里面泛黄的布层。这双鞋陪了我两年，从入学时的崭新，到如今的磨边，就像这三年师范时光，悄无声息地就走到了头。
校门口比往常热闹了十倍不止，却又不是平日里课间那种鲜活的闹，而是带着离愁的、沉甸甸的喧闹。同窗们的道别声此起彼伏，有的扯着嗓子喊着未来的约定，声音里却藏不住发颤；有的凑在一起低声絮语，时不时传来几声压抑的抽泣；行李箱轮子碾过土路的咕噜声格外刺耳，混着自行车铃铛的脆响，还有远处田埂上农民吆喝牲口的喊声，织成了一幅属于毕业季的黄土高原图景。
我叫冯玉，二十岁的年纪，个子在女生里算高挑的，皮肤是黄土高原姑娘特有的健康肤色，被这几日的太阳一晒，更显得黑亮。身上穿的蓝布褂子是去年娘给做的，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细细的毛边，我总爱下意识地用手指捻着那些毛边，这是我紧张时的习惯。手里紧紧攥着那本烫金的毕业证，红皮封面被塬风掀起一个角，又“啪”地合上，像是在替我敲打着离别的节拍，震得掌心有些发麻。
毕业证的封面上，“泥阳师范学校”几个烫金字已经有些磨损，边角被我摩挲得光滑。我把它贴在胸口，能感觉到布料下心脏的跳动，又快又沉。这不仅仅是一本毕业证，更是我走出大山的凭证，是爹娘的指望，是全村人的骄傲。我们村在黄土高原深处的一个山沟里，叫冯家村，全村拢共也就几十户人家，世代靠种地为生。我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师范的孩子，当年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爹把通知书攥在手里，在村里的土路上走了一圈又一圈，见人就递过去让人家看，嗓子都喊哑了。娘则在灶房里忙活了一整天，杀了家里仅有的一只老母鸡，炖了一锅香喷喷的鸡汤，那香味，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冯玉！可算着你了！” 身后传来一声响亮的吆喝，穿透力极强，一下子就盖过了周围的喧闹。不用回头，我就知道是王建国，我师范三年的同桌，那个总爱把裤脚挽到膝盖、露出结实小腿的陕北汉子。
我转过身，就看见王建国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蓝布包袱，大步流星地朝我走来。他个子很高，肩膀宽宽的，黝黑的脸上淌着汗，额前的碎发被汗水粘在皮肤上，顺着脸颊往下淌，滴落在尘土里，瞬间就没了踪影。他的眼睛却亮得像塬上的星星，带着股子爽朗劲儿。那个蓝布包袱是他娘给他缝的，上面绣着朵褪色的牡丹花，针脚密密麻麻，看得出来缝的时候很用心。包袱很大，把他的肩膀压得微微下沉，可他走起路来依旧稳稳当当。
“你咋在这儿傻站着？” 王建国走到我面前，把包袱往地上一放，发出“咚”的一声闷响，“我找了你好半天，还以为你提前走了呢。咋不说话？舍不得这儿？” 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帕，胡乱地擦了擦脸上的汗，手帕上沾了些黄土，擦完后他的脸更花了。
我勉强笑了笑，喉咙里像是堵着一团黄土，发不出声音。我指了指旁边的石墩，示意他坐下，自己也拉着裙摆坐了下来。石墩被太阳晒得滚烫，隔着薄薄的衣料，我能感觉到那股热量。
王建国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了下来，石墩被他压得晃了晃。他侧过身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关切：“是不是舍不得李老师？还是舍不得这些同学？”
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我舍不得的太多了，舍不得这棵老洋槐，舍不得教室里的煤油灯，舍不得宿舍门口的台阶，更舍不得这些朝夕相处了三年的老师和同学。我把毕业证拿在手里，翻开封面，里面是我的照片。照片上的我，穿着师范的蓝布制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黑色的皮筋扎在脑后，脸上带着青涩的笑容，眼神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那是入学时拍的，转眼三年，照片上的姑娘好像没变，又好像变了很多，眼神里多了些沉稳，也多了些对未来的迷茫。
“你看咱这些同学，” 王建国朝周围努了努嘴，“有的要回更远的山沟沟，有的要去县城的小学，还有的，据说要跟着亲戚去南方闯荡。” 他的声音低了些，“我爹给我找了个活儿，回我们乡的中心小学教书，离家近，能照顾家里。”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靠在老洋槐树干上的是李小燕，那个梳着两条麻花辫、说话轻声细语的姑娘，她正和几个女生抱在一起哭，肩膀一抽一抽的。不远处，赵明亮正帮着一个女生搬行李箱，他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额头上渗着汗，却依旧耐心地叮嘱着什么。赵明亮数学学得特别好，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平时总爱钻研难题，经常给我们讲题，直到我们听懂为止。
还有几个男生围在一起，手里拿着酒瓶，正在喝散装的白酒。他们大声地说着话，说着三年来的趣事，说着未来的打算，声音里带着酒意，也带着伤感。其中一个男生喝多了，趴在树干上哭了起来，嘴里喊着“我舍不得你们”，引得周围的人都看过去，不少人的眼眶都红了。
我的心里像是被塬风刮得七零八落，说不清是啥滋味。三年前，我们从黄土高原的各个角落走来，汇聚在泥阳师范，带着不同的乡音，不同的习惯，却在这三年里，慢慢磨合，慢慢熟悉，成了最亲近的人。我们一起在操场上跑步，一起在教室里自习，一起在塬上唱歌，一起在煤油灯下谈心。我们分享着彼此的快乐，分担着彼此的忧愁，一起成长，一起进步。可如今，毕业钟声敲响，我们就要各奔东西，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去面对未知的未来。我不知道，下次再见，会是何年何月，也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梦想，是否都能实现。
“傻站着干啥？” 一只温热的手拍在了我的肩上，力道不轻不重，带着熟悉的烟草味。这味道我太熟悉了，是李老师身上的味道。
我猛地回头，看见班主任李老师站在身后。李老师快五十了，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梳得一丝不苟，额头上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像是黄土高原上的沟壑，藏着说不尽的故事。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袖口磨得发亮，却依旧平整挺括，领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透着一股老派教师的严谨。那双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睛，此刻里满是期许，正静静地看着我。
“李老师。” 我赶紧站起来，下意识地把毕业证往身后藏了藏，又觉得不妥，重新拿了出来，攥在手里。
王建国也赶紧站了起来，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李老师。”
李老师笑了笑，摆了摆手，示意我们坐下：“不用拘谨，坐下说。” 他自己也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在石墩旁边的台阶上坐了下来。他的动作有些迟缓，我注意到他的膝盖似乎不太好，站起来和坐下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扶一下膝盖。后来我才知道，李老师年轻的时候，为了送一个生病的学生去镇上看病，在雪地里摔了一跤，把膝盖摔伤了，留下了病根，一到阴雨天就会疼。
“毕业证攥紧了，” 李老师的目光落在我手里的毕业证上，语气郑重，“那是咱教书人的凭证，也是咱的脸面。将来走上讲台，要对得起这张毕业证，对得起‘老师’这两个字。”
我点点头，把毕业证攥得更紧了，指节都泛了白。阳光透过老洋槐的枝叶，在李老师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鬓角的白发在光影里格外醒目。
李老师的手又拍了拍我的肩，这一次，力道重了些，像是在给我传递着什么力量。“冯玉啊，” 他的声音不高，却穿透了周围的喧闹，直直地钻进我的心里，“你是咱泥阳师范出来的好学生，文笔好，笛子也吹得棒。我还记得你上次在学校文艺汇演上吹的《信天游》，那调子，有咱黄土高原的味儿。”
说起笛子，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那里空空如也。我的笛子放在宿舍的包袱里，那是李老师刚入学时送给我的。那时候，我刚来到泥阳师范，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李老师看出了我的拘谨，就从家里拿来了这支竹笛，送给我说：“音乐能陶冶情操，也能打发时间。没事的时候吹吹，心情会好很多。” 从那以后，笛子就成了我的伙伴，陪着我度过了无数个孤独的夜晚。
“回了乡，守着塬，教好书，” 李老师的语气越发郑重，“让咱黄土疙瘩里的娃们，也能多认几个字，多懂点道理，别像咱老一辈似的，一辈子困在这沟沟里。” 他的目光望向远处的黄土高原，眼神里满是期盼，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伤感。
李老师也是土生土长的黄土高原人，他的家在离泥阳师范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据说他当年考上了大学，却因为家里穷，没能去成，最后就来了泥阳师范当老师，一待就是二十年。他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这片黄土高原的教育事业，教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很多学生都像我一样，回到了乡村，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
“守着塬，教好书”，这六个字，像是六颗沉甸甸的石子，落在我的心底，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我看着李老师鬓角的白发，看着他眼角的皱纹，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却依旧温暖的手，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三年来，李老师的教诲像塬上的雨水，点点滴滴，滋润着我这棵从山沟里长出来的小苗。
我想起刚入学的时候，我第一次离开家，什么都不懂。宿舍里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地方，乡音不同，习惯也不同，我总是觉得格格不入。有一次，我因为想家，躲在宿舍后面的小树林里哭，被李老师看见了。他没有批评我，只是默默地坐在我身边，陪我坐了很久。等我哭完了，他才轻声说：“想家是正常的，但是既然来了这里，就要好好学习，将来才能好好报答爹娘。这里就是你的第二个家，同学就是你的兄弟姐妹。” 从那以后，李老师就经常关心我，学习上鼓励我，生活上帮助我，慢慢地，我才打开了心扉，和同学们熟悉了起来。
他总说，教书育人，是积德的事儿，是天底下最光荣的事儿。那时候，我似懂非懂，只是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可此刻，看着他期盼的眼神，我忽然就明白了，这六个字，是嘱托，是期望，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李老师，我记住了。” 我的声音有些哽咽，却异常坚定。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教书，不辜负李老师的期望。
李老师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塬上开了花：“好，好啊！记住就好。咱泥阳的娃，就得有这股子韧劲。不管将来遇到啥难处，想想咱塬上的老槐树，想想咱煤油灯下读过的书，就啥都能扛过去。” 他顿了顿，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塞到我的手里。
那东西小小的，硬硬的，被红布包裹着，透着一股熟悉的竹香。我心里一动，小心翼翼地打开红布，里面果然是一支竹笛。竹笛的颜色已经有些泛黄，笛身上刻着简单的花纹，正是我刚入学时李老师送给我的那支。笛身上还系着一根红色的流苏，是我去年自己加上去的，此刻流苏有些凌乱，却依旧鲜艳。
“老师，这……” 我有些不知所措，想把笛子还给他，“这是您送给我的，我不能再要您的东西了。”
“拿着吧，” 李老师摆摆手，语气不容置疑，“我已经给你修好了。前几天我看见你笛子的吹孔有点裂了，就拿去给你修了修，还重新缠了线。” 我仔细一看，果然，笛子的吹孔处缠了一圈细细的棉线，缠得很整齐。“回了学校，给娃们吹吹，让咱塬上的风，也带着点乐声。记住，教书不光是教知识，更是教做人。用你的心，去暖娃们的心，比啥都强。”
我紧紧攥着那支竹笛，冰凉的竹身贴着掌心，却仿佛有一股暖流，从掌心一直传到心底。这不仅仅是一支笛子，更是李老师对我的期望和嘱托。我重重地点头，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一句：“李老师，您多保重。”
李老师又拍了拍我的肩，没再说啥，转身走向了其他同学。他的背影略显佝偻，在漫天飞舞的槐花瓣中渐行渐远，脚步有些沉重，却依旧坚定。看着他的背影，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毕业证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王建国在一旁拍了拍我的后背，粗声粗气地说：“哭啥？又不是以后不见了！等过年，我去你那儿串门，你可得给我吹段《走西口》，咱再像在学校那样，喝上几碗小米粥，谝谝闲传。” 他的声音很大，带着股子爽朗劲儿，试图驱散这离别的伤感。
我抹了抹眼泪，笑了出来：“行，我等着你。到时候，让你尝尝我娘做的油泼面。我娘做的油泼面，放的辣子多，香得很。”
“那可太好了！” 王建国咧嘴一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黝黑的脸上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我可听说了，你娘做的油泼面，香得能把人魂勾走。到时候我一定多吃几碗，可别心疼啊。”
“不心疼，管够！” 我笑着说，心里的伤感似乎被他的爽朗冲淡了一些。
我们俩又坐了一会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说着三年来的趣事。王建国说起我刚入学时的拘谨，说我第一次在全班同学面前发言，脸憋得通红，说话都结结巴巴的。我说起他第一次爬老洋槐，想给我摘槐花，结果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摔了个屁股墩，引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说着说着，我们都笑了起来，笑声在老洋槐树下回荡，却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伤感。
周围的同窗们还在互相道别。有的同学在交换地址，把自己家的地址工工整整地写在小本子上，递给对方，反复叮嘱着“一定要写信”；有的同学在赠送小礼物，有的送自己亲手写的笔记本，有的送自己绣的小荷包，还有的送自己珍藏的书籍；几个女生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嘴里说着“以后要常联系”“我会想你的”。
我看见李小燕正把一个绣着梅花的荷包递给赵明亮，荷包是粉色的，绣工很精致。李小燕的脸红红的，低着头，声音细若蚊蚋：“这个……送给你，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赵明亮接过荷包，脸颊也红了，支支吾吾地说：“谢谢你，你也一样。” 我知道，李小燕一直喜欢赵明亮，赵明亮对李小燕也有好感，只是他们都太害羞了，直到毕业，都没能说破。
看着他们，我忽然就想起了三年前，我第一次来到泥阳师范的情景。那也是一个夏天，麦收刚过，黄土高原上还带着股热气，比现在还要闷热。我背着一个小小的布包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一本翻旧了的《新华字典》，还有娘给我烙的几张白面饼。从老家冯家村出发，先步行两个小时到镇上，然后坐了三个小时的拖拉机，才终于来到了泥阳师范。
拖拉机在土路上颠簸得厉害，我死死地抓着车厢边缘，生怕自己掉下去。一路上，看到的都是连绵起伏的黄土坡，光秃秃的，只有零星的几棵酸枣树。风裹着黄土，吹得我睁不开眼睛，脸上、头发上都是黄土，嘴里也满是土腥味。那时候，我心里既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我终于走出了大山，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师范学校；忐忑的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能不能学好知识。
刚到泥阳师范校门口的时候，我愣住了。学校的校门是用木头做的，上面刷着红色的油漆，已经有些剥落，露出里面的木头纹理。校门上方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泥阳师范学校”几个黑色的大字，字体苍劲有力。校门口的老洋槐，比现在还要粗壮些，枝繁叶茂，像是一个守护着学校的巨人。树底下坐着几个老人，正在抽着旱烟，聊着天。
我站在校门口，迟迟不敢进去。看着校园里整齐的瓦房，看着操场上奔跑的学生，看着教室里透出的灯光，心里满是陌生感。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温和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同学，你是来报到的吗？”
我回头一看，是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男人，头发有些花白，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正是李老师。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老师，他的笑容像春风一样，驱散了我心里的紧张和不安。
“是的，老师。我是来报到的，我叫冯玉。” 我小声地说，有些拘谨。
“欢迎你，冯玉同学。” 李老师接过我的包袱，扛在肩上，“跟我来吧，我带你去报到，再带你去宿舍。” 李老师的肩膀很宽，扛着我的包袱，显得很轻松。他一边走，一边给我介绍学校的情况，告诉我哪里是教学楼，哪里是食堂，哪里是操场。
校园里的路是用黄土铺成的，很平整。路两旁种着一些杨树，树干笔直，枝叶茂盛。教学楼是一排瓦房，红色的砖墙，黑色的瓦片，看起来很古朴。教室里，摆放着整齐的木制桌椅，黑板是用墨汁刷过的木板，虽然简单，却很干净。
宿舍也是一排排的瓦房，我被分到了女生宿舍302室。宿舍里有六张上下铺的木床，已经有几个女生到了，正在整理床铺。她们看到我和李老师进来，都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李老师把我的包袱放在一张空床上，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床铺了。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或者告诉宿舍的同学。” 说完，他又和其他几个女生打了招呼，才转身离开。
李老师走后，宿舍里的女生们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问我来自哪里，叫什么名字。她们都很热情，让我心里的陌生感少了很多。我一一回答了她们的问题，也知道了她们的名字：来自县城的张敏，性格开朗，爱说爱笑；来自另一个山沟的刘芳，和我一样，性格有些内向；还有来自镇上的王丽、周晓燕和陈静，她们都很友好。
入学第一天，班主任李老师领着我们全班同学参观校园。他指着教室里的黑板说：“你们将来，就要在这儿，给娃们传授知识，点亮他们的人生。黑板虽然简单，但它承载着希望，承载着未来。” 他指着操场上的篮球架说：“你们将来，就要带着娃们，在这儿锻炼身体，磨练意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身体好了，才能更好地学习和工作。” 他指着校园角落里的小菜园说：“你们将来，就要像照顾这些菜苗一样，照顾好每一个娃，让他们茁壮成长。这些菜苗需要阳光、雨露和耐心的呵护，娃们也一样。”
那时候，我看着李老师严肃而认真的表情，听着他语重心长的话语，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名优秀的老师，不辜负爹娘的期望，不辜负李老师的教诲。我要让那些和我一样来自山沟里的孩子，也能感受到知识的力量，也能有机会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师范三年的时光，像是塬上的风，来得快，去得也快，却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刻下了无数难忘的瞬间。
记得刚入学那会儿，学校的条件还很艰苦。宿舍里没有电灯，晚上只能点煤油灯。煤油灯的光昏黄而微弱，却照亮了我们一张张年轻而执着的脸。我们围坐在煤油灯旁，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写作业，有的在缝补衣服。煤油灯的烟味很大，熏得我们的鼻子发黑，眼睛发涩，可我们谁也不抱怨，依旧学得很认真。
食堂里的饭菜也很简单，每天不是小米粥就是玉米糊糊，菜也只有寥寥几种，多半是咸菜、土豆丝之类的。偶尔改善伙食，吃一顿白面馒头和红烧肉，我们都会吃得格外香。即使是这样简单的饭菜，我们也很珍惜，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饭菜来之不易，是爹娘用血汗钱换来的。
我是个爱热闹的人，喜欢和同学们一起聊天、玩耍，却也喜欢独处。每天晚上，等同学们都睡着了，我就会悄悄拿出李老师送给我的那支竹笛，坐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借着煤油灯的光，练习吹笛子。刚开始的时候，我吹得很难听，断断续续的，像是破锣在响。同学们有时候会被我吵醒，却也不生气，只是开玩笑说：“冯玉，你这笛子吹得，能把塬上的狼都招来。” 我也不生气，只是嘿嘿一笑，继续练习。我知道，只有坚持下去，才能把笛子吹好。
李老师知道我喜欢吹笛子，经常会在晚上来宿舍看我。他会悄悄地坐在我身边，不说话，就静静地听我吹笛子。等我吹完一曲，他才会耐心地指导我：“吹笛子，不光要运气，更要用心。你心里想着啥，笛子就会吹出啥味道。你看咱塬上的风，有时候温柔，有时候狂躁，有时候凄凉，有时候豪迈，你把这种感觉融进笛声里，就好听了。吹《信天游》的时候，要吹出那种黄土高原的苍凉和豪迈；吹《东方红》的时候，要吹出那种对祖国的热爱和崇敬。”
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我的笛子吹得越来越好了。从刚开始的《东方红》，到后来的《走西口》《信天游》，再到一些舒缓的民乐，我都能吹得有模有样，吹出了自己的风格。有时候，晚自习结束后，我会带着笛子，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跑到塬上。塬上风大，吹得我们的头发乱飞，衣角猎猎作响，我们却不管不顾，坐在黄土坡上，一边吹笛子，一边唱陕北民歌。
王建国的嗓子洪亮，唱起陕北民歌来格外有味道。他最喜欢唱《走西口》，那悲壮而苍凉的调子，被他唱得淋漓尽致，听得我们心里酸酸的。张敏和周晓燕的歌声婉转悠扬，她们唱的《兰花花》，温柔而深情，让人听了回味无穷。我的笛声清亮，和她们的歌声搭配在一起，格外和谐。我们的歌声和笛声，回荡在空旷的黄土高原上，引来远处村庄里几声狗吠，却也让我们的心，变得格外开阔，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在这歌声和笛声中烟消云散了。
除了吹笛子，我最喜欢的就是语文课。教我们语文的是张老师，一个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张老师是南方人，说话带着淡淡的南方口音，却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知识渊博，肚子里像是装着说不完的故事。
张老师最喜欢讲乡土文学，他会给我们讲路遥的《人生》，讲贾平凹的《商州初录》，讲陈忠实的《白鹿原》，讲那些发生在黄土高原上的故事，讲那些平凡人的喜怒哀乐。他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如痴如醉，仿佛身临其境，和故事里的人物一起欢笑，一起流泪。
记得有一次，张老师给我们讲《人生》里的高加林。他说：“高加林想走出大山，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没有错。谁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可他错就错在，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忘了生养自己的爹娘，忘了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他顿了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目光扫过全班同学，“咱黄土高原的娃，不管走多远，都不能忘了脚下的这片土地，不能忘了生养自己的爹娘。这片土地虽然贫瘠，但它养育了我们；爹娘虽然平凡，但他们给了我们生命。做人，不能忘本。”
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珠玑，像一把锤子，敲在我们的心上。那节课，我听得格外认真，心里翻江倒海。我想起了我的爹娘，想起了他们在黄土坡上辛勤劳作的身影，想起了他们省吃俭用供我读书的情景。我想起了我们村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想起了他们对我的期望。我想起了村里那些渴望知识的孩子们，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光着脚丫，在黄土坡上奔跑、嬉戏，眼睛里却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
他们像塬上的小草，虽然平凡，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我忽然就觉得，当一名老师，守着这片塬，教这些娃们读书识字，或许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一件能让人心里踏实的事。我要让这些孩子们，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让他们有机会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再回来，建设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
在语文课上，张老师还鼓励我们写作文，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写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他说：“作文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不需要复杂的结构，只要真实、真诚，能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就是一篇好作文。”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也喜欢写东西，在张老师的鼓励下，我更加爱上了写作。
我的作文经常被张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我娘的作文，题目叫《娘的手》。我在作文里，写娘如何起早贪黑地干活，天不亮就起床做饭，然后去地里干活，直到天黑才回家；写娘如何省吃俭用地供我读书，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最好的都留给我；写娘那双布满老茧却依旧温暖的手，那双曾经为我缝补衣服、为我梳头发、为我擦眼泪的手。
张老师读完我的作文后，眼眶红红的。他沉默了很久，才说：“冯玉，你的作文写得很真实，很感人。文字不在于华丽，而在于真诚。你用朴实的文字，写出了对娘的爱，写出了娘的伟大。你有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这是做一名好老师的基础。只有心里有爱，才能教出有爱的学生。”
张老师的话，像一束光，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将来一定要做一名优秀的语文老师，用我的文字，用我的真心，去感染那些娃们，让他们也能感受到文字的魅力，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师范三年，除了学习和练笛子，我和同学们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份友谊，像黄土高原上的松柏一样，坚韧而持久。我们一起在操场上跑步，一起在教室里自习，一起在塬上唱歌，一起在煤油灯下谈心。我们分享着彼此的快乐，分担着彼此的忧愁，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王建国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为人憨厚老实，力气大，心肠热，就像黄土高原上的黄土地一样，朴实而可靠。有一次，我感冒发烧，躺在床上起不来，浑身发冷，头疼得厉害。王建国发现后，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镇上的卫生院跑。从学校到镇上，有好几里路，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的。王建国一路上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衣服都湿透了，却还一个劲地安慰我：“冯玉，没事的，很快就到了，看完病就好了。” 到了卫生院，他又跑前跑后地帮我挂号、拿药，陪在我身边，直到我体温降下来，才松了口气。
还有一次，我们在塬上放风筝。我的风筝是我自己做的，用竹篾和报纸糊的，上面画着一只小燕子。风筝飞得很高，越飞越高，最后挂在了老槐树上。我急得快哭了，那是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做好的风筝。王建国看到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别哭，我帮你取下来。” 说完，他就爬上了老槐树。老槐树很高，树枝很细，看得我心惊胆战。他小心翼翼地爬到风筝旁边，把风筝取了下来。可就在他往下爬的时候，不小心踩空了，从树上摔了下来，摔了个屁股墩。我赶紧跑过去，问他有没有事。他龇牙咧嘴地揉了揉屁股，却还笑着说：“没事，小伤，不碍事。你看，风筝给你取下来了。” 看着他疼得通红的脸，我心里又感动又愧疚。
李小燕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她梳着两条麻花辫，说话轻声细语的，性格温柔。她心灵手巧，会织毛衣，会做鞋垫，还会绣荷包。我身上穿的那件蓝色的毛衣，就是她利用课余时间给我织的。那时候，我冬天特别怕冷，经常冻得手脚冰凉。李小燕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偷偷地给我织了一件毛衣。毛衣是蓝色的，和我的蓝布褂子很配，针脚很细密，款式也很好看。她把毛衣送给我的时候，脸红红的，小声说：“冯玉，你冬天怕冷，这件毛衣厚实，穿上就不冷了。” 穿上这件毛衣，我觉得特别温暖，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温暖，更是心里的温暖。
赵明亮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他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爱钻研，学习成绩特别好，尤其是数学，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他性格有些内向，不爱说话，但人很热心。我们班有很多同学数学不好，包括我在内。赵明亮就主动利用晚自习的时间，给我们讲题。他讲题很耐心，一步一步地讲，直到我们听懂为止。有一次，我一道数学题怎么都弄不明白，急得快哭了。赵明亮看到后，坐在我身边，耐心地给我讲解，讲了一遍又一遍，还举了好几个例子。直到我彻底明白，他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张敏是我们宿舍的舍长，她性格开朗，爱说爱笑，是我们宿舍的开心果。每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就会给我们讲笑话，逗我们开心。有一次，我因为考试没考好，心里很郁闷，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张敏发现后，把我从被子里拉出来，给我讲了一个又一个笑话，还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引得我们宿舍的人都哈哈大笑。在她的感染下，我的心情也慢慢好了起来。
想起这些点点滴滴，我的心里暖暖的，又酸酸的。三年的时光，像一杯醇厚的米酒，越品越香，越品越让人留恋。那些一起哭过、一起笑过、一起奋斗过的日子，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如今，毕业钟声敲响，我们就要各奔东西，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去面对未知的未来。我不知道，下次再见，会是何年何月，也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梦想，是否都能实现。
“冯玉，该走了，再不走，拖拉机就赶不上了。” 王建国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他已经把自己的包袱扛在了肩上，正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催促。
我抬头看了看天，太阳已经西斜，把黄土高原染成了一片金红。天空像是被泼上了一层浓浓的颜料，绚丽而悲壮。老洋槐树下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几个零星的身影，还在依依不舍地道别。远处的田埂上，农民们已经收工了，扛着锄头，牵着牲口，慢慢悠悠地往家走。
我知道，我该走了，该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去兑现我对李老师的承诺，去实现我当老师的梦想。我最后看了一眼泥阳师范的校门，看了一眼那棵老洋槐，看了一眼那些熟悉的身影，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泥阳师范；再见了，我的老师；再见了，我的同窗；再见了，我难忘的三年时光。”
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把毕业证小心翼翼地放进衣兜里，然后拿起放在石墩上的包袱。包袱不大，却装着我的全部家当：几件换洗衣物、一本教案本、一本《新华字典》、师范的毕业合影，还有李老师送给我的那支竹笛。我把包袱背在肩上，调整了一下肩带，让自己舒服一些。
王建国帮我把包袱扶了扶，说：“走吧，冯玉，一路顺风。到了家，记得给我写信。”
“你也一样，建国。到了学校，好好教书，别辜负了李老师的期望。”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会给你写信的，你也要给我写，告诉我你的情况。”
“好嘞！” 王建国咧嘴一笑。
我们一起走出了校门，沿着那条熟悉的土路，朝着拖拉机停靠的方向走去。塬风卷着黄土，吹在脸上，有些疼，却也让人清醒。我回头望了一眼泥阳师范，它静静地矗立在黄土高原上，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无数像我一样的乡村孩子的道路。阳光洒在学校的瓦房上，泛着金色的光芒，温暖而神圣。
拖拉机停靠在镇上的路口，已经有不少人在等了，都是和我一样，从泥阳师范毕业，要回各个乡村的学生。我们互相打了招呼，脸上都带着离别的伤感。我和王建国找了个地方，把包袱放了下来，等着拖拉机出发。
不一会儿，拖拉机就发动了，“突突突”的声音格外响亮。我们纷纷爬上拖拉机的车厢，找了个位置坐下。王建国坐在我的旁边，把他的包袱放在腿上，紧紧地抱着。
拖拉机缓缓地开动了，朝着黄土高原深处驶去。车厢里很热闹，大家都在说着话，聊着天，试图驱散这离别的伤感。有人在说自己的家乡，有人在说自己未来的打算，有人在回忆在师范的时光。
归乡的路，漫长而崎岖。拖拉机在土路上颠簸着，扬起漫天的黄土，迷得人睁不开眼睛。我坐在拖拉机的车厢里，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黄土沟壑、村庄田野，心里五味杂陈。
远处的村庄，散落在黄土高原的褶皱里，土黄色的窑洞、低矮的瓦房，在夕阳的余晖下，显得格外安静。村里的烟囱里，冒出袅袅的炊烟，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香味，那是家的味道。我仿佛看到了我的爹娘，他们正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翘首以盼，等着我回家。娘的手里，肯定还拿着一件我的衣服，时不时地朝路上张望。爹则会抽着旱烟，眉头紧锁，心里惦记着我是不是平安。
我想起了村里的那些孩子们，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光着脚丫，在黄土坡上奔跑、嬉戏。他们的脸上沾满了黄土，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好奇。我想起了村里的老学校，那是一间破旧的窑洞，里面摆着几张简陋的桌椅，都是用土坯和木板做的，摇摇晃晃的，好像随时都会散架。黑板是用墨汁刷过的木板，凹凸不平，写出来的字都歪歪扭扭的。村里原来的老师，是一位年迈的老秀才，姓陈，大家都叫他陈先生。陈先生去年已经退休了，因为身体不好，再也不能教书了。从那以后，村里的孩子们，就已经有大半年没有正经上过课了。
想到这里，我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我知道，我肩上的担子不轻。我要回到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面对艰苦的环境，面对简陋的教学条件，面对那些渴望知识的孩子。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好，能不能守住李老师嘱托的“守着塬，教好书”，能不能让那些孩子走出大山，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与此同时，我的心里也充满了憧憬。我想象着自己站在讲台上，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个个工整的汉字，教孩子们读书、写字、算数；我想象着自己拿着那支竹笛，在课堂上吹起悠扬的乐曲，给孩子们带来欢乐；我想象着孩子们一张张天真烂漫的笑脸，想象着他们第一次认识汉字时的兴奋，第一次算出数学题时的喜悦，第一次听到笛声时的好奇；我想象着他们长大后，带着知识和梦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去看看天安门，看看外滩，看看那些书本上描述的地方。然后，我还想象着他们学有所成后，能够回到这片黄土高原，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建设自己的家乡，让这片贫瘠的土地变得富饶起来，让这里的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然而，在憧憬之余，我的心里也有一丝隐约的向往，向往大山外的世界。师范三年，我从老师的讲课中，从书本的描述中，从同学们的讲述中，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我知道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多么宽阔，知道了上海的外滩多么繁华，知道了广州的四季多么温暖。我知道了外面有高楼大厦，有汽车火车，有电灯电话，有很多我们黄土高原上没有的东西。我有时候也会想，要是我没有选择师范，要是我也像有些同学那样，去南方闯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我会不会也能穿上漂亮的衣服，住上宽敞的房子，过上不一样的生活？
这种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却像一颗石子，在我的心里激起了一圈涟漪。我知道，这种想法有些不切实际，有些对不起爹娘的期望，对不起李老师的嘱托。可我毕竟是个年轻人，心里难免会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向往。我用力摇了摇头，把这些念头从脑海里驱散出去。我不能这么想，我是一名即将走上讲台的乡村教师，我有我的责任和使命。我要守着这片黄土塬，守着那些渴望知识的孩子，这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拖拉机继续在土路上颠簸着，黄土高原的风，依旧在耳边呼啸。我紧紧攥着怀里的毕业证，感受着它的温度，感受着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我知道，无论未来的路多么艰难，无论我心里有多少迷茫和向往，我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不能忘记李老师的嘱托，不能忘记爹娘的期望。
我是冯玉，是泥阳师范毕业的学生，是一名即将走上讲台的乡村教师。我要守着这片黄土塬，守着那些渴望知识的孩子，用我的青春和汗水，浇灌出塬上最美丽的桃李。我要让他们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努力可以实现梦想。我要让他们感受到，即使生在黄土高原，也一样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
夕阳渐渐落下，夜幕开始降临。黄土高原上的星星，格外明亮，像一双双眼睛，注视着我，也注视着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天空越来越暗，远处的村庄已经亮起了点点灯火，像星星一样，点缀在黑暗的黄土高原上。
我知道，我的人生，即将翻开新的一页，而这一页，将写满黄土高原的风，写满孩子们的笑脸，写满一名乡村教师的坚守与担当。我不后悔我的选择，我愿意把我的一生，都献给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献给乡村教育事业。
我从包袱里拿出那支竹笛，放在嘴边，轻轻吹了起来。笛声清亮而悠扬，回荡在空旷的黄土高原上，穿过夜色，飞向远方。那是一曲《信天游》，带着黄土高原的苍凉与豪迈，带着我对未来的憧憬与期盼，也带着我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
笛声在夜空中飘荡，与远处村庄里的狗吠声、近处拖拉机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成了一首独特的夜曲。车厢里的同学们都安静了下来，静静地听着我的笛声。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心里，也和我一样，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拖拉机还在前行，载着我，载着我的梦想，载着我的责任，朝着家的方向，朝着未来的方向，一步步走去。泥阳师范的毕业钟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那是离别，也是启程；是结束，也是开始。而我，冯玉，将在这片黄土塬上，开启我的教师生涯，用一生去践行“守着塬，教好书”的承诺。
夜色越来越浓，黄土高原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只有我的笛声，还在夜空中回荡，久久不散……
